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麦郎：唱歌的蚂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特稿痴迷者的采矿车（ID：tegao666），作者：谢梦遥，题图由作者拍摄

故事始终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里，90后唱作型歌手庞麦郎，创作风靡一时的《我的滑板鞋》。他祖籍台湾，出生地在孟加拉斯图的加什比克市，具体来说，是个叫做古拉格的小镇。他在2008年开启他的音乐生涯 ，风格以嘻哈、流行、摇滚为主。

另一个版本里，陕西汉中市宁强县南沙河村人庞明涛出生于1984年，身份证上写着1979年是因为登记时弄错了。2008年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农村，直至去了汉中KTV做服务员，由此与音乐发生了关联。他开始写词，并哼唱出来。但直到今天，他也不懂乐理，缺乏最初级的演唱技巧。他不同的音乐风格，基本由他人的编曲决定。

两个版本相互矛盾。一个来自庞麦郎的描述，另一个则是除他之外的整个世界所采信的。两个版本有重叠的部分。感动了许多人的《我的滑板鞋》，至少在作词上，是属于他的作品，他洞察到日常生活的诗意与伤感。如果把这首歌当成一首说唱的话，那么flow也是他的创造。无论哪个版本，2008年都是故事的开始，那一年，跳动的音符进入他的生命。

在2021年3月11日，故事似乎迎来了终局。经纪人白晓发出视频，公布庞麦郎因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消息很快引爆全网，登上热搜。

在那之后，媒体纷纷发出从前写过他的报道。人们才发现，如汪峰、郑钧这些乐坛响当当的人物，在短平快的娱乐资讯中出现的次数远超庞麦郎，但他们从未被那么多家深度媒体严肃对待过。在这个意义上，庞麦郎是最好的采访对象，媒体追逐着他。

但他又是最糟糕的采访对象。报道呈现出来的他，说话是断续的，逻辑欠奉，姿态则是防备与闪躲的。他的外在状态——那些难堪的无法自洽的部分，总是被淋漓尽致地描述，但没有一个记者真正地走进他的内心。这不能全部归咎于记者。

错位存在于他的故事里。自称来自古拉格的歌手从未理解现实世界中这个词的含义。在他的艺术追求里，他要走国际路线，讲究高端与完美。绝大多数人对他的好奇，恰恰是他的不完美——错过的节拍、可笑的造型与口音、荒唐的故事。修复这一切，他也将失去既往的吸引力，他将变成一个寻常的草根歌手。那些欣赏他的人赋予他一层柔光，把他想象成心无旁骛、抵抗喧嚣的骑士，但其实谁说不清，那种特立独行与神经质多大程度上是疾病影响。

恰恰是创作者的业余，误打误撞令成名作诞生。曾获得金鸡奖提名的影视音乐制作人杨思力告诉《人物》，如《小苹果》这类网络神曲，大都遵循流行歌曲的创作规律，但《我的滑板鞋》在另一种维度上对听众完成洗脑。“摩擦摩擦，重复两次，记谱都很难记出来的一个旋律。他不遵守那些常识，制造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听感。”

一个不再是行业秘密的事实是，如今随着技术的发展，AI编曲已逐步投入应用，短时间可将同一个歌转为吉他伴奏、中国风、电子等不同风格。除编曲外，几家行业巨头公司均在加紧研发抓取大数据写词、作曲，利用AI创作最有潜力爆火的歌曲。但据一位负责上述工作的音乐公司员工对《人物》承认，AI永远无法制作出下一首《我的滑板鞋》，“我们只是替代一些原本能被替代的人而已”。算法学习音乐创作的规律，却不能学习如何违反规律。庞麦郎的创作，在系统分析、预测的范围之外。

《我的滑板鞋》发表于2014年，不是所有初次听到的人都会喜欢上它。粉刷工人牛犇记得很清楚，当时他身上挂着吊绳，在高空刷腻子，下来打料时，工友用手机给他播了这首歌。他把手头工具扔到地上，佯怒道：“这都能唱歌，那我也可以。”

和庞麦郎一样，他极为热爱音乐，但对乐理一窍不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写写歌词，发在朋友圈里。2018年10月15号，对他来说是个刻骨难忘的日子。微信上有人和他搭话，你的词写得还不错，哪家大学毕业的？他有点不好意思，“我只有小学三年级的学历”。那位“音乐行业里的朋友”告诉他，可以带他写词卖歌。

那一天之前，他还在工地上刷油漆。那一天起，牛犇感到，他算入行了。不久，他发现他有了作曲能力。灵感是突然降临的，在几天之内，根据随口哼出的调调，他就完成《天亮以后说分手》《蝴蝶沧海》两首歌的词曲。他为自己的才华骄傲，“觉得谁写的都不如我”。他开始相信，只要坚持，前方一定会有惊喜在等着他。

距第一次听到《我的滑板鞋》7年之后，牛犇——那时他对外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将意外地进入庞麦郎的故事。那个他最初看不上的网络歌手，成为了他某种意义上的朋友。他将见证这位朋友的种种怪异之举，在陪他的回乡之旅亲耳听到庞父透露儿子精神失常的秘密，又将目睹他入院的消息如何在互联网上疯传。

他后来想过一个问题，在已知未来一切注定发生的情况下，2014年的那个有着音乐梦想、籍籍无名的的牛犇，是否愿意与庞麦郎交换人生？

第一次见面

我总共见过两次庞麦郎。第一次是在2016年7月，他的全国巡演之旅完成了16场，来到了深圳站。那段时期，他基本拒绝了所有的国内媒体。他曾答应国际媒体Vice的拍摄，但看到对方递上的名片写着汉语而非英语，他大感失望，立刻取消采访。“箭厂视频”曾邀他拍摄被拒绝，团队请来一位美国白人摄像师，庞麦郎才答应。

离演出还有几个小时，采访在一种友好、和缓的氛围中进行。很多问题，他会先陷入沉默，然后给出一个缺少细节、像是公关辞令的回答。“不方便透露。”他会这样说，似乎在模仿电视上的明星。聊了两个小时，他的昔日经历、生活来源、创作过程依然披露甚少。但至少，他不再坚持自己是台湾籍，“其实我还是大陆这边的嘛。”外界对他的认知与他的自我认知存在错位。问及他的性格，他略经思考后总结：比较外向，比较理性，不敏感。

庞麦郎的歌词内容对自我情感有朴素的关照，对他人困苦有真切的同情——《马路上熟睡的乞丐》里他写道，“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个钱币，哪怕只是给他们一个晚餐，我不想他们睡在马路上”——但这一切并非知识阶层的文化自觉。事实上，他对许多领域的认知非常有限。他的歌单停留在90年代。他的手机界面空空荡荡，只有微信、微博、虾米等几个app。他压根不知道对他不吝溢美的导演贾樟柯是谁。

庞麦郎有着某种艺术家般的执拗。仅靠合约无法约束他，他时常跳过约定曲目，只唱自己喜欢的特定几首歌。尽管来钱更快，他拒绝夜店之类的商演。偶有音乐节邀请，他不愿与其他人一同出现在海报上，基本上他只去能够独享舞台的livehouse。在一般人的理解里，音乐节才是个更好的现场，但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体系。他接受在画廊演唱，因为那里都是艺术品。

