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加州新法案或将同意青少年单独同意离开父母

原文：https://intellectualtakeout.org/2023/04/california-lgbt-children-parents/
作者：Katrina Trinko
译者：Even

译者注：在我读到这篇文章之前两周，张家界有四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共同约定去这个风景胜地跳崖自杀，他们死亡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形成了大约 1-2 周短暂的回声之后，被更多的其他新闻覆盖。
几乎每个在中国成长的孩子，都有听说甚至经历自己的同学自杀的案例，所以校园心理辅导必然是一个我们应当考虑的方案，但如何实施，以及心理辅导在日常的教育和生活中占多大权重，却是需要多方考量决定的，美国加州的法案对我们而言是很好的参考实验。
与此相关，更有意思的另一个话题，是前几年被大众声讨过却又终归于寂的网瘾学校、豫章书院等未成年人托管所。我们的现行体制默认父母拥有对孩子至高无上的处置权，但这些托管机构的存在却揭示了这样的情况的普遍存在：很多父母不拥有管理和教育的能力或意愿，甚至还将其交给了一个对孩子绝无同情心的机构。
我提到这一事实的意图，是为了提醒读者，本文的原作者是站在反对剥夺父母对子女的权利的立场的，但我们也要考虑其对立面的观点的合理性。

在加州，”危险的陌生人“可能即将有一个新的含义。

不，别急着提醒你的孩子，现在要担心来自陌生人的危险的是父母——如果这项新的法案通过的话。

AB-665 法案，表面上是为了将心理健康服务拓展到加州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群体中，但其事实上却会终结父母对 12 岁以上的孩子的监护权。

加州家庭委员会警告称：”这项法案将允许 12 岁以上的孩子在未经父母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加入州立的集体家庭生活。“

也就是说，只要青少年本人同意，他们就可以直接离开家庭，去一个集体家庭生活——他们父母的意见完全无足轻重。

Erin Friday，加州两个孩子的母亲，在 Daily Signal 的采访中表示：”这项法案把这样的权力给了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学校心理咨询师，这些人可以直接决定一个六年级或七年级的孩子是否还应该从学校回家，这简直耸人听闻。“

”这实际上就是预设了父母是罪犯，他们必须向自己的孩子自证清白。“ Erin 补充道，她现在也是一个主张维护父母的家庭权力的组织 Our Duty 的负责人。

AB-665 上周已经在加州议会的司法委员会上通过了，其基础是 2010 年一项由时任州长、共和党人阿诺斯瓦辛格签署通过的法案——《高危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法》（后面简称”服务法“），服务法允许 12 岁以上的青少年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心理健康辅导，尤其是在心理咨询师认为父母不介入更好的时候。

服务法的通过也不是一个偶然，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一个自由派智库，在 2010 年庆祝服务法通过的时候称赞其为”解决 LGBT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有力举措“。

”LGBT 青少年常常会避免接受那些大众化的心理健康服务，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自己的公开出柜（指 LGBT 倾向公开化）。“美国进步中心的报告中提到。

这份报告同样称心理健康服务对于控制青少年自杀率至关重要：”为 LGBT 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将有助于他们处理那些可能导致自杀倾向的外部压力。“

但数据表明，加州的服务法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该法案通过的 2010 年，加州有 92 名未成年人自杀，而此前十年（2000-2010），平均每年有 82 名未成年自杀者，而之后的十年（2011-2020），这个数字是 106。

这就是 2010 年的服务法最终的效果。

但是，加州的立法者们不仅没有检查和修正这个并不产生作用的法案，反而考虑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青少年不仅可以咨询心理服务，甚至可以直接离开家庭接受社区治疗方案。

这根本就是对父母权利赤裸裸的打脸。

事实上，这样的措施很可能帮不了那些在困境中的青少年，一位持证社区工作者 Pamela Garfield-Jaeger 在她的博客里指出：”以我的经验来看，和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如果没有父母的参与，效果是很差的，父母是给孩子输入最多信息的人，与他们打交道，了解他们的观点，然后通过他们去和孩子交流，才是真正的心理治疗。“

Pamela 也是反对新法案的一员，她同时也指出了把青少年放到所谓的社区集体家庭中的危险：“我在社区集体家庭里工作过，我知道那里实际上是什么样，他们离我们想象的场景相差甚远，那里的环境往往都会引导青少年沾染上更多不良习惯，比如药物滥用、自残和暴力行为等等。”

“并且这些集体家庭也是开放的，很多孩子偷偷跑出去，然后落到人贩子或其他犯罪分子手里。”她补充道。

那么，为什么加州的立法者要让孩子们如此轻易的堕入这样的命运呢？

一个没说出来的理由可能是：加州的立法者知道很多父母都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寻求变性，这是非常合理的担忧，因为即使是对未成年人而言，变形手术也是影响深远的，一些甚至是不可逆的。

目前，一个叫做“反变性行动”的运动（Detransitioner）正在逐步成长，他们指出，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变性手术，但事后又悔不当初。

Chloe Cole，“反变性行动”的一员，其本人也接受了变性手术，在 16 岁那年移除了乳腺。今年一月份时她告诉 Daily Signal 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被批准做这种手术的。”

但加州的立法者并不希望父母们可以阻止他们的孩子去做这种可能改变一生的决定。

“这个法案有一个结果是确定的，那就是变性的孩子将会直接被从传统家庭移出。” Pamela 在法案听证会上表示，”在这个噩梦一般的反乌托邦场景中，如果家长不用孩子选择的性别认同来称呼他们，家长自己就会被认为是危险的。“

在一场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Erin 称这个方案是”州政府合法的绑架“。她是对的，这个方案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州政府在用法律鼓励绑架儿童，而不是惩罚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