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罗家伦写了一份《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印刷5万份，广泛散发：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不去详细讲述当时的事迹，只需看一看这份广为传发的传单即可。

「我们的外交」、「中国的存亡」、「中国的土地」、「中国的人民」、「全体同胞」这些关键词，说明当时的青年心中所思所想皆为国家。当时的政府还是北洋军阀，国家并未实质统一。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气魄不惧军警逮捕的威胁？为什么他们的传单中处处想的是同胞、中国？

如果那些青年是今天的我们，又将如何呢？

启蒙和救亡

李泽厚曾提出，当时的五四运动其实包含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一个是爱国反帝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自1915年起就一直从文化的角度来启蒙大众。五四包含着救亡和爱国，而救亡和启蒙结合在一起，就形成浩大的声势。其实启蒙也借着救亡声势大涨，启蒙也给救亡提供了思想和人才。

因此我们要从两手来考虑问题，即救亡和启蒙。启蒙是一直以来在那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在做的，而救亡是自五四以来愈演愈烈的，是主要由学生发起的。甚至在胡适看来，五四只是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而学生群众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到这里其实比较清晰了，五四精神在救亡层面而言可以说是爱国的，这种爱国是进步的、忧国忧民的；同时又因为学生运动而是探索的、无畏的；又由于包含启蒙而是民主的、科学的。

再看当代中国之青年

2020年我写过一篇《五四精神和后浪》，当代中国青年究竟如何、应当如何？

首先如今中国政府不复那时的北洋政府了，不会再出现山东被列强从德国手里转手让给日本那种「外交大失败」了；或许正是由于国力的不同，如今的青年不再需要日日思虑「中国的存亡」，时时提醒「同胞们起来呀」。

不再有救亡的迫切性，那启蒙呢？民主、科学、进步呢？

当代青年，能否做到启蒙中所提倡的「民主、科学、进步」？

以我所观察到的而言，多不复矣。谈到工作，多谈及前程、待遇，不再热情政治，时时忧心未来的职业和发展。我又何尝不是如此？

若真至救亡时，能否如那一代学生一样，走向街头，昂首为国家大义计？能否如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奋笔疾书，为启蒙奔走呼号？

读史书，常有文死谏、武死战之说。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言，顾炎武曾言：「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林则徐也曾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些都是五四精神的内核。所不同的是，古时候都是士大夫受儒学熏陶，以天下为己任；到了五四，成了一群学生走在街头上。

回到题目上，五四精神还在吗？以救亡为主体的或许不在，但是「民主、科学」依然存在，热情政治或许减少，但是「心存天下」依然存在，自强吾辈依然存在。五四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代一代青年的真正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而青年的觉醒，才是国家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