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建，这几年一直在写书。而他的身份是太盟投资集团（PAG）的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他在太盟管理着逾500亿美元。

继回忆录《走出戈壁》之后，单伟建出版了《金钱博弈》，这本书讲述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中，他如何代表新桥与韩国政府谈判，成功收购韩国曾经最大的银行，在重组、改造和连年盈利之后顺利退出。PE行业有的是开局志得意满，收场却吃了暗亏的交易。书中这单交易的退出堪称漂亮，又发生在韩国临近破产之际的戏剧性时刻下，自然值得道尽其中曲折。何况单伟建正是以局内人的视角书写，补足了这段金融史中双方如何博弈的空白。

东、西方对单伟建都不陌生。在中国香港，中环的投资人一提起单伟建，就说他能在一笔交易中照顾到各方，让交易中的所有人获利。《财富》杂志曾在标题中称单伟建为“中国PE之王”。作为TPG和TPG旗下的新桥投资的前合伙人，他主导了多起在亚洲的投资。2010年，单伟建创立了太盟投资集团的私市股权业务。这位前沃顿商学院教授也时常在《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发表评论，分析中美宏观经济局势。

被问及在这些身份——教授、作家、董事长、理解中西方思维的投资人中，最能代表自己的身份是哪个？单伟建答曰：“农民。” 他停顿了片刻：“我在戈壁里就是当农民，是最刻骨铭心的经历。”

而戈壁岁月的痕迹仍依稀闪现在他如今的生活中——从不浪费时间，极度渴求知识。

单伟建自嘲，有句话苦了他一辈子，那就是在戈壁的时候，他的朋友李荣田说，浪费时间就是对自己犯罪，自此，这话就像紧箍咒一样戴在了单伟建的脑袋上。采访开始前的15分钟，单伟建正在白纸上飞快记下一组数字——1976年以来中国GDP与人均GDP至今的变迁。他举起白纸：“你看中国这个飞跃，1976年到2021年，我们的GDP总量增长了117倍，人均GDP涨了75倍。” 用他的话说，自己的知识很零碎，能多学一点，就多提高一点判断力。

判断力、勤奋、运气，在单伟建看来，是做投资成功的三个要素。然而，他却也笑说，自己进入投资行业不过是稀里糊涂撞进去的。

主持人：杨晓磊，投中信息CEO，学习积极分子，投资圈隐形KOL

嘉宾：单伟建，太盟投资集团（PAG）执行董事长，天天都在丢失机会的投资人

“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当农民”

杨晓磊：我看到过一句话，说“单伟建做生意不是积极地兜售，他是一位教授型的交易撮合者。” 我很好奇，这几个身份——学者教授、商业作家、企业的董事长CEO、理解中西方思维的投资人，你更喜欢或者更认同哪个？

单伟建：农民。

杨晓磊：很意外，为什么是农民？

单伟建：你说我是商业作家，我的第一本书是《走出戈壁》，我在戈壁滩就是当农民，我这辈子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当农民，所以农民是最妥当的，也是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杨晓磊：1976年之前，你在内蒙古的那段期间物质很匮乏，没有什么书读，你还读说明书，再到回京赴美留学。我相信你在内蒙古的那段经历，对塑造一个有大格局、很坚韧的金融家或者投资家来说非常有作用。

我们今天的从业者绝大多数是非常盲目地进入这个行业，好些人有特别光鲜的背景、家境比较好、受过不错的教育。对于这一代年轻的投资人或者30岁到40岁之间希望自己有所成的投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历，那怎么才有机会把他们塑造成更好的投资人呢？你对这代人有什么建议？

单伟建：你说有很多人进入投资行业是稀里糊涂撞进去的，本人就是如此，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哪一天要去搞投资，我连什么叫投资都不知道。TPG的创办人庞德曼就说过，我们做PE这个行业的人，很多都是偶然的机会撞进去的。他本人以前就是律师，后来被德克萨斯州一个大家族看中，成为家族投资公司的CIO（首席投资官）。庞德曼天资非常聪明，所以他投资就非常成功，后来创办了TPG。

我在加入私市股权投资PE这个行业之前，我对PE几乎是一无所知。在我的第二本书《金钱博弈》里面也讲过，有人找到我，劝我加入这个行业，恰值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市场成了买方市场，我就加入了。所以我无法给别人出主意，怎样计划人生事业。但是我既然在PE这个行业里，我认为要投资成功的话，大概有几个要素，一个是要有很好的判断能力；第二个是要勤奋；第三个要靠运气。

