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堕胎权被废止 科技公司是“帮凶”？ | 海外周选

　　编译/友亚

　　历史一再证明，每当个人数据被跟踪和存储时，总是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当地时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意味堕胎对数百万美国人来说变成了一件非法的事情。

　　随着堕胎已经或即将在美国十几个州成为非法行为，并在更多州受到严格限制，拥有海量用户数据的大型科技公司，正面临着限制这种追踪和监控的新一轮呼声。另一种担忧是，执法部门可能会利用这些数据来对付寻求终止意外怀孕的人。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数字权利非营利组织“民主与技术中心”（CDT）的总裁兼CEO亚历山德拉•里夫•吉文斯（Alexandra Reeve Givens）表示：“在数字时代，这一决定为执法部门和私人悬赏者打开了从美国普通人那里寻求大量私人数据的大门。”

　　此外，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之前，隐私权倡导者和科技从业人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型科技公司是否会通过与警方共享用户数据来帮助针对堕胎的诉讼？

　　科技公司已经收集了数十亿人的海量数据。世界各地的政府和警察部队也越来越多地瞄准这庞大数据池，向这些公司发出搜查令，提取数字证据，以支持调查和起诉。

　　多年来，隐私倡导者一直对这些海量的数据“宝库”表示担忧，因为它充满私人信息、政治背景，甚至是敏感的健康数据。如今，此类信息可以用来发现、逮捕和起诉那些堕胎或教唆堕胎的人。为此，一些科技公司的员工纷纷呼吁公司采取措施保护用户。

　　担忧已在上演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直到今年5月，任何人都可以在全美600多个计划生育网站每周购买客户的大量数据，只需160美元。这些数据包括患者的大致地址、收入等级、在诊所度过的时间，以及人们在就诊前后去过的最多的地方。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还要得益于一项美国联邦法律，即1996年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该法案虽然能保护医生办公室中医疗文件的隐私，但保护不了第三方应用程序（App）或科技公司收集的个人信息。显然，如果App把数据分享给第三方，就有滥用的风险。

　　2017年，密西西比州一名黑人妇女拉蒂斯•费舍尔（Latice Fisher）因流产寻求医疗服务后，被控二级谋杀罪。

　　民权律师、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研究员辛西娅•康蒂-库克（Cynthia Conti-Cook）在她2020年的论文《监视数字堕胎日记》中写道：“在接受医务人员护理的同时，她（费舍尔）也立即被怀疑犯下罪行。”费舍尔对护士的陈述、医疗记录和胎儿尸检记录，都被移交给了当地警方，以调查她是否故意杀害了自己的胎儿。

　　2018年，费舍尔被控二级谋杀罪。如果最终定罪，可能会终身监禁。后来，谋杀指控被驳回。对她不利的证据，包含她的在线搜索历史中，包括如何诱导流产，以及如何在网上购买堕胎药。

　　辛西娅在她的论文中写道：“费舍尔的数字数据为检察官提供了一扇‘了解其灵魂的窗口’，以证实他们的结论，即她不希望胎儿存活。”

　　这并不是个案。2019年，检察官在一次审判中展示了一位年轻的俄亥俄州母亲的浏览历史。在审判中，她被控杀害和埋葬自己的新生儿。布鲁克•斯凯勒•理查森（Brooke Skylar Richardson）的辩护律师表示，婴儿是死产。理查森最终被判谋杀和过失杀人罪罪名不成立。

　　但检察官辩称，她杀害了自己的女儿，部分原因来自理查森的互联网搜索历史，其中包括一个关于“如何摆脱婴儿”的查询。最终，理查森被无罪释放。

　　科技公司将成为帮凶？

　　伯克利法学院法学教授凯瑟琳•克伦普（Catherine Crump）对此表示：“数字证据改变了美国刑事调查的方式。“网上冲浪”会留痕，这就可能成为堕胎调查中的证据。”

　　克伦普认为，科技公司几乎肯定会遵守州法律，根据法院的要求交出这些信息。但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应该对用户和公众保持透明，并披露他们收到了多少与堕胎相关的法院命令。