当晚的演出，Livehouse里来了一两百位观众，他们喊着他的名字。演出结束，观众在入口排起长龙，等待他的签名与合影。庞麦郎不卖CD，要等“国际化”后才考虑。一个观众告诉我，如果所有人都看穿了谎言，那么谎言就是无害的，这反而凸显了他的真实。他还说，这种欺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像你不是名校毕业的，但有时候你会那么说”。

他和经纪人在后台分完演出费，他看起来心情很不错，我们去吃夜宵。当我换了提问方式，更详细地追问起关于约翰瑟·庞麦郎的叙述缘何而起，他是抗拒的。拉锯战开始，气氛慢慢变了。他像是承认了他的落败，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反复说把关注重点放在他的音乐就好了。他还说了一句有着天然语病的话：“我希望我的未来的祖籍是台湾人。”

我追问不放，最后，封锁的大堤终于打开了一道豁口，连同倾斜而出的，是他的怒火。“如果我是一个农村来的，有人会听我的歌吗？你们还会把我当明星吗？”他近乎嘶吼地喊道，狠狠地盯着我。在尴尬的气氛中，庞麦郎先行离去。

那次见面，那位经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叫白晓。他眉目清秀，声音很好听，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口头语是“我有一个朋友”。谈到他之前的工作，他给了多种答案：既是创作歌手，又是摄影师。他还称自己是个社会活动家，“对接好多人，把这个人介绍给那个人，把那个人介绍给他们认识，积累了好多关系。”他说他正在拍公益纪录片，一个是关于精神病人的，另一个关于山村支教老师。

一位在场女士后来谈起对那位经纪人的感觉，“可能是个富二代，自己做点小买卖。”

白晓并不是最早识别庞麦郎才华的那个人。在他遇到庞麦郎之前，很多故事已经发生了。当庞麦郎与北京的经纪公司华数唱片关系破裂之后，白晓不是第一个主动接近他并赢得他信任的人。

2014年9月，庞麦郎已从北京逃至上海，找到一家录音棚录制《摩的大镖客》，经录音棚老板介绍，他与慕名而来的李达吃了一顿饭。李达出身山东农村，在庞麦郎的歌里找到了共鸣。这位热情洋溢的华东政法大学前学生会主席，提起自己在开展自媒体创业，有一支由学弟学妹组成的小团队。歌手问道，能否为《我的滑板鞋》拍个MV。

日后对媒体的讲述中，白晓总会说，2014年庞麦郎账户上最多时曾有200万元。这个消息是庞麦郎告诉他的，他从未亲眼见过。但李达回忆，与庞麦郎接触时，他看起来经济状况并不好。MV更像一个简陋的学生习作，取景在大学和上海的街道上，双方都没提过费用支付。那十几天里，庞麦郎主要住在李达在郊区的工作室里。

庞麦郎身上不可控的因素逐渐展现。拍完MV，他即不辞而别。后来，李达才知道，他悄悄答应了音乐平台公司虾米，去了杭州拍了一个制作远为华丽的MV。相对于虾米，李达的这支学生班底失去了竞争力。他们的免费拍摄在前，但《我的滑板鞋》MV首发，被虾米抢了先机。

即便如此，此时的李达依然是庞麦郎最亲密的人。双方的关系急转直下，是《惊惶庞麦郎》发表后。记者正是找到李达，在他的引荐与陪伴下完成采访的，报道结尾写到KTV点歌，李达也在场。他感到，他就此失去了庞麦郎的信任。他对媒体表达了对那篇报道的批评性意见，随后发现记者把他微信拉黑。他自认为是个温厚的人，真心付出，却落得两不讨好的境地，而在这过程中，他对庞麦郎也失望透顶。他和他的最后一次联系停留在了QQ上。2017年，当白晓带着庞麦郎巡演到上海——直至那时他才知道白晓其人，他婉拒了与他们的聚会。

李美颐一度成为对庞麦郎而言特殊的存在。2014年，她还在《南方娱乐周刊》工作时，曾联系庞麦郎在微博开展商务合作。几个同事同时加了他的QQ，他对其他人不太理睬，只回复李美颐一个人。他想要一部苹果手机，问李美颐能不能让单位买给他。合作一开始谈得很顺利，但中途他还是反悔了。

接下来一年的时间，他换了至少四五个手机号，他似乎害怕被人找到，每次换号，都会发来一条短信告诉李美颐。直到他有了微信，他们的联系稳定下来，她管他叫“偶像”，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她感到他也把她当成了朋友。但在微信上，“偶像”永远只打繁体字，从不发语音。李美颐想，他也许是害怕暴露他的陕西口音吧。

他把第二张专辑发给她听，问她感受，她实话实说不如《我的滑板鞋》，“偶像”非常失落。她感觉，他并不像外界描述那般粗鄙，只是稍微有点封闭。交流时，他总是客客气气的，有问有答。

离开上海后，他去昆明待了大半年，又去了趟台湾，再后来，他告诉李美颐，他回到西安，成立了公司，邀请她当他的经纪人。李美颐认真地考虑过这个提议，因为工作关系自己确实有一些甲方关系，她想，她能够帮助到他。

但谈到薪资时，进展卡住了。当得知李美颐当时的工作月薪上万时，“这么多呀，”庞麦郎感叹，他表示他只能开2000多。直至2016年李美颐与庞麦郎第一次见面，她这才发现，“突然间空降了一个经纪人”。

互联网的流量转瞬即逝，一个普通人的成名时间不过15分钟。对于庞麦郎来说，所有的讨论正在消失、所有接近他的人成为过客之时，白晓出现了。

白晓从未对媒体讲过他如何与庞麦郎相识的细节。但他会说，2013年庞麦郎曾去过他工作的录音棚录过一首名为《打擎》的歌。在一些他的公开讲述里，他当时跟庞麦郎有了简短交流。但在另一些讲述里，他们压根没有碰面。

2015年9月初次正式见面，白晓就请庞麦郎吃饭，第二次，又是他请，一顿三五百。“你要做MV，我说咱们合作，我这有团队，费用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来报个价。”他说。庞麦郎跳过了这件事，说想办大型演唱会。“你要场地，我也认识场地。”白晓一口答应，“赞助难拉，你说拉几百万，我说真的我能拉来。”

当着庞麦郎的面，他就直接给朋友打电话：“音乐厅大概一天多少钱，体育场有没有认识的人？一天一百多万。打完折多少钱？消防过关报备又是多少钱？”他不打击庞麦郎，但通过一步步耐心引导，目标从体育场调小到体育馆，雄心勃勃的歌手最后终于同意，演唱会的场地放在商场里的一个剧场。“我托一个哥，他在商场里面做经理。”白晓说。

据白晓说，演唱会现场来了三四百人，气氛热闹，而这也顺理成章促成了他与庞麦郎接下来的合作。其实起初他的资源接近于无。他认识陕西歌剧院的一个朋友，通过他联系上几个livehouse的老板。庞麦郎的线下演出是件新鲜事，朋友介绍朋友，扩散开来。

