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长沙，“耐得烦”与“霸得蛮”

2021年6月25日上午，我和杨洋、鲁雨洲、姜修腾、皇伟等一行人来湖南长沙，降落在长沙黄花机场，博云新材派人来接机。我上次到长沙是三年前，这次来感觉变化很大，这几天，我想好好研究一下长沙的区域特色和历史底蕴。

一、体会网红城市：夜访火宫殿

我们从长沙机场到酒店的路上，一起出差的那个女孩儿鲁雨洲说，长沙是一座网红城市，原因有二：一是坐落在长沙的湖南卫视在全国的广电圈里算的上数一数二的，年轻人说湖南卫视是芒果台，从芒果台里走出了无数年轻人喜欢的明星，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新媒体运营的新赛道；二是长沙出现了网红爆品的新赛道，文和友小龙虾和茶颜悦色奶茶就是两个最典型的代表，听说在长沙，满大街都是这两个店的分店，而且每家店都会排队，可见他们的火热程度。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让博云新材的人提前订了几杯茶颜悦色送到酒店，我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这次来长沙，我自认为要给长沙带来影响这座城市的第三个新赛道——新材料、新研发，我对长沙这座城市充满了希望。

到长沙的当晚，客户请我们在“湘菜首府”品尝了地道的湖南菜。餐厅坐落于长沙著名的景点——火宫殿。火宫殿实际上是一座寺庙，坐落于坡子街。火宫殿里有火神庙、财神庙、弥陀阁、普慈阁4大建筑。按以往来看，去寺庙都是烧香拜佛，而这里是吃吃喝喝，有戏台听戏，有小摊卖东西，甚至还有人画画，这是我第一次在寺庙里吃美食。寺庙门口还有一个长沙臭豆腐博物馆，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奇妙。

这几天吃的都是湖南口味的湘菜，在“湘菜首府”这顿饭是比较典型的，臭豆腐、红烧肉、糍粑等味道都比较正宗，这边的口味我还是蛮喜欢的。从这里就能看出长沙的夜经济非常发达，我们十点多吃完饭，在火宫殿周围还是人挤人，并且都是年轻人。在北京，我几乎每天八点就要睡觉，但是到了长沙，虽然十点多了，我竟然还有兴趣再去逛逛，好好去看看这座城市。长沙高校多，房价低，很多年轻人毕业后愿意留下来。几年时间，长沙进来了三百多万人口，我认为这和长沙的夜经济发展有着相辅相成的联系，年轻人使夜经济更好地发展，夜经济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长沙。

火宫殿在坡子街的深处，我们来回的路上，我发现在路的两侧开了很多家奶茶店，同事和我介绍说是“茶颜悦色”，这就是我说的网红爆品的经济现象，这种店就在长沙爆发了，我虽然当晚没有喝奶茶，但是在长沙的几天我还是品尝了两杯，我自认为也是一个时髦的人，愿意并喜欢接受新事物。

二、见刘戟锋夫人谈刘戟锋后事

周日晚上，我和刘戟锋夫人杨百放见面。三年前，我到长沙参加了刘戟峰的葬礼。我和刘戟峰是老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合作过多次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中国的联合国科学与和平周、两弹一星的研究、冷战后世界发展格局研究等。虽然我们分隔京湘两地，他在国防科大，而我在北京下海创业。我总觉得我们俩还能一起干出更大的事情，我们曾经也就此聊过很多。随着他的离去，我们的计划成了泡影，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不仅永远的失去了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也失去了很多未曾实现的可能性。

在和杨百放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了刘戟锋去世之后的一些安排：他的墓碑安放在潇湘陵园；在老家给他修建了将军亭；在老房子的堂屋给他修建了一个纪念室。很遗憾我此行不能去看看，但是从她给我浏览的照片中，我能看出社会各界对这位栋梁去世的惋惜。

听杨百放说，刘戟锋无论走到哪里，下班回家或是在外出差，他总是随身携带电脑，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思想灵感，随时随地地开展科学研究。2015年初，在得知身患心房颤动严重疾病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工作，为学校智库的建设发展劳心劳力。在突发脑梗前几天，他还在连续工作，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带领项目组开展研究。甚至在弥留之际，短暂苏醒的那一刻，他开口第一句话讲的还是课题的事情。