杨晓磊：可以具体解释吗？

单伟建：有一个美国心理学家Angela Duckworth，写了一本书《Grit》，grit就是锲而不舍的意思。我们有一个专门做风险投资的基金，就叫grit，它的中文名叫砺石。Duckworth做了很多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从西点军校到打篮球，她发现一个人要把事情做好，那么一定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就是勤奋，不肯放弃，她认为成功的唯一要素几乎就是锲而不舍。

对此我只能认同一半，一个人要做点事自然是要勤奋、锲而不舍，但是如果方向搞错了的话，尤其投资，判断错了的话，你就白费功夫，所以我认为判断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能判断准确，再加上勤奋，就可以把事情做成。

怎么才能有很好的判断力？总得受点教育，书读得越多，知识就越多，就容易形成判断能力。第二个就要有经验，有了经验也容易判断。

《三国志》里有〈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谋士，在赤壁大战之前死了，所以曹操才会火烧连营，导致赤壁大战的失败。但是之前有个官渡之战，就是郭嘉给出的主意，郭嘉死的时候估计就三十几岁。〈郭嘉传〉给几个人物做了评论，说袁绍多谋寡断，这个人知识、想法很多，但是他没法下决断；然后说郭嘉多谋善断，就是有判断、决断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判断力非常重要，要积累知识，更要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曹操就是个多谋善断的人，所以赢了。

判断能力、勤奋是必要因素。但是也不足够，实际上投资成功很大的程度还是靠运气。我觉得，投资成功与否最起码有50%是来自于运气。所以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局限。如果你投资得不错，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好像比别人都强，而不知道运气有时好，有时可能不好，如果自以为是的话，那很容易会犯错误。

所以任何人要想做投资的话，一个是要多学习，一个就是慢慢积累经验，学会有很好的判断能力，还要勤奋，剩下的运气就不是你可以掌握的了。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杨晓磊：你在戈壁的整个经历很“战斗”，做农活的闲暇时期读各种书、学习英文等等，这是出于什么动机？你当时真的有一个很强的目标，很明确自己要改变那个状态，要通过学习回到北京？还是只是为了填充时间？《走出戈壁》中你和老战友后来又碰上了，他就留在了戈壁。

单伟建：我读书第一恐怕是天生有好奇心，对任何事情都感到很好奇，所以就不断读一些新的东西。读书对于我来说是个乐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个负担。在我们那个年代你要真想找到乐趣的话，没有别的媒介，只有读书，而且书也是非常有限的。

第二，少先队有个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有一句歌词是“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那个年代就是扎根边疆，前景无望，可能一辈子就扎根边疆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个人无法改变的。但是有一天如果有了机会，而我自己没有准备好捕捉住，那么就是我的错误。所以我就时刻准备着，说不定哪一天机会就来了。

杨晓磊：你是50年代出生的中国投资人，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美，你们这一代投资人身上有什么共性吗？

单伟建：这和哪一代毫无关系，在任何一代都有做得比较好的。就像我们团队当中有岁数大的，岁数小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一样的。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就是当老板的心态，主人翁精神。人要把事情干好，必须把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来做，比如我们管的是投资者的钱，在投资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都是你自己的钱，你投不投？

而且我们确实要求自己的钱也要投进去，和我们的投资者共同承担风险。有这种当老板的心态，主人翁的心态，事情往往能做得好。不管是哪年生的人，都可能有这个心态，在一个企业当中这种文化是有凝聚力的，这是一个相通的文化，在一个企业当中不管岁数大小、哪个年代生的人，你都会认同同样的文化。

“做buyout是比较辛苦的”

杨晓磊：今年全球危机在不断爆发，目前全球通胀，美联储一直在加息，全球主要经济体未来的经济走势会往哪里去？全球会进入一个高通胀阶段，还是说因为加息它又走回滞胀，然后进入了一个衰退的走势。

单伟建：你讲的滞胀和衰退实际上是一回事，衰退伴随通货膨胀，叫滞胀。所以从大概率来讲，世界会进入滞胀。西方世界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滞胀的阶段，美国不大好说，我觉得大概率也要滞胀。中国物价仍在可控的水平，但是目前经济处于困境。总体而言，亚洲比西方世界好一些，因为物价水平仍然不高。

稍作分析，美国最近的通货膨胀指数是9.1%，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的GDP都在下降，从技术意义上来讲，它已经进入衰退了。美联储已经不断加息了，恐怕每一次75个基础点的加息还要再持续下去，为什么？因为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且通货膨胀率很多都是供应链的因素所引起的，俄乌战争造成能源、粮食价格上升，就不是靠货币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美联储要用加息的方法减少需求，以求把通货膨胀率给降下来。

