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字打败时间 » 2008 » 11月

分类: 冯唐文字 作者: 冯唐

西元二零零七年三月八日，我坐在兰州机场的候机厅，窗外大雪，我在窗子里面等待飞往敦煌的飞机除霜完毕。

客户是个国家石油公司，每年在固定资产上花上千亿的钱。总部总想把花钱的权利收上去，地区公司总说，我操你妈。本来这次去地区公司访谈，应该我一个女同事出差，但是她前天小产，身心愁苦，不明白她肚子里的肉为什么被判了死刑，问天问地，无法释怀，于是让我来顶替。

第一站是兰州，从机场坐出租出来，道边的树木都长得比别处尖酸刻薄，溜着肩膀，缩着下巴，不像好人。中饭就开始喝酒、吃面、抽兰州牌香烟，香烟壳上有紫蓝色的飞天。负责招待的副总说，晚上我带你去城里逛逛，兰州晚上像香港，白天像阿富汗，我们都是塔利班，操总部这帮小畜生他妈们一千遍。最后一句是我加的。

第二站是敦煌，青海公司的后方总部。据说，青海公司有三个总部，两个在沙漠的盆地里，一个在敦煌，三个总部成三角形，相隔六百公里戈壁盐碱地。彼此往来的方式两种，直升飞机和丰田大霸王。直升飞机飞得快，死得也快，大霸王结实，坐大霸王的人，屁股也得长得结实。

坐在兰州机场很久，买了两次方便面，都泡热水吃了。广播里先是说，因为飞机延误所以飞机延误，然后说，因为天气原因所以飞机延误，再然后，我看见两个人没有任何保护爬上飞机尾翼，用个铁铲子刮尾翼上的冰块，冻得跟孙子似的。

冰块看不到了之后，我被通知上飞机，我找了个前排的座位，一屁股坐在一个大胖子旁边，大胖子眼窝深陷，一看就非我大汉族类。飞机起飞之前，一个双奶无边的空嫂对我身边的大胖子说，飞机太小了，需要平衡，你到最后一排左面就坐。大胖子脸一红，指着我，用不清晰的汉语，说，为什么不让这个人挪动？空嫂说，他瘦得跟杆儿似的，于事无补。大胖子脸再一红，说，你自己为什么不坐到后面去？你没瘦得跟杆儿似的。空嫂脸一红，说，信不信我叫乘警扔你出去？

从敦煌机场下来，海蓝的天，屎黄的地，树更小，但是毫不猥琐，叶子稀疏，精神健硕，紧缩成一束，仿佛一个个七天七夜水米未进的托钵僧。酒店前厅巨大，柱子上飞金龙，池子里飞金鱼，我和前台的服务员交谈，感觉我们的个子都很渺小，因为回音，提高了嗓音还是听不真切。

入住之后，有个瘦小的男人掐灭烟卷，尾随我进入电梯，瘦小但是毫不猥琐。他从怀里掏出一卷纸，说，这是我上周在鸣沙山后山捡到的，后山捡到的，都是唐朝以前的东西，你看看，值多少钱，你想不想买。我粗通古玉，对旧版书毫无了解，但是知道，这种事儿，一百件中有一百件假的。我没敢上手，怕是碰瓷儿，悄悄瞥了一眼，纸是真黄、真薄，看着真老，仿佛一吹就破，封面枯笔写着《不二甲乙经》，枯墨画着一个和尚，脸如满月，身躯妙曼，腰弯如勾，脊椎如簧，自己在给自己口交，笔意近明末石涛，近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厕所看到的壁画。我说，毛泽东选集四册在中国书店卖十五块，我也出十五块吧。瘦小男人说，再加五块，给你了。我说，好。

我洗了手，看了一宿。当晚大雪，如菩提树叶，如手掌，如渡船。月亮细窄，但是贼亮，灭了酒店房间的灯，合上全部窗帘，还是遮不住，直接刺进胸膛。卷子的文笔一般，文白掺杂，显然经过多人多次酒后药后女人后的高骇阅读和肆意篡改，笔迹和文风都有明显差异，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男人，或猥亵，或愁苦，对最终版本做出过实质性的贡献。禅宗和尚中，文盲和禅油子从来丰富，见佛操佛，见祖日祖，连教宗最根本的《坛经》都改得面目全非。我无法完全辨别这卷《不二甲乙经》的真伪和添改先后，但是翻阅后莫名其妙地失眠，然后反复做梦，梦见非我大汉族类的胖子一刀刺进属我族类的空嫂的双奶，然后在凌晨坐起来，打开电脑，做为另一个猥亵而愁苦的男人，一边录入，一边再次肆意篡改这个真伪难辨的敦煌卷子。

