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隔15年,港片再出封神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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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
韦家辉执导的《神探大战》,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
票房过了5亿。
与15年前他的神作《神探》不同,
新作全片101分钟,几乎90%都是动作戏, 烹尸案、魔警案、屠夫案…… 十多宗香港罪案原型层层叠加, 观众说,够癫、够狂、够邪, 好多年没看到过那么纯正的港产片了, 是近年港片中的巅峰之作, 刘青云的演技再次被封神。我们在中国香港采访了韦家辉导演。
暗黑、冷峻、宿命论、心理剖析,是很长时间里韦家辉的风格定位。
把这种风格推向极致的,是2007年韦家辉和杜琪峯合作的《神探》。它被认为是港片的巅峰之作。
根据韦家辉的设计,刘青云饰演的神探,可以看见其他角色的心魔。这些心魔,分别代表着怯懦、暴戾、阴暗……它们由不同的演员饰演,真实地跟在本体的背后。 当角色陷入犹豫、挣扎时,他背后不同的“心魔”轮番登场。本不可见的心理活动,一下被摊到观众眼前。《神探》的结局之黑暗,“每个人心中都有鬼”的台词,一度令观众“背脊发凉”。这部电影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并拿下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编剧。
15年后,韦家辉独立导演的《神探大战》,沿用了同一个人物原型——疯子神探,但故事背景完全不同。
“一班自称‘神探’的凶徒,想要替天行道,去杀他们眼中的坏人。同时,警方倾尽全力跟这班凶徒斗法。中间忽然杀出一个人,他过去也是警察,外号叫神探,但他有精神问题,经常有幻觉幻听,他竟然比警察追得更紧。三方人马,两天之内在香港展开一场大战。”韦家辉在各种元素上进行加码,爆破戏、动作戏、善与恶的探讨、悬疑感、节奏都扭到了极致。
印象中,我们从没有见过这样阵仗浩荡的韦家辉。有人说,这是近年看过最爽的港片。但也有人疑惑,怎么全然没有了《神探》的味道?
面对这个问题,今年刚满60岁的韦家辉,在镜头面前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儒雅,但反应、语速极快,他说他变了,“黑暗宿命观”不再是他想留给这个世界的思想了。韦家辉自小在香港华富邨长大,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为了照顾弟妹,他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做暑期工,下午上课,上午卖叉烧包、倒垃圾。
1980年,高中毕业后,他做了一年停车场管理员,“闷得发慌,全部报纸看完,连铺在垃圾桶里的那张都看了,给我看到,无线请见习编剧(的招聘广告)。”
短短几年,韦家辉24岁升创意总监,27岁做监制,30岁急升金牌编剧。电视生涯,顺风顺水。当时不少想当编剧的年轻人,都把韦家辉当成是偶像。▲《大时代》中丁蟹与他的儿子们
有评论说,《大时代》是“史上主角最多疯子的片子”。剧中的丁蟹,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反派角色。甚至,每次重播,港股指数都会下跌,被观众戏称为“丁蟹效应”。
在TVB,为了更好的收视率,编剧经常用melodrama的方式,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奇情、煽情和“狗血”,韦家辉对此很擅长。
《义不容情》的丁有康,被认为是港剧第一奸角,提及他的观众都咬牙切齿;
韦家辉和杜琪峯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天堂血路》,主角奸杀、复仇、偷渡、卖淫;
《最爱女人购物狂》中,四个主角患有接近癫狂的购物癖和选择困难症;
《神探》中刘青云是现代版的梵高,化身探员,割耳送上司……他的另一面,则是天马行空的“mindgame(心智游戏)”和对宿命的讨论。
《一个字头的诞生》,讲一个古惑仔,因为做了一个很微小的决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命数,一种是惨死街头,一种是成为黑社会的一把手。《非常突然》、《暗花》都是银河映像探讨宿命的巅峰,讲“偶然性下,人无法摆脱自己的困境”。
但这些电影,非常风格化。《一个字头的诞生》票房315万港币,《非常突然》票房536万,《暗花》票房956万,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商业奇迹。“我们拍了太多作者电影,很叫好,但其实对我和杜生都是挑战。”很多人劝他,不要再这么做。
2000年之后,韦家辉和杜琪峯决定“两条腿走路”,用商业片,养作者电影。接下来,韦家辉写了一大批爱情、贺岁的商业电影,以《孤男寡女》为首,《呖咕呖咕新年财》、《钟无艳》、《瘦身男女》、《我左眼见到鬼》、《百年好合》等等,并以《单身男女》首度进攻内地市场。这些爱情、商业电影挣到的钱,拿去拍像《神探》这样的片子。
韦家辉也承认,《神探大战》是一部纯正的港产商业片,但他继续说,“到了某个阶段,我发现两者都可以并存,一点都不委屈。”
从《大时代》 走过来,经过了《一个字头的诞生》,再到《神探》,韦家辉开创了香港本土最具特色的港片时代,他是否能继续港片的辉煌?
