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发布。“双减”政策的发布主体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而非教育部，可见其国家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在正式文件下发前，网上就有红头文件的图片流传开来。监管政策这只“靴子”落地的那一刹那，想必很多人心头那块石头也终于落地。

大小70多万家校外培训机构、近千万从业人员，开始各奔前程。

机构转型、员工遣散、家长退费、回归校内……经历一个暑假的变故，不管是教育机构、大厂员工还是家长、公办校老师，面对“双减”政策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大家都在学着适应新节奏。

减负的下一步是增效

“双减”政策强调学校是教育的主阵地，任何校外机构都不能凌驾于学校之上，培训机构是学校的补充，而不是学校的超越。“双减”，减的是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增加的是学生的校内时间。

校外培训的时间虽然减少了，但政策要求课后服务全面覆盖，也给了教育机构作为合作方而不是替代方参与校内教育的机会。减轻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更需要教育企业研发能够提升学习效率的内容、硬件，并配合学校为学生服务。

此次“双减”政策，实质上也是近几十年来减负政策的最新延续。

具体政策文本上，每一轮新政策都有针对新形势的新举措，但在减负精神上，从1955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到现在基本仍是一以贯之。

1993年的《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初中各年级每天家庭作业不超过1.5小时，要保证睡眠时间和课外活动时间；2000年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重申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不得购买计划外教辅，取消百分制；2013年的《小学生减负十条》，更是强调全面取消百分制。

对比政策文本，会发现一直都在围绕减轻孩子课内外的课业负担展开，最新的“双减”政策只是更强调减轻课外培训的负担。

以往的政策减轻了孩子校内的时间和负担，却又导致校外培训机构成为孩子学习的主场地。再次让学校成为教育主阵地，成为本次改革的重点。

事实上，不同阶段的政策一直在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建国初、改革开放初期，在有限的资源下为了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国家推出了“重点校”政策；但当学生考试压力过大、以钱择校等问题出现之后，国家又顺势推出减负、就近入学等政策。

1978年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的通知》，提出除部署重点中小学外，省和市两级可各自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县可办好两三所重点中学、五六所重点小学；1980年10月教育部又颁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直到2006年新修订通过的《义务教育法》，提出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重点校政策才算法律上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义务教育阶段重点校依然“实存名亡”，教育均衡化还需要进一步努力；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校”也仍然存在，如“双一流”等高校。而且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升入后者的概率远大于其他学校。

不管是否叫“重点校”，家长们都希望孩子去更好的学校，中小学名校的“择校费”问题愈演愈烈，成为2010年前后众多媒体关注的话题。

为了解决“择校费”问题，相关部门大力推进就近入学。2014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就近入学压力较大的各重点大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所有县（市、区）要于2015年实现划片就近入学。

在就近入学政策严格限制下，“择校费”问题逐渐平息，但学区房成为了新的话题。众多家长争夺重点学校的入学权，学区房价格一年高过一年，学区房引发的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使得教育主管部门又开始推动多校划片甚至跨学区多校划片政策。

从重点校到择校费再到学区房，可以看到解决了一个问题后，往往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没有毕其功于一役，但在决策层的决心之下，减负等重点问题一定会得到突破。

突破之后遇到的新问题，就是教育企业的新机会。

减负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要增效。在各省市教育部门的政策文本中，“增效”往往是减负之后普遍都在考虑的板块。

增效，是决策层给市场主体参与教育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课外培训机构助力校内教育的优势所在。

转型的诸多可能

“双减”政策从起草到落地，教育企业一直在关注其动态。对于巨头们来说，红线会划在什么范围肯定早就有预估。

教育巨头相比于中小教育机构，诸多业务线的大调整、人员裁撤难以避免，但“船大难掉头”却也未必。暴风骤雨下，翩翩的蝴蝶被打落地面，反倒是大象还可以起舞。

多家教育巨头在“双减”政策落地前，就已经开始转型动作，在政策落地后更是迅速召开发布会，宣布素质教育等转型方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曲一帆在8月16日的《经济日报》上撰文指出，校外培训转型大致有七大方向：助力校内教育；加强素质教育；指导家庭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服务终身教育；促进乡村教育振兴；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该文后被教育部官网转载，成为教育机构转型的参考。

无论是好未来、新东方两大教育巨头，还是作业帮等在线教育头部选手，素质教育一直都是企业内部的重要板块。所谓转型，其实也是借机对内部业务线合并整合，将原本隐藏于学科培训之后的素质教育推到台前。

比如，网易有道素质教育业务负责人陈虎就在8月召开的行业合作发布会上表示：“有道重点关注素质教育从2016年开始，现已有编程、机器人、美术、围棋、科学等多个素质教育产品。”

