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31 14:00:29 　来源：芯流智库　E808G0

作者|杨健楷 来源|芯流智库(ID：xinliuzhiku)

人和的形成：芯片人才的成长经历

岛内较为公平的公立教育系统，为向外派人交流技术打下了人才的基础。

1976年，李国鼎大力支持的美国RCA引进项目，派了29个年轻人前往美国学习。他们有着惊人相似的人生轨迹：

幼时生长于贫穷的农村地区，高中联考时进入台北的建国中学，苦读三年后在台湾大学完成电机系的本科学业，之后工作两三年。

1976年，工研院派员赴美国RCA训练，图为受训学员与RCA公关主任合影

建国中学是全台最好的公立中学，无论城乡皆可报名，这为一些聪慧的农家子弟提供了上升机会。

不少外地农村学生跑到台北上学，生活颇为清苦，阳春面能加个蛋就是奢侈。

李国鼎说过，为了实现工业化，岛内的乡村地区“生产了廉价的粮食与工业原料，赚进了迫切需要的外汇，提供了极端缺乏的工业资金，并为正在发展的工业提供了适当的市场”，但做了一个更大的饼之后，财富主要流向了城市。

如何才能最好地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建国中学一些家境贫寒的佼佼者，考中了岛内就业前景最好的台大电机系，抓住人生跳跃的最佳机遇。对于乡村的父母来说，台大电机系是一个金饭碗，是一种崇拜。

电机系是台湾大学的王牌，每年招收不足两百人，录取分数居冠。

电机系一个学期的注册费，不及一个乡村教师月工资的1/4，整个台大只有1/3学生可享受工读奖助，电机系则是人人有份，足以抵上每月的伙食费。

总之，电机系的教育算下来都不仅是免费、反而是倒贴的了。

1950年代，电机系的教学条件艰苦，但维持了很高的教学质量。

教授们没有研究室、研究设备和研究经费，兼课都无处可寻。盛夏时节，教室没有风扇，他们按老师的着装准则，只是穿着西装和长袍，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挥笔行书，汗如雨下。

电机系需用颇多原版英文课本，学生们找不到书局来印，戒严时期课下又禁止师生组织读书会讨论问题，那么，课堂上能否讲通就很重要了。教授们自费心血编成讲义，在课上发放，解了学生的心头之难。

60年代的台大图书馆，灯光不甚明亮

进入1960年代，电机系迎来发展的转折点。当时的系主任想出一个聪明的法子提升教学规格——募捐一座电机大厦。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旅美的电机系校友，获得极大反响，荣誉感被激发了，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捐出三十件仪器，在科学研讨会讲学的捐出报酬，最后，在美国的电机系校友组成一个校友会，每年公推四位成绩最佳的回台讲学。

到了1969年，电机系在教学硬件和思想观念上已发生地覆天翻的变化。

电机一馆落成，电机系一跃为台大最先进：第一个通过募款盖楼、第一个中央空调系统、容纳最多的研究设备。

电机系学生不必一毕业只能和电杆打交道，也不再把电力电信系统视为唯一的待遇优厚的职等。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校友带来了最新的微机与芯片设计知识，每场讲座都是人满为患，系徽从一个电力控制系统变成了一颗芯片。

赴美留学、留在大公司工作、移民美国，正在成为最流行、最经济、也最无可置疑的人生规划路线。正如一句话总结的：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台大电机系教授南下考察

圈子的形成：交大帮与电子所

一些台大电机系学生毕业后，进入交大读研究生，由此进入了芯片产业发展早期的核心圈子，占尽了天时与先机。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一批上海交大毕业的官员和教授在1958年“复校”。

这些人散布在“交通部”、“经济部”和“科学委员会”等重要部门，掌握着制定科技产业政策、分配经费、拟定人选的权力。

当局决定了发展芯片产业后，没有出国的交大人才近水楼台先得月，很自然地被委以重任。

到1975年“科学委员会”将“大型集成电路”卓越中心交由交大建设，交大毕业的年轻人，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芯片产业的骨干力量。

当然，放到当时来看，担任公职并不是一个最优选项，反而风险较大，毕竟相较于美国大公司，当局下拨的芯片产业发展资金实在太少，只有区区一千万美元，连买成套的设备都不太够，这样的摊子，谁来打头阵？

台大电机系大师兄胡定华，正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

他读完交大电子研究所的硕士后赴美留学，1970年返回交大教书，接手了全台第一间芯片实验室。当年，交大恰好主持近代工程技术讨论会，会上有校友提出，应该花一千万美元，实验性地进入芯片行业。

1973年，当局筹划建立电子研究所，以免受老人干扰，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做事的平台，也希望借此学会外国技术、实现自主发展。胡定华毛遂自荐，1974年获任为工研院电子所所长。

