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增长对美国的冲击

随着2016美国大选落下帷幕，贸易对美国蓝领工人的冲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有多篇论文讨论并证实了2000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剧增对美国就业市场、工人健康乃至政治选举等各方面的冲击。本文将主要概述Autor et al.(2016a)的综述，连带述及Autor等人以及Pierce and Schott的其他几篇论文，展示对于贸易冲击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最新结论。文中数据和结论全部引用于参考文献。

背景介绍：

标准的国际贸易理论(H-O模型)预言，贸易开放会增加本国丰裕要素的报酬，减少本国稀缺要素的报酬。但在战后数十年经济学家并未发现贸易开放对发达经济体低技能劳动力，或者进口竞争部门或要素的显著负面影响。在2000年，当时的实证共识是：

1）最近几十年，贸易并非发达国家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工资不平等提高的主因；

2）在进口竞争部门较密集的区域就业的工人如果受到贸易冲击，可以较容易地转向其他行业或其他区域；

3）由于要素一价定理的作用，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将由所有低技能劳动力共同承受，而非由进口行业的工人单独承受。

对于美国来说，20世纪最后十年的劳动力市场是不错的：男性的就业岗位与人口的比例十年内增加了1.5%，女性则增加了3%. 实际工资增长迅速。全国失业率在2000年达到了1969年以来的最低点——4.0%. 而从2001-2007年，尽管经济持续增长，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了18%. 同期，总的就业岗位年均增长约0.9%，相比1991-2000年的2.6%大幅减少。

日常经验和民众直觉都支持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受到中国出口严重影响的观点。这也是本文涉及的几篇文献都证实的结论。

实证策略与结果：

Autor等人以及Pierce and Schott都力图构建变量捕捉中国出口增长，而两者构建的核心解释变量不同。

Autor等人力图捕捉各种供给侧因素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长，包括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以及美国或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变更。他们的基准解释变量如下：

其中代表1991-2011年间中国对行业j的出口变动（代表两个子时段，1991-1999和1999-2011），代表1991年行业j的总需求（产量+进口-出口）。

由于中国对美出口的变动不仅源于供给侧的变动，也有可能源于美国需求的变动。为消除需求侧的影响，捕捉供给侧的变动，Autor等人构建了一个工具变量：

其中代表中国对美国除外的八个高收入经济体的j行业，时段的出口变动。此外分母上基准年由1991年转为1988年（作者似乎没有解释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为了规避1989年美国对华制裁的冲击）。

加入行业虚拟变量、行业趋势项等控制变量后，再加入两个时间段的虚拟变量，作者给出了2SLS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行业的就业岗位数变动）：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出口变动IV系数显著为负，1999-2011的时间段虚拟变量系数也显著为负。表明中国对美出口最严重的冲击体现在2000年之后。

除了研究中国出口增长对美国各行业直接的就业冲击，Autor等人还考虑了1）部门间的投入产出联系；2）本地一般均衡效应。前者是利用1992年美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中国出口变动对上下游产业需求的冲击。结果发现上下游行业就业受到的冲击比直接冲击小一个数量级，但累积起来的就业损失与直接就业损失相当。

后者是利用每个通勤区(CZ, Commuting Zone, 数个县county组成的经济活动聚集区)就业数据，估计下列方程：

被解释变量是通勤区i 内，行业k, 时间段的就业人口对工作年龄人口比例的变动率。加入了几个虚拟变量（是否受冲击行业，定义为1991-2011年间全国范围进口量上升2%或以上的行业，或全部上游行业进口增长超过4%的行业; 是否可贸易行业）与本地贸易冲击的交互项。结果如下：

注意直接受冲击的行业就业损失效应显著，未受冲击的行业就业增长微弱而不显著，显示通勤区内就业转移效应微弱。甚至由于受冲击的行业工人收入降低，其总需求效应导致全部行业就业受损。

Autor等人试图捕捉中国出口冲击的全效应。而Pierce and Schott选择另一种实证策略：考察一种贸易政策的冲击。自1980年以来，美国基本上每年给中国最惠国待遇(MFN)。 但是最惠国待遇需要每年国会审核，由于政治风险的存在，不确定性较大。2000年，美国终于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建立消除了政治不确定性，有助于投资者下决心在中国投资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也有助于美国制造业下决心转换生产技术以应对中国竞争。两方面都会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因此，Pierce and Schott选择了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这一政策变动，捕捉中国出口冲击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核心模型如下：

其中是是否处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年份的虚拟变量。而

代表行业i 正常贸易关系与非正常贸易关系的税率差异。结果发现了美国对华给予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对就业导致的显著负面效应。

Pierce and Schott(2016)进一步分解了就业市场冲击的可能来源，包括进口品代替本地品、美国工厂外包、工厂技术变动、投入产出关联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相对Autor等人的方法，Pierce and Schott的实证策略在保证解释变量外生性方面可能做得较好，缺点在于不能如Autor等人的方法那样，捕捉中国产业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出口增长，同时也额外捕捉了一部分美国工厂的要素替代效应。

