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抱歉 7 月在尼泊尔收到 COS 约稿的邮件，就答应下来一定完成任务。月底从西藏回来，又开始每天编程完成暑期作业，直到现在才有时间坐下来，静静写下些文字。这对我来说着实是个很好的机会。毕业前夕，院里的老师推荐我参加一个学校的毕业生活动，相关部门要求我把自己四年的经历和成果写成博客，一直到评选期结束。可是我没有想到这篇博文 一时间被许多外校甚至海外的中国学生分享，虽然听到鼓励的声音会很开心，但我很遗憾太多人曲解了我的意图。我 MSN 的名字一度是 outlier，是因为我并非传统思维和体制下长出的种子，我厌恶成功学，并不完全崇尚读书，更对现存教育体制和社会观念下的单一评价标准深感无奈。况且学习本不是我的强项，申请的结果也不算出众。在我认识的同届毕业生中，就不乏同时拿到哈佛，普林斯顿，宾夕法尼亚全奖的大牛。所以我更想分享给大家的是，如何在努力的同时不丧失生之为人的尊严，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不放弃心底真正的渴望，在面朝一个兵荒马乱的世界，被现实打击的灰头土脸的同时，还能诗意地栖居在这大地上。

再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侯瑀，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四年来取得过一个还不错的 GPA 和排名，得过一些奖，参加过很多社团和文艺活动，有过几份投行的实习，发表过论文，学习交流的经历包括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2010 年底申请了 8 所学校，被录取的有纽约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我的申请经历有很多偶然性，但我还是想把一些可以推广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也算是我对自己四年的一个纪念。

一． 象牙塔内的春天

统计学院号称人大四大疯人院之首，因为是纯理科学院，在人大这个人文社科学校也颇显另类。大一入校就听到一句戏言：好女不嫁新闻男，好男不娶统计女。开学之后才明白这句话的道理。每天早晨 7 点之前，知行 1 楼 10 层东面的几个房间就几乎人去屋空，07 统计的女生们除了早早去占座就是去自习室晨读念英语。在这样的学习气氛下，我也不敢懈怠。因为从小生活在大学校园里，就连高考复习都是在天大和南大的自习室度过的，我很快就熟悉了人大的环境，习惯了除了上课和练琴之外都泡在自习室，除了一遍一遍地做数学题之外也提早开始托福和 GRE 的准备。

很多人批评中国大学的老师水平和道德都良莠不齐，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厌恶政治理论课，而我从来不。因为我认为无论如何，那些老师比我们年长二十岁以上，就算不是才富五车，也比我们多出很多的人生经验，他们总会有一些思想会启迪我们，哪怕只是一句话，也是值得的，也可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

因为从小爱好音乐和播音主持，我在大一刚入学就加入了学生会文艺部，主持院内几乎所有的文艺演出，担任声乐比赛领唱，参加声乐比赛等。但投入最多的还是辩论赛，人大的辩论圈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江湖，充斥涌动的才华与思想肆意碰撞的背后，是高强度的集中训练和完全忘我的比赛准备。每天一两点回到寝室，室友已经睡熟了，早上出去读书，大家都还没起床，一个星期也见不到室友几面。回头想想，却正是那一段魔鬼般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利用时间。

统计学是一门有自己根基的学科，我一直把它当作一门哲学来学，从不认为他只是数学的一个分支。统计学的哲学理念正符合我的人生观：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只是一个随机事件，而结果也是以某一概率存在，后验的经验会以更大的概率让我们接近真理，但是永远无法确认我们已经抵达，因为一个美丽的假设比不上纷繁复杂但眼见为实的证据，一个逻辑缜密的演绎也必须伴随能充分归纳现实的模型。

然而学习与学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考试分数只是服从一定分布的随机抽样，并不能作为评价知识的标准。为了想要提早开始学术研究，我在大二上学期找到了德高望重的易丹辉老师，而在此之前她既没有教过我一门课也没有听过我的名字。还记得当我提出想要跟随她做学术的请求后，她非常直白地告诉我，本科生水平太低，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沮丧了几秒钟就对她说，“我是最好的学生，如果我不行，别人也不行。我可以先从旁听博士生讨论班，做最简单的数据整理开始。” 现在想想，那样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些幼稚，但也正是那种志气和魄力赢得了第一个机会。在那之后，我很快有了自己的项目，在大二就登上全国学术会议的奖台，在众多教授和博士生之间报告了自己的论文。除了自己的争取，我非常感谢各位统计学院的老师们对我无私的帮助。现在还记得吕晓玲老师竟然同意我每周翘她的课去参加易老师的讨论班。第一次向她请教人生问题，她请我吃中饭，在听完我的梦想后，她抬起头问我，“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说，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还有张波院长在我做学术报告的时候默默聆听的眼神，以及毕业的时候知道我没有继续深造统计学，痛心地说，“可惜了，但是你喜欢就好。” 我真的非常感动。