这是一支只有两个人的部队。庞麦郎在西安租下的那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就是号称有十几号员工但其实并不存在的公司所在地。两个房间空置，落了一层灰。他睡在其中一间，除了床外没有家具。他痴迷包装印着英文的饮料、零食，床头摆满各种喝了一半的饮料，也不扔掉。

两人口头约定二八分账，生活与行程费用由白晓垫付。歌手只需要唱歌，新上手的经纪人除了做到经纪人的本分，也是摄影师、宣传与生活助理。在人际关系纵横的livehouse江湖里，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为卷入负面新闻也难以沟通的歌手充当信用筹码。2016年全国20几个城市走了一圈下来，白晓赚了五六万元。

某种角度看，庞麦郎的演艺生涯在2015年已经结束了，现在，歌手身份复活过来。注意力重新回到他身上，报道陆续出现，大家当面尊称他“庞老师”。媒体乐于将两人形容为行事荒诞的骑士堂吉诃德与忠心耿耿的随从桑丘，白晓并不认同这个说法。“我不是桑丘那么迂腐、愚昧的人。我是有主导性的，所有事情几乎都是我在操作，老庞只是选择。”那些回到西安没有演出的日子，他们就各忙各的。白晓对庞麦郎的音乐创作并无介入，据他了解，每首歌制作费用在三五万元。“我每一次问这些问题，他有可能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我知道跟他怎么去交流，他过于在乎的一些东西，尽量避免去碰。”他说。

庞麦郎的微信里有几千个朋友，但他是孤独的，保持独来独往。他对家人似乎持排斥态度，很少联系。但现在，他似乎在慢慢接纳白晓。私下相处，他会讲起他小时候的生活，“背个书包，装几个核桃馍。”他从未对白晓称自己是台湾人。

但歌手始终防范着经纪人。开舞蹈工作室的叙雅是白晓朋友，经他邀请组织舞者为演唱会伴舞，谈好每人费用两三百元。排练五六天后，庞麦郎才加入练习，学习动作，但在临演前，他又变了主意。“这个人防备心太强了，老感觉别人要占他的便宜。可能觉得我们在钱上面会坑他，最后就不用我们了。”叙雅说。

经纪人也有自己的手段。庞麦郎反复无常，总会否认一些自己说过的话，白晓便会提前录音，播给他听。他说这是源于一次采访被媒体断章取义后，沿袭下来的习惯。白晓随时随地录音，他把与庞麦郎的许多日常对话，也作为素材记录。

庞麦郎的年龄，是一个双方均不主动触碰的话题。接受采访时如何说话，歌手自己说了算。对于词不达意的表达，经纪人会帮忙修正。成名以来，他说了太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话，即便不断修改着其中某些说辞，可信度依然很低。一个危险的迹象藏在这种相处模式里，“桑丘”没拆穿“堂吉诃德”的幻象，但也没有帮助他走出幻象。

媒体往往会把话筒也递给白晓。他是这场奇幻漂流的孤帆上，说话似乎更具实质内容的那个少年。这大概又是一个危险迹象：“堂吉诃德”与“桑丘”的故事主线与细节，很大程度上是由白晓塑造的。

在2016年巡演的后半程，票房已经不太景气了，平均只有二三十人。2017年，当演出再次启动，颓势愈发明显。有一场演出，只来了七个人。场地方态度在变化，“完全是趋利避害，如果你有利可图，那就是朋友，”白晓说，“没利可图，后面也不怎么联系的。”

比低迷的票房更让人沮丧的是，看不到好事将要发生。因为对华数唱片的经纪约官司没有应诉，庞麦郎2017年成为失信被执行人，无法坐飞机了——实际上他也很久没有坐飞机了。网易云音乐、微博等个人认证账号的控制权都在华数手里，他只能开小号。

“他不会给我们讲，但是我们也能看出来他是没有挣钱的。”白晓的朋友叙雅说，“只要是在西安这边，基本上都是朋友去捧场，给他化妆，做造型。”反倒是位置远一些的人，会接到他倾倒的苦水。在2017年底，李达收到白晓的语音：“演出一直赔钱，快赔死了。我朋友觉得我是个傻X，变成像个流浪狗似的。”

庞麦郎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改变，用白晓的话说，“不会太多的趾高气扬”。但这种收敛滑向了太平另一端，他越来越消极，说话也越来越少。这一年至少有十几场演出，因为预售不好，他放了鸽子。

他的状态也愈发怪异。他经常答非所问，精神恍惚，重复他人说话或者自言自语。他会盯着一个东西会看上许久。他的歌词中频繁地出现神鬼。古拉格的虚构世界正在侵蚀现实，那是属于他的国土，每个城市有了洋气的新名字，他把“总统宣言”打印在上百页A4纸上。

表象之下肯定有什么内在的东西在发生变化。白晓想到他曾经拍过生活纪录的一个精神病人——那是他家乡的一位长辈，与庞麦郎的神情举止有相似之处。白晓忍受着，他的精神世界同样不堪重负、岌岌可危。庞麦郎闹情绪，他得哄着他，庞麦郎突然消失，他就特别焦虑。他陷入数月的失眠，靠服药来对抗抑郁情绪与神经性偏头痛。

演出还在继续，一站站旅途变成枯燥的重复。按照他后来的说法，当整件事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观察本身变成了一种意义。“就跟拍一个丹顶鹤一样，不是说拍一张照片你就知道它的习性，你要一直扎到那儿。” 他想着未来把这些素材写成书。自我说服也好，被动接受也罢，他开始相信，“钱随时都可以赚，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作品，比赚钱更有价值。”

2017年末，数次争吵发生后，这对搭档还是带着对彼此的怨气分开了。庞麦郎退掉了在西安的房子，他已无力负担每年三五万的房租，回到宁强乡下。白晓去了石家庄找一个叫“张哥”的人，用他的话说，“对接行业方面的一些资源”。实际上，他们在一起拍短视频。几个月过去，创立的短视频账号一个也没火，他自然也没挣到什么钱。没有庞麦郎，也没有了媒体关注，他变回一个籍籍无名的人。

半年没联系后，他们意识到需要彼此，又回到了一起。庞麦郎带来了《真棒》《金发女郎》等几首新歌，巡演又启动了。但再次合作，模式上有了一些调整。为节缩成本，演出地点大多选择陕西周边，周期则尽量压缩。

白晓也要加入演出，作为嘉宾演唱几首自己的歌。他的解释是，反正也不赚钱，不如一起上台玩。那些歌可以在他拥有不到100个粉丝的网易云音乐的档案找到。他最喜欢的是一首《王二狗杀了李大爷家的羊》，歌里有着对普通人的悲悯，灵感来自贾樟柯的电影。

当演出结束，白晓会站上台，做一个关于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的主题演讲。这是个古怪的环节，有时他讲上20分钟，娱乐现场变成了教育讲坛。发言的人不是有着巨大号召力的明星或者财力雄厚的企业家，应者寥寥。

