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了，日本“社畜”的过劳问题愈演愈烈，为何得不到改善？｜钛媒体深度

骑手事件未平，拼多多员工“加班猝死”事件又起。

《人物》公众号去年下半年发布的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爆火，该文记者通过半年的调查研究，通过与全国各地数十位外卖骑手、配送链条各环节和社会学者的交流，对该现象进行系统的详细解读，国内的过劳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正逢2020年日本厚生省的《厚生劳动白皮书》发布，结合“为过劳群体代言，而过劳去世”的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那本《过劳死究竟告发了什么——现代日本的企业和劳动》，让我们看一看“社畜文化鼻祖”日本的一些血淋淋的数据。

“社畜”（しゃちく）这个词是结合日语的“会社”（即公司）与“牲畜”而来的，造词方法类似于我国常用的“加班狗”，用来自我揶揄或嘲笑他人，指那些为了公司舍弃自尊、逆来顺受，被公司当做牲畜一样压榨的底层上班族。

“社畜”文化让每一个上班族感同身受，因此在日本派生出了很多以“社畜”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以动漫和游戏为主，他们把“社畜”当作了一种萌属性以及调侃题材。目前，对“社畜”文化的吐槽在日本已经几乎成了一个老少皆知的梗，但日本的职场文化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社畜”的工作环境也没有因此得到明显改善。

在东亚的儒家文化圈里，劳动是一种不可动摇的正面价值观，是一种不可质疑的美德。日本更是出名的“加班大国”，在日文中有“超勤文化”的表述，也被说成“过劳文化”。日本一度认为，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有赖于日本民众“自觉自愿的工作精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员工每周工作时间一度接近60个小时，甚至产生了“有条件要加班，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加班”的奇怪环境。

这种“加班文化”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后，非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愈演愈烈。最近十年，质疑“加班文化”的声音越来越多，由于过劳造成的事故也越来越多。为此，政府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强制限制员工加班。

日本人推崇“社畜”文化：

30到40岁的青壮年，每周工作超60小时

早在1988年，致力于工伤认定服务的律师组织开设了“过劳死110热线”，过劳死就成了现代日本深刻的社会问题而被广泛关注。随后成立了很多NPO组织，以“过劳死辩护团全国联络会议”和“全国关注过劳死家庭会议”为中心的团体，为推动“过劳”被定为工伤的司法和行政的进程做出了卓越贡献。

2020年日本厚生省的《厚生劳动白皮书》数据显示， 1989年男性平均51小时、女性平均40小时的周工作时间，到2019年经过不断调整与整治，总体男性周平均工作时间压缩到42.6小时、女性为32.3小时 。尤其是“自杀性社畜”每周工作60小时（12小时/天）以上的男性非农林产业员工，从1989年685万人，到了2019年减少到一半，为314万人。不过总体还是约占总体人数的10%左右。

数据看起来是降了，但是根据日本劳动基本法的规定，劳动者每周工作40个小时，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并且每周休息2天，每年带薪休假20天，在此基础上如果获得全国节假日15天，那么每年工作日为226天，每年工作1808个小时。

年功序列制，是建立在为组织的工作时间和个人资历，而不是绩效或其他特征基础上的员工基本报酬制度和晋升制度，和终身雇佣制、组织工会制并称为日本经营的“三大法宝”。

生活满意度调查中， “认为自己生活非常痛苦”和“认为自己生活有点痛苦”的人2项合计，1989年为37.7%，到2019年却超过了一半为54.4%。

根据森冈书中说明的，企业想尽办法不支付员工的加班补贴，是日本“社畜”文化的温床，因为很多企业有非正规雇佣员工（下文会提到），再加上员工自愿申报加班时间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压榨员工地利益而换取自己的利益，让很多员工无法真的拿到加班费。

根据2012年调查推算，每个人每年未支付补贴的加班时长为331小时，按照时薪1950日元计算，每年总金额为80多万日元。同年全国约有3284万正规劳动者，那么每年未被支付的加班补贴的总金额约为26兆亿日元， 无偿加班总时长高达108亿个小时，相当于每年535万人的工作总时长。

2018年日本《自杀对策白皮书》中显示，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15——35岁”的年轻人自杀率超高的国家，职场人因为过度劳动、职场压力；学生因为前途无望，找工作压力大，选择轻生。

身体的摧残是其次，精神伤害案件翻了1倍。日本奇特的企业文化和上下级关系的文章，相信大家都读过不少。

《半泽直树》中的下跪、陪酒、随意谩骂真的不是凭空想象，都是现实的缩影。白皮书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过劳死赔偿案件共有2996件，其中精神损失案件2060件（女性952起），46%的人获得赔偿。

