“亲友千万别合伙做生意”：沈腾讽刺小品背后的时代阵痛 | 文化纵横

“亲戚不能合伙做生意”：一个研究生的社会观察

✪ 王波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 亲戚合作的烦恼

最近听家人谈人生感悟，他们反复谈到一点，那就是：亲戚之间千万不要合伙做生意。我开始不太明白为什么，毕竟从直观上来说，把工作交给熟悉的人仿佛更可靠。但是在交谈中，我听说了几个事情改变了我的想法：

例1：我的老家在一个城郊的一个小村庄。近十年来，随着城市扩张和开发区建设，小村庄面临着土地征收和周围开发区项目建设，于是催生了大量工程和项目。村里有一个人，姑且叫他老王，看准时机，打算依托他姐夫的人脉资源，两人合作购买挖掘机承接周围的工程项目。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但是由于老王比较尽职尽责而大姑父对工作不上心，最后变成老王全权负责人员联系和现场监督，而他姐夫则在家坐等收益，也从不去现场监督机器作业。

最开始，因为工程不断，收入是不错的，两人合作并没有很大矛盾。但是随着周围工程陆续完工，挖掘机的收入开始锐减。于是他们俩的矛盾逐渐显现。老王抱怨姐夫不帮忙联系工程、寻找生意，还照样分红；而老王的姐夫则认为收入锐减是老王故意隐瞒收入，从中获得好处。他们围绕这事反复争吵，最后搞得不欢而散。

例2：村里有另一年轻女子，我们姑且叫她小田。小田三、四年前承包周围工业园区一家食堂，出于帮助亲戚和“家人更可靠”的想法，雇佣了自家的三婶做食堂的员工，负责切菜和打扫卫生。这位三婶五十多岁了，长期在家赋闲，没有正式工作。本来食堂服务员的工作不难干，但是她就是干不好。她不仅切菜速度慢，而且做的不好还不许别人批评。

小田一说她，她就反驳说：我好歹是长辈，你怎么能对我大呼小叫！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吵到最后，三婶就和小田斗气，谁也不理谁，食堂常常陷入尴尬的沉默中。最后小田实在受不了她的低效率，把她辞退了。于是这位三婶各种纠缠胡闹，到处抹黑小田，说小田不尊重长辈，有钱了就不认亲戚了。三婶还威胁说，要是辞退了她，让她没面子，她以后就不认这个亲戚了。最后双方也是不欢而散，关系一落千丈。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近些年我还听说了不少类似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最开始抱着一颗相互友好合作的心、决心一起好好工作的亲戚，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不欢而散呢？为什么大家都会有“亲戚之间不要合伙做生意”的经验呢？我想作为个人烦恼的问题背后必然存在某种普遍性的原因。我们不能将原因归咎于某个人的性格或者为人处世的方式，而应该看到，亲戚之间不要合作的经验说明亲情与生意不能混杂之外，更有时代变迁的因素在起作用。

▍ 合作的社会变迁

在回答为什么亲戚之间不要合作之前，我们首先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难道原先他们之间没有合作嘛？显然，他们之前是有合作的。那么我们接着问为什么现在不行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来对比一下不同时间下的合作形式的变化。家乡在十年间因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短时间发展了巨大改变，也导致了合作形式的改变。在征地建设之前，村庄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熟人社会，每家每户基本以农业为生。这个时期的合作是互帮互助式的，讲究相互的义务和责任。

亲戚一词意味着清晰、统一的道德义务和实际帮助，并且各种行为得到了村庄舆论的监督。这个时候的合作是相对简单的，要求往往比较简单。比如亲戚之家相互帮助割麦子、办理丧事。个人不需要专门的才能，人力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成为了核心的因素。这个时候大家的合作是讲究道义、强调人多力量大的，因此个人劳动素质的高低不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察。因此舆论普遍对热心肠而不是有能力进行赞扬，有时候在场就表示一种支持。对于能力不足但是热心帮助的亲戚，大家都表示好感。即使某人做的差，大家也不能过度批评，要给他留面子。

而且，这种形式的合作更多是非功利性的，相互的合作往往成为沟通感情的重要方式。所以说传统农业社会的合作是基于熟人社会的情感和道义进行的简单合作。这种合作讲究亲戚之间的情分、面子，在亲戚之间斤斤计较是会得到大家排斥的。

如今，村庄周围项目增多，部分资源涌入乡村社会，工作机会增加。机会增多的同时带来了生产关系的转变。现在大量的工作，不论是合作承包工程还是开餐馆，区别于互帮互助式的合作。新的工作是以营利最大化为目的的，任何经营行动都是工具理性驱动的，也就是追求工具的有效性和效率的最大化。在这种目的下，必然要求专业分工。简单来说就是专业人员做专业的事情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这时合作的逻辑不再是按道义进行的情感逻辑，而是按功能有效、效益最大的工具理性逻辑。

按一般来说，参与合作的人员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陌生人。他们和雇佣者的关系是金钱与岗位或者是金钱与工具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考虑工作的效益最大化，最大程度排除了情感涉入，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如果老板觉得不满意员工，可以换一个能力更强的人，而被解雇者大不了换一个工作。比如一个工程中，村里老王雇佣了一位货车司机，结果那司机态度极差。老王直接叫他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开始很嚣张的司机第二天就疯狂赔礼道歉。换做是亲戚，绝没有这种效果。总的来说，新雇佣关系以专业化和较少的情感涉入为特点，比较适应现代社会工作的要求。

