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怀孕仍然被理想化、被美化。但其实怀孕根本就不是一个洁白无瑕的过程 | 周雯静 一席第825位讲者

没有一个所谓的受苦的女性的群像，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

文章转载自：一席 ID：yixiclub 编辑：jan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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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雯静，青年艺术家。

在这些年的创作和采访经历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没有一个所谓的受苦的女性的群像，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

身体的对立面

2020.12.13 广州

大家好，我是周雯静，一个青年艺术家。

在我的艺术实践中，我一直关注身份、疾病、权力、性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这个作品叫《女人系列·节育环》，是我2014年在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时期的毕业作品，也是我的第一件当代艺术作品。

▲ 《女人系列·节育环》，2014

这个作品的缘起是2011年的时候，我陪我的母亲取下了她佩戴了20多年的节育环。取环手术之后，她出现了大出血现象，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当时医生初步诊断为子宫癌。这件事情对我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让我开始着手研究节育环这个物件。

世界卫生组织有这样一个数据：全世界佩戴节育环的女性有三分之二都在中国。国家卫健委历年统计年鉴数据表明，近50年中，有5.4亿人次女性曾安装金属节育器。

那么节育环是怎样节育的呢？节育环的主要原理是通过放置在子宫的内部，形成永久性的发炎，最终导致精子无法着床。它的不良反应有哪些呢？有可能会导致内分泌失调、大出血、宫外孕、子宫癌、子宫穿孔、纤维化病变等等。

节育环在中国使用的基数如此之大，会不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普遍性的影响呢？

今年6月的时候，我的作品在网络上收到了3万多条留言，其中在b站的弹幕是这样子的画风。

有4000多个人在弹幕上表示他们的母亲也佩戴了节育环。在3万多条留言中，也有很多人分享了他们的母亲和亲戚佩戴节育环的经历。可见在中国，佩戴节育环的人口的基数是如此之大。

其实在创作这个作品的四年间，我也陆续采访了50位佩戴节育环的女性。今天我想结合最近“全现在”与《财新》对我的采访，和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山西太原人张雨，她是1992年上环。但是因为她的宫口过于小，国内最小的环她都戴不上，于是她选择了一个进口的T字形的环。

可是佩环的几年之间，她一直不停地出血，时常从家里的卧室走到厕所就会滴一地的血。在此期间她不断地就医，可是医生给她的医嘱仅仅是——你再忍一忍，等到40多岁你停经了，子宫萎缩了，就不会出血了。

可是这一忍就是二十多年。医生对她说，因为你的身体里有异物，所以你的身体一直出现排异反应，你的子宫内膜在不断地增生。终于在她55岁的时候，医生对她说，你需要摘除整个子宫。

在我采访的这50位女性当中，有8位或多或少都是因为和节育环相关的原因，最终摘除了子宫。

43岁的许英，她有三次上环、取环的经历。前两次都是因为意外的上环怀孕。

可是为什么上了节育环还会怀孕呢？节育环不是一个高效的避孕手段吗？为此许英她自己开玩笑说，“可能我是易孕体质，所以我上了环还会怀孕”。但是像许英一样上环怀孕的现象并不罕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57岁的张香芬，她其实已经停经好多年了，但是她并没有要取环的打算。她说，“我觉得节育环并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反而担心取环之后身体会感到不适，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最近《财新》记者黄雨馨的采访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农村，大多数的中老年女性对抗这种痛苦的方式，就是“不想它，不讲它，遗忘它”，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

在这些年的创作和采访经历中，我真切地感受到，没有一个所谓的受苦的女性的群像，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人。

其实在我采访的对象中，也有一部分女性对节育环持相反的意见。比如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是一所高校的校医，她就认为节育环是最高效的避孕手段。并且在她佩环期间，节育环没有对她的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在今天可能大家会普遍认为，佩环的主要是中老年的女性，应该不太会有年轻的女性再去使用或者选择节育环作为一种避孕手段了。可是在我收到的留言、评论和采访中发现，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年轻的女性在使用节育环。

可是当我问到她们节育环的运行机制和副作用的时候，她们基本上一无所知，这一点让我非常惊讶。我在想也许节育环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核心，也许它的关键在于，这个当事人她有没有行使自己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我在创作《节育环》这个作品的时候，选择的是节育环最典型的材料——铜，按照基本上是1:1的比例，也就是历史中出现过的真实的节育环的形状，制作了300多个节育环。然后把它们放在精致的蓝丝绒上，像女性的首饰一样，带着某种讽刺的意味。