Comments (9)

分类: 冯唐转贴 作者: 冯唐

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之下，对强力“大政府”的憧憬、歌颂和幻想随处可见。

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企业制度和企业家冒险精神在社会发展进步中的重要性。即使“性本恶”，也是必要之恶，仿佛不能因为有强奸而全体切卵。

说到底，还是平衡，好色而不淫，悱怨而不伤。

转贴许小年在《南方周末》的一个访谈。

这次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为什么出现房地产泡沫？货币超发，银根过松。这是格林斯潘的一个巨大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凯恩斯主义者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

　　南方周末：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有人认为华尔街(的贪婪与欺诈)是罪魁祸首，进而怀疑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市场制度。您如何看？

　　许小年：说问题都出在华尔街的贪婪，这是不顾事实也是很不公平的。

　　我自己的经历说明贪婪人人有份。1997年香港出现“红筹股狂热”，当时我在美林证券做研究，我坚持认为这些红筹公司不值这么多钱，估值太高了，明显有泡沫。为此我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压力大到了可能因此而丢掉工作。压力不仅来自于贪婪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美林的高管，而且来自于众多的机构投资者，他们几乎是逼着卖方的研究员写出他们希望听的话。如果没有券商的报告，这些基金经理就很难向他们自己的上级交代，老板会问：“明明有泡沫，你怎么还要买呢？”他会说：“你看看，美林、高盛都推荐了呀。”

　　那时和现在一样，大众街和华尔街一起疯狂。现在出事了，投资者摆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样子，说上了华尔街的当。这已不是第一次了，2000年科技泡沫破灭后，投资者起诉大摩和美林的分析员，就是不说他自己在泡沫中做了什么。华尔街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就像我们A股从2000点冲到6000点，哪里是几家券商能造出来的行情，没有大众街的哄抬，指数怎么冲得上去？

　　历史上所有的泡沫，从郁金香泡沫、南海泡沫到2000年的科技泡沫，哪一个没有大众街的疯狂？所以不单单是华尔街的贪婪，是人性的贪婪，是我们所有人的贪婪。大家还记得吗，在2000年时，巴菲特因为拒绝参与科技股投机，差点被投资者炒了鱿鱼！

　　这次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根子在次按造成的房地产泡沫。人们就指责华尔街，说商业银行只顾赚钱，放出了这么多的次按；投资银行利益熏心，为次按打包，卖出了这么多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没人问问次按的借贷者，本来收入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没有购房的能力，为什么偏要去借钱买房？也没有人问政府，为什么对次按睁只眼，闭只眼？谁都知道，“居者有其屋”的承诺是捞选票的好办法，政客们绝不会去提醒民众，买房要注意自己的支付能力，更别说次按的风险了。

在泡沫膨胀的过程中，投机和欺诈流行，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很少见到有人发出警报，即使有，大家也不把他当回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参与其中了，每个人在泡沫中都有一份利益，明明知道是投机和欺诈，也没人想戳穿它，因为都想从中分一杯羹。在泡沫中，人们往往对投机和欺诈采取宽容甚至是怂恿的态度，有人把水搅浑，大家才好摸鱼啊。就像阿Q参加革命，想混进去抢一点浮财，事后才知道，还有砍脑壳的危险。

　　南方周末：人性的贪婪或疯狂，从来不乏例证，自从有市场的基本制度以来，有投资以来，基本上一次一次泡沫的性质和过程全都一样。但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市场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化出一套体系来，使贪婪受到遏制？华尔街所代表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遇到重大挫折，看起来，从1980年代到今天，历史的钟摆又到了从一端摆向另一端的时刻。您曾说过，您相信市场，现在您的看法是什么？

　　许小年：经济学中没有贪婪这个词，经济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消费者最大化效用，厂商最大化利润，投资者最大化回报，当然，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贪婪无可指责，谁不贪婪？充满贪婪的世界不会失序或者崩溃，因为有恐惧去平衡它。应该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泡沫中人们无所畏惧。

　　美国这次泡沫，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我这儿有个图(见图一)，能说明泡沫是如何产生的。