二． “揠苗助长” 的机会

在为研究生做助教的时候，去耶鲁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为了实习一次一次去面试的时候，常常有人惊讶，有人好奇，有人觉得我很幸运。是的，得到机会固然幸运，但机会常常需要 “揠苗助长”，从不会主动降临。记得在中金面试的时候，一个 MD 拿着我的简历问，为什么你这么能折腾。我说我喜欢这个词，不折腾不成活。

大二暑假人大第一次开设小学期，统计学院邀请的教授与易老师的研究方向相近。当时认为与国外老师多交流能对我的出国申请有帮助，就主动对老师说愿意去接这位美国的教授，没想到易老师在跟这位教授交流的时候对我的才能赞赏有加，直接推荐我做了助教。谁知这门全校公开课主要面对研究生和博士生，选课的人中我是年级最低的，怎么可能做别人的助教！但我珍惜这个契机，马上答应了下来，在短短的几天之间看了好几本英文教材，自学纵向数据分析的统计学知识和 SAS 编程。因为同时还在准备 GRE 考试，每天几乎住在访问学者办公室，甚至把提琴也带来，吃外卖之后在明德的楼梯间练琴。

面对机会，我从来不会因为害怕或质疑自己而说不。大二的秋天曾接到一个陌生短信，说再过几天就是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想邀我一起参加，还说是想找一个统计学院的学生，但苦于不认识，于是在网上搜国家奖学金的获奖名单搜到了我。当时距离比赛不过 3 天，而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地球上有这样一个比赛，也不认为自己可以胜任。大三暑假人大举办两年一届的国际统计论坛，聚集了中国和美国几百位最顶尖的统计学家、院士和教授。院里的领导希望我担任欢迎晚宴的双语主持人。我一下慌了神，虽然有丰富的主持经验，但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过英文。但是就算内心怎么纠结，我知道自己一定会说可以。两次数学建模比赛都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国际晚宴结束后，不仅很多美国教授主动与我交流夸赞我的英文流利，还有一位宾夕法尼亚的教授握着副校长的手说，希望我能申请宾大统计系。虽然只是一句客套话，但我依然感激那些意外的肯定。

这种争取机会的心态，在出国申请的时候尤为重要。2010 年 3 月，我在网上偶然看到一位普林斯顿金融系的教授主页，对他的研究方向很感兴趣，并且觉得他的一门课程对希望转专业申请金融数学方向的我来说大有裨益。于是我从普林的中国留学生那里要来这门课的课件，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自学，并自己编程完成了所有作业。巧合的是，在暑假到来之前突然从一位清华好友那里得知他要来清华讲暑期课程，而且正是我自学的那一门。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他还是当时的招生委员会主席。我埋伏在清华的教室里，趁课间的时候走上去做自我介绍，并问了许多之前积攒的问题。几天课程后和老师成了很好的朋友，现在还记得当我递上自己完成的一沓 project 数据和轻松讨论他最新研究方向时他脸上惊讶的表情。夏天过后，我每周都会给许多暑假认识的美国教授写邮件，告诉他们我最新的进展，比如又找到了新的实习，新学期的 GPA 又得了 4.0 等等。11 月到耶鲁做访问学者的期间，我只身闯荡哈佛，普林斯顿等学校，争取面试机会，与招生委员面谈。在此之前做好充足的 research，先联系各个学校的在读中国学生询问他们招生小秘和教授历年关心的问题。比如普林的招生小秘喜欢问当下的金融热点，我就把几个月来每天记录的财经新闻整理成要点，并用英文流利表述我对美国欧洲和亚洲金融趋势的看法。还记得在耶鲁面试的时候，前一天得了重感冒，嗓子哑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闷在酒店喝了一整天的药水。转天带着非常微弱而难听的声音见一位相当 tough 的老师时，她听说我在飞机上感冒了，竟然骄傲地收回刚握过的手说：“哎呀！那我不应该和你握手哦。” 但是半小时过后，她满面笑容地伸出手说，等你来耶鲁。我就知道我几乎已经拿到了 offer。

正是因为这些足够折腾的经历，所以到最后结果对我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很多人喜欢我在杨澜节目上说过的那句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比你在哪里读书，读什么专业更加重要。” 其实招生和录取本来就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很主观的过程。既然我们这些从传统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孩子痛恨用分数（如 GPA,G/T）作为评价一个人的单一标准，那就同样不应该去为几个招生委员会老头老太太的主观判断而失神，更不要把常青藤的标签作为自己找到自信的依据。你喜欢什么，关心什么，懂得多少，又愿意为了什么而甘之如饴地付出，这才是最重要的。

三． 走出象牙塔

所谓大学，对于我来说认识自己是第一位，认识这个世界第二位，做学问只在第三位。在高考之后，我对自己的大学去向没有任何要求，只有一点就是希望在北京。现实证明北京真的给了我太多东西，可以说，我从这座城市学到的，要比在大学里学到的还要多。