　　基于科技公司公布的数据，过去五年里，除了微软，他们在美国接到的来自执法部门的数据请求都翻了一番。去年1月至6月，谷歌处理了50907个请求，几乎是2016年同期的四倍。在这些请求中，约82%的请求导致谷歌分享了一些信息。

　　这些公司表示，请求过于宽泛时，他们会反击，只提供法律要求提供的信息。目前为止，还没有哪家公司在其公开声明中具体提到堕胎。

　　Facebook发言人安迪•斯通（Andy Stone）称：“我们会仔细审查政府对用户信息的所有要求，并经常予以回击，包括在法庭上。我们只根据适用法律和我们的服务条款，回应执法部门的信息索求。并在任何允许的情况下，向用户提供通知。”

　　谷歌、苹果和亚马逊尚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而微软拒绝发表评论。

　　员工虽抗议，企业早已麻木

　　堕胎在美国已合法近50年，如今，“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引发抗议，并重新引发自由派人士要求民主党人采取行动的呼声，包括增加最高法院法官数量，以及结束参议院的拖延策略。当然，这场法律战还没结束，犹他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官已暂时阻止堕胎禁令生效。

　　过去，曾有一些员工运动在公司内部获得支持，并推动管理层做出改变。在2018年的抗议活动之后，谷歌停止了与五角大楼在军事人工智能（AI）方面的合作。同年，谷歌的一名员工罢工，促使谷歌放弃了“要求员工通过仲裁解决性骚扰指控”的政策。亚马逊员工对亚马逊在加剧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抗议，而苹果员工也发起了一场名为#AppleToo的运动。

　　之前，围绕多样性倡议或内容审查政策的争议，已在科技公司内部引发了激烈讨论，包括泄露同事的个人信息。但一直以来，堕胎权并不是员工们讨论的重点。而且，许多员工表示，公司对抗议的反应变得不那么积极，这导致有些员工已经麻了，“听天由命”。

　　一位知情人士称，在最高法院做出“堕胎非法”的裁决后，谷歌的一些员工在一个内部论坛上要求管理层重新考虑其数据共享和收集流程，但经理们没有回应。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类似的对话也发生在微软的内部交流平台上。一些员工表示，微软应该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保护其数据不被用于堕胎起诉。

　　当地时间6月27日，亚马逊的一名员工在内部发布了一份请愿书，呼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反对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因为它对基本的人权造成了威胁。

　　截至6月28日上午，工人请愿书的签名人数已达727人。工人们要求亚马逊谴责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发起堕胎权抗议，将捐款赠给堕胎支持团体，允许居住在“触发法”所在州的员工搬迁，停止在这些州的业务，并停止向反对堕胎的政客或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但截至6月28日晚上，管理层尚未对请愿书的要求做出回应，尽管亚马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团队的一名成员已将该帖标记为“正在审查中”。

　　据悉，一名员工在请愿书的评论中写道：“亚马逊有足够的资源让情况变得更好。我们静坐的时间越长，做得越少，我就越不信任公司。”

　　其他一些员工则对亚马逊的回应提出新的质疑。有员工问，亚马逊的医疗保健计划Amazon Care和Amazon Pharmacy，是否继续向客户提供药物流产或紧急避孕；还有员工问Alexa用户数据是否也将被警方索取。

　　微软和谷歌员工则在公司的内部留言板上，表达了对公司管理层保持沉默的不满。Facebook的一些员工同样对公司高层的冷漠感到愤怒。

　　一位知情人士称，自5月份一份草案版本泄露以来，Facebook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讨论回应该决定的法律策略。

　　尽管如此，Facebook目前尚未公开其计划。而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对于公司的态度，他们无法在内部进行自由、公开地讨论，因为Facebook已限制在内部讨论堕胎问题。这些限制导致员工不得不在公司之外的渠道上讨论堕胎问题。

　　美国科技公司“回避”堕胎权问题

　　总体来看，科技公司一直试图回避其用户关心的堕胎问题。一周已过去，美国科技巨头保持沉默，没有针对人们的质疑给出答案，也没有说明，将如何与执法部门或试图起诉寻求堕胎的人的政府机构合作。

