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趣的问题，楼上

1. David Atkin, Benjamin Faber, and Marco Gonzalez-Navarro, "Retail Globalization and Household Welfare: Evidence from Mexico,"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Forthcoming
   
   这篇文章主要研究外国超市进入墨西哥市场以后对当地消费者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当国外超市品牌进入墨西哥后，当地的传统超市（类似于我们的小卖部，菜市场等等）一部分退出市场，另一部分在竞争之下不得不降低商品的售价。这样，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大大降低，而可选择的商品种类增多了，总体福利水平是上升，而非下降。
   
   之所以觉得这篇文章有意思，是因为川普刚上台的时候，在美国总能听到一些反全球化的言论，说国际贸易和海外竞争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工资下降等诸多不利后果。在学界，Autor, Dorn & Hanson 2013年的那篇“The China Syndrome”也是持有相似的立场，把美国劳动市场的萧条归咎于与中国的国际贸易。这篇文章则对上述观点提出反驳，认为全球化（至少在零售领域来说）对消费者的福利来说总体还是利大于弊的。此外，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大量的microdata， 可以说从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都让人耳目一新。
2. Joanne Hsu, David Matsa, and Brian Melze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s a Housing Market Stabiliz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
   
   这篇文章用一种很新奇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危机和失业保险之间的关系。有不少之前的研究都认为美国的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 对劳动市场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反而导致不少年轻人在经济危机之后彻底离开劳动市场，不上班、不找工作，仅靠低保度日。但是这篇文章却说，其实失业保险也没有那么坏。在上一次经济危机当中，许多美国家庭正是由于有了失业保险，才可以继续还清房贷，使得房地产市场没有进一步崩盘。根据研究者的估计，失业保险使得全美国大约 130 万处房产免于被查没，可以说是为不少家庭提供了一道最后的安全网。
3. Jonathan Parker, "Why Don't Households Smooth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a $25 Million Experi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7, 9(4): 153–183
   
   这篇文章是宏观方向的，主要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对传统的 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PIH） 提出了挑战。在 2008 年经济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曾经推出过一项财政刺激政策，以 tax credit 的方式给每个家庭发钱，根据孩子的数量从 $600 到 $1200 不等。作者首先发现，收入低，以及缺少流动性的的家庭（简单来说，就是钱比较不够花的家庭）会把这笔补助更快地花掉，这也和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但是本文还有一个新的结果，那就是每个家庭从这笔补助中的支出和 2007年（也就是经济危机一年之前）的收入也是高度相关的，但是和 07 年到 08 年的收入增长却没有任何关联。这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一个家庭如何使用 2008 年得到的一笔意外之财，只应和 2008 年和之后预期的收入有关，和 2007 年的收入是没有关系的。本文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了证明了消费行为的不同可能来自于一种持续的“家庭消费习惯”，而非一时的财政刺激。这个论点虽然我不是完全接受，但是无疑也是非常新颖的。
4. Shaun Larcom, Ferdinand Rauch, and Tim Willems, "The Benefits of Forced Experimentation: Striking Evidence from the London Underground Network",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32, Issue 4, 1 November 2017, Pages 2019–2055
   
   这篇和我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关，完全是读着玩，但是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伦敦地铁的线路和结构非常复杂，从 A 站去 B 站往往有多种不同的换乘路线，当然其中只有一条是用时最少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是习惯了每天的路线，还是懒得弄明白，总是会舍近求远，采用一条用时更长的线路上下班。2014年1月的时候，伦敦地铁大罢工，不少车站关闭，其中包括了一些重要的换乘车站。许多乘客们不得已，必须要尝试不同的换乘方法。这一试不要紧，有 5% 的乘客发现，原来有更快的方式可以到达目的地。后来在罢工结束之后，这 5%的乘客依然采用了新的出行路线，平均每个人的交通时间缩短了400秒（～7分钟）。这篇文章不长，可读性很强，再加上使用了新颖的数据（来自伦敦地铁客票系统），小小地调戏了一下严肃的“理性人假说”，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大家有空可以读一读。
   
   (注：感谢
   @Manolo
   大神的评论，这篇文章早在4个月之前就在他的专栏《辍耕录》中被推送过，我也把链接附在这里，供各位参考学习～）

就先写到这里吧。如果各位有什么建议或补充，欢迎在评论区和我讨论～

今年我印象最深的经济学论文，不仅可以精确到论文，还可以精确到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是毛咕噜夫妇15年的一篇文章里的命题4和6。它们展示的性质合称“phase transition”。

为了说这两个命题，我需要先铺垫一些基础知识。

银行之间互相欠债。这些债包括拆借来的，各类回购产生的，以及备付金等等。假如这时候某几个银行面临冲击，资不抵债了。这时由于它们既欠别的银行前，也欠储户钱。如果流动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受损银行的银行债主们兜住，那么受损银行储户的利益就几乎不会受损。

如果受损银行的银行债主们因为受损银行没还上钱，也资不抵债了，那么银行债主们的储户也可能受损失。这就是所谓的“风险传染”。

可想而知，如果一个冲击足够大，影响范围足够广，那么风险传染是一定会发生的。我们关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冲击造成的损失，在银行体系和储户之间怎么分配？

一个不完整答案是，具体怎么分配既跟哪些银行受损有关，也跟银行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关。自然地，我们希望考察银行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形状和损失分配的关系。这些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网络结构，后文也如此简称。同时，为了使损失分配matter，我们假定有某种社会福利函数。

下面给出两个定义：

1.稳定性（stability）：给定冲击规模，不同网络结构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期望。越大的越稳定。

2.扛造性（resilience）：给定冲击规模，不同网络结构下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小值，越大的越扛造。

（这里的英文是毛咕噜老湿原文里的，中文是我自己灵魂翻译的，不要用到严谨的学术论文里。）

那么请问，有没有一种网络结构，又是最稳定的，又是最扛造的呢？

这就是毛咕噜老湿厉害的地方了。他们证明了“没有”。

为了理解这个“没有”，考虑两种最极端的网络结构。一种是“环形网络”，即每个银行都只有一个银行债主，也只借给一家银行钱。另一种是“完全网络”，即所有银行欠所有银行钱，所有银行借钱给所有银行。

命题4说：

如果冲击小，那么——

1）环形网络最不稳定也最不扛造

2）完全网络最稳定也最扛造

3）二者的凸组合在稳定和扛造上，介于二者之间

命题6说：

如果冲击大，那么——

1）环形网络和完全网络都是最不稳定也最不扛造的

2）有一些分好几个山头的网络结构，比起环形网络和完全网络，既更扛造也更稳定

这两个结论非常NB。其中一个贡献在于：给定任何一个政策目标，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边界在于找到这个政策目标下，最稳定和最扛造的银行间网络结构。然后propose一些市场机制，使得银行间网络结构在长期尽可能接近最好的网络结构。但是在这个边界之外，经济学家无法告诉大家哪个政策目标是最好的。

这里面的“政策目标”，指得是形如“在XXX的冲击强度下，我希望最小化YYY”的价值判断。

另外，如果不把思路拘泥于银行间市场，这个“phase transition”的性质也可以解释人际关系中的很多traditional wisdom。比如“穷在闹市无人问”啦，“雪中送炭难”啦，“大难临头各自飞”啦等等。很多时候这些现象真不是因为道德水平败坏，而实在是因为想做也没有能力做。

文章：Acemoglu, D., Ozdaglar, A., & Tahbaz-Salehi, A. (2015). Systemic risk and stability in financial network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2), 564-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