基本结论：

这一部分总结中国出口增长对美国就业市场、政治、健康的多方面影响。

就业岗位损失：考虑进受冲击行业的上下游投入产出关联，1999-2011年贸易冲击导致的制造业就业岗位损失为98.5万，整个经济损失就业岗位200万。再考虑进总需求效应，则工作岗位损失共240万。中国出口增长有可能通过降低中间品进口的成本促进美国部分行业的就业，但现有文献未发现这方面的证据。美国就业受中国出口冲击，且并未为其他行业就业增长补偿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

贸易冲击的地域异质性：美国制造业集中于中西部和东南部，特别是部分通勤区。通勤区内，每个工人每1000美元的进口增加减少了制造业雇佣人数0.6%，非制造业雇佣人数0.18%,增加失业率0.22%,不在劳动力率（不再积极寻找工作）0.55%. 贸易冲击会显著减少本通勤区内，非制造业部门未受大学教育工人的就业岗位，显示了本地总需求效应的存在。

Autor et al. (2014)通过跟踪个人数据，发现很少有应对贸易冲击的跨区域移民。通勤区内总就业岗位对人口比例几乎与制造业就业岗位同步减少（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1%, 区内总就业岗位对人口比例相对减少1%以上），显示美国就业市场缺乏跨区域流动性，导致贸易冲击对本地就业岗位的影响持久存在，不能为全国就业市场消化。

贸易冲击的部门异质性：Autor et al.(2016a)指出，不少文献发现美国工人跨部门重新配置的成本相当于数月甚至数年的工资。Autor et al. (2014)引用长时间跨度数据研究在1991年各种特征类似，除了受雇用部门不同的不同工人，发现1991年在那些之后受贸易开放冲击行业的工人，比起特征相似但部门不同的工人，在1992-2007年间收入明显较低，且转换工作、领失业保险等就业不稳定现象也显著较多。对此的解释可能是：工人从自己最初从事的工作中获取了特殊人力资本，较难转用于其他行业。

贸易冲击的初始收入异质性： 根据研究，贸易开放对低收入工人影响最大。初始收入最高的10%工人在受到贸易冲击后，往往跳槽到非制造业部门，相比未受贸易冲击部门的特征类似的工人，这些工人收入并未降低。而收入最低的10%的工人则停留在原初的受冲击部门，只是不停换雇主期望能稳定下来，收入也明显降低。而如果工人的初始劳动力参与程度(labor-force attachment, 大致衡量的是本人是否有就业，是否积极寻求就业，是否通过就学或做主夫主妇退出劳动力等等)低，则之后年份领工资时间更少，领社保时间更长。

对工资和转移支付的影响：Autor et al.(2016a)综述多篇研究指出，受贸易冲击较大的通勤区平均周薪削减较大，并且对收入最低的40%工人影响较大。工资冲击不局限于直接受影响的行业，而是扩散到本通勤区的所有行业，但较少波及到其他通勤区.

失业和降薪增加了政府对受影响工人的转移支付。但政府转移支付远不能弥补工人的损失。Autor et al.(2016a)中计算，折算到每个工人人头，每1000美元进口导致的失业损失约每年每个成人312美元，降薪损失约213美元，而各项政府转移支付仅能提高收入每个成人约58美元。

促成本地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Autor et al.(2016b)利用2002年和2010年国会选举数据，发现受贸易冲击较大的选区更可能移除温和派议员。温和或极端用Poole and Rosenthal发明的DW-Nominate score衡量。在大选过后，Autor等人及时写了一个note(即Autor et al.(2016c))，充当前文附录。作者利用县级投票数据研究本地市场受中国出口冲击对大选结果的影响。反事实研究发现贸易冲击如果减小25%, 希拉里就能赢下密歇根和威斯康辛；如果贸易冲击减小50%, 希拉里有望进一步赢下宾夕法尼亚和北卡莱罗纳，从而赢得大选。

WSJ介绍Autor et al.(2016c)时给出的图。

对死亡率的影响：Pierce and Schott(2016b)利用如前所述的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外生事件研究贸易冲击对于美国人死亡率的影响。发现受冲击更大的县自杀率及各类死亡率提高，并且集中于白人男性。

贸易对白人男性自杀率影响
贸易对酗酒相关肝病的影响

启示：

现有研究提供了较多证据，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严重冲击了美国制造业就业市场。由于美国持续的贸易赤字，由于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的转移障碍，美国工人，特别是低收入工人较难通过转换就业的行业或地域减少损失，政府的转移支付也远不能补偿他们的损失。这种冲击的政治后果可见大选结果。

对于美国来说，如何在新的自贸协定中吸取教训，减小冲击（例如奥巴马政府在TPP中强化了劳工保护条款），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基础教育质量，降低高等教育门槛，是亟待思考的方向。而同样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减少结构性失衡，避免持续积累的经常账户顺差导致自身的自贸区战略无法推行；如何降低国内劳动力流动门槛，增加转移支付，应对产业转型中可能的就业冲击，也是需要未雨绸缪的问题。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 David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and Brendan Price. 2016.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 (S1): S141–198.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and Jae Song. 2014. "Trade Adjustment: Worker-Level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4):1799-1840.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and Gordon H. Hanson. 2016a.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8: 205-240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2016b.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637

Autor, David H., David Dorn, Gordon H.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2016c. "A Note on the Effect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o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endix to Autor et al. 2016(b)

Pierce, Justin R, and Peter K Schott. 2016a.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7): 1632–1662

Pierce, Justin R, and Peter K Schott. 2016b.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U.S. Count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2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