　　6月25日，四位民主党议员呼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调查苹果和谷歌，称这两家公司通过收集和销售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从事不公平和欺骗性的行为。

　　议员们在信中表示：“苹果和谷歌通过在其移动操作系统中置入特定的广告跟踪ID，故意为这些有害行为提供便利。寻求堕胎和其他生殖保健服务的个人，特别容易受到隐私伤害。”

　　对此，苹果和谷歌尚未发表评论。

　　政府和执法部门可以传唤企业提供其用户数据。通常，大型科技公司的政策表明，这些公司将遵守与堕胎相关的数据索求，除非他们认为这些要求过于宽泛。Facebook母公司Meta就表示：“只有在我们确信‘法律真的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情况下，才会遵守政府对用户信息的索求。”

　　虽然如此，网络权利倡导者还是表示这远远不够。

　　“民主与技术中心”（CDT）总裁兼CEO吉文斯称：“在这种新环境下，科技公司必须加快步伐，在保护女性数字隐私和获取在线信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们可以加强和扩大使用隐私保护加密技术；限制可能揭示怀孕状态的信息的收集、共享和销售；以及避免使用“可能推断出哪些用户可能怀孕”的人工智能工具。

　　“失声”的科技巨头，身陷多事之秋

　　科技巨头们的内部不满，与他们同时面临联邦和州当局的大量诉讼，以及旨在削弱科技巨头权力的新反垄断立法，不谋而合。

　　Facebook和Twitter的前公关经理努•韦克斯勒（Nu Wexler）称：政治上的复杂之处在于，一些公司不想激怒各州的总检察长，因为总检察长可能正在对企业展开反垄断调查。”

　　互联网民权组织“电子前沿基金会”（CFF）的网络安全主管伊娃•加尔佩林（Eva Galperin）表示，事实上，这些公司可以采取许多措施，来限制执法人员在堕胎诉讼中使用其收集的用户数据。

　　首先，他们可以控制所收集的数据，尤其是在堕胎和医疗保健方面。如果他们确实收集了这些数据，应该尽快删除。此外，科技巨头还可以允许人们使用相应的工具，不需要在自己的账户上附加真实姓名。

　　加尔佩林说：“将收集到的一系有可能导致犯罪的信息，直接与他们的真实身份联系起来，这对弱势群体尤其有害。”

　　另外，对于平台上有关堕胎的宣传和错误信息，倡导者还敦促科技公司改变他们的处理方式。

　　6月初，非营利组织“对抗数字仇恨中心”（CCDH）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堕胎“触发法”所在州，在谷歌搜索中搜索“堕胎服务”，11%的搜索结果会将用户引导到根本不提供堕胎服务的“非医疗机构”，这些机构经常劝阻人们不要堕胎。对于谷歌地图（Google Maps）服务，该比例更是高达37%。

　　为此，以参议员马克•华纳（Mark Warner）和众议员艾丽莎•斯拉特金（Elissa Slotkin）为代表的国会议员还致信谷歌，称谷歌不应该显示反堕胎假诊所的信息。或者，在显示这些误导性的结果时，至少要进行适当的标记。

　　对此，堕胎权倡导者指责反堕胎政客，称他们散布错误信息，以迷惑人们什么合法，什么不合法。

　　堕胎权利倡导组织Reproaction的执行董事埃琳•马特森（Erin Matson）称，谷歌、Facebook等科技公司已经在提到疫情和疫苗的帖子上设置了新冠肺炎的科学信息链接，他们在堕胎问题上也可以这样做。

　　一些倡导者还表示，这些公司应该彻底无视与堕胎相关的数据索求，但FTC主席的人工智能高级顾问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认为，让科技公司做出必要改变，以阻止执法部门获取堕胎方面的数据，这种可能性不大。

　　惠特克说：“监控广告（Surveillance advertising）是科技公司商业模式的核心，这意味着收集、创建和利用数据是‘必选’”。还没见过哪件科技巨头为采取道德措施而破坏自家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