2018年中，当知道我采访过李诞后，白晓管我要这位脱口秀明星的联系方式，想邀请他加入环保宣传。后来他太太李飘和我聊到这件事：“人家肯定也很莫名其妙，觉得他这个人很奇怪。”

庞麦郎之前抗拒镜头，因为只要有视频传播出去，就会成为B站上鬼畜视频的素材，他将成为被愚弄的对象。但现在，他迈出一大步，先后接受几个纪录片团队的拍摄，甚至允许他们去到他的村庄。

经纪人站的位置越来越靠前。他接受大量采访，还配合记者做了一篇《我的老板庞麦郎》的口述稿发在自媒体“真实故事计划”，收获微信阅读量“10万+”。里面写到许多近距离接触者才能观察到的细节，包括一个发生在机场的故事：“一个看上去六七岁的小孩子一直在附近走来走去，原来孩子要喝水，自己够不到饮水机上的一次性纸杯。庞麦郎帮他接了一杯水，小孩喝完后，又喝了一杯。庞麦郎摸了一下他的头，领着他去找他的家人，回来后什么也没说。”

但一切仍没有什么起色。回想起来，出道即巅峰，值得一提的演出现场都在合作第一年。庞麦郎像只受惊的仓鼠，依然对外界保持高度警惕。白晓为庞麦郎联系了免费的形象设计，店家希望借这位昔日网红得到一个宣传机会，他不肯去，怕经纪人私下收钱。有时这种怀疑超出常识，他曾指着汉堡对店家投诉里面有脏东西，“破坏他歌手的生命”，所有人包括其他食客都在跟他解释那是胡椒粉，他依然要经理对他道歉。他的情况时好时坏，记忆里会出现一些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白晓后来想，那是“另外一种人格给他编造的”。

白晓持续为他的艺人投入着，有时需要用网络借贷维持生活。他自认为不是成功的经纪人，但马上又找到了台阶，“经纪人为了自家的利益，肯定要违背一些道德，一些良知。是我自己把我自己拒绝的。”

在华晨宇翻唱《我的滑板鞋》后，庞麦郎发起维权行动。事实上，整个过程是白晓在操作。华晨宇的团队联系上他，建立了个群，一下涌进来5个人。对方解释，版权是向华数买来的，有盖章的书面声明。五对一，他没有援军，说不过，最后留了句话，“人在做天在看”。自始至终，他跟华晨宇都没搭上话。但这事没算完，粉丝不依不饶，网上持续围攻他。

尽管相处里有摩擦，庞麦郎始终没有放弃他，一次次回头与他搭伙。而他将其视为某种证明。经纪人分得艺人的部分报酬无可非议，如果庞麦郎真的那么抢手，如果经纪人真的那么不济，他想，那么早就该有另一个家伙出现，拿走属于他的那笔佣金。

2018年惨淡的巡演结束，他第一次去宁强乡下找庞麦郎玩。庞父在地里干活，他远远打了招呼。庞母有浓重乡音，交流不畅。他想着能和庞家人建立联系，试图向庞母要电话时，被庞麦郎发现了。暴怒的歌手推搡开他的经纪人：“你凭什么要我家人联系方式？”他把他带去小河边打水漂，晚上白晓在镇上住下，第二天就离开了。

据白晓说，在病情恶化之前，他错过这唯一一次与庞家沟通病情的机会。

2019年，庞麦郎有了新的动作，造鞋。他只是幕前出现的那个人而已。这本质上是属于白晓的生意。想法由他推动、策划，资金由他投入，具体实施也由他来完成。

不止是情怀，也有具体的现实考量。单纯靠线下演出，收支难以平衡，他需要闯出一条新路，打一个翻身仗。很早之前就悬在脑子的想法，终于要施行了。他想的很简单，找一个投资方，设计出图纸交给鞋厂就可以批量生产，与庞麦郎约定四六分成。“肯定能赚到钱。”他对太太保证。

在他的预设里，滑板鞋也将为庞麦郎带来事业转机。歌手将亲手将这些滑板鞋赠予演艺圈里的明星们。鞋不再只是鞋，将成为一种信物，一个有着清晰痛楚的底层逐梦故事的实体化结晶。“希望他能够跟那些人都成为朋友，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对他照顾照顾吧。”白晓。

他将只身进入到一个他完全未知的领域。他在网上查资料，咨询律师，听说广州是全国鞋类批发的集散地，便前去考察，发泡、硫化这些专业材料术语让他晕头转向。

每一个环节几乎都遇上了具体的灾难。他联系上广州美院的一个陕西老乡（“我的朋友”），给了万把块钱，设计出外观。找了个工厂做了样品出来，丑得不行，两万块钱打了水漂。他这才知道从设计图纸到实物，中间还有很多变量。换了一家给高端皮鞋代工的工厂后，对方开价，他就懵了：开模的费用是30万元起，如果想免费的话，那就要从5万双起做。

投资也黄了。白晓用一个情理存疑的故事给出解释：他找到一位50多岁的集团董事长（又是“我有一个朋友”），表示愿意投30万元。后来对方弄清楚合作方不是华晨宇而是庞麦郎，断然拒绝，“让我赚两个亿我都不会投的，不想惹上一些不必要的负面的新闻。”不过作为道歉，他给白晓发了两万元红包。

为拍宣传片，他购买了一个6吨的海运集装箱，颇费周折运到村外的荒地，配了发电机，让庞麦郎站在顶上唱歌。而在这过程里，他又被“一个朋友”骗了，花了4000元请他给集装箱装修喷漆，结果那人携款跑了。就连申请商标注册公司，这个听起来相对最容易的一件事，也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至此，造鞋已经近乎一场赌博。他的积蓄、他的信用、他和庞麦郎的未来，系于一条细细的鞋带上，与造鞋计划捆在一体。

“一直跑，来回折腾”，白晓回忆。前期投了不少钱，做鞋的事已经闹得媒体沸沸扬扬，他决定自己砸钱进去。与鞋厂老板死磨硬泡，一万双起做变成1000双，最后老板同意用最简单的模具，鞋底不开模，每款只做120双。本来计划做6款，第四款的样品刚出来，“再投入的话会花更多的钱，我就不做了。”

2019年年底，鞋子生产完成。经典款红色滑板鞋，用了头层牛皮的材质，售价899元，普通款的帆布鞋卖399元。他在网上售卖，把租在西安的房子客厅变成仓库，箱子占满整壁墙，一直堆到天花板。让他不胜其烦的是，前来网店询问的人，总带着一大堆对庞麦郎的好奇，“如果一个人买一双鞋是要占用我半个小时，我根本无法去回答这些问题，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问题。”

卖鞋为庞麦郎的故事续写了新的篇章，引发新的关注。就连吴克群也联系过来，想上庞麦郎家乡拜访。白晓很期待，他想着，一定要好好招待台湾来的大明星。

他以为明星会带上一两个朋友，没想到，加上摄影团队，对方来了近10个人，远超出他的接待能力。但一起吃饭喝酒，他还是抢着买单，花了2900元。回到镇上酒店，他感到心疼，把单价一笔笔加起来，看看有无算错。庞麦郎还怪他，没有给吴克群安排酒店。“那你给我转5000块钱，我给他们安排一下。”他回答。庞麦郎闷头不说话。