　　这是美国的人均GDP(把它当成人均收入的一个近似指标)，看一下人均收入房价之比，这个比率很多年都稳定在一条直线上，但从2002年年中开始下滑。我们知道，那一年之后的人均收入一直在上升，这个比率的下滑只有一个原因——房价的上升超过收入的增加。从那时起到2008年，6年来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最近刚刚开始回调。从图上看，人均收入房价比要重新回到长期趋势线上来，还早着呢。

　　为什么从2002年开始出现房地产泡沫？因为美联储从2001年开始，连续减息，利率降到战后最低的水平。从时间上来说，降息在前，房地产泡沫在后，泡沫是由信用扩张吹起来的。为什么信用在那个时候扩张？货币超发，银根过松。

　　至于为什么要超发货币？那得问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前些天总算开口承认错误，说他不应该放松监管，但我觉得他是避重就轻，最重要的错误他不承认——为什么在经济和市场形势已经好转的情况下，他还要维持低利率？

　　这是他的一个巨大错误，但你不能责怪他一个人，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错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格林斯潘比我们聪明，于是把这么重要的决策交到他一个人手里。这是集体所犯的一个愚蠢错误，它的愚蠢之处就在于，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比格林斯潘更愚蠢。

　　格林斯潘的判断出了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担心美国陷入通缩，像日本那样一通缩就十几年，格林斯潘在2001年后决定维持低利率，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他在这里犯了错误，没有搞清日本通缩的真正原因。

　　在过去十几年间，日本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非常松宽的，但银行就是不放贷，因为大多数金融机构已资不抵债，不敢再放贷，货币政策再宽松也没用，银行不会把基础货币转化为信贷，也就是货币政策的中间传导机制断掉了，不是心脏供血不足，而是血管堵塞。对日本来说，要想货币政策起作用，不是增加心脏的供血量，不是央行投放更多的基础货币，而是要尽快疏通血管，重整银行、金融体系。但是日本的政治家、金融界和民众怕疼，谁也不愿意改，一拖就是十几年。

格林斯潘误读了日本，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看成是货币政策的失效，以为是货币供应不足。这是他个人的错误，而我们的错误在于假设格林斯潘是个神，让他去决定货币政策，结果他一失手，大家跟着倒霉。

　　弗里德曼很多年前就说，货币政策不能由中央银行来相机抉择。为什么呢？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经济未来的走势，并以此为基础，在正确的时点上、用正确的力度，进行恰到好处的货币政策操作。这是给神提出的要求，而我们之中没有神。由人来操作货币政策，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在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作的研究中，他们用大量的数据说明，美国的货币政策非但不能熨平经济周期，反而制造了经济的周期波动，货币政策是波动的根源(见图二)。为了稳定经济，首先要稳定货币供应，所以弗里德曼提出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长3%，和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最好的货币政策就是无为而治，别瞎折腾，别假装你能先知先觉。

　　弗里德曼的思想受到奥地利学派的强烈影响，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虽然粗糙，但抓住了现代市场经济和货币之间的一些根本的关系，例如哈耶克就认为，货币供应的增加会导致利率低于均衡水平，从而刺激对资本的投资。当商业银行手中握有一大堆现金，当所有符合标准的申请人都已经拿到按揭贷款的时候，剩下的钱怎么办？银行一定要把它变成生息资产，否则每天还要支付储蓄者利息，只有成本，没有收益，次级按揭就应运而生，把钱贷给了不合格的人。

　　次按的产生和银行的贪婪有关，和购房者的贪婪有关，和投资者的贪婪也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货币发得太多了，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要，多余的钱就四处为害，制造泡沫。投资者买了那么多次按产品，不就因为手里的钱太多了吗？金融机构的高杠杆，同样是因为流动性过剩。货币发行是谁的责任？中央银行。你说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做次按生意的，不只是雷曼兄弟和美邦保险(AIG)，还有“两房”。“两房”是政府支持的企 业(GovernmentSponsoredEnterprise，GSE)，拿着政府信用去做资产证券化，用格林斯潘的话讲是“风险国有化，收益私有化”，他在这个问题上倒是对的。“两房”占有美国房贷市场的半壁江山，得到参、众两院长期和有力的支持。为什么呢？“两房”表面上降低了民众的购房成本，政治上是得分的，而且“两房”为议员们提供了不少政治捐款。现在“两房”也出事了，你说这是市场失灵呢，还是政府失灵？

　　泡沫迟早要破灭，谁不怕股价下跌？但是没有关系呀，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市场动荡，美联储就减息，稳定市场。“9·11”事件发生后，照例减息，华尔街戏称这种政策为“格林斯潘期权”，出事儿有格老撑着，你还怕什么？贪婪与恐惧失衡，你说这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我的看法是两类失灵都有。