再比如，作业帮对素质教育的探索也在2019年就已经开启，据介绍其70%以上的用户来自三线及以下地区，这些一二线城市之外的用户群体相比一线城市，对于普惠性质的素质教育有着更大需求。

体育类、艺术类、编程类、书法类等素质教育范畴，也是学科类教育机构转型最主要的方向。

据央视财经近期报道，我国目前有37万家艺术类培训相关企业、66万家体育运动类培训相关企业；“双减”政策发布以来，以上两类培训相关企业新增了3.3万余家，较去年同期相比增长99%。

除此之外，还可以拓展托管、延伸到考研、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多个领域。

微淼财商教育高研团乔书宁告诉亿欧EqualOcean，学科教育类企业转型之下，面向成年人的技能教育可能会成为教育行业的热门赛道，那些能够让教育为社会服务、与社会需求契合的教育企业才会更有机会，比如职业教育、技能型教育。

而职业教育并不只是成人职业教育。在普职比（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大致1:1的政策下，有将近一半初中生无法进入高中，只能被分流到职业教育轨。

据统计，2019年，中国职业教育在校生共有2857.1万人，其中中职招生600.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7%。他们不是成年人，和高中生一样“也是个孩子”，但却被社会和很多教育企业忽略。

他们和他们的父母，都是当前教育体系下的弱势方。据报道，最近某地一位家长在开学之后才发现，孩子没有学上了（中考分数过低）——很少有人能想象，竟然还有家长完全不知道中考意味着什么，不知道高中、中职如何入学。

据估测，2020年中国职业技能教育市场规模达到1415亿元。针对职业教育学生的职业指导、培训见习、资格证书等多方面的职业培训，也会是一个不小的市场。只是相对于多金的K12赛道，相对于素质教育赛道，教育大厂还没有开始注重而已。

跟随时代转型，才能吃到时代红利

时代造就企业，企业也影响了时代。

20世纪80、90年代的留学潮，成就了以留学英语培训起家的新东方。“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中国人对于理科的重视，也成就了以奥数培训起家的好未来。这是时代成就企业的例证。

在留学热退潮之后，新东方持续拓展英语等赛道，用户群已经从少数留学人群拓展覆盖到更多人群；好未来也将原本只是少数尖子生需求的奥数培训，做成了“全民需求”。这是企业影响时代的例证。

“有人在挥金如土打赏主播，有人在寻找知识改变命运的稻草”，这是2018年12月中国青年报《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一文下的一条热门评论。这篇报道里，直播课改变很多农村孩子命运的故事打动了不少人。

但报道和热评背后，少有人关注直播课背后的东方问道公司如何赢得项目、为什么很多中学依然只有少数班能上直播课。在国家重视教育均衡化的时代，东方问道其实只是比别人稍早一步切入这一市场，没有去做“锦上添花”的生意，而是选择“雪中送炭”。

时代在改变，教育企业需要适应，比别人更早一步发现市场机会，就能获取时代的红利。

最新的学科类培训收费政策，以及行业协会关于机构房租问题的意见，也给出了企业必须转变的信号。

9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由政府制定基准收费标准，各地上浮不得超过10%，下浮可不限。

通知还严格规定了工资水平、租金核算、宣传费：培训机构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不得明显高于当地教育行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培训场地租金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等，按合理方法和公允水平分摊核算；宣传费按不超过销售收入的3%据实核算。

学科类培训已经确定为非营利性质，教育企业作为商业公司，都在加快速度开拓学科类赛道之外的方向，切换教育场地的需求也随之而来。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就发布《关于校外培训机构房租有关问题的行业意见书》，指出校外培训机构退租属于情势变更，不用支付违约金。对于想转换办学场所、降低支出压力的教育机构，这也是一个变换阵地的好时候，尽快退租、尽早切换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虽然原有教育场所附近的市场可能会随之流失，新的租赁场地也未必会有成本上的降低。但敢于挑战风险、适应能力更强的企业，一定会在市场中胜过喜欢抱怨而不愿变化的企业。

写在最后

“双减”政策对于教育企业，恰如“三条红线”政策对于房产企业一样，这是教育领域的一场去杠杆。

但政策绝非要消灭教培行业，而是鼓励与监管并存，要在教育领域捅破资本吹出的泡沫、烧掉陈旧的腐木，为被巨头遮蔽的更多企业开辟出一个宽广的赛道。有一个强制外力将牌桌推倒重来，或许也是行业改变的契机。

“三条红线”之下，杠杆率最高的房企反而变得危险；“双减”政策之下，教育企业也不再是资本通吃。

国家要在拼家庭财力的培训之外，建立一个覆盖更多孩子的普惠式学科教育体系，一个全新的人才体系，从包括底层民众在内的多层次人群中选取国家需要的人才。作为教育企业，能帮助国家实现这一目的，也就能够实现自己的“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