他感到吴克群和他的经纪人待他很好，但其他人不把他放在眼里。拍摄庞麦郎的房间时，未与他沟通，他跟着进去，导演吼：“你出去！”整个过程里，他好像是个局外人，和明星也没说上几句话。后来，庞麦郎推给他吴克群的微信，他直接删了。“不是一个阶层的，我为什么要加人家微信。”

第二次见面

我第二次见到庞麦郎，是2020年7月。

故事没有本质变化，像我一样的采访者来了又走。有一位记者与庞麦郎见了多次，歌手的人生里，从没与一位女士有过如此之多的现实接触。这种情感让他陷入了某种痛苦。似乎为了抵御某种东西，他反复地删掉那位记者微信，又加她回来。

他还是没有对任何人敞开真正的自己。

这一年他们几乎没有演出。疫情一度打断卖鞋计划。直到4月，庞麦郎开始在抖音直播卖鞋。他往返于宁强与西安之间，每隔几周就播上一次，场地和设备由白晓朋友的公司免费提供。搁在从前来这是难以想象的，现实让他低头，他可以配合一些以前看不上的要求。

给明星送鞋计划泡汤了，除了吴克群外，再没多送出一双。真正的娱乐圈和他们像处在平行时空里。五条人倒是辗转表达过对庞麦郎的兴趣，但一直没碰上。因为直播卖鞋，算是与电商沾上一点点关系，在白晓推动下，庞麦郎上了选拔带货达人的节目《我们签约吧》，他的竞争对手多是成熟主播。此行没有报酬，经纪人自掏1000元，谎称是节目组给的。结果庞麦郎刚出场，不带伴奏地把《我的滑板鞋》唱完——他唱歌的缺点完全暴露了，即遭全场灭灯。候场期间，在安置选手的大厅里，他们感到其他人的目光，躲去了一个嘉宾房间（名牌上写的名字他们不知道是谁），刚吃了一根香蕉，便被工作人员发现，大骂一顿，赶回选手区域。这趟出行，庞麦郎算是迈出了一点安全区，留下的只有屈辱。他再也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那晚我们一起去唱KTV。像是带着某种隐喻的巧合，房间的墙上，霓虹装饰着一句话：“年轻时我想变成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西安夏日傍晚依然炎热，他戴红色棒球帽，穿长袖衬衣与西裤。他是整个房间里最接近明星打扮的人。他一次次主动碰杯，虽然没有寒暄，神态拘谨，能感到他在努力地表示友好。他点的歌均是港台老歌，当然还有《我的滑板鞋》，他唱了好几遍。

遗憾的是，自2018年后他再无新曲推出。他一直在写词——据白晓说总数有上千首，但没钱编曲，无法变成完整作品。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边吃边聊。我发现，经过这些年与媒体打交道，他的表达障碍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一切反应都是慢半拍的，几乎每句话有磕绊。再后来，一种没来由的阴郁突然遮住了他。他不再说话，把眼睛转向夜的黑暗深处，长久地凝视，表情悲苦。

他维持着某种尊严，记者在场时要住酒店（平时住在白晓家），与粉丝吃饭则要抢着买单。那晚我们送他，在小巷里绕路，“酒店”到了。一个脏兮兮一晚只要80块钱的小旅馆。我们陷入沉默，他办理入住，在前台发现上次住时遗落的帽子，拿了回来，简短地向我们告别。困于古拉格的他似乎完全意识不到，破败的环境与他想展现的体面是矛盾的。

回去的路上，聊起庞麦郎令人担心的状态，白晓没有顺着说下去。

“我不是无条件地为他付出，我也在利用他。”他说，“我通过他，也接触到以前接触不到的资源。”

堂吉诃德与桑丘的组合里出现了新人。在2020月1月，柏然成为白晓带的第二位歌手。

1个月前，他在抖音偶然看到庞麦郎的直播，加入与他连麦。他与一同出现在直播间的那位明显更能说会道的经纪人加了微信，一直在线聊。他把作品demo发给白晓听，得到了认可。听到他说想把歌做出来，白晓告诉他自己曾做过幕后，可以帮助给他，邀请他从所在地徐州来趟西安。

他得到白晓的热情相待。刚开始他住在酒店，对方极力邀请他在家里住，两居室一间是预留给庞麦郎的，他就睡在客厅沙发。过了几天，白晓太太带着不到一岁的孩子也来了，诸多不便，白晓也没让他搬走的意思。他相信对方是认真想做他的伯乐，他看过白晓的社交媒体后台，确有很多草根音乐人在向他自荐，他只选择了他。

“老庞，你就是他师哥了，随便吆喝他就行了。”白晓对庞麦郎说。师弟拿师哥的一副眼镜戴着玩，师哥立马就说，送你了。

唯一失望的是，白晓并没有什么幕后资源。说带他去录音，他以为是正规录音棚，结果就是去“他朋友家里随便玩儿玩儿”。他感觉在音乐制作方面，白晓还没有自己懂得多。他当年工作的那个录音棚早不在了，而他在里面做的仅仅是录音助理而已，学过混音，只浮于皮毛。

柏然是开篇那位粉刷匠牛犇为自己起的艺名。他不喜欢本名，觉得土。被一个小公司签下后，在起艺名上，他没有自主权。就叫犇犇吧，老板随口敲定 。当终于与那家公司分道扬镳，他换了心仪的名字。

过去3年，他不再刷墙，全身投入音乐，听到却是梦碎的声音。他写的歌，几千块钱卖掉了。一个昆山的小公司签了他，整个公司就几个人。老板的基业在别处，进军音乐纯粹玩票，叫他去本部年会上唱歌，说好800块钱也没给。签约后，他发了一首歌，没有任何反响。疫情来后，公司每月给的2000元也停了。最初的灵感井喷过去，他发现近两年来写不出什么新歌了。他没有创作方法论。

《我的滑板鞋》兴起时，音乐流媒体是人们听歌的主要阵地——虾米宣称正是依赖其自主推荐而捧红庞麦郎。如今，短视频占据着人们的碎片时间，成为音乐推送的完美载体。技术迭代，修改了人们收听习惯，进而衍生出神曲诞生的新规则。“假设平台很公平，没有人去推，每人都随机刷，那好东西是会被沉淀出来，但是现在同样跟你差不多一样好的东西，人家用资本推，就能超过你。找一些跳舞的小姐姐，用那歌卡点，会引起很多人去转发和模仿，全网就蔓延开。”一位在音乐公司负责AI算法的员工说。据他透露，《沙漠骆驼》那首歌在投放上花了近百万元。

柏然逐渐意识到这种新玩法。“一些歌一夜之间在抖音上刷几条就能听到，你以为这是平白无故的吗？”歌首先要在短视频平台火起来，就会有人去音乐平台去搜关键词，热度高了才会登上属于音乐的排行榜。但他之前的公司没意愿为他买流量，他自己也没有钱。