在中国和法国的展览上，我最常听到的评论就是，节育环有这么多形状吗？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其实有很多奇形怪状的节育环，它们是创造于二战时期的欧洲和美国一些私人的诊所。这些东西是发明给那些在他们的评估下不适合生育的妇女，比如说他们认为有精神疾病的妇女，或者是基因上“有缺陷”的妇女，为了让她们戴进去以后，不能够自行地取出。

我的展场上有很多人会来找我聊天，但是几乎没有人找我聊艺术，而是会咨询我一些医学上的问题。比如2014年，在我的展览上就有一个清洁工阿姨在展场等了我三天，就是为了咨询我佩戴了六年的节育环，最近出现了腰酸腹痛，想知道是不是应该取掉它了。

我的展览现场有时候更像一个医生的听诊室，我感到恍惚，时常会在医生与艺术家的角色中来回游走。

做完这个系列之后，我就去到了法国，在法国的南特美术学院攻读第二硕士。刚到法国的时候，思维方式、语言体系、创作方法论都不一样，我当时处在一个重新打破固有的成见，然后重新再建立新的体系的过程。

这个过程非常地痛苦，我甚至前三个月都创作不出来任何东西。我就到处去看博物馆，从西班牙、意大利到法国，再到德国。但是在众多的美术馆中，让我最惊讶的、最刺激到我的反而是巴黎医科大学的一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展出的是19世纪所有的临床器材。这些手术刀被精美地放置在木匣子里，就像银制的餐具一样，被安静地放置在那儿，但是给观者的感受却是刺痛的、难受的、暴力的。

于是我回来创作了《红色系列》的第一个作品——《手术刀系列》。

▲ 《红色系列·手术刀》，2015

红色有非常多的隐喻意义。但是对我来说，它的第一层隐喻意义就是血液。流血是女性身体在生物层面上遭遇的最平凡的一种经历，比如经期、生育、疾病、受伤等等。

在这个作品中我用了一种荷兰墨水，用水彩的方式把它们画了出来。这个墨水很特殊，在它高浓度的时候会呈现出一种血液的红色，但是当它被稀释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粉红色，看起来很温馨，很媚俗。

我创作的这个手术刀也基本上是按照1:1的比例，绘制出了现有的临床的手术器材，大多数都是妇科器材。我这个作品特殊的一点是，在这个手术器材的旁边，我用工程制图的方式标志出了它的尺寸。

当我用大头针把这些小的画钉在墙上，在一个洁白的房间里展出的时候，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出现了，让人感觉很不适。它外在的冷酷和内在的热情、工具的理性和强烈的情感，被用一种很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

接下来我创作的这个《红色系列·壁纸》也是一样，它看起来很温馨、很漂亮，可是当你走近去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它的内容是如此地暴力。我很喜欢这种矛盾法的表达方式。

▲ 《红色系列·壁纸》，2015

接下来是《红色系列》的第三个作品，也是让我最感到惊喜的一个作品。我创作了12个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腿，没有一切个人和社会身份象征的部位，只保留了女性具有生殖功能的部分的女人体。

▲ 《红色系列Nº3》，2016

这个作品是我用石膏制成的一个雕塑，然后我把石膏放到红色墨水里面浸泡。

石膏这个材质它会吸水，然后它会变化。大概一周过后，它会显现出很温柔的、像玫瑰一样的状态。

可是一个月之后，它变成了这样。

红色的墨水就像一种淋巴液，在身体上攀爬、晕染。在这个石膏缓慢地吸水和变干的过程中，它呈现出了某种抽象的疾病的特征，在石膏的表面形成了白色和黄色的沉积物，就像皮肤的分泌物一样，让你感到不适，你的身体被侮辱，被污染，被损害。

在今天，怀孕仍然被理想化、被美化。但其实怀孕根本就不是一个洁白无瑕的过程。女性身体仍然存在于被蒙昧主义排斥的位置。

在这个时期我常常在思考，艺术作品不应该像一篇社会报道，艺术应该是暧昧的、模棱两可的，带着某种挑衅意味的。

这个作品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Bill Viola，他早期创作的一个作品。当时我是在南特的美术馆旁边的小教堂里看的这个作品。这个经验太特殊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 Nantes Triptyque, Bill Viola

在这个大的教堂的空间中只展出了这样一个作品。整个教堂的窗户被封上，变成了一个全黑的空间，正面是三个巨型的屏幕。这个屏幕的最左边，是他拍摄的他第二个儿子出生的全过程；中间是他经历的一次溺水的经验，他说是他最接近死亡的一次经历；最右边是他拍摄的他的母亲在病床上即将死亡的过程。

这三个视频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所有的观众都站在前面，等待某个事件的发生。当这个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儿子出生了。他把他的头拔出来，再把婴儿放在了母亲的怀里。

