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天才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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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2年4月底，华为已经招到20余名顶级的“天才少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算法领域，这些“天才少年”来自北大、清华、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其中有两名女性，年薪最高开到了201万元。

　　撰文/ 《财经天下》周刊作者 魏一宁

　　编辑/ 董雨晴

　　35岁的华为，仍在寻找“少年”。

　　不久前，华为官方发布信息称，提供5倍薪酬，面向全球招募在数学、计算机、物理、材料、芯片、智能制造、化学等领域有特别建树，并有志成为技术领军人物的“天才少年”。

　　华为“天才少年”计划，是任正非在2019年发起的，采用十分严格的招聘标准，目前已予以最高201万元的年薪待遇。要想成功被华为选中，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还得有突出的科研成果。

　　对于这群人，华为也有特别的期待。在提出这项计划时任正非说：“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鳅一样，钻活我们的组织，激活我们的队伍。”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也在几天前的公开会议上表示：“在华为，谈到创新，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顶尖人才。我们希望用世界性的难题，吸引世界级的人才，来共同迎接挑战，推动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

　　华为走入被美制裁的第三年，对人才的渴求正愈发迫切，但顶级的天才少年，依旧难寻。

　　华为需要人才

　　在华为被制裁最严重的2020年，任正非很少在其他场合公开露面，却频繁访问各个大学。

　　2020年7月29日至31日，短短三天时间内，任正非带领团队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又到南京访问了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9月14日至18日，任正非又在北京访问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密集访问学校，是因为华为确实渴求依靠人才实现技术上的突破。正是在北京与科学家、学生代表举办座谈会时，任正非发表了题为《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的演讲。

　　在演讲中，任正非表示，中国的基础工业还不够强，几千种胶、研磨剂、特种气体都是高科技中的高科技。很多技术一年的需求量只有几千万美元、几百万美元甚至更少，在泡沫经济下，许多公司不愿意从事这类研究，但关键材料缺一种，就会卡住一个国家的脖子。

　　任正非强调，过河需要船和桥，有了很好的科学目标，过河的船夫就是人才，而人才来自教育。

　　访问学校和座谈、演讲只是表达决心，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人才，仍然需要建立长期机制。2020年，任正非决定和西北工业大学合作，打造鸿蒙生态菁英班，为的就是建立这种机制。

　　根据西北工业大学介绍，鸿蒙生态菁英班将技术方向锁定在终端软件领域，面向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电子信息学院等相关学院招募优秀学生，定制包括夏令营集训、项目实践、科创计划在内的专属培养方案。

　　不过，颇为让人意外的是，华为打造首个校企合作模式，首选高校却是西北工业大学。

　　尽管西北工业大学属于985高校，但比起更为知名的北大、清华，它的存在感一直比较低。任正非没有选择北大和清华，而是选择了西北工业大学，是另有一番考量的。

　　北大、清华是国内基础科学和计算机最强的学校，但清北的很多毕业生选择了出国深造，最后许多人留在了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工作。任正非曾经痛心疾首地说，有时花大价钱引进国外的高新技术，打开以后却发现“是中国鸡下的蛋”——为其他国家从事高科技研发的，大部分都是国内流出的人才，其中很多来自清北。

　　比起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出国的北大和清华，低调的西北工业大学更适合华为，它是“国防七子”之一，校风朴实，人才外流相对较少，更符合华为“把人才留住”的长远考量。

　　除了西北工业大学，华为青睐的学校还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武汉理工大学。这几所相对低调的学校，都在业内有较高的认可度。

　　华中科技大学还被称为“华为的娘家”，在华为17位董事会成员中，包括孟晚舟、胡厚崑在内的四位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与华为联合成立了“海思致远班”，华为公司连续三年进入电子科技大学就业人数前三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在通信领域实力强大，2019年与华为签署了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武汉理工大学软件科学实力强大，2019年和2020年，武汉理工大学进入华为的应届生都达到了200人以上。