　　南方周末：如果市场足够有效率，或者监管足够有效率，会不会有一种机制可以遏制泡沫？

　　许小年：在货币超发的情况下，要靠市场监管来防止泡沫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谁能预见到，次按会闹出这么大的问题？还是要从源头上控制货币供应，货币多了就成祸水，一旦放出来，就很难管住。

　　中国的监管不可谓不严吧，当我们在稳定汇率的压力下，放出了大量货币的时候，到处可以看到泡沫，股票市场上、房地产上、还有实体经济中的泡沫——过剩产能。你管得住吗？我们这儿是强势政府，说打压房价、股价就打压，说不让投资上项目就上不了，这都控制不住。为什么中国的出口这几年势头这么猛？国内产能过剩，逼得没办法呀！不得不往海外走。在西方国家，政府的政策工具比我们还少，他怎么能防止泡沫？

南方周末：这次危机中有市场失灵的因素吗？金融衍生品泛滥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

　　许小年：当然有市场失灵的因素。

　　货币超发，次按大行其道，商业银行其实心里有数，次按违约率高，是有风险的，他要把风险转移出去，于是就拉着投资银行搞资产证券化，把次按打包切块，做成MBS(抵押贷款证券化)、CDO(债务抵押债券)，卖给投资者，回收现金。

　　市场可以分散风险，但前提是投资者知道如何为风险定价。CDO这类的产品过于复杂了，在CDO的基础上又做出了CDO平方，层层切块组合，直到今天也没人知道怎么定价。市场如果不能定价，当然就是失灵了。投资者这时就把定价的任务交给了评级公司，可是评级公司也没有定价公式。大家知道评级公司没有定价方法，只不过找到这么一个机构，有了一个说法，就可以开炒。投资者忘记了巴菲特的原则，不懂的东西千万别碰。由于搞不懂，心里毕竟不踏实，投资者就去弄一个保险，CDS(信贷违约掉期)，美邦也乐得多卖个保险产品，谁想到后来正是CDS把美邦拖垮。

　　市场失灵怎么办？政府干预吗？禁止资产证券化？恐怕不行。商业银行永远面对着一个矛盾——短存长贷，贷款期限大于存款期限，资产的流动性低，风险高。资产证券化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金融创新，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监管者不能因噎废食，卡住不让它发。在定价环节上靠政府吗？如果市场没有定价公式，为什么政府就有呢？布莱克和舒尔茨教授因推导出了期权定价公式，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这里我们又假设了一个比我们任何人都聪明的政府，能在黑暗里照亮我们的道路，找出我们不知道的定价方法。如果政府也不知道如何定价，监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当然，监管当局可以规定，太过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准上市。但是政府怎么判断哪些过于复杂，哪些利大于弊，可以放行呢？它有足够的信息和金融产品的知识吗？还是那个问题，政府比市场更高明吗？所以市场失效并不意味着政府有效，靠市场还是靠政府，对具体案例要做具体分析。

　　南方周末：那政府的监管能起什么作用？

　　许小年：监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上，而不在具体产品和风险的判断上。比如要不要监管投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有必要的，防止杠杆率过高，这次雷曼、美林、大摩、高盛以及众多的对冲基金都吃了这个亏。第二，对冲基金要不要有最基本的监管，我认为也是需要的，可以考虑上报信息的要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但不能太多太细，避免把对冲基金管死。对冲基金有着实实在在的市场需求，有着实实在在的市场功能。第三，CDS那样的市场完全没有监管，恐怕也不行。

　　监管的另一作用提出公司治理机制的新的指引。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华尔街的一些制度设计问题，投资银行高管们的风险和收益不对称，世道好的时候，每年可以拿几千万美元的奖金，世道不好的时候，照样活得很自在。于是大家都去冒险，冒险成功，收益他有一大份儿，如果失败，惩罚落不到他头上。把公司搞破产了，他在雇用合同中还有一个黄金 降落伞的条款。不能给他黄金降落伞，要给他一个进监狱的通知单。

为什么在这次危机中，高盛损失最小？有人认为和它以前的合伙人制有关。对于上市公司，高管玩的是股民的钱。在合伙人制度下，高管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在拿自己的钱赌，风险意识和风险控制肯定会比上市公司强。什么形态的金融机构更好一些，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

