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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半夜上街“捡垃圾”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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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的年轻人,半夜上街“捡垃圾”

初来乍到,stooping很快受到大城市里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或许认为不合时宜,但它的流行,实则带着某种必然。

初秋的晚上,二狗骑着单车穿梭在北京的胡同里。

24小时核酸检测点还排着长队,刚下课的中学生三两成群,老人转身走进院子关上家门,平房里传出电视机的声音。

二狗只在路边的垃圾分类站点停留,目的是翻找一些被丢弃的、还能用的物品。

惊喜出现在五道营胡同和箭厂胡同的交叉口。两把笨重的红木沙发躺在公厕门口,成色不错,也没有太多灰尘。与保洁工人确认它们“没人要”后,他掏出手机拍了两张照片,带着定位发了一条小红书,通知有需要的人前来领取。 

走出巷口,一个略有磨损的白色置物架被扔在转角处,他重复了三分钟前的一连串动作,凭经验判断,“这个应该会更快被领走,可以放绿色盆栽。” 

十分钟后,他在五道营胡同的垃圾桶上,捡到一个完好的棕木首饰盒。古铜色的锁扣,深红的丝绒里布,盖子上还嵌着镜子,很有中古的味道。 

如果你在北京或者上海,看到有年轻人半夜上街“捡垃圾”,不用觉得奇怪,他们把这叫作“stooping”——一种把流浪物品捡回来再利用的行为。 

stooping直译“弯腰”,也可以理解为“弯下身子捡东西”。2019年,一位名为@stoopingnyc 的ins博主,开始更新在纽约街头发现的被丢弃但能使用的家具用品,并标明地址,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前去认领。 

stooping,逐渐引申为“把废弃物品捡回来循环使用”的代名词。最近,一些年轻人把在国外流行的stooping带到了上海、北京,分享起“上街捡破烂”的快乐。 

初来乍到,stooping很快受到大城市里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或许认为不合时宜,但它的流行,实则带着某种必然。

 “凌晨1点,我在上海街头捡垃圾”

疫情解封后,波妞经常一个人骑着电动车在上海的街头夜游。

“巨富长”一带,像她一样喜欢在晚上出来溜达的年轻人很多。但他们大概率不会像她一样,留意到那些随机出现在街边的“破烂”。

电线杆旁边,躺着一个废弃的浴缸;梧桐树下,摆着一把白色双人沙发;弄堂口,有适配出租屋的布衣柜;垃圾桶旁,是被丢弃的沙发垫。在此之前,它们可能属于一个刚刚搬离的年轻人,也可能来自一家即将倒闭的小商店。

波妞把它们拍了下来,发到她的小红书账号“Mikiko在上海”。这里是上海stooping线报的聚集地,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把这些被丢弃的物品捡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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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更新的上海stooping线报

有些还有使用价值的家具,很快被人领走。还有些很难搬走的大件或者瑕疵太多的,可能会在第二天一早被专门收破烂的师傅带走,也可能被市容作业车送进垃圾处理厂。

波妞通常在晚上9点以后出门,有时候会晃悠到凌晨12点以后。

6月底的一个晚上,第一次上街stooping,她和朋友在路边捡到一块没了桌腿的折叠小桌板,作为真正开始stooping的第一件战利品,她们决定带回家。

走了几百米,她远远地看到一个垃圾房旁边,扔着一辆报废的罗马假日电动车,车前罩已经裂开,坐垫被划拉了很大一个口子,轮胎也被压扁了。但造型实在是好看,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推回了家,想看看能不能改造再利用。

后来,这辆小车被波妞送到一家创意针织店,经过一番清洗和修整,贴上漂亮的贴纸,穿上毛线“外套”,摆在店里成为了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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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回来的电动车修整后陈列在商店

她还在路边捡到过一块看起来毫无用处的大床板。波妞当时正在为自己的小花园寻找一块地垫,这块木板正好派上用场。经过简单的改造,搭配上天幕、彩灯和桌椅,她和邻居朋友拥有了一块露天聚会的小天地。

波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保主义者。刚开始stooping的时候,她甚至不好意思让朋友们知道自己在街边“捡垃圾”。

的确,这种行为似乎与都市白领的工作生活沾不上边,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拾荒人”或者“收破烂的”。“但其实,在国外,把别人不要的家具捡回家改造、使用,是一件很正常和有趣的事情。”

波妞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捡过邻居不要的家具带回家。有一天放学路上,她发现一对老年夫妇在路边放了四把闲置的椅子,旁边地上写着“free to good house”。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物品的可循环,更被其原主人这句寄语里的善意打动。后来,这句话成为她stooping账号的slogan。 