“薛之谦说，这个时代没有怀才不遇，因为这个时代的自媒体已经足够承载你的才华。”柏然说，“我不是很认同他这个话，这只是一种毒鸡汤。大多数音乐人就是堵在推广这道门槛上了，推一首歌的代价太大了，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的。”他不再幻想自己会走红。

他和庞麦郎成了朋友。他对这位师哥产生了很强的亲近感，感到他们很多方面很像。他们都不会任何乐器。“你咋作曲？”他问。“就唱呀，唱呀。”师哥说。“你是不是拿手机这样哼着录？”他又问。“对呀，我们俩是一样的。”师弟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他语文一贯很好，这一点上，师哥也一样。师哥不苟言笑，但极少情况下，师弟见过他天真的笑容。师弟照着《我的滑板鞋》写了一首《我的溜冰鞋》，师哥很喜欢，唱着唱着跳起来。

柏然打算孤注一掷。他拼上积蓄，又借了些钱凑够两三万，把最珍爱的那首歌《蝴蝶沧海》本已卖出的版权买回来，精心编曲制作。这些钱只够做这些事了，推广是个无底洞。“如果我有一套房子的话，我会把这套房子给卖掉，来推我的这个歌。”他说。

庞麦郎是他接触过最火的人。一些他结交的网络歌手，歌火人不火，他离成为他们尚有很远的距离，他的抖音粉丝不到一万。至少和庞麦郎在一起，流量是现成的。同一个账号，白晓直播时，三五十个观众，换庞麦郎就有几千人。

在西安的日子，他们一起拍短视频。白晓当导演，把重要戏份给到柏然，把他的歌作为背景音乐放进去。直播时，他也得到出镜机会。“直播可以一直做下去的话，我这个《蝴蝶沧海》多多少少有点点击量吧。”柏然想。

事情有一点不对劲。以往庞麦郎来西安，最多待一周就走，但这次，庞麦郎从2020年12月初过来，就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似乎在逃离什么。

两居室里除了白晓两口子与不到1岁的孩子，还有另外两个男人以及堆砌如山的鞋盒，生活空间就像白晓的财务状态一样紧张。婴儿哭闹，厕所天花漏水，太太李飘闹了几次离婚。李飘的敌意也转向了庞麦郎，她不叫他名字而是坚持使用一个称呼——这个词可以形容某种发型，也是这些年丈夫巡演路上常吃的食品——泡面。

年底庞麦郎本有场在西安的演唱会，临开演一张票没卖出去，演出取消了。另一场在青年旅舍的分享会，靠白晓朋友买了两张票，全部收益300多块钱。事实已不能再清晰地摆在眼前了。直播成为他们为数不多能做的事了。

相处中，柏然逐渐察觉到一些异常。毫无来由的，直播时，庞麦郎对他动过手。“找个电子厂上班吧”，弹幕上，恶语与嘲笑几乎占据全部，庞麦郎视而不见，没有表情，准确的说，那是一种线条僵硬的、失去了所有情感与欲望的表情，仿佛一度高墙把他砌在世界之外。还有好几次清晨，柏然路过庞麦郎的房间，从虚掩的门里看见他穿戴整齐，戴着帽子，站在床边，一动不动。过段时间再看，他还是以一样的姿势保持站立。那场景有说不出的诡异，令他不寒而栗。

1月29日，一趟旅行临时插入：为配合竹内亮工作室的纪录片拍摄，他们一同陪庞麦郎回家。到镇上之后，再包车开40分钟去山里的南沙河村，歌手的家是土坡上的三间瓦房。

大家围在火炉边聊天。庞父笑吟吟地说到儿子小时候就爱音乐，坐大巴去汉中就为买把吉他。他说这些年都在支持他，制作《我的滑板鞋》时就给他打了6000块钱，而他的年收入仅两三万元。

他是庞麦郎的父亲，儿子的开心和儿子的选择才是重要的。尽管好多年来儿子并不开心，父亲也并不从精神上理解儿子的选择。儿子游离在城乡之间，两边都没有找到他的位置。在家的时候，他很少走出自己的房间，务农主要交由两位老人。在很多方面，父亲对儿子一无所知。

南沙河村的那个夜晚，柏然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更可怜的人。他羡慕庞麦郎有如此爱他支持他的父母。而他的成长里，父母是缺席的。1岁时，父母离婚了，伤心的父亲把他丢给爷爷带，去了外地打工。爷爷酗酒，一喝醉酒打他，粗棍子都打断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快点长大，走出这个地方。13岁时，父亲把他带去商丘，扔给了母亲就走了，但已另组建家庭的母亲不收留他，给他50块钱，让他回去。他去徐州镇上的餐馆刷盘子。之后的日子，什么能吃饱就干什么，做过烧烤的学徒，在化工厂打工，还去过崇明岛的造船厂刷油漆。孤身在外的这些年，他内心厌恶跟亲情有关的一切节日。他感到庞麦郎与他如此不同。

庞麦郎早早去睡觉了。留下其他人继续聊着。夜已深，庞父喝了很多自家酿的苞谷酒，似乎醉了，满是沟壑的脸颊变得绯红。他歪着头，缓缓地对白晓说：“我问你一句话，你跟他相处这么几年，你有发现他有其他的异常吗？”他等待白晓回应，见他不吭气，接下来说道：“说话感觉起来，有其他的啥？有精神上的问题吗？”当着所有人的面，庞父讲出了不久前将庞麦郎送过精神病院的事。他住了几天就偷跑出来，跑去了西安。

秘密不再是秘密。一些表现，于是有了全新的意味。歌手的狂妄与虚夸，可能是种不自知。他的疯癫之语与惊惶之态，是疾病发出的清晰尖叫，他的身体在受苦。

第二天临走，白晓给庞家留下4000元。他对庞父表达，希望能多观望，不要再急于将庞麦郎送院，否则“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故事的终点比想象中来得更快。回到西安没过几天，庞麦郎突然发病，他动刀威胁。白晓太太把厨房里的锐利工具都藏起来了，带着孩子把门反锁在卧室里。柏然感到恐惧，他搬出去住了酒店。后来回想他非常惭愧，他成了逃兵，把危险留给白晓一家。除夕前夕，庞麦郎不告而别。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在他把庞麦郎入院的消息对外公布的几天前，白晓曾突然联系过我。他的声音失魂落魄。“他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朋友，我们相当是家人。”也许无从对其他人说起，他只是需要一个倾听者。桑丘失去了堂吉诃德，一切的失去，刚刚开始。

他说庞父咨询过，去大城市治疗需要50万元，他想帮助庞家后续募款。他注意到小道消息已在流传，担心一旦被自媒体扩散，“进行营销、炒作，带节奏，带流量”，那样一来，庞麦郎的磨难只变成了他人的谈资。“我们必须掌握主导权。”他说。

主导权，这个他多次提到的词，从未真正掌握在他手里。事态之后没有按他的想象发展。大量营销号跟进，夺取瓜分了流量。庞家人谴责他自作主张曝出隐私，称他“狡猾”，募款活动也无法推进。网友的谩骂中，他成了利欲熏心的经纪人、毫无底线的炒作者、吃人血馒头的罪人......