　　正是这些高校，为华为输出了源源不断的年轻人。

　　华为的天才

　　但光有年轻人还不够，华为需要的是天才。提及华为最早期的天才，李一男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上世纪90年代，15岁就考入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李一男通过实习加入华为，那时，华为刚刚进入通信市场，凭借着自主研发获得的收入，华为开始向华科大提供奖学金，招募优秀毕业生和在校实习生。

　　1993年，李一男毕业后正式入职，两天时间就升任华为工程师，半个月后升主任工程师，到1996年，他26岁时，被任正非亲自任命为常务副总裁。

　　在崇尚“狼性文化”的华为能够飞速成长，可见李一男的能力。他在华为任职的七年里，华为年营收从四亿暴涨到二百亿，《任正非传》一书的作者提到，任正非私下把李一男认作“干儿子”，外界一度称其为“华为太子”。

　　2000年，李一男突然从华为离职创业，任正非给了李一男足够的分红和设备支持，并与李一男达成不能在技术上与华为竞争的君子协定。然而，很快李一男就撕毁了协定，创立港湾网络，开始与华为竞争，并准备赴美上市。

　　痛心疾首的任正非决定，由二号人物孙亚芳亲自带队，成立“打港办”，专门打击港湾网络。经过三年时间，华为收购港湾网络，任正非要求李一男回到华为，任期两年。重返华为的两年，李一男有首席科学家兼副总裁的名头，但他已经失去了任正非的信任，无法再掌握实权，两年期限一到，李一男就离开了华为。

　　这场商战一度令任正非陷入抑郁，痛定思痛，他认为“英雄式”高管出走，就应该找到新的有才能的高管，或者从外面重金挖人，华为不怕人才流失。然而他的老伙伴孙亚芳反驳，华为不能成为人才的集散地，不需要英雄式的人才，而是需要培养英雄的制度，要从基层慢慢磨砺人才。

　　后来，华为开始修改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从单纯的“狼性文化”向“以奋斗者为本”过渡。到2018年，董事长孙亚芳签发决议，宣布原则上暂缓社会招聘，人才缺口尽量由应届生和内部人才来补齐。

　　对于需要稳定技术团队的华为来说，应届生尽管需要更长时间培养，但比为了高薪跳槽的社招人才更加稳定，对薪资的要求也相对较低，而用内部人才填补缺口的做法，也有利于集团内部的人才流动。

　　暂缓社招后，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招募关键稀缺人才。2019年，华为推出天才少年计划，强调“英雄不问出处”，不限学历和学校，但要求在相关领域有特别建树，并立志成为领军人物。“天才少年”考核十分严格，除了简历筛选、笔试、主管面试外，还要由部长、总裁分别进行面试，总共要经历七轮筛选、考察程序。

　　华为最初提出“天才少年计划”时，设想从全世界招进20到30名“天才少年”，以后逐年增加，2020年要招到200到300名。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一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尽管2021年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当年业绩说明会上介绍，在2020年和2021年，华为招聘的2.6万名应届毕业生里有300名属于华为定义的“天才少年”，但顶尖级的天才到目前仍然只有20余名。

　　与互联网公司相比，华为更加迫切地需要在技术上能够有所突破的人才。任正非曾经提到，中国在半导体加工技术、EDA（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等方面都有欠缺，而大量的EDA领域技术人才被美国挖走，国内人才极度稀缺。

　　华为致力于打破美国的技术垄断，但与美国、日本、西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技、教育、研发条件上都相差甚远，如前文所述，清华和北大培养出的顶尖“学霸”更倾向于出国，在华为被美国频繁制裁的情况下，对很多优秀学子而言，加入华为和去欧美深造、工作越来越成为对立的选项，许多理工科学生面对华为的校招更加谨慎。

　　到目前为止，华为的20余名顶级天才少年，只有3人来自清华或北大。一种说法认为，顶级学府培养出的顶级人才不愿留在国内，华为只能退而求其次，与业内有知名度的院校建立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寻求通讯、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有专长的优秀人才。