二狗是在8月底正式开始stooping的。

他是一个二手物品爱好者,爱逛中古店、二手商店和旧货市场。他曾经花15块钱,在潘家园大柳树鬼市,淘到一个“打码器”,“一眼就相中了,因为市场上不常见,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接触不到相关使用场景,但这种有机械感又很精巧的东西,就很容易吸引男生。”

在他居住的南锣鼓巷片区,有很多酒吧、咖啡店和文创商店,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店铺关停,胡同里多了很多被清理出来的闲置。他见到有意思的东西,总会拍照分享给朋友。

是波妞发布的帖子,启发他加入stooping行列。“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设计者,看到眼前一亮的东西,就会构思带回家怎么改造它,别人带回家又会怎么处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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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狗stooping途中捡到首饰盒

最近天气好,晚上他都会出门“扫街”,很快总结出了一些在北京stooping的经验。

比如,stooping的时间,一般在晚上9点以后;重点关注的地点,是巷子口、垃圾分类站点和大型垃圾房;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居住在胡同里的大爷大妈。

对于出现在胡同里闲置物品的归属,他的判断是,“摆成一排或者家门口放着的,一般是大爷大妈乘凉晒太阳的‘宝座’,不能碰;公厕门口和垃圾站点的,大概率是刚被主人丢弃的。”

因为居住空间有限,他其实很少把东西带回家,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首饰盒和一个舞厅波波球。他曾经很想把一盆濒死的绿植带回家养活,但因为恰巧这种植物对他养的猫有毒,只能作罢。

 大城市的年轻人,谁没有几件二手物品?

波妞调侃自己是个“捡垃圾博主”。

在“捡垃圾”的过程中,她发现,在上海,每天被遗弃在街头的东西很多,但大部分都还可以使用,变成垃圾被处理掉非常可惜。但她自己再加上身边的友邻们,也不可能完全消化。

于是,她开设了国内首个stooping专用社交账号,除了发布自己挖掘到的stooping线报外,还接受大家在街头发现或自己的闲置物品投稿,帮忙传递免费认领信息。

最常见的闲置,是搬家带不走的床、沙发和柜子,也有猫爬架、猫砂盆和漂亮的碗碟。 

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衣柜。投稿人告诉她,这个衣柜经过了自家三代人的使用,保存得很好,但因要搬去北京生活无法带走,希望能找到一个有缘人接纳它,善待这个对家人来说很宝贵的物品。在信息发布后,这个柜子很快被认领,但波妞没能得知它的下落。

还有一个室内设计师帮正在装修的业主投稿,要换掉家里全套的旧家具。一对刚搬进新房子又有宝宝出生的夫妻,正为购置新家具可能影响宝宝身体健康发愁,便全盘接收了。后来,女主人给波妞发来布置后的照片,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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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人用旧家具布置了新家

来投稿的人越来越多,波妞一天要发布十几条信息。两个月后,账号粉丝就超过了2万,5个500人的小红书群很快加满了,后来,甚至上海每个区都有了一个专门的stooping微信群。

二狗开设的小红书账号“stooping北京”,爆发得更快。不到一个星期,粉丝就涨到了7000,群聊也都被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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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更新的北京stooping线报

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他的初衷其实也很简单,“像上海一样,北京每天也有很多闲置产生,倒闭的商店、搬家的租客、结束北漂的年轻人,有很多带不走的物品,被当作垃圾处理掉,很浪费。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东西可能是有用的、被需要的。”

他想,这样一个stooping平台,或许可以帮年轻人节省一定的生活成本,虽然可能非常有限。

事实上,他自己就是那个刚刚被裁员不久的年轻人。在这段没有工作的空窗期,他也想给自己找点可以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做,防止陷入懒惰和茫然。 

上海、北京的年轻人,对stooping接受度如此之高,其实并不难理解。 

在这样的大城市,房租高、价格波动也大,年轻人换工作频繁,搬家也很频繁。但每一间出租屋,可能能容纳的家具和物品都不一样,因此,每一次搬家,可能都会产生闲置。 

但在二手平台上,常见闲置物品的流转周期并不快,一件东西挂上去,即便免费赠送,可能很久都不会被有需要的人看到。它的主人,可能也没有更多时间和耐心等待了。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对二手物品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了。两个原因或许可以解释这种变化——消费降级和可持续观念的普及。 

张珩前段时间刚刚在北京买了房,新家的家具和电器,几乎都是二手的。 

“三个大衣柜、两个书架、一张餐桌和四把餐椅,一共花了6000多,都是大品牌;一台双开门的大冰箱,才花了600块。”他觉得性价比很高,“等过几年存够钱了,再换新的。”

