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的禁忌、反叛与争夺：从诗人余秀华“反杠精指南”说起

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这年头上网发言，总要担点被人抬杠的风险，既没有道理可讲，又不敢开口大骂，怕落下个“不文明”“没形象”的把柄。不过最近，诗人余秀华的微博成了一本“脏话反杠指南”。8月14日，余秀华在微博上写了一段向歌手李健表达爱慕的文字，不出所料，很快就有好为人师的网友批评此举是对别人的“打扰”，“喜欢可以放在心里”。与大部分公众人物的隐忍沉默不同，余秀华迅速以脏话回击，在受到“公众人物怎么不讲文明”的指责和“封博”警告后，更是愈骂愈勇。

余秀华的微博截图

几乎每个人都听过脏话。一百年前，鲁迅就曾写道：“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但不论是一百年前还是现在，脏话因其粗鄙下流，一直被视为透明的禁忌：我们不能把脏话拿到明面上讲，不能公开严肃地讨论脏话，虽然脏话无处不在。

人为什么会说脏话？脏话为什么总是牵扯到性？“国骂”为什么要骂娘？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使用脏话的频率真的天差地别吗？脏话的形成和延续绝非“约定俗成”那么简单，口出脏话，也不一定是所谓的“教养”“素质”问题。鲁迅在《论“他妈的！”》中提出，问候祖宗十八代，是庶民对“祖宗余荫”和“口上仁义礼智，心里男盗女娼”的反抗，这与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在《脏话文化史》中对脏话与社会禁忌关系的研究遥相呼应，两人对不同情境下脏话用途和具体含义的细分也有相似之处。

借用以上二者的研究，本文尝试将脏话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考察。这并不是要为脏话“正名”，而是为了正视脏话以及脏话所折射的现实。鲁迅既认为“他妈的”是一种反抗，同时又警惕其卑劣，韦津利虽然对非诅咒性的脏话持较为轻松的态度，但她也犀利地批判了脏话系统对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下流化。

是清涤还是恶言？

人为什么说脏话

即便是在学术领域，如果有人宣称自己要对脏话进行深入严肃的研究，这人听起来可能就不那么正经，借用文学批评家黄子平对鲁迅脏话研究的形容，这叫“学匪派”的思维方式。许多人认为，骂脏话是一种下流的直觉，它虽然难听，却翻不出什么新意。比如那个在英文中以F开头的动词，环球同此一骂，可见脏话不但粗鄙，还很呆板。就连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也认为，脏话咒骂是“最约定俗成、照章应卯的行为”，对社会研究而言，这种“套用公式”的行为没有任何价值。露丝·韦津利为脏话著书立说，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她看来，骂脏话能够精准地达成意义，绝非套用公式，说出一个约定俗成的脏话词汇那么简单。同一个脏话词汇可以表达多种意思，造成不一样的效果。要分析人们骂脏话的动机和后果，需要把口语行为放置到特定的环境下去考察。《脏话文化史》
露丝·韦津利 著 颜韵 译
文汇出版社 2008-2我们可以用鲁迅所说的国骂来想象以下三个场景：第一，某人不小心撞在了电线杆上，低声咒念一遍国骂，很显然，这句脏话不是针对任何人言说的，韦津利称之为清涤型咒骂，意在宣泄情绪、释放压力；第二，两个朋友到了约定的地点，招呼一句“哟，你来啦”，并在其中悠悠插入一句国骂，按鲁迅的观察，这是以脏话进行社交，效果几同于“亲爱的”；第三，如果两个人发生争执，当街怒喝一声国骂，并质问对方想做什么，这无疑就是恶言型咒骂了。尽管脏话不雅甚至恶俗，但若认为所有的脏话行为都是冒犯性的攻击和诅咒，与实际状况不符。对有些人而言，“适当的”脏话不但没有损害人际关系，还是对相熟程度的一种确认，它可以软化气氛，消解礼貌所制造的距离感。在清涤型咒骂中，真正产生作用的是言说行为，脏话就像叹词一样没有语义。人们选择使用脏话，是因为其情感强度可能比一般词语更高，可以更有效地排遣压力、愤怒和焦虑。韦津利引用的一则漫画很好地解释了脏话情感强度的来源。画中，一位老太太俯身询问小男孩为什么哭泣，男孩回答道：“因为我年纪不够大，还不能咒骂。”哭泣是人类情绪涌动，暂时溢出自我边界的表现。当社会把某些词视为禁忌时，这些词也就拥有了禁忌的象征力量，从而获得更高的情感强度，用于展现或者制造边界的破裂和摩擦。画中的小男孩认为，同样是说话，但只有说脏话才能代替哭，正是这个缘故。恶言咒骂也是利用脏话的象征力量来挑战听者。虽然余秀华在微博上的脏话是针对特定的人而言，但它和纯恶意的咒骂仍有差别。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认为，有些恶言咒骂其实更倾向于清涤咒骂，只是有“倒霉的听众”恰好承受了怒火而已。被余秀华脏话辱骂的网友当然不是无辜的倒霉蛋，但她的回击的确起到了清涤作用，宣泄了自己因受无端说教产生的怒火。更有趣的是，对于许多旁观听众而言，余秀华的脏话有力地钳制了“键盘侠”，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快感。但细想之下也令人沮丧：网络世界越来越不重视说理，“杠精”已经掌握了一套温良恭俭的语言四处指点江山，除了看余秀华破口大骂，我们竟毫无办法。当社会把某些词视为禁忌时，这些词也就拥有了禁忌的象征力量。来源：视觉中国