当你审视整个故事，所有人都撒过谎。歌手撒过谎，经纪人撒过谎。庞麦郎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面对媒体否认被他袭击——尽管母亲和村干部之前都说了与他完全相反的话。徐州人柏然能坦然对我说出他的低学历，但他社交媒体备注地区是香港九龙，他总发自己唱粤语歌的片段，确实有一定迷惑性。一个微博ID“作家王波”的人，自称是庞麦郎的老朋友，去病房和他聊了一个下午。我采访几分钟，他露出太多破绽，匆忙挂断电话。他看起来迫切地想得到关注，每一条微博都在生硬追逐一个新的娱乐热点。

真实世界里就是有着如此之多的不真实。关于年龄，关于出身，关于犯过的错，名利场像一座雾气蒸腾的哈哈镜迷宫。篮球运动员把岁数往下登记了三岁，说唱歌手生长在中产家庭却在歌词写来自街头，名流性骚扰女性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些谎言一眼可辨，一些谎言则不是。一些人说谎被抓后，像落水狗一样被狠打，而另一些人则被轻易放过。

早年签下庞麦郎的华数唱片曾称，6名企宣24小时3班倒，买关键词搜索，投入“超过百万”资金包装《我的滑板鞋》。这是个非常可疑的说法。“现在歌想火，砸钱就可以办到。”凤凰传奇的推广人徐明朝告诉我，“但在那个时候，很少有公司花钱为没有粉丝的新人推歌，一首歌火，唱片公司最大的价值是策划，而不是花钱。”两个版本的MV分别由李达团队与虾米音乐制作，亦与华数毫无关系。“小皮包公司的感觉，”一位在2015年采访过华数的记者回忆，办公室在一个居民楼里，员工很少，“采访过程中，热衷于不断重复自己对庞麦郎的慧眼识珠和运作能力”。

通过周边采访，我重新进入白晓的故事。当我接触更多的人，故事有了另一重样貌。

2013年，陕西富平县人江宇在无锡工厂里当主管，他把表弟白哲从老家叫过来，让他跟着自己，在流水线上当包装工。他对这个表弟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小学、初中成绩特别好，又听话。家里搞养殖，他从小帮着收鸡蛋、喂鸡，啥都干。但家庭变故突如其来，2012年白哲读高三，当面的司机的父亲晚上下班，喝了半瓶啤酒，突发心梗去世，这孩子就不读书了。家里先前靠借了十几万元买了车与运营路线，钱还没还清。

“我姑父不在了，家里欠了债，让我姑姑一个人还，我肯定心疼我姑啊。我觉得他可怜，我姑姑也可怜，我才把他叫到无锡去的，因为这边的工资比那边高嘛。”江宇说。

表弟热爱音乐，高中就买了吉他，自己写歌。表哥不认可，“我从头到尾不允许他走这条路。我说不该说的话，他那时唱的歌也不怎么好听。”他自己也知道没有天赋，音乐大概是他最早破碎的梦想。

白哲在的部门20多个女工，就他一个男的。他上夜班，表哥也见不着。干了3个月他就偷偷跑了。之后几年，表弟躲着暴脾气的表哥，不敢相见。

再联系时已是2016年，表哥接到电话，表弟到了无锡，“我们来到这里搞演唱会”。“谁啊？”表哥问。白哲发来一张庞麦郎的海报。江宇对这个姓庞的歌手印象很不好，见面他戴着个口罩。“戴口罩干嘛呀？”表弟赶紧解释，这是个名人。

经纪人是他的新身份，白晓是他的新名字。他对打工生涯，绝口不提。叙雅认识他至今已有8年，这位舞蹈老师对白晓的早期认知是一个中等收入的自由摄影师。叙雅的工作室需要剪片、拍摄，白晓知道创业艰难，次次都是免费帮忙。“他的身世这一块，甚至他父亲去世的事，在我面前从来不说。”她说。即便是太太李飘，也是在结婚前不久的深聊中才听他说工厂经历。男人维护着他的尊严，但那一次他说了许多事，他哭了，说梦到了他的爸爸。

李飘是和朋友一起看演出时认识的白晓，所谓明星经纪人的光鲜泡沫很快破灭了，真正让这位大学生倾心的，是那个学历不如她的男人身上另外一些东西。他性格温和，没有一点脾气。他自费出了本诗集，没有销路，但她很喜欢。

她在上海实习，他来找她，地铁里有人坐轮椅，他主动帮其家人抬下台阶。看见神志痴呆的老人迷路，他跑去联系工作人员解决。白晓的高中同学在大山深处支教，他自发去给他拍纪录片。看到孩子们手有冻疮，他念念不忘，联系了一个房产企业，送了一车物资进去。李飘也去了，天降大雪，车子卡在山路，他们一起下车推。

他给李飘看海洋生物吞食塑料死掉的图片——这是他在巡演中进行环保宣传的由来。他还把电话打到省政府办公室，陈述具体想法。“蜘蛛侠那种电影看多了，他总以为他是个救世主。但是他想法过于幼稚，过于简单。”李飘说。

柏然也认为，白晓是善良的，出发点总是为别人好。竹内亮团队拍庞麦郎的纪录片，他会把另一个艺名“雯方”的朋友也喊到家里来坐，那位陕西农村小伙子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模仿秀演员。“多多少少也能增加一点曝光度。没有任何利益，更不存在金钱交易，纯粹是朋友。”柏然说。对于这些草根来说，这是他们努力在抓住哪怕微乎其微一个向上走的机会。在外人看来，这是在“蹭热度”。

在朋友魏大鹏看来，白晓是一个脑子活络的人，“想法很多，但没有正儿八经踏实地去做一件事情”。他说过要为庞麦郎拍电影，代言宁强特产核桃馍，开小吃店。魏大鹏开传媒公司，手头有项目极力想拉白晓入伙，还把办公室钥匙给了他一套，但他坐不住。“感觉每天很忙，我也不知道忙啥。”魏大鹏说，“他始终心是漂泊的，喜欢云游四海。”叙雅的丈夫刘韦伯是个微电影导演，意识到白晓经济困难，提议让他进组当摄影助理，答应得挺好，最后也不了了之。

到2019年下半年，李飘能察觉到生活境况变化，“我想吃个葡萄，他都不给我买了。”他追求的那些虚无缥渺的东西，一度也吸引着她，但在柴米油盐面前，变得暗淡下来。这对情侣一度考虑过分开，因意外有了孩子，才慌忙决定成婚。

婚宴在白晓老家富平县举办。那本该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从西安赶去参加的叙雅却感到这位老朋友非常压抑。他哭得很厉害，像是在释放一种积聚已久的压力。

庞麦郎没有到场。表哥江宇愤愤不平：“这人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你俩这么好的朋友，都不参加你的婚礼。”白晓告诉他，庞麦郎比较忙，等孩子过满月的时候他肯定会来。来年5月孩子的满月酒上，还是不见庞麦郎。