而职权骚扰案件也逐渐增多，日本各省市劳动局的“劳动基准监督署”接到的职权骚扰、职场骚扰咨询就有87570起，比2015年的66566起增加了31.5%。

双职工家庭数量翻倍了，收入还不如30年前

可怕的是，日本职场奉行着“自愿加班”和“工作到死”的理念。

企业中心社会指的是，企业不只是劳动者的职场生活，同样也支配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的社会。个人的发展自然也要围绕企业的要求，比如大学选择好就业、高生产率的专业，工作之后不结婚、不生子，牺牲一切休息时间加班，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畜。

森冈在书中指出，人们是通过“过劳死”，通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向世人揭发了这一残酷的社会问题。

战后一系列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1957年《新长期经济计划》、1960年《国民所得倍增计划》、1962年《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等等，让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下的日本在1970年仍旧维持经济高速发展。1970年，日本创下经济增长率接近10%的历史记录，GDP体量达到1956年《经济白皮书》中预计的4倍以上。与此同时每个人获得了3倍的劳动报酬，其中包括工资和福利保障。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的家庭年收入一直飙高的，那时候一个成年男子养家糊口丝毫不成问题。那也是那个年代日本社会对“专职主妇”形象推崇的社会背景之一。

但是，如今即使双职工家庭，年收入还不如30年前。

白皮书显示，夫妻双方都工作的双职工家庭数量也翻倍了，从1989年的783万户增加到2019年的1245万户。但是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却赶不上物价增幅，反而下降了。1989年全日本人均家庭收入为368.7万日元，2019年物价增幅加权数据之后为346万日元。有工作的家庭（夫妻双方有一方工作或者2人都有工作）平均收入从1997年的726万日元，降到了2018年的633.3万日元。

从1997年以后，日本的家庭年收入400万日元未满总数开始逐年增加，而500万日元以上的总数一直在下跌。而存款上看，未到100万日元（6.5万人民币）的人，2018年约有30.5%，26.3%的人存款超过2000万日元（约130万人民币），中间阶层的人在缩小，1993年月60%的中间人群，到2018年已经只有43%左右。

非正规雇佣工普及，但可能一辈子拿最低时薪

正规雇佣员工的统计数据上是如此，让我们看看非正式雇佣形态的员工怎样？

随着就职冰河期的到来， 日本推动了非正规雇佣制度的普及，小时工、临时工、合同工等形态的日本非正规就业人口增长了2.6倍，从817万人增加到2165万人，占比达到历史最高的40%。 其中男性229万人增至691万人，占比为22.9%；女性588万人增至1475万人，占比高达56%。

注： 就职冰河期世代，是指1971-1984年出生，正好1993年日本经济泡沫崩坏开始，一直到2005年间就业的人群。经济泡沫崩溃后，日本人普遍对未来不抱有希望，很多人失去干劲，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

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促进社会发展，日本开始重视非正规雇佣形态的发展。这部分人员虽然时间自由，换工作随意，但是工作一般都较为基础，拿最低时薪，属于编外人士，与总公司升职加薪的晋升制度无缘，无奖金、不算职业年限，没有正式员工的各项社会保险、退休金等，年度收入超过103万日元（6.5万人民币）的人需要跟正式雇佣人员一样交同等收入税（学生和被扶养对象除外）。

而企业方，对于非正规雇佣人员的采用主要原因，根据厚生省2014年的《就业形态多样化实况调查》中38.6%的企业表示“为了节约佣金成本”，32.9%的企业表示“为了适应公司1天/1周内的闲忙安排”，另有30.7的公司表示“能确保对速战能力强的人才”。

1月4日，日本厚生省统计数据显示，新冠疫情下日本2020年解雇人数为7万9608人，其中非正规劳动者约为3万8千人，占比约有一半。

临时工、小时工一直是公司出现破绽，或者遇到危机公关事件时的高频词汇。在日本，小时工、非雇佣员工、派遣员背锅的例子也是层出不穷。不过与国内的实习期、试用期后转正的制度不一样的是，日本的小时工可能是一辈子、更可能一辈子拿一样的时薪。

同工同酬？可能一辈子拿最低时薪。

非正规雇佣工的时薪，并不会因为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根据白皮书调查，20岁出头刚入职的人可能起点一样，2019年非正规雇佣员工时薪约1071日元（人民币约65每小时），正式员工1333日元；但是到了个人事业发展顶峰的50-59岁，正式员工的时薪翻倍了，约2477日元，但是非正式员工还是1140日元左右，并一直保持与社会人均最低工资一致。

非正式员工随时面临被解雇风险，科技带来的冲击也最大

更可怕的是，最近10年，日本的时薪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而且随时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与1993年施行的《派遣劳动保护法》以及2010年以来日本推动的“正规雇佣·费正规雇佣人员同工同酬”运动背道而驰。

2018年日本推行的《工作方式改革实行计划》开始，根据日本《劳动基本法》第36条第1项小时， 法定劳动外加班时间，除非有临时特别事情，原则上不能超过每月45小时，每年360小时 ；即使有临时特别事情发生，也应在与劳动者本人协商同意后，不能超过每年720小时，工作时间外工作也不能连续6个月每月超过45小时。尤其是对司机、医生等有更多较为宽松的工作环境改造措施。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全球都是通用的，比如《劳动契约法修正案》中规定，一个非雇佣员工连续工作5年后，劳动者有权申请雇佣长期化，重新签订无期劳动契约关系，当然相应的福利待遇也都有大幅提高。