这个时候三个镜头缓慢地推向了人的脸，给了人脸一个特写。他刚出生的儿子的脸是紫色的、皱巴巴的，和他即将去世的母亲的脸几乎一模一样。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因为我感觉生命之重大。我仿佛从作品里看到了某种生命不可知的本质的意义，可能生和死是同一回事。在这样的作品前是无言的，好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到失语。

在这个时期我也常常会回想曾经作品中的问题，我对之前的《节育环》作品中的讽刺的意味并不满意，我想强调关于嵌入身体的疼痛感，于是我重新创作了《节育环》。

▲ 《红色系列·节育环》，2016

我选择了一个接近皮肤质感的陶瓷，把节育环嵌入陶瓷当中。然后把陶瓷取出来，留下了一个疼痛的痕迹，再把这个痕迹烧制成一个永恒的印记。

在这两个《节育环》的作品被放到一个展览同时展出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对话——一个是真实，一个是虚空。

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有位艺术家做过一个这样的作品，他拿了一个苹果，用世界上不同语言的字典，查到了关于这个苹果的解释。再把这些解释打印出来，用这些解释一页一页地把这个真实的苹果包裹起来。最终这个真实的苹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关于这个苹果的阐释。

其实我们认识的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这个真实的世界被大量的信息所覆盖，我们一头扎进信息的海洋里，最终却忘记了和这个真实的世界发生关系。

因为这个作品的灵感对我的影响，我创作了这个作品，叫《权力词典》，也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 《权力词典》，2017

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于福楼拜最后一本小说中的《庸见词典》，“平庸”的“庸”，“见解”的“见”。

其实我干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把所有关于“权力”这个词的词汇收集起来。我自己再给这个词一个解释，最终编汇成一本个人词典。我把它翻译成了法语，保留了中文和法语两个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看其中的案例：

《权力词典》这本小册子的第三部分，是我做的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的作品，是权力的图像化。

这个动作也非常简单，就是我把中文简体的“权力”这个词放到Google翻译当中，翻译成104种不同的语言。然后我再复制、粘贴这个语言到图片搜索栏，得到了第一页的图像的截图。

大家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比如说中文简体的“权力”搜索的图像，大多都是拳头、印章、很多的人，但是在南非的布尔语里，你看到的图像是很多的枪支。

▲ Google搜索“权力”。左：中文；右：南非布尔语

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化对一个词语最简单的图像化的阐释。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无数多的歧义，比如说有语言学上的歧义，有一些语言它本身就没有“权力”这个词，于是它会选用一个相似的词去替代它；再比如Google搜索是按照搜索量来排名的，所以你搜索到的并不是最正确的结果，而是最经常被人搜索到的结果。于是我把这些错误和歧义收集起来，保存下来，最终编汇了这本小册子。

我想一个艺术家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就是对世界的诠释权。我用一种戏谑的方式编写了这一本《权力词典》，用来行使我对这个世界的诠释权。

很多人说我的作品太严肃了，我其实也有很多很幽默的作品，比如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我心爱的》。

▲ 《我心爱的》，2018

其实在我的家庭当中有很多长辈的心脏里都搭了支架。他们一边喝酒吃肉，一边搭着支架。那我肯定要幽默你一把。

我做了30多个的“铁石心肠”，你们看上去很像铁对吧？其实这个东西是我调制的一种金属的釉料，它是陶瓷做的，然后烧制成这个样子。

布展的时候，我还特意花了个小心思，就是把它们全部摆放在地上。因为当观众站着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有一定的距离，你会觉得它是非常坚硬的铁。可是当你蹲下来靠近它、触摸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真相：原来它是陶瓷，如此地脆弱，如此地不堪一击。所以说傲慢的观众发现不了真相。

也有人说我的作品很冷酷很暴力，那你本人的性格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其实并不是。我也创作了一些很温馨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女人系列·取暖》，其实是和《节育环》同时创作的一个系列。

▲ 《女人系列·取暖》，2014

这个作品是我把我母亲的衣柜里，从2004年到2014年所有的衣服的标签取下来做的一个作品。我妈妈从来没有丢衣服的习惯，所以她有一个很大的衣柜。

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剪一些比较贵的衣服的标签的时候，她说不能剪，因为她买的就是这个标签。我狡黠一笑：那我就更要剪了。

我把这个标签剪下来之后，在底下附了一张小的纸片，上面记述她购买的时间、衣服的尺寸、颜色、款式，做成了一个像标本一样的镜框。我当时还豪言壮志地说，我要批判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消费主义的问题。

结果忽然有一天我看到墙上这个大框子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也是一张我母亲的十年的肖像，充满了温情。其实你仔细观看其中的细节，你会发现，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身高、她喜欢买什么样的衣服，甚至能够揣测出她大概的性格。

