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长的道德条款，揭开了明星哪些「恐慌症」？

《大侦探7》收官案件已经上线，但仍有观众在吐槽因为邓伦事件而无法上线的《木偶复仇记2》。

实际上，随着管控和公众对于艺人要求的趋严，艺人违法、违背社会公德、伦理道德等言论、行为使得其所参演作品、代言产品受到影响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艺人“翻车”，品牌方纷纷宣布解约、发起索赔，所参演剧集、综艺等作品下架或不能播出也成为常见的情况。

损失显而易见。

为了降低自己的损失和风险，以及约束艺人的行为，制片方、品牌方等就已经纷纷采用新的措施，比如要求演员签订“尿检”约、道德条款及保险担保等。

如今，“传说”中的道德条款被公开展现了出来。

5月11日，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其中明确了演员方的义务，并列举出不得违反的行为，指出演员应保持良好、健康的形象，如果演员方违反本条约定，出现列举中的行为是自身形象受到贬损，导致该剧制作、发行、宣传、评奖遭到有关主管部门的禁止、限制或被市场排斥、社会公众抵制等情况，甲方有权依据合同向演员方主张违约责任。

《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部分内容

当政策对劣迹艺人更加严格，公众对于劣迹艺人或陷入负面事件的艺人容忍度逐渐降低，从某种程度，艺人对于品牌、作品的影响力和风险在增加。

那么，什么内容可以写进道德条款？道德条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起作用，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在看似一边倒的维护制片方、品牌方的利益之下，艺人在道德条款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壹娱观察（ID：yiyuguancha）联手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周俊武律师团队共同策划的“周公观娱（ID：zhougongguanyu）”专栏第三期，从当下环境出发，共同探讨上述问题的答案。

道德条款：明星与合作方的博弈焦点

道德条款最早出现在美国。

1921年9月，为了规范演员的私人生活，避免损害公众形象，美国环球电影公司首次在演员合同中引入道德条款。

此前在国内，一般来说，“道德条款”对明星在合同履行期内的吸毒、涉黄、政治敏感言论等行为进行限制。一旦道德条款被触发，则根据配套责任认定条款、合同解除权、违约金等条款，明星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一般代言费越高，附加条款可越细，相应的赔偿金额也可越高。

实践中，部分品牌方为了谨慎起见，往往还会通过“列举+概括”的方式，不仅将所有常见的负面行为加以列举，同时约定兜底条款，限制明星作出一切“有悖社会公序良序、可能导致品牌方形象受损的行为”，最大化保护品牌利益。[1]

图源：网络

而此次《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中，也明确了艺人的行为限制，比如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吸毒、嫖娼、赌博、偷逃税款、酒驾、发表反动言论、参加非法组织及集会等违法犯罪行为；违背社会公德、伦理道德、公序良俗的言论或行为；其他具有不正当性，且可能给该剧的筹备、摄制、发行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该剧市场价值、口碑声誉贬损的言论或行为等。

不过，周公观娱（ID：zhougongguanyu）进一步分析，诸如《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也并不具有强制性，换句话说可以使用这一版本，但不是强制必须使用。

《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的意义在于它是国家对于行业规范和管理的表现形式之一，体现了行业协会对于行业规范的指导性思想。标准化形式文本的发布，也会规避一些合同文本、流程上可能带来的风险、纠纷等。

这或许为道德条款的制定提供了指导。

毕竟，“道德”的标准显然不如法律条文那样明确和界限、界定分明，尤其是一些艺人出现了可能涉及道德层面的负面新闻，但没有被定义为“劣迹艺人”时，追责和索赔可能会更加“纠结”。

作为品牌方、制片方为了约束艺人言论或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某种程度就更需要“道德条款”涵盖尽可能多的内容，以便能应对艺人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而一旦道德条款的制定存在未尽之处，那么很可能成为后续与艺人方博弈的焦点之一。

《演员聘用合同示范文本(试行)》部分内容

但这又面临一个问题，即当下社会对于道德要求逐渐升高，而可能发生在艺人身上的“翻车”事件也越来越不可预测。

这也就意味着，道德条款不太可能做到方方面面的包含。

而当下，品牌方、制片方常采用的方式之一，是事先对艺人进行筛查或背调，规避风险，将风险排除在签约之前；同时，也可能会根据签约对象的特点提供“定制化”的道德条款。比如说，对于可能存在政治性敏感言论的艺人，可以在道德条款中对其政治立场作出限定；而对于已婚明星，则可要求其对婚姻忠诚方面作出承诺，等等。[2]

