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亨迪药业作为国内两大最主要的布洛芬生产商之一，已于今年8月成功过会，其背后实控人是上海滩超级富豪刘益谦。

资料显示，初中未毕业的刘益谦在中国资本市场颇具传奇色彩，享有“资本猎豹”“股市大鳄”“法人股大王”“增发大王”和收藏家等多个称号，资本版图涉及实业、保险、证券等诸多领域。

然而，随着亨迪药业招股书及更多资料的披露，刘益谦家族成员突击入股的情形为人诟病，多家主要推广服务商或系“壳公司”，市场推广费被质疑暗藏腐败……看来，亨迪药业首发获通过的背后，仍然众多谜团待解。

谜团一：估值暴增，突击入股涉嫌利益输送？

1963年，刘益谦出生于上海老城区的一个普通家庭。公开消息显示，1980年，还在读初二的刘益谦就开始帮舅舅做起了皮具生意，害怕皮具生意以后不好做，20岁出头的刘益谦又干起了百货批发兼零售。

就是在做百货期间，刘益谦因为常常打不到出租车而意识到商机，于是花6000多元成了上海最早一批自己出钱考驾照的人。据刘后面回忆，“那时候开出租车完全是暴利，3公里收人家五六十，比现在还贵呢。”

但真正让刘益谦发现财富密码的，是在1990年。那时，中国证券市场在上海起步，刘益谦想在股市中淘金，事实证明，他足够幸运，他把100元买入的股票以100万的价格卖出，瞬间变成百万富翁。

此后，刘益谦不但炒股、炒卖国库券，还收购股票认购证。这个过程中，刘益谦盯上了法人股，但因为受到“禁止个人投资者涉足”的限制，所以他在2000年初成立了“上海新理益”公司，并很快成为了囤积法人股的大玩家。

财富的积累，逐渐使刘益谦有能力布局实业、保险、证券等行业，这些集团业务最终被外界统称为“新理益系”。

其中，耗资1个多亿入股的百科药业（现天茂集团：000627.SZ），就是“新理益系”向医药领域进军的代表，其与亨迪药业更是有着紧密联系。

2006年，天茂集团通过受让股权入股，持有亨迪药业98%股份，这一数字在6年后上升至100%。2019年7月，天茂集团将亨迪药业前身“亨迪有限”100%股权以3.96亿元的评估价转让给上海勇达圣。上海勇达圣与天茂集团同为新理益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

2020年5月22日，上海勇达圣与刘妍超、刘雯超、刘天超、刘思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海勇达圣将其持有的亨迪有限34%的股权转让给上述4人。此次的转让价格为3.36元/出资额，对应亨迪药业100%股权的估值为6亿元。

转让后，刘妍超、刘雯超、刘天超和刘思超与刘益谦一起，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亨迪药业85%股权。4名刘氏中，刘天超为刘益谦之子，剩下3人均为刘益谦之女。

根据募资金额推算，亨迪药业一旦IPO成功，市值将达到47.6亿元，刘益谦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价值也将超过30亿元，但如前文所说，公司脱离天茂集团时的估值不到4亿元，2020年5月转让时作价6亿元，一年间估值增加40亿，悬殊之大。

于是，当时有经济学家公开表示，刘益谦家族成员在IPO前夕突击入股，亨迪药业是否涉嫌利益输送，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谜团二：多家推广服务商或系“壳公司”，2家湖北企业同一天申请注销

前文提到，刘益谦出生于上海，生活工作也主要在上海，但从其资本布局看，此人却十分青睐湖北，天茂集团、长江证券及亨迪药业的总部均坐落于这一中部省份。

为什么会这样？一说是因为刘益谦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营造了较好的政商关系，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肯定和信赖；一说是刘的祖籍在湖北。

但不管怎样，亨迪药业的过会，似乎证让刘益谦再添一家湖北上市公司成为板上钉钉之事。然而，无论是面对深交所的问询还是外界的质疑，亨迪药业都没能很好地解释其市场推广费的合规性问题。

招股书显示，2018年至2020年，亨迪药业的销售费用分别为4830.27万元、5141.50万元和1420.86万元，其中，对销售费用影响最为明显的子项目是市场推广费，三年报告期内，公司的市场推广费分别为3660.84万元、3989.29万元和941.26万元，占当期销售费用之比分别为75.79%、77.59%和66.25%，始终高于50%。

2020年11月7日深交所出具的审核函中，问题10专门要求公司和中介机构对市场推广费合规性进行核实，问题的要点包括“市场推广费使用是否存在不当利益安排，是否能够有效防范商业贿赂风险”。

官方的回答当然是“不存在不当利益安排”“能够有效防范商业贿赂风险”，但深扒一下便能发现，亨迪药业的市场推广费支出存在可疑之处。

比如，2018年至2020年，上海道携商务咨询事务所（以下简称“道携商务”）为亨迪药业的第五、第二和第二大推广服务商，但据工商信息显示，报告期内，道携商务社保缴纳人数始终为0。不仅如此，道携商务的公司地址也有问题。

更奇怪的是，亨迪药业于2018、2019年的第一大推广服务商北京洛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不仅没有任何医疗推广经验，参保人数一直为0，而且身缠一大堆官司，老板张京铮也多次被列为老赖。

此外，公司还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至今未移出。

而亨迪药业的其他几个推广服务商，都存在相似情况。

湖北浩帆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帆广告”）是亨迪药业在2019年的第四大推广服务商，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25日，注销于2019年12月27日（实际申请注销的日期是2019年11月12日），然而在其存续的9个月内，获得了亨迪220.62万元的服务金额。

除了道携商务、浩帆广告之外，湖北尚品商务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尚品”）与北京腾骏浩瀚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也是在设立当年就跻身亨迪药业的前五大推广服务商。

截图自：亨迪药业招股书

（注：黄色或为“壳公司”，蓝色为设立当年即成为主要推广服务商的企业）

颇为蹊跷的是，湖北尚品这一成立于2018年的公司，竟然和浩帆广告在同一天（2019年11月12日）申请了注销。

你说，亨迪药业会不会是因为没做好功课，才中了这么多“巧合”？回答只可能是“No”，因为亨迪药业在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明确表示，公司选取推广服务商的标准包括：“推广服务商经营正常，无各类行政处罚、限制记录；推广服务商有经验丰富的人员团队，有产品的推广经验；考虑推广服务商的历史经营业绩，主要服务人员的从业经验......”亨迪药业的所说与所做，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谜团三：每场会议人均花费3988元，学术推广暗藏腐败？

上面这些推广服务商的市场推广模式也很奇怪，主要分为信息收集、客户拜访、学术推广和市场调研四种，从工作内容看，四种模式不无交叉。

据国际投行研究报告分析，信息收集、市场调研、终端拜访、学术推广会，就是一个整体的市场活动，亨迪药业故意把整体分成几个小的，看似科学，其实是为了分价，并且使学术推广的费用看起来低一点。

招股书显示，2019年，亨迪药业召开了24场学术推广会议，会议内容无非就是请相关专家分享知识，但平均一场只有50人参加的会议，却总共支出了478.51万元，算下来，每场会议的人均费用高达3988元。

试问，就算专家们在五星级大酒店里开会，且人手一瓶茅台，这钱也应该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