以下是他的自述:
“《神探》之后,我变了”
《神探大战》出街之后,我其实尽量不去看评价,免得影响自己下一部的发挥。
第一部2008年的《神探》,是我和杜琪峯合作的一部作者电影。过去有“午夜场”这种机制,周四、周五午夜放优先场,看观众的反应,有时候观众反应不好,甚至会落刀重新剪辑。但《神探》我跟杜生都决定,无论观众反应好坏,我们都不会动它了。
大概7、8年之后,我开始构思《神探大战》,从头到尾,我都知道一定是有人会拿2008年的《神探》来做比较。甚至,有人会抱着看《神探》的心态,来看《神探大战》,他自然会有一个期望落差。口碑、票房,其实我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这部戏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现在回望以前我在电视台拍《义不容情》,是一些melodrama的东西,培养了一群习惯看这种戏的观众。之后拍《大时代》,风格不同了,有些人就会骂。
一些很高分的戏比如《暗花》,当时也被人骂,慢慢几年之后才建立口碑。《暗花》之后我们去拍《孤男寡女》,又被人骂。所以我更相信,经过时间的洗礼,真正的评价才会出现。▲《神探》是一部十足的黑色电影
《神探》后,我这个人,想法变了。过去几年,我有了信仰,我相信我找到了答案。 《神探》更像法国、欧洲那边的电影,dark side(黑暗面)很重。当时的结尾,神探做了一个选择,“我也是人,为什么要有分别?人都可以犯错,为什么我不行?”他选择了开枪。 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我就在反思,我是不是想留给世界这样一种思想?我越来越发现,我不是。所以我修正了《神探大战》,“不是人人变怪物,你就一定也要变怪物。”我过去的电视剧,很多时候我都用两个男人,一个魔鬼,一个天使,两个人的冲突和搏斗,比如《誓不低头》、《义不容情》、《大时代》。
《神探大战》里我想做到极致,两个双雄,一个绝对的正,一个绝对的邪。
刘青云饰演的李俊,代表里面的正,有点像几百年前,讲“地球不是平的,是圆的”的“疯子”,即使全世界都没人听他,甚至有人用石头扔他。他心里有一团火,无论这个使命多艰辛,都要做。
有一段戏,阿Sa在追捕凶徒的时候,掉下楼,所有的O记同僚,二话不说,叠成人肉垫,去救她这个大肚婆,我很喜欢那一瞬间人性的光辉。
“我把世界给我的感觉,放入了片中”
可能我本身比较平和,我脑里有点热,有点火,骨子里也很怕闷,所以喜欢极端、狂热的东西。
我看古来今往,所有人类历史、文明,都是很理智的吗?我觉得又不是。很多思潮很疯狂,无论是股票世界、经济世界……集体疯了,才会有很多离谱的事情发生。
我在香港的家,是在一个商场上面。过去几年,我经常见到几个精神异常的人,很认真地和空气吵架。我把这些观察放在角色里面。
《神探大战》里面的案件原型都在香港发生过,比如雨夜屠夫案、魔警案、烹尸案……我就把世界给我的这种感觉,放在了电影里。
“我想拍一部纯正的港产片”
这次,我想拍一部纯正的港产片。
我自己是路痴,但很喜欢走路。就想借这部电影,游一次香港,弥敦道、庙街、油麻地、避风塘、荃湾码头、长沙湾……都成为了我的拍摄场地。
特别是庙街那段戏,天台追跑、有人拖着绳从楼上下来、尸体掉下来,光是请市民离开画面,已经是很高的难度。里面的档口、货品,麻雀馆、海鲜酒家,都是正常营业的。所以很多人会跳出来,问我们拿钱,我们制片组很辛苦,要打通许多障碍。
其实我们也可以搭一条街出来,但能在真正的庙街拍摄,出来的效果很真,也很有港味。合联船坞,是我人生中拍过最大的一个景,那里大到,可以驶一架邮轮进去维修的。两个悬崖峭壁之间100多尺,走在上面,一不小心就掉进海里了,很容易造成死伤。
我尽量叫大家小心一点,不敢催各位。我很“肉紧”,但机械组、灯光组、道具组,他们都是马戏班的,坦白说我见到是腿软的。我跟青云认识几十年了,大部分戏都跟他合作。私底下,我们经常聚会。我们之间有个老友,杜琪峯先生,他喜欢热闹,吃吃喝喝,就聚了一大班老友吹水聊天。
青云虽然演戏很鬼灵精怪,但为人很正气。大家也看到这么多年,也没有任何糟糕的新闻,作为演员很敬业乐业。
他已经是影帝了,每天在片场还是靠着导演坐,有时候未必需要他就位的,他也随时待命,这是很难得的。我第一次跟阿Sa合作是《鬼马狂想曲》,当时为了赶贺岁档,很短时间拍摄。我们请了阿Sa和阿娇来客串“筷子姊妹花”的角色。她那时候已经觉得我“痴线”,一下子连续开工70多个小时,拍戏有开工没收工。
这次拍《神探大战》,开头没那么赶,到后面,还是“飞纸仔”飞到傻(飞纸仔是韦家辉的创作方式,在拍戏现场不停改剧本),她才发现我其实没变过,也是有开工,没收工。