但是真正要想把9%点多的通货膨胀率降下来的话，利率从理论上来讲应该超过9%。但美国再怎么加息，也加不到9%或者超过9%，所以恐怕利率会高到使经济进入衰退，但通货膨胀仍然存在，这就是滞胀。但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比较特殊，在过去两个季度，技术上的衰退对于美国经济实际上影响并不是很大。最近劳工数字出来了，就业人数增加了大概有50万人左右，所以它的经济并不差。

从技术上来讲，两个季度下降，可以说是衰退。但你到美国去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不断加息的情况下，衰退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在美国历史上，通货膨胀率超过4%，而失业率是在4%以下，在两年内进入不进入衰退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欧洲已经进入衰退了，因为受到能源和粮食价格上升的冲击更为直接，后它也是高通货膨胀率，所以在西方国家大概率会进入滞胀。

我为什么说大概率而不是说一定呢？美国的这次衰退和以往不大一样，就是因为它没有失业，而且它的税率现在是半个世纪以来最低的3.5%。一般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涨是并行的。

杨晓磊：一般来看，是不是在经济下行期，企业家危机感比较强的时候，对于并购是个更好的时机？这段时间我见了一些在香港的并购基金投资人，他们跟你的背景类似，有人说目前是他们机构做行业整合的最好机会，你怎么看这个判断？ 

单伟建：市场周期、经济周期是自然规律，那么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你既然有衰退就有复苏，有复苏就有繁荣，有繁荣就有衰退，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因此当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比如在过去的20年当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人叫做全球经济危机，其实对中国和亚洲的影响远远小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在一个市场经济当中，经济衰退、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复苏和繁荣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永久的衰退，也没有永久的危机。

因此，在一个危机状态当中，你手头有钱的话，当然是并购的好机会，从道理上来说是如此。但是如果市场低迷，经济发生困难，不是由市场自然规律引起的，而是由什么其他因素所引起，譬如疫情，这就很难讲了，因为如果这些因素不排除，经济就不会好转，不是自然周期所造成的，也无法判断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会改变。

杨晓磊：人民币的并购市场一直没有真正成型的买方，就是人民币并购基金的GP，这是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还不够成熟，很多企业家或经济体不太希望控制权转移，还是说缺少LP对这类产品感兴趣？

还是说缺少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圈层，做了并购之后没有很好的人去管一个垂直领域的企业？还是缺少能操盘这样大的并购基金的管理人？你认为人民币的并购基金一直没有太发展的原因在哪？

单伟建：私市股权投资分几个不同的类型——风险投资、成长性投资、buyout（控股性收购），在任何一个市场都以不同形式存在。在亚洲市场你看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入到风险投资和成长性投资，流入到buyout的资本金就很少，实际上全球都是如此的，做buyout是比较辛苦的。

做成长性的投资往往就是搭顺风车，投入了，然后你就等着看好吧，一般来说你没有什么可做的，你不能控制它，你不能左右它，退出也不是你的事，它去上市了你退出，它不去上市你不见得能退出。所以一般来讲，做成长型的投资是相对轻松的事情。风险投资基本上也是如此，你就搭一个车。

你做并购、控股型的投资就不一样了。打个比喻，就像开公交车一样，你如果是司机的话，你想在哪停就在哪停，你想什么时候下车都可以。但你要是乘客的话，就只能是车停了才能下。搞并购实际上就是司机，搞成长型或者风险型的投资，就是个乘客，作为乘客，你投后需要做的稍微少一点。

做并购，你把人家的管理权给买了，买了之后干什么？怎么去改善它的经营？怎么去增加价值？这要有一整套的系统，像我们投后的经营团队，这个经营团队怎么和管理层工作，怎么找到最好的管理层等等，所以要求的技术含量稍微高一些。这就是进入门槛。并不是谁有了钱就可以做控制性收购，所以做buyout的相对少一些。

太盟一直在做并购，不能说buyout市场不存在，只能说做的人相对少一点。

“让交易中的所有人都获利”

杨晓磊：年初，我在北京见了一个从香港回来的朋友，他说了一句话我其实挺惊讶的。他说在香港中环，经常有人提起说，“单伟建是一个能在一笔交易中照顾到所有人的金融家，让交易里面的所有人获利。”