白晓后来告诉我，他完全不怪他。“他也很穷，你让他过来参加我的婚礼，连来回车票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庞麦郎寄来两套衣服，还用塑料袋装了10斤柿饼。他很感动，“他已经很尽力了”。

等待新婚夫妇的，是接踵而来的烦心事。先是孩子查出血管瘤，才做完第一个疗程，没钱就先停了，瘤长到鸽子蛋大小。接着婆婆又摔了腿，膝盖有积液，行动不便。老人的生活开支都是白晓弟弟承担。

2020年下半年的一个深夜，叙雅夫妇曾去白晓出租屋探望他。歌手躺在床上睡觉，经纪人还没吃晚饭。刘韦伯要给他叫外卖，白晓请他多点一份，“明天早上庞麦郎起来了再吃”。他们聊起卖鞋的事，白晓说一晚上卖几千块。“你再别给我在这儿装了。”刘韦伯不信。白晓还在强撑，说一晚上卖几百块。“一晚上卖几百块也不是你这样子，连饭都吃不起了。”刘韦伯说。每次见面他们都劝他，离开庞麦郎。

“他跟他在一起那么多年，付出了那么多，如果放弃掉的话，其实他心里是不甘的。”太太李飘说，“我觉得他也应该去精神病医院看一看。”她感觉，白晓就是另一版本的庞麦郎，钻进了同一个牛角尖里。他从内心认可庞麦郎的才华，他从未贬损过他的音乐，直到最后他都坚持认为，庞麦郎不火的原因在于没有太多的曝光度。

终于到了给这个漫长故事结局的时候了。

等待庞麦郎的，是3个月的封闭疗程，以及可能后续更漫长的治疗。他被收走通讯设备，不允许外人探视，外界发生的喧嚣，他应该是一无所知。虾米永久下架后，他自主运营的唯一音乐平台账号也消失了。他留下了许多尚无编成歌曲的诗。人们无从知道，病情恶化以来，他梦想中的王国是走向崩坏，还是依旧美好。

白晓的生活已经是一地鸡毛。歌手、诗人、自由摄影师、导演，无论他自己怎么定义自己，庞麦郎经纪人这个身份永远在最前面，让他被众人看到。认识了庞麦郎之后，人生的窄路似乎变宽了，他去了很多以前从未去过的城市。而现在，不得不与这个身份告别了。

他告诉我，庞麦郎在机场帮孩子接水的故事，其实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这个故事被媒体一次次引用，以展现庞麦郎的善良。如果他不捅破，没有谁会怀疑是嫁接的。在他与庞麦郎之间，他是唯一能公开说话的那个人了。现在，他似乎想做个了结。对于他的批评者来说，这将是他愚弄舆论的另一个例证。

“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我不想再在乎这些东西了。”他说。

至于滑板鞋到底卖出了多少？他终于承认，360双还剩下280双。“这些内容你就别写了，我觉得可丢人了。”他说。这个计划从只能生产360双时，他就已经知道在商业上彻底失败了。按成本核算，需要每双卖到1500元以上才有利润。但他还是搭进去十几万元，靠着网络借贷填上漏洞。“我骗了我太太。”他说。

他带着妻小回到富平县，找了一份3000元月薪的文职，“照顾好家人，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他母亲则去了西安当保洁员，住在他的出租屋，守着那一堆没卖出去的鞋子。

他真的甘心回到认识庞麦郎之前的生活吗？他曾这样描述日子，“特别平庸，就像是一个蚂蚁在搬家一样。”两人相遇之后，他有了一种价值感。虽然这种价值感始终无法清晰定义。

在精神意义上，他觉得自己成功了，他造出了庞麦郎梦想中的滑板鞋。他曾告诉他：“你要多少都行，你把这个鞋子就当纪念。你以后就不用穿旧鞋子，永远穿新鞋子。你就一个月穿一双，你一年穿十双......”

他想要的募捐虽未促成，爆料对现实也许还是有了一点点触动。爆料后的第二天，即庞麦郎被警察协助送院后的第12天，镇政府工作人员去庞家探望。面对蜂拥而来的记者，工作人员表示庞麦郎的治疗，按照国家政策可通过合作医疗方式报销部分费用，无法报销部分可由民政补足差额部分，“对于他家来说，看病费用不会有负担”。

结局也许早已写在开头。为庞麦郎拍过MV的李达告诉我，在2015年，他曾陪媒体去庞家探访，庞母拉着他的手，“悄悄地说了一下，说她的儿子其实是精神上有问题的”。

李达回顾MV最后的工作人员名单，不禁感慨。当年他的学弟学妹，有人去了美国最好的电影学院进修，有人成了B站知名up主，有人在广告圈闯出了名堂。而他也创业有成，公司年营收两三千万元。每一个人都得到了成长，只有庞麦郎留在了原地。他不认同过于武断使用阶层固化的判断，他自己就是来自农村却改变命运的例证。

柏然回到徐州，继续制作《蝴蝶沧海》。但当我把demo转给几位音乐行业的朋友，得到评价却不高。“和声都是错的，”一位音乐制作人说，“旋律还可以，但属于一种业余的才华。”

某种意义上，庞麦郎成为那个幸运特例，他具有写词上的特殊才华——用娱评人狠狠红的话说，一种没有他者的旁若无人，没有一丝自怜、自卑，没有经过任何思量、比较、算计而写出来的歌——这是柏然、白晓都不具备的，他又在媒体、资本与时代的合力中冲上浪潮之巅，但成名也将他拖入厄运之中。

回到开篇那个问题，我问柏然，是否愿意与庞麦郎交换人生，他选择拒绝。但在回答之前，他犹豫了片刻。他承认这是一个有诱惑的交易。这迟疑的几秒钟，蕴含的正是对被看见的渴望，和被毁灭的恐惧。这些是7年前的牛犇不能理解的，是时间给他的答案。

一个故事嵌套着一个故事。庞明涛、白哲、牛犇，他们早年辍学，贫穷且默默无闻，他们本来可能不会思考自己为什么生活，直到一个钩子钩动了他们——也许是音乐，让他们想成为被看见的人。

我把专业人士的评价转述给柏然。他似乎有些难过。他说如果失败了，他就回工地继续做粉刷工，但不会放弃唱歌。不久之后，他在朋友圈里发了刷墙的视频。他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岁月川流不息，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金发女郎，马路上熟睡的乞丐，穿滑板鞋的少年。KTV里端果盘的服务员，盯着屏幕出了神。住地下室的歌手吃着泡面，满脑子里都是迈克·杰克逊。南沙河村的老俩口，在烈日之下种水稻。富平县的面的司机夜里回到家，喝了半瓶啤酒。独自住出租屋的保洁阿姨，在某个晚上忆起了丈夫。纪录片导演扛着机器到处跑，特稿记者又熬了一个通宵。绑着安全绳悬于高空的粉刷匠，想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流水线上的包装工，把告别庸碌生活当人生目标。众生皆苦。摩擦，摩擦，给自己打着节拍，我告诉自己这是真的，这不是梦。

（叙雅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特稿痴迷者的采矿车（ID：tegao666），作者：谢梦遥，版权属于每日人物，虎嗅获本文作者谢梦遥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