而且,像很多人一样,他并不确定自己会就此在北京安家,“哪天要是离开北京,二手闲置处理起来,比昂贵的新品成本要低很多。”

月薪两万的小雨,早已习惯在二手平台“捡垃圾”,她买过空气炸锅、咖啡机和椭圆仪,最近在看的是帐篷和露营椅。“因为兴趣广泛、容易跟风,又总是三分钟热度,二手就是最好的选择。”

在刷到“stooping北京”的内容后,她也很快关注并加了群,“可以蹲一些有需要的闲置,也可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转送给别人。”

在社交平台上,与stooping有着类似背景的二手集市、闲置交换等活动信息,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提倡和践行零浪费、物品循环使用的博主,也越来越多。“领养代替购买”,不再局限于宠物,也可以是物品。

 stooping:没流行,先变味?

当一种生活方式被年轻人普遍认可并践行,而且,它还代表着某种正向的价值观,那么,原本因社会身份而产生的所谓“羞耻心”并不存在,流行是必然的。

但stooping其实与大多数年轻人习惯的闲置转让,有很多不同。

它是更街头的、更随机的。无论是那位生活在纽约的博主@stoopingnyc,还是把它带到上海、北京的波妞和二狗,实践和推崇的,都是“去大街小巷发现被丢弃的物品”。 

它也是更艺术的、更有创造力的。@stoopingnyc的ins账号,经常发布遗弃物品被捡回家后,经过改造和装饰“重获新生”的照片。波妞的账号有个栏目“捡到了宝”,发布的也是认领人反馈的图片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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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轻人用捡到的马桶种了花

更重要的是,不论是上街捡,还是上门领,原始的stooping是绝对公益的、非盈利的。

因为被丢弃在街边的物品会很快当成垃圾处理,stooping线报有一定的时效性,为了缩短流程、提升利用率,波妞和二狗才决定建群,让转让人和接收人直接沟通。

但慢慢地,事情有些变味了。

波妞发现,总是有人通过群聊有偿转让闲置,甚至有人在群里发布买卖宠物的信息。她觉得非常不舒服,“我无法分清楚,到底谁是真正愿意stooping的,谁是来卖闲置的,或许,他们本身就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性质界定。”

还有人来向她投诉,称买了一个人“付邮送”的化妆品,但收到后发现,产品在很多年前就过期了,完全无法使用。面对类似的纠纷,她感觉棘手,也很心累。

为此,她制定了一些信息发布的标准,比如,个人闲置转赠请优先考虑二手平台和小区群、不接受未经消毒处理的宠物用品投稿;路边stooping请帮忙确认物品是否完好、是否有再利用价值……但管理难度太大,效果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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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妞制定的stooping投稿标准

二狗很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频繁出现的有偿转让信息,让他感到困扰,“这和我的初衷、我想推崇的文化、我给账号的定位都是相违背的,而且这种情况多了,会破坏群内氛围和内容,让一些真正stooping的人感到不适而离开。”

他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很多被stooping聚集起来的人,有着更强烈的目的性。“坦白说,有很多人是抱着‘白嫖’的心理来的。”

他估算过,在一个群聊里,赠予人与接收人的比例大概是1:4,也就是说,100个人里,有20个人更倾向分享和转让自己的闲置,80个人是来“蹲”自己需要的东西的。

他希望有更多人能在接收闲置物品后,进一步分享自己是如何再利用和改造家居环境的,这样会让赠予人有成就感,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循环里来。

现在,他也在考虑策划一些活动,发动更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去“淘宝贝”,而非手把手交接,还原真正的stoo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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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丢弃在胡同里的置物架 

波妞觉得,因stooping而建立起来的社交账号和群组,正慢慢背离自己的初心,“我并不想成为一个闲置中转站,而是希望通过物品的流通,让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爱意流动起来,真正实现‘你不需要的东西可能是别人的宝贝’。”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她的想法有些改变,“如果一味要求stooping是公益、无偿的,其实会很难进行下去,我接下来会鼓励大家stooping,但也会赞同大家把捡到的好东西经过清洗、修复后售卖。”

或许,这样才会形成正循环,带动更多人去发掘身边没有被利用起来的“垃圾”,帮物品找到新家而不是进焚烧场。 

在另一些城市,比如广州、杭州,也有年轻人率先建立了城市stooping社交账号。但与很快受到青睐的上海、北京相比,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难题。 

“地区级的受众面太小,暂时不太能帮到很多人去做这件事或者得到一些反馈。”一个想要集中发布杭州stooping线报的女孩说。 

她的账号开设了半个月,到目前为止,只发布了一条stooping信息,仅有43个粉丝。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二狗、波妞、张珩、小雨为化名。

网站编辑: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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