　　尽管人才难招，但华为并不降低标准，仍然对人才从严考核。华为招聘的淘汰率被称为“玄学”，没人知道华为的淘汰率到底多高，但根据流传在求职圈的说法，互联网大厂的校招淘汰率达到70%-80%，华为招聘高端人才时，淘汰率更甚。

　　在讨论求职的互联网平台上，经常有人分享被华为拒绝的经验，有些人失败在笔试和面试，另一些人则失败在性格测试环节。2016年，有一名应届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在性格测试环节被淘汰，原因是第一次答卷前后回答不一致，他又做了第二次，“凭感觉选”，结果还是被淘汰了。

　　在这场双向选择中，优秀人才对被制裁的华为有所顾虑，而华为对应聘者的要求也极高，这导致了华为的重金求才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不一样的年轻人

　　华为挑选出的大多数“天才少年”是博士毕业，但仍有4人是硕士或本科；尽管从事科技行业研究的多为男性，但仍有2020年的姚婷和2021年的武敏颜两位女性。

　　在2020年的四人“天才少年团”里，姚婷是唯一的女性，由于“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姚婷同样是“学渣”逆袭成为学霸的典范。在青春期，她由于个性叛逆成绩下降，中考的成绩是两“A”四“B”，父母的责骂完全不起作用，直到有一天，父亲严肃地告诉她：以后我不会再盯着你学习了，你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将来不要后悔。 

　　这句话点醒了姚婷，在高中三年，她努力学习，考上西北大学，在大学里，姚婷除了学习专业知识，还不懈学习英语、参与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全国大学生物联网大赛等。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她成功保研到华中科技大学硕博连读。期间，姚婷曾经到美国访学一年，但她最终选择了留在国内，报名华为“天才少年”招考，以156万元的年薪入职华为，从事计算机存储领域研究。 

　　在学历为硕士和本科的“天才少年”中，曝光度最高的，是2020年加入华为，负责昇腾计算产品线全栈研发的彭志辉。彭志辉本科、硕士就读于电子科技大学，在加入华为前，他就职于OPPO研究院，担任算法工程师。

　　彭志辉在大学频繁参与各类专业竞赛，他获得的奖项接近40个，报考研究生前，他的发明、专利、获奖证书能装下一个纸箱。这些奖项为他带来了丰厚的奖学金，而他把钱都用来购买元件和工具，最拮据的时候，手头只有12元钱。 

　　实际上，彭志辉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那就是B站UP主“稚晖君”。

　　在B站，彭志辉经常发布一些自己研究的“黑科技”产品，包括可以当语音助手和服务器的迷你小电脑、带电子墨水屏幕的门禁卡等，被网友称为“野生钢铁侠”。 

　　2021年，彭志辉在雨天骑自行车摔倒，脸刹着地，在发布自己鼻子上流着血、脸上贴着创口贴的照片后，彭志辉决定设置自行车稳定装置。 

　　经过四个月的业余时间研发，彭志辉设计出了一款可以自动驾驶的自行车，踢开脚蹬后，即使单侧挂上一块板砖，自行车也可以保持平衡，还可以自动拐弯。在评论区，有业内人士表示，他使用了二十多种专业技术，每个部分拿出来都是一篇本科毕业论文。 

　　B站董事长兼CEO陈睿评价彭志辉“重新定义自行车”，而任正非在华为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彭志辉的发明，他表示，即使公司没有要生产自行车，但不会限制彭志辉，因为这种技术是彭志辉掌握的一把“手术刀”，“或许以后会发挥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巨大的商业价值。” 

　　今年入选华为“天才少年”计划中的林田则来自复旦大学。根据复旦大学在官方公众号信息披露，林田考入复旦大学后，一度沉迷游戏，荒废学业，在元宵节的万家灯火中被父母送到车站返校补考。当他一个人在寝室面对着冰冷的墙壁，下定决心不再挂科补考。

　　经过两年的奋斗，在大三，林田的绩点从最初的1.8提升到了接近满分4.0，从挂科差生逆袭成为学霸。他继续在复旦大学读研、读博，2019年，他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受到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关注，经过实习和面试后，他进入了华为，继续在5G通信领域深耕。