你听过这句话吗？

单伟建：这不是别人说的话，我在《金钱博弈》这本书里面提到过这一点，就是你投资必须得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你如果光为自己想，不为对方想的话，谈判肯定谈不成。你要是考虑到对方的利益，当然也考虑你自己的利益，当这两个利益重合形成一个双赢局面的话，就比较容易谈成。一个人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不考虑对方利益的话，很多事情都很难谈成。

杨晓磊：基于这个大原则，哪个案子是你最满意的？达到了你的预期，甚至超过你预期的？

单伟建：《金钱博弈》本身就是在讲我们怎么在谈判当中使得最后一个交易框架对于双方来讲都比预期的要好。比如我们去收购一个破产的银行，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不良资产。今天这个不良资产作价可能是5毛钱了（数字仅作为举例），不是一块钱了，经济恐怕一时半会不会好转，甚至恐怕会恶化，所以不良资产从5毛钱可能要跌到3毛钱，你现在投进去的话，是不是会承担很大的风险？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它最担心的是什么？我今天5毛钱卖给你了，明天经济复苏了，价值从5毛钱自然到了6毛钱，这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吗？我就是贱卖国有资产，把国有资产拱手让人了，这个责任非常巨大。所以谈判就很难谈得成。我们需要政府来承担下行风险，政府当然不愿意承担下行风险，甚至觉得你这5毛钱是少算了。我们认为，如果考虑将来的风险，应该作价4毛钱。政府认为起码6毛钱。你说我们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吗？这就很难谈了。

最后我们谈成一个什么样的交易架构呢？我在书里面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解释，把矛盾解决了，怎么解决的呢？简单来讲，“现在不作价，将来作价”。

这样你就会比较放心，因为政府不用担心未来涨了，现在贱卖了。对我们来讲，我不用担心两年之后如果这资产再跌了怎么办。把最终定价的时间推后两年就对双方都有利。对政府有利，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承担风险了。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交易架构，对双方都有利。

直觉上这话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不是，在很多交易当中我们都能设计出对双方都有利的结构。

杨晓磊：这种结构的设计来自于灵光乍现，对人性的判断，还是经验？支持这个事背后的技能是什么？

单伟建：当然是经验。韩国这个案子最后的解决方法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经过几个月的探讨，反复的较量、谈判，最终趋向了这么一个模式。有经验的话，往往可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你首先要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利益，你才能够去解决你的问题，也解决他的问题。你连他的问题在哪都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他的问题呢？

杨晓磊：在谈判过程中，你对于对手的心理很有洞察，比如你会把财务模型交出去给韩国政府看。

单伟建：这是非常少见的，是一个特例。特殊情况在于对方是政府。官员是不能承担风险的。你和私人老板谈判，他承担风险还有好处，收益也是他的。对于政府官员来讲，承担风险收益不是他的，但是出了问题都是他的责任。所以和政府谈判的话，你要想让他放心，透明是非常必要的。

杨晓磊：过去这么长的职业生涯中，在你考虑了两方利益，尤其考虑了对方利益以后，出现过那种回报不及预期的结果吗？

单伟建：每个投资人都喜欢跟你讲过五关斩六成功的案例，没人跟你讲走麦城，但没有一个投资者没有走麦城的经历，因为这是早晚的事情，你只有在有失败经验的时候才能汲取教训，才能更少地失败。

“少赚点死不了人”

杨晓磊：有什么错过的吗？咱们不谈失败，有没有那种看走眼了，被pass掉了，但回头案子成长性非常不错的，有这种情况吗？

单伟建：不可计数。因为我们投资很保守，你要保守的话，自然就会失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做的是并购业务，动辄几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因此你不能承担很大的风险，输不起。

过去十年，在投资圈有一个重大的辩论，应该要成长型的投资还是价值型的投资？过去十年，做成长型的投资几乎是点石为金，只要投就行，一定会有很好的回报。像巴菲特这样属于价值型的投资，在过去十年实际上很不吃香，因为回报率和成长型投资的类别相比实在没有什么可夸耀的地方。但是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形势就扭转过来了。Tiger global的基金专注成长、科技股的投资，已经跌了一半了，Softbank亏损也非常严重。所以做这样的投资，就要承担很多风险。比如每日优鲜，这样完全没有利润的企业，完全靠资本金支撑的新经济企业比比皆是，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是很大的。承担风险小的话，回报可能就会低。在市场下行的时候，价值投资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巴菲特现在翻身了。

