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号“花儿街参考”（ID：zaraghost），头图为电影《钢的琴》剧照。

说在前面的是，雪乡的问题不在我关于东北的讨论范围内，如果你们还记得青岛38块钱的大虾，阳朔2000块钱一杯的特饮，东戴河强行砸车揽客，云南被强迫进店买下的传世和田玉……雪乡的黑，不仅属于东北，它属于许多旅游景区。你那里下黑雪了吗？下黑雪了吗？

我想讲讲我跟我小学同桌的命运，发生在1997年的东北，沈阳。

那年沈阳的小升初政策，除了学区划片，还有一片自留地政策。各校自主命题，筛选100个学生。通过了考试，才有资格交9000块钱学费。这100个学生，会被配备全校最优良的师资力量，重点培养。

那个被重点培养的校中校，因为9000块钱的学费，被当时的沈阳人称为9000班。

我和我的小学同桌报考了同一所中学，他考上了，我的成绩距离考上还有几光年那么远。

我的家长是当地一枚小公务员，在看了我狼狈不堪的成绩单后，立刻有了你们说的，东北人的脊柱神经反应——找人，托关系。

当年，东北家长为了孩子能进9000班有多拼，可以参照今天北京家长为学区房做出的努力。

于是几百张写了落榜生信息的条子，通过各种渠道递到了校长的桌前，直到开学前一天，学校会“破格”录取谁去上学，还在各种关系的激烈较量中。

我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得到了最终确认的消息，记得当时全家欣喜若狂，在找到了人、办成了事的东北喜悦面前，落榜的羞耻变成了一件渺小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爸带着我去校长办公室交钱。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些公务员同僚，他们的孩子也没能上榜，然后处境雷同地，“找人”进了这个自己能力无法到达的地方。

站在校长办公室外面，看着那些social的家长，我人生第一次有了，除了吃以外的焦虑。

我担心我长大后，不能进入眼前的这个群体怎么办？那样是不是有一天我的父母病了，我找不到好医生优先为他们医治？我的孩子如果像我一样不争气，我不能把他们送到9000班学习。

就在我发生人生的第一次焦虑时，我的同桌，那个考上了9000班的少年，正在离我几条街远的另一家，操场狭小的学校，参加开学典礼。

他考上了9000班，但是那年，他爸妈都下岗，贫穷会限制想象力，失去经济来源会让人陷入对未来的恐惧。

他没来上这个昂贵的精品教育，而是被划学区进入了那所他家隔壁的，以打群架著称的学校。

我们各自去上学了。

1997年，沈阳的大街小巷，夹杂播放着刘欢的《从头再来》，和任贤齐的《心太软》——“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我不能随波浮沉，为了我挚爱的亲人”，“其实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每到黄昏时分，我同桌的妈妈出现在我们学校门口，她推着个板车，载着煤气罐和油锅，在那儿卖炸土豆片给学生。

她没去家隔壁的那所中学，大概是怕我同桌觉得难堪，或者是怕自己难堪。

板车推出来两条街在秋天的开学季不是个艰难的事，但到了冬天，到了传说中人人都要穿貂儿的冬天，就是要推着板车走在漫天风雪里，载着煤气罐和油锅跋涉在小街巷厚厚又不平整的冰上，但他妈依然选择，出现在我们学校门口。

那个时候，任何一个双职工下岗的家庭，都是扛着一口油锅在冰上走。没人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忽然绝望，引爆了身边的煤气罐。

我的同桌没能成为那种“早当家的穷人家的孩子”，家境忽然的改写，那次没能去上的9000班，对他造成了重大的打击。

就像传说中那样，东北人都爱面子。他主动疏远了和我的联系。

我渐渐听到了他学坏了、开始打群架的消息，偶尔远远地碰到，我看到他的头发开始染成金黄色，就像翻腾在油锅里的土豆片的颜色。

我一度觉得，我和我同桌的命运就是在开学典礼时分了叉，在各自家长的牵引下。

许多年后，我发觉其实我们一直被搅弄同一场时代的命运里，那场命运的关键词，是国企。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官僚主义、遇事就要托人的文化，为啥会在外来移民为主体的东三省如此风靡？

我只说我认为的——那是曾经星罗棋布的国企留下的痕迹。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大人命运中中的大部分剧情，都是由他们归属的单位决定的——他们的分房、收入、他们子女的工作、收入、分房。

房子你是买不来的，工作不是靠投简历找的，许多东西都是要靠一支笔批的。

一切资源看似在体制内有条不紊地运转，对个体而言，靠自身努力、优先获得的可能微乎其微。

除非，你有关系。

这个看似不合理的逻辑，却被人们极度信奉。因为在那个辉煌的共和国长子时期，富庶与先进的代名词并非江浙沪包邮，而是东三省现代大工业基地。关于一份好工作的定义不是BAT，而是一汽、鞍钢、大庆油田。

东北人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行为模式是正确的，是先进的，是子子孙孙高枕无忧的。当这种行为模式指导了几代人的生活后，就成了这个区域的逻辑。

即使在，当年孕育出这套逻辑的国企体系，已经下岗后，东北人依然在这种我有关系的小确幸中乐此不疲，东北官场依然在我有权力就可以分配你的命运的陶醉中，你方唱罢我登台。

我同桌一家的命运，被国企急刹车了；我家似乎躲过了1997年那场席卷东三省的中产梦碎，但我们没逃出，那场以国企为关键词的东北大时代。

自我吞噬、自我喂食的国企文化，成为东北急速下滑的通道上，重要的加速度。

失去了国企与政策宠爱的共和国长子，却没有走出国企文化，于是走进了，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循环，传出了亚布力那位企业家的嘶吼。

我很少提东北人民淳朴、豪爽这些话，因为映衬在瘪犊子的经济背景下，这些评价让人显得分外悲凉。

其实这片土地上的人，有许多不好，至少从我身上就能看到一些——虚荣、好胜、冲动，却又特别不善于利益谈判。

不过这片土地上曾经提倡的精神也是这样的——好胜、冲动、穷尽资源支持建设，利益无需谈判，都是调拨与分配。

这片土地，在获得了这样的时代精神，成为了为全国输血的东北工业基地后，就跟下一个时代的钥匙——人口红利说了再见。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国企用工体系下，获得了最严格的执行。人口老龄化这件事上，东北大概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当风口转圜，在其他省份大踏步做特区搞开放时，他们的后背交给了谁？是当时富庶而稳定的东北。但是当他们登上改革的列车开向新世界时，却很少有人回头看一眼默默垫后的三个省。

东北再度登上头条，便是关于落后凋敝的恐怖。

《钢的琴》剧照

几天前看冯小刚的《芳华》，忽然觉得东北的命运，有几分像电影里的刘锋——曾经被时代召唤、安排、鼓舞，又在时代的骤然转身后被无所适从地抛弃，残了一条胳膊，走不出自己的惯性，然后在苦苦奔命中，被嘲笑着落后。

送一首老歌给大家，我小时候常常带着自豪听的，杨卿俪《沈阳啊，沈阳》。

沈阳啊沈阳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那时我曾觉得我就站在宇宙中心，那时东北也曾经是风口上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