　　截至2022年4月底，华为已经招到20余名顶级的“天才少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算法领域，这些“天才少年”来自北大、清华、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学校。

　　留人依旧很难

　　尽管华为一直在重金招募人才，给予员工优厚的待遇，也在依靠科研人才和各方支持试图打造属于自己的芯片生产线，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同时在其他领域尝试技术突破，但对华为来说，如何留住招来的人才，是一个问题。

　　早在2018年，华为就开始关注高学历人才流失问题，2018年，华为对82名离职博士员工、115名在职博士员工进行深度调研访谈和数据分析，总结归纳博士员工离职的原因，并在2019年初以总裁办电子邮件的形式发表。

　　数据分析显示，华为博士员工在五年内入职时间越长，离职率越高。在2018年离职博士员工中，2018年入职的占2.06%，2017年入职的占15.63%，而2014年入职，工作超过三年的博士员工离职率达到43.11%。而且，相当一部分离职博士员工是被定义为技术领军人物的特招博士。

　　根据华为调研结果，在82名离职博士员工中，有56人反映岗位与个人技能不匹配，主管技术能力弱，导致发挥受限。有人表示，华为招聘时谈的是让他做硬件岗位，入职后却被安排做算法；也有人表示，自己的核心专业是激光雷达，而华为安排给他的岗位是数字集成，工作只用得到硕士期间学的东西，如果再做下去，感觉自己的博士“白读了”。

　　更为“扎心”的是，有一位离职博士员工表示，他博士期间做激光通信，入职后一直在做信道估计，工作内容太窄，学不到新知识，离职后，他去做系统架构，并说“现在做的东西范围更广，成长更快”。

　　同时，华为也注意到，尽管整体上离职率高，但制造部2015年至2019年博士离职率只有7.7%，因为制造部能做到员工入职后岗位要求与职能相匹配，在调研案例中，两名制造部的博士表示进入公司后能做到人尽其用，并感受到了领导的尊重。

　　参照制造部的经验，任正非在公开信中提到了整改意见：要给博士员工分配需要研究探索的工作，不要安排重复性工作，给博士员工安静持续的研究空间，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战略攻击队伍仿照欧美企业，采用极简管理，对博士采用年薪制，给予三年的研究时间，勇于试错，这样更有利于发现和识别人才，减少管理消耗。

　　对于岗位安排不当造成的人才流失问题，华为可以及时通过调研发现，并做出调整。不过，华为离职率高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饱受诟病的加班文化。

　　尽管华为有高薪、分红、加班夜宵等福利，但频繁的加班对员工的身体消耗较大，也让许多员工感受到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

　　事实上，互联网企业的加班文化，是从移动互联网兴起以来才逐渐受到关注，成为热点话题的。而华为的加班文化，从上世纪就已经存在，并让员工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吐槽加班文化并因此辞职，或以此作为理由辞职的，不只有基层和中层员工，也包括高管。

　　1995年加入华为的李玉琢，在第二年就给华为子公司莫贝克创造2.16亿元销售合同、5000万元利润，由此成为任正非信任的高管之一。1999年，由于和任正非在工作中经常积累矛盾，加上过度的工作压力，李玉琢决定辞职。

　　李玉琢给任正非写了三份报告，讲述自己身体和家庭方面遇到的困难，在三份辞呈之后，任正非终于找他谈话，李玉琢提到夫人和自己两地分居，不适应深圳，任正非竟然说道：“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离开华为后，李玉琢接受《青年周末》采访，回忆那次不太愉快的散伙谈话，他说道：“健康是第一位的，我不能再不管自己身体了。我还要家庭，我不想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任正非是一个非常忘我的工作狂，事业远远重于家庭。但是我想，他可以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也和他一样呀。”

　　现如今，招到新的人才之后，华为依旧需要解决如何留住这些人才的问题，这也是大多数面临困境的企业都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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