不过，从当下环境来看，“定制化”并不具备普适性。

当道德条款越来越成为签约合同中的必备项，它真的能成为约束艺人的有力武器和制片方、品牌方最后的保障之一吗？

一劳永逸还是救命稻草？

不论是从内容还是条文的保障方来看，道德条款都是向着制片方、品牌方一边倾斜的。

道德条款的价值也确实在于以合同条款为保证，约束艺人行为和言论，为品牌方提供合同权益角度的保障，确保及时与明星进行切割，并获得一定的损害赔偿，是某种程度上的未雨绸缪、及时止损。

虽然常见的一种论调是品牌方、制片方选择某些艺人，就是看中了他的流量、号召力、国民度、话题度等等，品牌方、制片方既然享受了这些艺人能带来看得见的利好，那么也应该承担其可能所带来的风险。话虽如此，但损失也是看得见的。

此前，郑爽事件中，在张恒发文后不久，由郑爽代言的奢侈品牌Prada港股股价应声大跌，最终收盘跌1.70%。

自2018年3月29日澳大利亚媒体曝出高云翔涉性侵的消息起，唐德影视连续跳水。根据公开新闻，唐德影视股票一路下挫，全天损失了约8亿元市值。

而劣迹艺人，所参演的作品更是难逃下架或无法播出的命运，这样的作品不再少数，不然也不会有网友在其他艺人爆出负面新闻事件时会提醒《甄嬛传》演员们“不要犯错”。

就算没有被定性为“劣迹艺人”，但发生负面新闻，尤其是与道德相关的负面新闻，艺人的口碑在公众中就会大受影响，进而直接影响其参演作品的口碑和商业价值。而对于制片方来说，无法播出、口碑受挫、收视不佳，再加上如今的影视寒冬，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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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层面，道德条款所带来的也是对于艺人的约束和对于艺德的要求。这是对行业拨乱反正、促进良性发展的一个方式之一。

那么这又引出另一问题，既然是合同，那么道德条款必然是有时间限制的，如代言合同一般会有明确的时间，但剧集、综艺等内容形式需要经历拍摄、发行等，万一遇上积压，时间相对不那么确定，那么道德条款的约束时间如何制定和计算？

这当然是要看双方具体的约定。

不过，当下合同的约定也有变化，呈现出责任转嫁的态势。简单来说，就是强势的一方通过合同的条款和强势的表达，将责任转嫁给其他方。比如平台与制作公司签订合同，制作公司与经纪公司签订合同，责任转嫁间就会把道德条款的责任期限拉长。

但一旦艺人违反了道德条款，是否追责还要看制片方、品牌方的考量。

其一是这一行为发生在什么时候，也就是说品牌方、制片方如果已经回本甚至盈利，那么起诉的可能性也许不会那么高。其二则是考虑被诉一方是否还有能力去承担这个责任，如果被诉方已经破产、财产冻结或已被多次起诉，在此情况之下，他是否还有能力进行赔偿。

不过，面对着一边倒的道德条款，艺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话语权。

在签订道德条款时，艺人可以在不合理的条款上进行博弈，比如赔偿的金额、不合理的约束等等。

但是，随着相关政策和文件的不断推出，公众对于此类事件的容忍度的降低以及舆论的严格等，从大趋势来说，限制是越来越严格的，这就意味着艺人抗辩的空间可能也将会是有限一些。

道德条款是艺人频频“翻车”，甚至触达法律、道德红线，以及大环境和政策趋严下，制片方、品牌方为了未雨绸缪、降低损失的方法之一，也是约束艺人行为、言论，提醒其注重、保持艺德的方式之一，它不是目的，或许只是一个带了些“无奈”意味的手段。

*参考文章

[1]《郑爽回应“代孕弃养”，谁因此受害最深？》，刘宗鑫lain，微信公众号“周公观娱”2021-01-19

[2]《罗志祥不睡觉，品牌方怎么办？》， 杜哲Zoe，微信公众号“周公观娱”2020-04-24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壹娱观察”（ID：yiyuguancha），出品：周俊武律师团队、壹娱观察编辑部36氪经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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