但是，如果在日本时间呆的够久，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临时工的临时工 。也就是在某个临时工工作年限快到5年的时候，解除合同工工作关系，聘用一个新的代替一年半载，之后再重新回聘原来那位被解聘的员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时间上的断层，就不属于“连续工作5年”，自然没权利申请无期雇佣员工。

不过2018年政府发现钻该漏洞空子的企业太多，已经将“连续5年”改称“合计5年”了。可是实际申请权利是在劳动者手上的，劳动者敢不敢申请，申请了批不批，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对比一下拼多多正式员工和饿了么外包平台骑手的遭遇，具体参看钛媒体APP之前报道：《 拼多多员工离世事件进展： 在家时买好回沪机票，事发前刚转正 》，公司对转正后的谭员工死亡表示“将全力配合谭某林离世的善后工作”；而外卖骑手小时工猝死，饿了么则表示：韩某伟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其他则以保险公司理赔为主。也就是一条鲜活生命因为是临时工，只能赔偿32000元。而后因为外卖骑手猝死赔偿低引发舆论哗然， 饿了么才紧急提升保额至60万元 。

人工智能、物联网、5G技术发展，对日本产业结构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201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社会雇佣和移民劳工白皮书》表示， 基础工种的机器人化的推进，对社会基层员工带来极大危险，尤其是服务业、护理工等。

日本引以为豪的服务业、老人福利院等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逆转。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日本各行业自动化发展数据统计显示：

农林牧副渔业、食品制造业、建设行业、不动产行业、娱乐行业等面临着被机器人淘汰的危险，而职位上来说，CEO、公务员、议员丝毫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位于底层的基层员工，如店员、清扫员、司机、厨师等几乎都是面临失业危险。

日本政府推行的“人生百年”计划，工作到死？

出生率年年新低的日本，日本“纺锤状”的人口结构，如今已经进化成陀螺状：15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和15岁到65岁的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除了2019年4月1日日本会实施《新入境管理法》，用放宽入境劳动力水准的办法解决日本国内的严重劳动力不足问题（具体请看钛媒体APP之前文章《 安倍首次给中国人拜年，还不是因为网红“雪梨”！ 》），还对本国劳动力动起了脑筋。

2019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1.41岁，女性为87.45岁，预计2040年男性83.27岁，女性89.63岁，到时候至少有40%的男性能活到90岁，而20%的女性能活到100岁。

白皮书统计数据有对“你认为多少岁以上的人是老年人”一项，1994年70岁以上为主流答案，但是到2014年回答75到80岁才能被叫老年人的人占到48.8%。且问卷调查中有20%的人表示只要自己能工作就希望一直工作，40%的人表示即使过了退休年龄70岁也希望继续工作。

虽然这一方面说明日本真的人均寿命惊人，但是另一方面，这份白皮书四处透露着一种“请工作到死”和“只要能动就要工作”的气息。1990年为了保证日本年轻人的工作机会，规定60岁必须退休；但是1994年日本《高龄人群雇佣安定法案》出台，2004年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2012年同法修订案，出台“继续雇佣制度”，也就是员工退休后的返聘，企业有义务确保员工延长退休时间，真正的退休年龄被无限延长。

同理还有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未被开发的女性劳动力的重视。日本女性就业意识的M型魔咒，在日本税制改革、日本《男女雇用机会平等法案》《产假法案》《短期劳动者雇佣管理改善法案》颁布，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女性意识崛起思潮之下有了极大改善。

2019年适婚年龄（20岁以后）女性的就业欲望显著提高，其中婚后想当职业主妇的人从1987年的23.9%将至7.5%，不过同时，不结婚一心扑事业的女性也从7.1%激增至21%，丁克族也翻了一倍，1987年1.4%增至3.8%。

写在最后：谁杀死了社畜？

《文化纵横》此前发表了一篇名为《算法支配的中国人, 正面临最冷酷的剥削》的文章，也探讨了互联网时代为何还会出现过劳的原因。

作者复旦大学高级研究员沙烨提到：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异化的概念时，是不会想到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能把异化做到如此的极致。对，就是互联网时代人人推崇的“极致”。这些“极致”自然都归功于科技的进步，是科技把原本已经不能拆分的个体，硬生生地拆分成了一个个信息数据。

正如《外卖骑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吃数据饭的。」美团配送站站长金壮壮这样定义自己。对于一个配送站，最重要的数据包括：承接的单量、超时率、差评率、投诉率，其中，超时率是重中之重，因为，很多差评和投诉的原因，也是超时。”

但是科技再发达，监视我们生活的还是人；同理，科技再发达，剥削劳动者依旧的还是人，而不是科技。

（本文首发钛媒体APP，作者｜玉琴，编辑｜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