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暮年

　　【财新网】（特约文化记者 李大卫）刚好30年前，有个英国军情五处的前特工名叫彼得·赖特，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一本书，叫《捕谍者》，结果引发轩然大波。除了英国当局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谋刺埃及总统纳赛尔的阴谋，该书还披露了几个被怀疑为鼹鼠的苏联卧底，其中包括谍报当局的前首脑，以及前首相威尔逊。英国政府力图查禁此书，却反而做了免费宣传。

　　英国情治部门一向盛产作家。这一传统自都铎王朝的克里斯托夫·马洛，一直延伸至今。现代名家当中，吉普林（《基姆》）、毛姆（《阿兴登的故事》）、格林（《我们在哈瓦那的人》）、弗莱明（《罗亚尔赌场》），都干过这一行，而且曾经以此为题材。这自然与这个国家的殖民历史，以及对于全球地缘政治的深度介入有关。传统上，间谍小说多被视为类型文学，通常混合悬疑、犯罪等元素，是英国人贡献很大的领域。就像武侠之于中国，政律、科技惊悚之于美国。

　　非要评选出当代间谍小说第一人，约翰·勒·卡雷的得票率估计会远超同侪。仅举一例，前面提到的“鼹鼠”一词，就是因为他的影响，而进入人们的日常语汇。更重要的是间谍这一类型，由于他的存在，偶尔也能超越类型小说范畴，被当做严肃文学对待。勒·卡雷这个笔名的光芒最后掩盖了他的原名大卫·康沃尔。笔名对于他，倒是掩护身份的必需。

　　勒·卡雷是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但他最重要的成就则是创造了乔治·斯麦里这个人物。围绕这个虚构情报官的冷战故事，比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和《斯麦里的人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两级世界——一边是伦敦，一边是东柏林，两者各有其原则底线，以及伦理的灰色地带。随着《来自严寒的间谍》于1963年问世，这个阴郁的世界成了西方文学的重要景观。

　　这本小说的背景是柏林墙建成后，东、西方集团之间随时可能爆发全面冲突的紧张时期，曾经卧底伦敦的东德特工明特身份暴露后潜回柏林，成为针对西方的反谍报首脑。英国方面对间谍利马斯实施苦肉计，引起本地共产主义组织注意并被东德方面并策反到铁幕另一侧，然后进行反间。经过一番曲折磨难，利马斯发现上司的打击目标其实另有其人，而他只是圈套的一部分。最后他和亲共情人在柏林墙下被射杀。

　　小说的主题是现实政治背景下，人的道德困境。书中那套连环计预设的消灭和牺牲对象，均属行动由理想驱动的人，而真正的掩护对象，则是一个战后投靠新政权的前纳粹分子。所以这一切，都是因为凡夫俗子看不到的那盘大棋，一个高远的历史目标。近日勒·卡雷出版了一本新书《间谍的遗产》，重新审视那个冷战时代的旧案。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作家，这很可能就是他的收山之作。写小说毕竟是体力劳动。

　　不同于现代小说通常使用有限叙述视角的主流，勒·卡雷往往使用更加老派的全知视角。但《间谍的遗产》这部新作却一反常态，改用了主观视角。在以往的斯麦里系列小说中，这个第一人称叙述彼得·吉兰姆大多扮演配角。这个参加过二战的老特工，由于英法混血的出身背景，在父母双方的祖国都是方凿圆纳，格格不入，只好投身谍报这个特种行业，出生入死，成为斯麦里的左膀右臂。他也成为圈内最像007的人物。

　　《来自严寒的间谍》中的陈年旧案，在新书中被翻出重审。当年那次渗透行动的牺牲者，翻越柏林墙时被东德警方枪杀的利马斯及其女友丽兹·戈尔德，他们的子女早已成人，正着手把当年的冷战悲剧，变成兴讼获利的由头。寻求历史正义的动机，经常不是道德理想，而是现实利益，冤鬼也总会出来作祟。当年位于剑桥广场的情报总部，早已搬迁到泰晤士河边的一栋水泥堡垒，新一代负责人也换成了毫无历史负担的办公室白领。而当年主要涉事者中，吉兰姆是硕果仅存的一位。

　　此时他正在布列塔尼，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那是他母亲的老家。来自总部的一份命令，把他传唤到伦敦接受调查讯问。对历史的回忆和反思，把他再次拉回那个伦敦·柏林构成的两极世界。勒·卡雷尽其所能，为一个来自昔日阴影的人物，做了辩护。由此也能看出旧时代的幸存者，对于年轻自由派隐藏的厌恶。同时他以当事人的立场，重新检阅当年的一切，包括各种档案文件。吉兰姆的主观叙述因此被赋予了某种客观性，而且开始带有他的前任领导斯麦里的口气。

　　一个多年混迹谍报圈的老特工，没染上点儿犬儒情绪，似乎也不大现实。曾有媒体说过，不少职业间谍喜欢这种调调，还自觉不自觉地仿效。好在没有谁真把自己弄成007，否则就是找死。生活模仿艺术的事无所不在，就像《追杀比尔》热映时，很多黑道人物也穿上鲜黄色紧身衣，挎着日本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