我的高中班级叫合唱班，一个班就是一个合唱团，每个人都会乐器，大家都疯狂地热爱着音乐。来北京之后，我每个周末除了到中央音乐学院上提琴课，还必听一场音乐会，如果没有就看一场电影。四年来，去过了北京几乎所有主要的演出剧院，国家大剧院就去了 29 次，交响乐，演唱会，话剧看了上百场。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第一次看演出在中山音乐堂见到小提琴大师克莱默，就连观众席中都有好几个小提琴大腕，于是我激动万分地跑去要签名。我喜欢孟京辉，跟着看了他所有的话剧。我敬仰 Bob Dylan，他演出前半个小时把内场票送给了一个地铁里的流浪歌手，然后自己买了最便宜的票开心地坐在最后排。

大四即将毕业之际，我除了和别人一样狂欢地庆祝毕业季，每天还要穿梭在国贸和学校之间，穿越整个北京城去实习，光前后的四五轮面试就持续了一个月。北京聚集着几乎所有领域最顶尖的公司，当然也包括金融机构。在北京，我认识了太多优秀的人，就连一次很晚的时候与同事在国贸的酒吧迎接归国好友，都会遇到马云这样的人坐在旁边。他们每一个都是一种可能性，让我一次次更新着自己的视野，也更敢想敢做。犹记得在奥运村偷偷挤在运动员中拍摄普京，和次贷危机的 “始作俑者” 面试聊天，同清华数理基科班的大牛一起听民谣 Live，为 30 多位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面试官做交互传译，和自己最喜欢的小提琴演奏家一起吃夜宵，认识乐评人和发烧友，这些都是宝贵的人生经历，也只有北京能给我这样多的机会。

从小家人教育我，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山川之壮丽河流之秀美，更在于你可以观察到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可以有多么不同。这次去的尼泊尔，是我去过的第 11 个国家，却是第一个非发达国家。一天停好几十次电，一辆吉普车坐 10 个人，晚上睡觉会被蚂蚁咬，蚊子叮，热得眼睁睁看着天花板难以入眠。在等回拉萨的飞机时，我听到身边的人抱怨，尼泊尔好破，再也不来了。我心里很想对他说，要是为了享受，怎么不去法国小镇呢。我们愿意远行，正是为了去见那些自己的生活里难得一见的人和事。在西藏，我跟随藏族人去看天葬，才明白生命原来是怎么一回事。尽管被震撼地说不出话，流不出泪，但人类本该是食物链里平常的一环，从无中来，到无中去。藏族人索次说，活着时候又没做什么好事大事，死了当然应该回归自然，把自己的身体贡献回去。再回头想想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狭隘。我平时很不喜欢别人提及 “精英”，“优秀”，“成功” 这样的字眼，就是因为我认为这些字眼没有意义。一个人的优秀与否永远是相对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的成长环境足够幸运，就算无关钱和权利，父母的悉心照顾和教育方式本身也列为其一。要知道就在我因为被某所学校拒绝伤心欲绝的时候，世界上有些人根本说不出自己国家最好的大学叫什么名字；在我忙着打包到美国的行李的时候，世界上有些人竟然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护照！

四． 孤独星球

轰轰烈烈的毕业季，我放弃了准备了好几个月的 CFA 考试，只是因为想多点时间和四年的同学在一起，不愿错过每一次旅行，游戏，歌唱甚至胡闹，酒醉和流泪。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远远比追求个人前途命运更加重要。我尊敬所有平凡的人，他们不是不能成功，而是不想失去另一些可能因此成为代价的东西。每个人从生到死，就像一颗孤单旋转的星球，在时间的纵轴上，个体的荣枯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当你与身边的自然，人和物产生联系，付出爱，让别人感到开心和幸福，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时候，生命才产生其意义。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渐渐了解金融领域后，我确定这不会成为我毕生的职业。此刻的选择，也只是漫漫长路上的一个驿站。

如果说大学还有遗憾，那就是我经历的失败太少了。虽然母亲说，不一定亲身经历失败才能获得教训，但我还是期待年轻时的大风大浪胜过一帆风顺。最后请允许我向人大统计学院的所有老师，师兄师姐，同学，学弟学妹表示我由衷的感谢。他们之间的一些人，甚至以我的梦想为梦想，毫无条件地帮助我。我还记得有一次伯克利大学的统计系主任来做小型讲座，一位研究生师姐问了她转专业会不会很冒风险的问题。当时那位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最后说 “你们现在 20 多岁，现在不疯狂，现在不冒险，那还有什么机会呢？” 不是每个人都是梦想家，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改变世界拯救地球，但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认清自己内心的选择，然后跟着心的方向，去不惜代价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爱自己愿意爱的人，面对自己不怕面对的失败。就像我在毕业时为同学们写的一首歌里说的一样，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以前每去一个地方旅行，我都会写一篇主题名为《旅行的意义》的文章。人生也是一次长途跋涉的旅行，那就让我以此为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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