而且你能够发现，这个家庭好像从某一年开始收入还不错，开始买一点稍微贵的衣服了。甚至你可以发现，某一个欧美的品牌在哪一年开始进入了中国一个三线城市的市场。

它其实是一段微观历史，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的十年间，一个中国三线城市的一个普通上班族女性的一段消费史。

2017年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参加了第一届合川钓鱼城的新媒体艺术节。这个展览空间十分地特别，是在重棉四厂一个废弃的厂房里。这个工厂以前生产的是棉麻的纺织品，它让我想起了我祖母的一段经历。

我的奶奶在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间，从东北移民到了湖南株洲，在市毛巾厂工作。她去世之后，我和我的父亲去整理她的遗物的时候，发现她的衣柜里有将近20公斤的毛巾。

我把这些毛巾缝制成了一个3米×25米的长帆，挂在了这个展厅里。

▲ 《生产/符号》，2017

在展场的现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第二天我去展场拍照，我发现退休女工们又重新穿上了她们的制服去看展，在我的作品前拍照。我赶紧也跑过去给她们拍了几张。这个突然的意象，让我的作品有了一个新的立体的生命。我很欢喜。

从这个作品开始，我开始确定了在我的创作方法论中关于“微观史”的体系。我认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天经历的具体的事件，把这些具体、细小的事件记录下来，就成了一部文明史。

做完这个作品之后，我就搬到了巴黎。我住在巴黎11区拉雪兹公墓的附近。我在巴黎的生活非常地奢侈。每周三和每周五的晚上，我都会散步去卢浮宫。每个晚上两个小时，我只看一幅画或者一个雕塑。我会站在那幅画前临摹，有时候会写作，有时候甚至就只是发发呆。

每次走出卢浮宫之后，我会在塞纳河边散散步，看一看塞纳河的水，再回想回想刚才的画。在这三年期间，我大概是按照美术史的脉络这么走下来的，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十七、十八世纪的绘画。这一段时间也让我对美术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2020年是很特殊的一年，是全世界都开始关注医疗的一年。其实今年我也开始关注医学和艺术的一个交汇点。我想创作一个这样的词叫“临床艺术”，不是指用艺术去治疗临床的疾病，而是指用观看的方式揭示医学和艺术的交汇点和对立面。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到这家博物馆，这是我家附近的圣路易医院的博物馆，收藏的是17到18世纪所有皮肤病病人的真人翻模。这些翻模都是蜡制的。整个展厅里面展示的有艾滋病、天花、荨麻疹、带状疱疹等皮肤病蜡膜，非常地惊悚，非常地暴力。

我看到了一些人的脸，这些人的脸作为一种图像，可能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证明。可是在这张脸的下面写的名字，却是他得过的疾病的名字，他穿着疾病的衣服，被疾病命名。

上个月我遇到了一个朋友，她对我的疾病系列很有感触。她告诉我了一个她个人的经历。她说在她初中的时候曾经感染过猪流感H1N1。那个时候她的图像被不断地报道、传播，可是在她的图像下方写的却是“猪流感二号病人”。

于是我开始着手创作这个系列，叫《以疾病之名》。这是其中的第一个作品。

▲ 《以疾病之名》，2018

我用绘画的方式和综合材料的方式，描绘了博物馆里面出现过的一些真实的人物，他们闭着眼睛，神态安详。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增生》。

▲ 《增生》，2018

其实它来源于女性乳腺钼靶筛查的X光影像。我几乎是用写生的方式把这个X光画了出来。我搜集了大量的医学资料，用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医疗网站上找到这个X光照片，把它们画了出来。

在展览的时候，我把这个照片旋转了90度，挂在了墙上。很多观众会问我，这是蘑菇吗？或者也有人会问，这是水母吗？或者是某种未来的生物吧？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有一个外科医生来看我的展览。他一进来就说，这个钙化了，这个在增生，这个是肿瘤了，没救了。他哎呀呀叹着气就走了。可能在平常人眼中的作为一种美学的存在，在医生的眼睛里就是一系列的疑难病症。这也是我想讨论的某一部分。

在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把某些人的疾病变成其他人的经验，使痛苦展示出来，这样做是公正的。病人暂时不是一个公民了，他沦为某种疾病的历史。病人到医院来寻求治疗，却变成一种景观。”

时常会有人问我，艺术有什么用？我恰恰想说的是，艺术它可能不是一门实用的学科。艺术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就是无用的状态，无用之用。艺术家用艺术的眼光提出了一个问题，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科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医生，或者其他。

在我看来，艺术是一种追寻，对于不明就里的人而言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对我来说，却是智识的本身，也包括牵涉其中的一切困难和所能给我的一切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