“国骂”为何骂娘？

脏话背后两种模式的禁忌

“一饭三遗矢”，赵王使者虽然没有直接用“屎”来骂廉颇，但读来也颇有侮辱性意味了——不光暗讽其年老无能，还特地挑选了排泄活动作为例证。排泄在许多文化里都是惹人厌恶的话题，我们在史书上读不到以“屎”骂人，所见的不过“竖子”“死公”“老狗”尔尔，大抵如鲁迅语，“士大夫讳而不录。”讳而不录，是为了净化的缘故。但士大夫们或许不曾想见，禁忌的力量把他们眼中的肮脏之物捧成了伊甸园里的苹果，越是禁忌，就越有吸引力。唯一不同的是，排泄物本没有苹果那样的魔力，它能促成挑战社会权威的离经叛道，完全是“士大夫讳而不录”的结果。一出口又是大忌，想把嘴牢牢堵上，却发现它比以往更蓬勃。如此往复循环，排泄物就成了天生的脏话。脏话里多用性与性器官，也是如此。文化观念上的禁忌可以解释上述现象，但父母祖宗既不污秽，又没有人“谈之而色变”，何以成为国骂中的关键呢？禁忌的力量，不单来自权威不允许做什么，还来自权威本身。没有什么比“上帝”“耶稣”更洁净的了，但在英文中，这些神圣的词却频频作为渎神的咒骂之语出现。韦津利注意到，许多宗教都曾尝试禁止使用神明之名，犹太教将上帝之名写作没有元音的YHVH，没有任何人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发音，圣经十诫里也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上帝是宗教权威最核心的象征，为了绕开这个过于强大的禁忌，人们发明了许多意指上帝的委婉语（例如golly、gosh），这些词语却纷纷沦为情绪性的脏话，直至“上帝”“耶稣”也成为人们撞在电线杆上时最寻常的一句咒骂。在许多文化里，脏话大多与排泄物有关。来源：视觉中国国骂的历史究竟如何，由于“士大夫讳而不录”，今人已不可得知，但总还有些许线索。《广弘明集》里有一段对话，“邢子才……以为妇人不可保，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变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论妇人不可保其贞洁、败坏血统正宗，谓人“何必姓王”，用下流话来说，就是骂人“孙子”，自称“爷爷”“祖宗”，高呼国骂。鲁迅以为，晋代以降，门第垄断社会，“祖宗”是高门子弟的唯一护符，“‘祖宗’倘一被毁，便什么都摆倒了”，以血统来攻击高门贵胄，战略上“可谓奇谲”。即使是门阀衰落后，家世宗族在中国社会文化里仍然是权威的重要来源，用国骂攻击门楣的人，一朝得势，也要寻一个名臣雅士做先祖，修家谱，扮演新的“门第”。因而到了现在，国骂也依旧流行得很。虽然如鲁迅所言，国骂博大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不专以“妈”为限，但为什么“妈”“姥姥”和“奶奶”更为常见？人们会骂“狗娘养的”，却没听过“狗爹养的”。一种解释大约如邢子才所讲的“妇人不可保”，认为女性可以在受孕一事上欺骗男性，对于父系社会来讲，女人不贞会导致家庭财产、权力的流失，要用血统正宗来攻击人，自然是从女性下手更容易。辱人母亲，就是当了别人的祖宗，把自己供在了别人家的香台上。男人畏惧女人的性能力，所以要通过咒骂加以诋毁压制，听起来倒像是父权吃了亏，愤起反抗。韦津利讲了一个笑话：“公狗为什么舔自己的卵蛋？因为它舔得到。”既然权力在男性手上，他们想把什么当成脏话就能把什么当成脏话，并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夺回“脏话”：

