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若干清史研究者笔谈近年研究趋势

今年6月的《清史问题》刊发了一组研究者的笔谈，概述近四十年清史研究的趋势。大部分内容比较随意，不过也颇能看出一些共识。简单写了些阅读笔记。

注意：这些内容不是对原文的翻译。需要引用的请查对原文，错了不管。

涉及的文献

Cohen, Paul. “Changes over Time in Qing Hist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0–13. doi:10.1353/late.2016.0004.
Guy, R. Kent. “Images of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16. doi:10.1353/late.2016.0005.
Hegel, Robert E. “Reflections on Five Decades of Studying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5–9. doi:10.1353/late.2016.0003.
Rawski, Evelyn S. “The Qing in Historiographical Dialogue.” Late Imperial China 37, no. 1 (2016): 1–4. doi:10.1353/late.2016.0001.

Hegel

1960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搞晚期帝制时代文学的学者都很excited。台湾人固步自封，大陆在闹文革，日本和西方研究者都在寻找新的作家、文本、题目。我们都是探索者，年轻人很跳，搞点啥都是大新闻。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波学术成果，包括传记和文献上的发掘，引发了美国学者推进的热情——当然要撇开那些浮光掠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对重要方法的辩论。哥大的夏志清和其他人将欧洲文学中分析和批判的技巧及理论概念应用于中国文学的文本。布拉格的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马克思主义形塑地方文学。两人的方法其实都是由政治上的观念先行所划定的。而同时，Patrick Hanan较为审慎的研究，要历史得多。

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在北美长期是两个学科。

中国大陆图书馆和档案馆日渐开放，新资料越来越多，对学科造成巨大影响。数字化文献更值得瞩目。

（以下和清史关系不大了。）

1960年代罗友枝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都在关心两个问题：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为什么失败、中共为何能夺取政权。同时期的研究生大多在关注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因为西方语言的材料对大家来讲比较容易读。

而等到21世纪初，问题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中国为何失败”变成了“哪些历史因素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成功”。

罗友枝觉得自己对19世纪的把握并不好：高估了19世纪欧洲商业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水平。

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学者修正了对清朝“束手无策，被西方侵略”的评价，并重新看待同光中兴时的一些汉人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出版物一度十分繁荣。然而，就在国家编纂着它所官方认可的清史时，中国之外的学者正从新接触到的满文档案史料中汲取营养，讨论对这个征服王朝的、脱离传统叙事的解释。对少数族群身份建构的兴趣，促进了对汉族身份的历史建构的严肃研究。

被称为“新清史”的这些研究，超越了汉民族主义主体。新一代学者，为了从更新的角度研习清及其邻近群体之间的关系，会学习汉语之外的其他亚洲语言。这些研究肯定可以展现出更多的案例，分析清帝国的历史遗产。近来的新研究突出显示了贸易作为清朝与其邻近关系的框架，逐渐取代了所谓“朝贡”的框架，成为一以贯之的历史主题。

抛弃王朝的框架以后，另一种可能性出现：清实际上是个独一无二的历史建构。清朝关于内陆亚洲边缘的政策，直到1911后仍保有巨大影响力。近来研究显示，清朝的中央集权，是朝廷在军事动员中应激反应的结果。而James Lee正在从事的研究，分析了族群出身与官员任命的关系，则肯定会拓展我们对满洲统治者如何制驭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认识。

当下时事亦会影响清史研究。在中国以外，学者们正在仔细阅读早期欧洲对“天朝”的写作，重新审视和修正大家对中欧遭遇的历史的认识。对明清帝国的有影响力的描述里，哪些最早？谁搞的？咋知道的？谁看了？有啥感想？

对19世纪的重新评价。近年来有一些思想史研究，总结了中国对西方的建设性的回应，比预想的要早。

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阅读、回应这些由中国之外的专家所书写的历史。他们的回应经常涉及更广阔且长期的历史形态及解释。我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种建设性的思想对话，开拓进取，探讨近来清史研究如何调整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解释。清史学界近年的争论，涉及文本记载的主导权，从多角度审视同一事件的意义，以及将中国历史同更广阔的区域及全球语境结合等问题，以前我们可以这么搞，也应该这么搞，将来也一样。

清征服者的视角和被统治的芸芸众生不同，我们更要重新思考那些再早的征服王朝。剑桥中国史第六卷里党项、契丹、女真和蒙古政权各章已经提了不少观点，而新的研究则将建立在它们之上。这些战士们征服了定居文明后，尚武的旧有形态如何影响新建体制？蒙古帝国很重要，我们得回应欧亚主义者所提出的世界史冲击的问题。再想想中国，这些观点又要怎么调整我们对明代的认知？再进一步，从汉末到1368之间北方地区主要部分都处于非汉人政权控制之下，若我们仔细考察这种特殊环境，又会怎么样呢？“北方”的历史又能和“南方”有什么重大区别？清史研究唤醒了这些更大的争论。

早年间给学生讲课时，清这清那讲了一堆，结果有学生起来问：什么是清？

近年来的一条教学经验：将不同类别的学者对清的看法分类组织，进而理解，大有好处。

1960年代后期的学者认为清是个失败的朝代。而《清代地方督抚》出版的时候，把清看成是早期近代state则颇为流行，捎带着还有帝国主义、控制与被控制等等。这种将清看成帝国的历史，众所周知，就是新清史。但我们现在恐怕已经进入了后新清史的时代。

后新清史时代将会有什么特征？第一，都不得不接受清是个帝国的事实。但是什么类型的帝国？古代帝国如汉和罗马，还是近代帝国如大英帝国？第二，如何衔接18和19世纪？第三，必须把清中叶的历史和真实存在的“人”相结合。接近具体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契合范式（意识形态或社会学范式），而是因为他们在帝国的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事实表明，中国史研究正逐渐变得和其他门类的历史一样。1970年代时中国史研究就是文本解读，而现在则复杂多了。

1961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西方人把清代中国看成神秘且和西方不同的地方，静态且毫无变化的文明，难以理解而又隔绝于世界。1950s到1960s，美国人对19世纪中国的理解则高度依赖于冲击反应学说。这一学说和现代化理论紧密相连，“现代”在这里几乎就等于“西方”。而今天，对中国史的理解已有巨大变化，我们关注西方入侵前中国的处境。该方法的几个特征：起点为中国，处理中国的复杂性问题，关注社会的较低阶层，多利用其它学科的方法。1970以后，这种中国中心观大行其道，认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是太平天国（孔飞力、罗威廉持此说）。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议题。例如，王国斌和彭慕兰，还有一些检视非汉族群的行为和思想的研究。后者提出了问题：中国史的边界在何处。类似的问题在环境史、医药史、性别史、出版史里也有。

理论基础上的新语境，则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欧亚。当清不再被看作一个王朝，而被看作一个帝国，那么便产生了新的问题：它和欧亚其他帝国相比有何异同？盖博坚提到汉、罗马、大英帝国和美国，我们还可以加上日本和苏联。比较研究将丰富我们对清的认识。

（重新描述了盖博坚、Hegel和罗友枝提到的若干问题）

将新语境带入清史研究，无疑有助于打开我们的视野，超越1950s-1960s的范式，看到中国如何通过贸易、宗教和其他形式的接触而和世界其他部分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