我们主要做并购，一个项目几亿、几十亿美元投，一笔也不能亏，你要是一笔丢掉了的话，整个基金就可能砸了。我们去年最大一笔投资是28亿美元，你要丢了28亿美元的话，那日子还能过吗？过不下去了，就得关门了。所以我们会非常保守，没有很确定的时候就不大敢投。因此你丢失的机会就会非常多，你说有没有丢失的机会，几乎天天都在丢失机会，因为你不愿意承担风险，你就会丢失机会。

但是，丢失机会不要紧，你看我们现在手头上管着500亿美元，一个项目就是投几亿美元，最重要的是不要丢钱，不是说赚多少，你少赚点死不了人。你要是赔了钱的话，按照美国人的话来讲，有些脑袋就要掉了，这个活儿就保不住了。

杨晓磊：除了并购业务，你们也投奈雪的茶、%Arabica这些新消费品牌，尽管比例很小，是不是为了投点小钱去了解新兴市场，看懂这个行业，以便于你们以后做大的并购时就能更了解这个产业了？

单伟建：我们有一个比较小的所谓成长基金，这个成长基金当然就投成长型的企业。但即便做成长基金，我们也相对保守，必须考虑现金流的倍数，必须有品牌、有进入壁垒等等。奈雪的茶是一个增长型的企业，我们认为它有很好的品牌和产品，所以比较有优势的，这是一个很小的投资。%Arabica，投资规模不大，但是我们有控股权。

杨晓磊：做并购，懂这个产业有多重要，还是说有财务管理的知识就可以了？

单伟建：你当然要对行业非常深入地了解，有时因为了解，你才能捷足先登。我们在2017年收购了盈德气体，现在盈德气体和宝钢气体合并在一起，叫气体动力技术公司，它生产氧气、氮气、半导体工业需要的特殊气体等等，占市场份额40%左右，一年现金流超过10亿美元，是规模很大的公司。盈德气体以前是香港上市的公司，我们2017年把它给私有化了，之所以能够很快把交易完成，就是因为我们对工业气体的行业有很多年的了解，包括我本人以前在摩根银行的时候专门给一个工业气体公司做过顾问。由于了解行业优势在哪，所以一旦机会出现，我们马上就把它抓住了。

杨晓磊：并购很重要的一步在于创造价值，投后团队的能力边界会局限于某些产业或赛道吗？

单伟建：我当教授的时候是教管理的，但那时我从来没管理过任何一个公司。各个行业不一样，因此管理也不同。但是有些东西是共通的，比如你的财务控制系统、考核系统、激励制度基本上是共通的，所以投后经营团队不是让他去管这个企业。比如我们收购了一个公司，我们一定要找这个行业最好的管理者，我们和他们一块合作，我们这个经营团队和管理层合作并不是取而代之，并不是越俎代庖，而是帮助他们在战略上出谋划策，给他提供资源的支持，帮助他设立股权激励制度、考核制度，建立财务系统，这要求一般性的知识，而不是行业知识。

杨晓磊：在一个交易里面或者在日常工作中，一定有多个角色跟你合作。你的LP、你的合伙人、你的员工、你面对的交易对手（企业家），在合作过程中，如果说工作中要向谁负责的话，会有个排序吗？你主要是解决LP的问题，企业家的问题，还是解决合伙人的问题，有大概的顺序吗？

单伟建：你问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什么经典问题呢？就是“我和你妈都掉到水里你先救谁”。

我们不是如此思考问题的。我们说Fiduciary duty受托人责任，责任当然都是对LP的责任，但是做事情，要负各种各样的责任，所有责任都要考虑进去，有对投资人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对投资对象的责任，有社会责任。你如果没有社会责任，你的投资者，大部分机构投资者也不会答应，也不会在你这投资，所以所有这些责任都一定要考虑到、都要做到位。英文讲Integrity，我看到有三个不同的翻译，“正直”，“节气”，还可以翻译成“廉正”。做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要廉正。所有的利益和责任都一定要考虑在内，不能说这个可以牺牲掉，然后我更多考虑那个利益，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尽到所有的责任。

杨晓磊：新桥和TPG的经历对你构建太盟的文化有影响吗？

单伟建：当然有一些，比如我们在新桥、TPG时制定的政策是投资委员会要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一个投资项目，每个委员有一票否决权，现在太盟基本上也是如此。

杨晓磊：所以太盟没有“绝对权威”这个概念吗？

单伟建：绝对没有。很多投资公司都有一个绝对权，一个人说了算，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人无完人，犯错误总是难免的，如果一个人就可以决策的话，你犯错误的机会就比较多了。如果每个人都有否决权，集体犯错误的机会就会小得多。像我们这样的投资第一要求是不赔钱，所以就必须首先避免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