出人意料的脏话能够抵消其自身恶意吗？

骂脏话近乎于特权，又是一种自我堕落。社会对男性和年长者骂脏话的容忍度更高，但无论男女，口出脏话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下等”。人们把底层社会身份同“下等”联系在一起，故而觉得工人农民说脏话是常理，受过教育的人说脏话就是自甘堕落。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里口出秽语，人们非但没有感到冒犯，反而夸他率性可爱，大概因为这本日记出版时，季羡林已经是个颇具声望的老人。如果在他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给人看到这么多国骂，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讲他“有辱斯文”，配不上清华北大。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里的“国骂”余秀华的脏话之所以有力，除了她对脏话语言的巧妙运用，还部分得益于她的女诗人身份。“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余秀华诗歌最初的走红，便是与中国诗歌传统中女性典雅、矜持形象的决裂。她出身农村，身有残疾，本就颠覆了人们的“才女”想象，在成为诗人后，又把某些人眼中“下等人的粗鄙”带到了诗歌的神圣殿堂。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与强调个人角色的社会相比，地位角色型社会更倾向于要求每个人依照地位角色要求来行动，维护纪律和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不管人们私下如何，面向公众时，脏话作为异端总要受到严格的把控，女诗人就应该表现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涵养，以及作为女性的端庄。但余秀华诗歌中赤裸的情欲、社交媒体上肆意的脏话持续违反着社会对这两个角色的既定期待，她通过触犯禁忌而身获禁忌力量的加持。女性在社交媒体公开使用侮辱女性的脏话，以一种尴尬的方式打破了男性咒骂的特权。一些女性主义者主张，这种“夺回”可以通过误用、扭曲原意的方式抵消“丑恶事物的女性化”。Vittu在芬兰语中是个意指女性外阴的古老词汇，一些年长的人听到它仍然觉得是句咒骂，但在年轻人之间，vittu已经衍生用于称呼“烦躁”“不友好”或者表示惊叹的意思。“酷儿”（queer）一词原本有恐同的含义，但现在已被许多同性恋者用以自称，人们很少由这个词联想到恐同。在中文里，两性生殖器用作名词性脏话时，似乎也有类于vittu的趋势，国骂的频繁使用也降低了它所能造成的震惊程度。不过，夺回式的误用是否真的能抵消这些脏话的恶意，值得怀疑。鲁迅在写《论“他妈的！”》时，终于还是从国骂上“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恐怕不只是“到底未曾拉过车”“有点贵族气”的缘故。任何人听来，原汁原味的国骂都十分恶毒。发明国骂的人是天才，却是个“卑劣的天才”（鲁迅语）。今日的世界还有无数的“等”，有阶级的“等”，有性别的“等”。倘使如鲁迅所言，有声和无声的国骂环绕四周，“还须在太平的时候”，那么不太平的时候，又是什么光景呢？

参考资料：《脏话文化史》 露丝·韦津利 文汇出版社 2008-2《论“他妈的！”》 鲁迅《鲁迅的文化研究》 黄子平https://mp.weixin.qq.com/s/1ARQ_osRWWPngXbYrx6zjg《大胆示爱的余秀华，才是互联网的真朋克》https://mp.weixin.qq.com/s/Gs6dd0UyD_Kn_d-JHsau2A《余秀华的脏话艺术》https://mp.weixin.qq.com/s/fXEsPlycq1b8-NbA3Oc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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