他日思夜想，究竟该怎么定义并实现当局给定的目标，再三权衡后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

在电子所办一个示范工厂，引进在当时较为先进、但尚不成熟的CMOS生产工艺。

这一方案立刻引起争议，有人因资源被挤占自是不赞成，也有人说资金本来就少，选了这个技术路线更难成功。但交大校友主持的技术评审委员会认为：

虽困难但可行。

同时，委员会扩大了CMOS芯片示范工厂的产能，由五百片晶圆增至四千片以具备经济规模。

这一决定是明智的，后来的实际运作证明，如果停留在五百片，只会亏更多的钱，使步履蹒跚的芯片产业遭遇更大的非议。

胡定华接下任务，开始调查比较三十几家外国厂商的技术引进方案，最后确定了美国RCA公司。

当局订立的目标是技术经济自主，引进方是否悉心传授就变得极其重要。RCA的制程在七微米，符合当时大部分芯片产品的生产需求，愿意教。

而且，办芯片工厂不是只会开机器搞生产就大功告成，生产前事先需要一张复杂的设计图纸为模板。RCA不仅能教生产，还能教设计，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积累和设计经验。

确定了RCA为引进方，电子所先后派四十多人前往美国学习。这些人不是新兵蛋子，普遍拥有三年左右的工作经验，对于学习的方向熟门熟路，尤其对于芯片设计，众人都很上心。

电子所学了RCA的技术，不过两三年，良率马上干到比RCA高三倍的水平，技术水平甚至已经略超老师傅，但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是赔钱的。

这时，芯片工业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如果示范工厂不能证明做芯片是赚钱的，谁会来做这个赔钱的买卖呢？

1950年代以后，岛内发展工业从来不以官营为主，而是官营先行培植，证明盈利性后转卖民营，也就是说，官营产业是一风向标，主要起牵引示范意义。

现在电子所的示范工厂陷入了僵局，电子所急需另调一拨人马新设一家芯片工厂，以证明芯片工业的盈利性和前景。

1978年，工研院第一批商用芯片出货，图为用其芯片造的电子表

1980年，“经济部”另行拨付一亿元台币，成立联华电子（以下简称“联电”）。

为表示这家公司的市场化运营性质，当局在民营公司中广泛招股，响应者寥寥。的确，几乎没人看好这个亏钱的生意。

当此关键时刻，不能让联华失败，不然从此以后，岛内将无人敢投资芯片工业。

芯片工业奠基：联电艰难起步

1980年，联电起火。这是万万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好在这次火灾只造成了局部伤害，顶多使联电在第二年无法实现盈亏平衡。

但到了第二年，公司账目上的资金所剩无几。仅是研发投入，已经耗尽了几大股东三亿六千万元台币的注册资本，董事会质问到：

钱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

联电的股东里面，出大头的是“官股”，交通银行、中华开发和光华投资占据了公司80%的股份，他们是受“经济部”的委托与胁迫，代表当局履行出资的义务。

剩余20%的股份，是求爷爷告奶奶，才从多家民营公司那里筹来约莫一亿元台币的资金，他们觉得搞芯片亏钱，风险偏好比银行和信托还要低。

这时，联电骑虎难下，但不得不勉力支撑。联电承担着一个天然的历史责任：

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证明芯片产业的盈利性质，完成民营化，以自身的成功，吸引岛内的资本力量投入到当局所看好的“新兴产业”。

危急时刻，联电董事长——一位垂拱而治的和善官员，通过了股改方案。联电在先在内部募了四千万，后又在电子所集资六千万，一亿元资金到手，联电终于解了燃眉之急。

搭班子

联电募资的实际状况，说明了一个事实，岛内只有真正做芯片的一小撮人相信他们事业的前途，联电可以依靠的，只能是电子所的老人。

1984年，工研院超大型积体电路实验工厂开工典礼

基于从电子所挖来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十多个年轻人，联电构建了一个充分授权、敏捷反应、单兵作战能力较强的组织。

联电的主管和员工坐在大小格局相仿的工位，挨的很近，凡做决策，在走廊一碰头，几人商量片刻迅速执行。每一层级享有充分的行动权力，除非出了问题要修正方向，平时自行解决问题。

甚至在芯片工厂中，联电的工人都比别家会的技能多的多，人均产值也要高。因公司推行“多能工”制度，鼓励产线工人学习多种工序，如此忙季可在不同工序中自由切换，缓解用工荒的问题。

众人通力合作下，联电快速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

1982年4月1日，联电开工投产，4月中旬，联电向外界交货，速度极快。

到了六月份，联电的销售业绩迟迟停留在五六百万元台币，从香港传来急电，主力产品——电子表芯片40%有问题。信息尚未核实真假，业务部紧急磋商后决定，假定客户是对的，当天六点前，众人聚在一起议定对策。