而与亲戚合作则让情况变得复杂。亲戚合作的工作中存在情感逻辑和理性逻辑的冲突。经营的逻辑在于效益的最大化，寻找最合适的人员。但是合作的亲戚未必能很好胜任工作，这让工作面临损失。在雇佣陌生人的情况下，合作双方可以大方说出对方的缺点；但是在亲戚合作的工作中，在情感和道义的要求下，为了保全对方的面子，一般很难直接指责。一边是理，一边是情，换做谁都难处理。

拿小田三婶的事情来说，她作为长辈，在工作中不能接受被作为小辈的小田大呼小叫，也不能接受过分指责她的不足。她显然是将亲缘关系的相处模式带到了以分工和职能实现为导向的工作中去了。她体验的是亲属关系中的优势地位与工作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巨大倒转，也难怪她不平衡。同时，“亲戚知根知底，值得信任”的观点也站不住脚。亲戚合作涉及到金钱交易和利益分配，难免会相互猜疑，这种猜疑让双方的隔阂加深。原先相互信任的亲人容易在合作的猜疑中变成相互攻击的陌生人。

亲戚合作的矛盾在于，本以为可以实现亲情和事业双丰收，但是实际上是两者皆失。一方面，在事业中，本应该追求效益最大化，但是因为情感涉入，使得本可以被取代的人员变得不可取代，让工作效益受损；另一方面，本想着有钱一起赚可以加深情感。但是在工作中非人格化的交往积累的矛盾被带入了亲缘关系中，原本亲密的关系在一起处事的种种矛盾、猜疑中变得岌岌可危。合作双方想要营利则往往要触及代原有的亲缘关系的相处模式，而想要维持原有关系必然牺牲掉工作效率。这二者极其难以平衡。

亲戚合作的矛盾本质是工具理性和情感涉入双轨并行造成的混乱。这两个领域的逻辑完全是相反的，混合在一起必然存在大量的角色混乱和预期错位，身处在其中的人往往左右为难，最后弄得双方都不开心，只能不欢而散。

▍ 两难选择

亲戚合作的困难在情感涉入和理性选择之间的矛盾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这种现象在这个阶段集中爆发，甚至给人一种是必然会发生的感觉呢？当我们聚焦到社会转型下的个体的视角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对于选择是否和亲戚合作这一点上，个人往往面临着两难选择。在资源涌入的过程，村庄关系基本维持原有关系，但是部分人的生计模式却发生着剧烈的改变。对于不多的资源来说，有能力争取到资源的人毕竟是少数，这决定了少数人首先脱颖而出，改变生产方式，甚至积累一定财富。但是原有的亲缘关系及其规范要求这少数人带动能力较差的其他家族成员参与资源竞争。这时如果能力强者不带领弱者发家致富，那么从道义上，前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而且，从农业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往往缺乏专业的知识和寻找专业人员的能力，最初也只能依靠亲属进行合作。可以说，最开始的合作既是道义需要也有实际考量。和亲戚合作成为了最初进入陌生领域的无专业技能农民的最好选择。

但是随着合作的进行，上述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时候最早的创业者面临真正的两难选择：不与亲戚合作面临道义上的谴责，而与亲戚合作往往面临着事业的不如意和亲戚关系的淡化。

创业者的困难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他们对工作领域的熟悉，或者自己掌握专业的生产知识和管理知识，或者掌握了寻找专业人员信息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在对亲属关系带来的虚假的便利感到失望之后，他们也可以很畅快地摆脱亲属关系的束缚，大胆与非亲属进行合作。他们或许可以想清楚，与其合作之后将关系搞僵，还不如最开始拒绝。那样或许只会引起其他人小小的不快，而不会在无尽的具体矛盾中将这种不快转化为关系的彻底崩溃。

▍ 时代的阵痛

我们透过亲戚之间合作产生的矛盾，看到了背后角色混淆和不同逻辑的混乱，同时我们也看到背后时代变迁的因素。某种程度上说，生产方式的变迁导致了不同场景的出现和重叠。现代社会是一个逐渐分化的社会，原有村庄和家庭综合性的功能正在逐渐剥离。村庄不再是生计、教育、情感和交往的综合体，而越来越萎缩成仅仅具有情感依托的场所，家庭也是。单位、学校等地方越来越发挥经济、教育等专门的职能。这些职能有不同的角色要求和期待。而在这剥离的过程中，将不同的场域的角色要求混杂就会导致角色冲突和逻辑混乱。这也是亲戚合作冲突的根源。

从冲击-反应的模式来看，乡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合作方式。这种刺激下，乡村社会的反应是充满惯性的。它只能调动原有的生产生活关系试图去面对，但是在专业化、营利化的趋势下，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必然难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农村社会率先抓住非农工作机会者，由于短时间缺乏正确的现代职业观念、现代职业技能和管理方式，不得不求助于亲缘关系，这种左右为难的被迫选择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亲属合作的矛盾可以看作是时代的阵痛，是在社会转型中的不成熟的但是必要的尝试。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责任要求在解体。一种道义主义的道德追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变得不合时宜，相反，各类目标和评价标准出现。而在新的标准与原有标准发生冲突时，个人将面临了巨大的内在紧张。是做个“强人”还是做个“好人”成为很多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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