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中国年轻一代太喜欢喧闹，太喜欢盲从

“逃离”似乎是最能纾解现代人焦虑的词语，“逃离北上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刷爆朋友圈，但静下来想想，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该逃向哪里，这也是为什么“逃离北上广”永远只有开头，却没有结尾。

每天接收来自世界的海量信息，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对自己的追求更迷茫了——每天看到那么多种人生，哪一种才是我想要的？在追寻的道路上迷茫了又该做何选择？这些终极命题，或许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但是这位曾与众多大咖深度对谈的男人，或许能告诉你该如何更靠近这个答案。

在11月5日，场景实验室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共同主办的“甦盛典·新物种商业Talk 2017”上，作家、出版人、单向空间创始人许知远发表了《无用之价值》的主题演讲，通过自身对人生意义和答案的探索，启发大家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如何在“无用”中始终保持着充沛的好奇心与创造力。

我是对商业充满矛盾的一个人，有时需要借助它的力量，另外一些时候非常反感它所代表的喧闹。包括我们参加所有论坛中，大家大肆谈论创新、IP，以至于创新这个词变成了新的陈词滥调。我听到很多让我大开眼界的演讲，可能很多人和我有相似的感受，那些词汇的组合似乎都连接在一起，但是它们到底在表达什么，我们却不清楚。

这背后是一个非常深层的困境，是我们整个叙事能力的消失。当所有人在谈论搭建新的平台，连接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却经常发现没有真正的内容可连接，没有真正的内容可传播。

10多年前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在中环街头看到一些男男女女，他们在大的金融公司工作，穿衣服都很时髦，翻开的都是《壹周刊》的八卦。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在一个看起来如此高度流动性、向上性、信息开阔的世界，但他们的头脑却是狭隘的。这个问题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看上去我们每天都在谈论未来、在谈论AI，可我们每天刷朋友圈，内容都是那些最糟糕的心灵鸡汤、最没有价值的伪知识，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2005年，我和一些朋友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没想到过了12年可以活到今天，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可能它不是那么强大，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或许有，可是还没有实现，没把它变成了巨大的商业模式。

对我来说这些年很多重要的东西，是在任何时代里，那些沉默的声音、那些边缘的声音，那些最敏感的声音。它们在哪里？比起那些概念，是特别微小的场景、微小的故事，激励着我的人生。

20年前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大东门有一家非常小的书店叫万圣书园。那时，我喜欢无所事事地骑车，下课后，我会听着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骑行穿过胡同，一头钻进那个小小的万圣书园，和很挤的书架在一起。

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了维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当时是600多块钱，对我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把这套书买回去，它变成了我成长的一部分，尽管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非常浩瀚，到现在我也没有读完那些书，可对我来说这是通往辽阔世界的一个过程。

万圣书园，这个小小的书店，在那样的一刻，为当时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打开了世界，它感染着我、鼓励着我。现在万圣书园25年了，大概有三四代年轻人是读着这个书店的书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成长为今天的许知远，或是成长为今天的创业者，或者在任何一个行业工作。

也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理念，激发我在12年前和朋友们创办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是流动性的，同时是安静的。我们希望一代一代年轻人可以在里面看到想见到的作家、想遇见的人物，或者某种时候听到只言片语，或翻开某本书，能够鼓舞他们。因为万圣书园曾经鼓舞过我，我也希望可以鼓舞新的人。

在这12年之间，我看到中国非常迅猛的变化，一个让所有人都感慨的巨大规模上的变化。历史上只有很少的国家产生过这样大体量的变迁，像美国19世纪末的镀金年代，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钢与煤的年代，是一个扩张的年代。巨大规模公司的涌起、巨大平台的涌起，包括巨大的中国人群涌向世界的过程。

同时，我们看到了在物质上和技术上空前获胜的时代，整个人的精神、创造力、对世界更敏锐的感受力，新的文学趣味和艺术趣味，并没有随着巨大的物质到来，一些时候它甚至萎缩了。这种萎缩和我们看到高科技成长的膨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扪心自问，有多久你没有和周围的人进行一场高质量的谈话了？多久你没有真正的沉浸在一件事物之中了？多久你没有获得一种新的理解生活和自我的维度了？这一切都被这个巨大的规模压制住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自我萎缩起来。

这些年我和同事们想做的一点点小的事情，希望在这样一个充满着钢筋混凝土和信息焦虑的世界中，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独立的空间。大家在这里能够阅读海明威，听莫札特，谈论那些非常不实用的东西。过去这些年，包括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和创业者，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知识高度功利化了，这些知识如果不能迅速产生效能，我们就毫不关心。

但是所有创造力的本原都是出于无用而带来的，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崇拜乔布斯、崇拜硅谷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但倘若不是在60年代的嬉皮文化中成长起来，那些在7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会怎样一起创造新技术？他们在听鲍勃·迪伦的音乐，音乐给了很多人一种奇妙的连接。

这些意外的知识、意外的情感、意外的相逢，可能产生意外的创造力，而不是像我们此刻充满强烈目的性地寻找，反而最终什么也寻找不到。我们现在是不是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我希望大家重新找回天真的好奇心，不是成为诡辩家、经济学家或是精算师，不需要那么多的故意计算。

犬儒主义者就是一个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的人。

这个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我们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一件事情的价值。这是这个时代的普遍现象，这些都是跟真正的创造力背道而驰的。我们沉浸在中国巨大体量的幻象之中，如果我们稍微抽离一些看，或许这十多年，我们对世界真正的创造力的贡献，非常低，甚至低的很可笑。我们被那些数字和规模压垮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年轻的时候受到万圣书园的影响，也受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和纽约的城市之光书店的影响。它们都是小小的书店，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一种新的文学趣味、思想趣味的塑造者。巴黎的莎士比亚的书店，《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仅仅印了几百本在那里销售，他的作品鼓舞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鼓舞了这些新的文学塑造者。

在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同样是一家不大的空间，但它鼓舞了垮掉一代作家的成长，杰克·克鲁亚克、艾伦·金斯堡......正是垮掉一代作家的作品，撕开了整个60年代自由解放的序幕，在某种意义上孕育了现代硅谷精神，他们之间有非常微妙又紧密的联系。

到此刻的中国，我们有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文化空间的模式。它是一家书店，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文学思想、趣味的塑造者。同时，我们也希望它变成新的知识和趣味的生产中心。它在真正产生内容，我们打造音频和视频，还在编辑一份肯定不会赚钱但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杂志《单读》，《单读》在未来十年肯定会是塑造年轻一代作家最重要的产物。短期来说，我不知道这些产品会怎样赚钱，但是我觉得它一定通向我特别期望的方向，这种内在的信念希望可以鼓舞更多的年轻人。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太喜欢喧闹了，太喜欢盲从了。大家在谈论中国年轻一代有个性的人的时候，我看到了新的盲从、新的服从主义。这个世界并不是围绕新的喧嚣发明者转动，而是围绕新价值的发明者转动，它的旋转是悄无声息的。最伟大的世界并不是最嘈杂的时候，而是我们最寂静的时刻。我希望未来的中国社会里能出现更多的寂静的空间、寂静的时刻，这些寂静会真正的解放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