周末，品质部主管率人查验所有产品找出症结，一周之内，所有问题悉数解决。

马上，联电的技术水平快速超过了为它输送给养的母体——电子所，晶圆尺寸从三英寸升级到四英寸，可以多切割出将近900块芯片，良率也从25%升到60%，足足提高了一倍，综合算下来，联电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

尽管如此，到了年底算账，联电一年收入将近两亿元台币，却亏了7700万。外销至香港的低端消费电子产品，看来远远不能撑起联电的业绩。生意越做越亏，资本短缺的根源性问题再次缠绕着联电。

电话机市场“闪电战”

1983年1月初，联电派人赴美考察商机。

先前，美国电话机市场放开的消息传到台湾，大多数厂商将信将疑，在一旁观望迟疑。联电1982年的经营业绩不如人意，高管不得不到处嗅探，试图抓住扭转的机会。

创业初期的艰难环境深刻地塑造了联电的基因，使其成为一个经营风险偏好颇高的“赌客”。

熟悉芯片行业的岛内人士看衰这支年轻善战的队伍。

一位清大的教授认为，电子表和电动玩具都是过于成熟的市场，如果无法升级产品档次，联电离库存滞销就不远了。

但要搞新品，就要投入设计研发，联电在这个方面严重依赖电子所，因为离尖端水平差了至少十年时间，联电索性不研发了，直接外购知识产权，这一做法饱受诟病。

有人认为，联电像个跛脚鸭，设计非靠别人不可。一年达成盈亏平衡的财务目标极为功利，野心太大，是以损害长期竞争力为前提的，这样下去：

联电很可能会死掉。

但是联电必须以战养战。

在美国，通讯革命正在以远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狂奔。美国的通讯设备支出一年增长9%，电话线路每年增加一千五百万条，电话机市场大有可为。

一月中旬，联电即刻向美国厂商订购了两千万元台币的测试设备，开始提前备货。

三月份，来自美国市场的大批电话订单涌到东南亚，零件缺货严重，联电早前做的准备收到成效。

到了八月，联电一个月取得一亿九千万元的营收，相当于1982年的营收总和。

毫无疑问，联电赌对了。

在1983年美国电话机市场的繁荣景气中，联电抓住了其中3/4的新增需求，占据了东南亚电话机芯片一半的市场份额。当年，联电营收突破十亿元，并取得三亿多的盈利。联电的民营股东开始认可：

愈快抓住机会的公司，愈能够发展。

芯片代工的商业计划

随着公司业绩的迅速增长，联电将越来越多的环节交予外包，水平分工的优越性逐渐体现。

营销本来就是外包的。联电业务部一开始只有两个营销人员，人数如此之少，联电不得不借助经销商的力量。

幸好也是依托了香港的分销网络，联电无需额外耗费人力管理，得以快速抢占市场，并随之构建了覆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达数十个经销商的行销网络。

随着市场需求的井喷，装配也外包出去。

电话机芯片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在裸片外裹以黑胶，这一环节极消耗人力，短期内难以扩张，成为产能的关键制约因素。联电在一周内找到菲律宾的一家装配厂，一个月内产量增加了约120万片。

而对于最为关键的设计环节，联电也找到了方法。

本来，有很多美国公司将设计好的芯片委托联电生产，生产精密度高，技术要求复杂，联电被逼着往上提升，生产过程中不断精进，学了不少新的技术，制程也自主发展到1.5微米，超越了全球平均二到四微米的水平。

随着工艺水平的提升，联电也渐有能力承接美国华人委托的设计订单，在日本和香港地区之外，台湾地区也开始生产用于简单控制系统的8位元微处理机芯片（MCU）。联电在设计上广泛结盟的经营策略，有效提升了芯片工业的水平。

联电在分工上的深入尝试证明了一点：

芯片工业的各个阶段具备了分立与合作的特点，一个公司不必将芯片工业上中下游的设计、制造、测试等过程都一手包办，而应该从市场的供需状况和本身的长处，来衡量自己应该专精的那一部分。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很自然能想到成立专业晶圆代工厂的点子。

当时，留学返台的海外华人先后成立了三家存储芯片设计公司，但因没有产能，必须将订单委托给韩国三星，产能受制于人，利润也低微，因此他们都向当局寻求资金上的支持。

当局没有这么多钱，因而有三种可行的方案：

扩大联电，广泛支持从业者；建立一个共用的厂房，各家集资、使用贵重设备；另成立一家专门的制造公司。

无论哪种方案，其实质都是在现有的芯片工业内发展出一独立的代工环节。

如果想抓住这次机遇，该由谁来担纲呢？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芯流智库(ID：xinliuzhiku)，作者：杨健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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