最后，我和杨百放商量要在刘戟锋去世五周年搞一场追思会、出一本纪念文集，以此怀念我这位老朋友。追思会计划在北京和长沙各办一场。听杨百放说刘戟锋的父亲还在世，并且刘戟锋的去世对老人家的打击很大。听到这里，我一阵心酸。若下次再来长沙，我一定要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还要去刘戟锋的墓碑、将军亭和纪念室看看。

三、参加博云新材庆典

在长沙最后一日的上午，我和徐苏涛、赵荣凯、杨洋等参加了博云新材成立20周年的庆祝大会。我在会上发表了《新材料 新研发——中国原创新材料的新经济之路》的主题演讲，主要分享了三个方面：一、新材料新研发是新经济的新方向；二、新场景倒逼新材料新研发；三、博云新材应该走怎样的新经济之路。

盛典开完，我和中南大学校长着重就把中南大学从研究型大学往创业型大学转型和在中南大学搞中国版的“媒体实验室”事宜进行了交流。我认为，这是博云新材发展新材料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希望中南大学要努力创建创业型大学，实现从研究型大学向创业型大学的转变，成为中国的斯坦福。因为中南大学具备MIT“媒体实验室”的成功基因，而MIT是美国第一家也是最有名的创业型大学，美国经济差不多一半是由MIT毕业生影响产生的。我建议中南大学要坚持新研发，以创意、创业、创新为核心，对标MIT实验室，打造中国版具有中南特色的“媒体实验室”，致力于交叉领域，独创性、开放性的研发，探索“不切实际”的研发，为我们国家新经济时代换道超车闯出一条新路子。

四、到长沙高新区会谈

6月25日下午，我来到长沙高新区，与管委会副主任帅军、刘汉友交流了未来长沙高新区发展新经济的一些思路和做法。

第一，在长沙举办“中国新材料新场景全球峰会”。新场景将成为未来中国产业创新、科技创新的核心，开这个会，一方面是为了造势，让所有的新经济企业都知道长沙的优势和特点，为更高水平的招商引资做好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领导重视起来，让书记、市长都来参与，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大。

第二，长沙要做新研发，尤其是新材料的新研发，这是新经济的必由之路。现在有三件事情是跨时代的：一是数据驱动一切，二是能源互联网，三是新材料、新研发。因为材料是所有技术和设备的基础，材料能不能突破，关系到整个科技的发展。怎么做新研发？不仅要让中南大学这所中国材料学最好的高校参与其中，高新区还要搭好平台，让科学家、投资人、企业家参与其中，让他们之间产生碰撞和交流，涌现出更多的新物种企业。

第三，要把湖南人“霸得蛮”的精神调动起来，重塑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气势。湖南和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很多新物种企业家都是从湖南出去的。长沙现在能在互联网新媒体和网红爆品这两个新赛道走出原创之路，就一定会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硬科技领域、新材料领域实现原始创新，开辟出新赛道，涌现出新物种企业。目前长沙还没有多少能拿得出手的企业，所以要加快对新物种企业的培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新经济生态，这样长沙高新区就能够也出现一创业就能上亿元的哪吒企业，发展出高估值的独角兽企业。

五、读《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与《天地大儒王船山》

在湖南出差期间，我利用各种空闲时间读了两本书，一本是裴士锋写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另一本是王立新写的《天地大儒王船山》。在湖南当地阅读有关湖南的书籍，给我这趟出差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感触——仿佛身临书境，书上的内容我都在亲自经历一样。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为美国人裴士锋所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外国人研究湖南、湖南人的书，很有触动。作者从屈原、王夫之到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黄兴到毛泽东……理清了他们之间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的行动线索。看这本书，让我有机会知道一代又一代理论先哲们、一个又一个行动先驱们为了湖南崛起于中国、为了中国崛起于世界所进行的不懈探索和艰辛努力。

《天地大儒王船山》为王立新所著，写的就是王船山（即王夫之）先生一生求索的故事。这是作者王立新在《湖湘讲堂》录制电视片的讲稿，看了让我眼前一亮，终于有机会彻底的认识一下王船山先生了，湖南的很多先哲把王船山说成五百年以来的伟大学者，我认为王船山的伟大更在于他的见识和阅历。他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种种磨难，这些磨难为他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提供了认知升维。

在我看来，湖南的区域个性从挖掘王夫之的独立精神开始，到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在一次次认知升维中，走在了全中国的最前面，湖南的区域个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值得进行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