过去做导演,比如拍贺岁片《呖咕呖咕新年财》《鬼马狂想曲》,完全是从零开始,十几天写完剧本,不允许停的,对体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一部戏,拍到中后期,我的眼睛就会发炎,完全像盲侠一样拍。我会叫制片组,放一排功能饮料在那里,“啪啪啪”地,一瓶一瓶打开,像手榴弹一样,全打开喝。还有许多时候,要赶贺岁档、暑期档,一cut(剪辑)两cut就要见观众了。▲《神探大战》无论是拍摄、剪辑时间,都比以往韦家辉参与过的电影更宽裕
到了2018年、2019年,遇到疫情,世界忽然停了,慢了。
《神探大战》的拍摄节奏,就没那么强。这次我拍得很长,很多footage。到上映前1、2个月,我都还在创作。我多了很多时间和空间,可以每天到剪辑房,坐下来剪。香港的剪辑师每天都任劳任怨,被我折磨了2年。
从收银员到金牌编剧:一直拍,香港电影就不会死
其实每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
小时候香港普遍比较贫穷,我在少年的时候,家里也是穷的。从14岁开始我做童工,下午上课,上午就找兼职,譬如卖叉烧包,点心,有时候去海洋中心、尖沙咀的商场倒垃圾。
我特别有印象的是刘家良导演,他当时已经是一名很出色的动作导演,他是一个很谦虚、很有礼貌的谦谦君子。
19岁,刚进TVB的时候,我还是住公屋,跟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一起住,连写字台都没有,用的还是原稿纸。我经常就是用家里的一个折叠凳,平时大家拿来坐,不坐的时候就是我的书桌。
我发现大家(同事)看戏很多,别人说的戏我都没看过,就明白自己的不足。当时我看电影很少,看港产片更少,因为去电影院看戏要钱,所以我也没怎么去。想看片,没有渠道。
于是我就发现旺角有间书局,发售一些台湾地区出版的对白本。这些对白本是全字幕的,没有动作、转场,只有对白。这是我唯一的方法,来接触西方电影。这些基层的经历,对我写剧本,很有用。《新扎师兄》、《画出彩虹》就是比较贴近我过去的生活的。如果我是读大学出来,生于小康之家,我可能就写不出来。
我写剧本的时候有个习惯,我会反反复复听一首歌,侧边的同事,都嫌我闷死人了。
《大时代》到后期,我一直是听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来创作的。
我写贺岁片的时候,则是听一首很冷门的歌,是朱茵在《西游记》里重唱的一个旧粤语片的小调。
2008年《神探》,我听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里面有几句歌词,“但愿人未变”,很入心入肺。我一听到那个节奏,就能进入那个世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段时间我是这样写剧本的。
我写剧本时,常在脑海里自己演一次。提前叫制片组把场景拍下来,我对着演员、场景的照片,在脑海里走一次位。
我会对这些角色上身,如果我是丁蟹,那么我就是郑少秋,如果我是方展博,我就是刘青云,如果我是悭妹,我就是周慧敏。这样的方法去创作,其实很辛苦的,因为没人能进入我的脑袋。
虽然我用这种方式,但其实我也做不了演员。如果我做演员,简直是灾难。现在港产片的确面临一个很艰难的时刻。Milkyway(银河映像)的时候,已经有人在说港产片会死,盗版很多,票房很低,说了很多年,一有空就说,讲了那么多年,又好像没死。
如果作为一个电影人的话,大家尽力去拍戏,拍好戏,一日还有人拍戏,就一日未死。
我太太其实很想我退休,她经常说我,能不能有一天没有电影在心里,可以好好生活。但我一旦正在拍,正在创作的时候,我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整个脑都围着电影转。有时候顾着想事,我会忘记吃饭。
现在拍一部是一部,我希望越多人看到越好。我自己也经常提醒自己,电影是会留在世界上的,我希望是对这个世界最好的,最有益的。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条”(ID:yitiaotv),编辑:陈星,责编:倪楚娇,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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