　　华尔街的确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道义谴责所能解决的，要靠新的制度安排和激励机制，政府可以发个指引，具体落实是股东、董事们的事，是市场的自我改正。

　　特别需要注意，监管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可能带来另一类危害，那就是阻碍创新，过度管制而窒息金融体系的活力。这类危害在国内看的太多了，由官员自身的激励所决定，监管总是倾向于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出一点事，他就有可能丢乌纱帽，而创新的收益又没有他的份儿。过度监管的另一原因就是寻租，一个发审会的名单就可以卖几十万。你看我们的企业债市场，不就是给管死的吗？

　　要区分监管和市场基础制度的建设，更多地靠制度，而不是监管。监管机构有多少人，他哪里盯得过来，他怎么能判断哪些是好的风险，哪些是坏的风险？把风险减少到零，即使可能，也不可取，因为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识别风险，为风险定价和分散风险，你把风险控制到零，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风险等于零的时候，收益也是零，金融机构活不下去，也没有必要活下去。

　　应对市场失灵，要做成本效益的分析，更多地从市场基础制度的调整上来想办法，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加强监管，监管是最后一道防线，也往往是成本最高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市场是万能的，但也从来也不相信政府是万能的。制定公共政策，一定要考虑到监管的成本，成本包括信息和人员成本，更重要的是抑制创新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公众在这里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缺乏监管，金融机构在利润驱使下过度创新引起的风险；另一个是在求稳心态和寻租冲动下的过度管制。我们要在两个“魔鬼”中选一个(TheLesserofTwoDevils)，并不是在魔鬼和天使中进行选择，别搞错了。请注意“魔鬼”和“天使”这两个词，在这里没有任何道德褒贬的含义，只不过是“成本”和“收益”的拟人化说法。

　　所有凯恩斯主义者的错误也正在这里，他们正确地看到了市场失灵，却错误地认为政府干预和市场失灵如同天使与魔鬼，而没有想到这是在两个魔鬼之间的权衡。两个魔鬼之间会达到某种平衡或者均衡吗？可能要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找到一条比较合理的道路。大萧条是一次试错的过程，这次危机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出现？不要把货币政策交给个人，重温弗里德曼的政策建议，按固定的增长率供应货币。固定规则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无法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如果处在当前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固定规则会束缚央行的手脚，没法增加货币供应以解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燃眉之急。但是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在法律程序上可以设立授权标准，当金融体系出现崩溃的危险时，可以由立法机构授权中央银行来救援，一旦局势稳定，重新回到固定规则。

　　南方周末：您如何看待那么多的声音批评自由市场制度？

　　许小年：这是一种有意思又很奇怪的社会心理。中国人讲面多加水、水多加面，一看市场出问题了，大家马上就觉得市场是个妖魔，得有人来管管，而且人们对于自己管理市场的能力，总是估计过高。过去我们常说，“认识自然的目的是改造自然”，现在不提改造了，现在的口号是“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为什么有这个变化？人类学聪明了，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认识到自己能力有限。

　　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但我们有没有想到，人类创造过很多东西，最后也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所及。比如说互联网，它的运作方式现在有谁能说的清楚？没有，就这么创造出来了，有谁想过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模型，全面地描述互联网的运行，以便于我们进行集中的管理和调度？

　　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市场体系是同样的，经过每一次危机，我们都对市场有了新的认识，都会采取措施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但是由于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市场运行的规律，将来还会发生危机。对于这一点，人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也许和“不可知论”的名声不好有关，人们总把“不可知论”和消极、宿命联系在一起。

　　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之中，现在不急于下结论。有些事已经看的比较清楚了，像货币供应，千万不要超出实体经济的需要太多。其次，问题不在华尔街的贪婪，人性生来贪婪，大家都一样，要问的不是如何抑制华尔街的贪婪，抑制华尔街的贪婪等同于抑制每个人自己的贪婪，而是要问应该进行怎样的制度设计，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实现贪婪和恐惧的平衡。

　　到目前为止，关于制度重构的讨论很少，连货币政策规则都不讨论，忙着指责这个，指责那个，用“甲不好，乙就一定好”的逻辑，否定自由市场制度。自由市场制度的确遇到了麻烦，但这不是它的终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自由市场制度仍将是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尽管它不完美，而且问题不断。

Comments (7)

分类: 冯唐转贴 作者: 冯唐

冯唐注：这是最近看的一个很好的访谈纪录，顾彬和叶开聊文学。顾彬见过一面，老头，白发，大了半号的西装，内向。我也内向，说话太累，没有共同的朋友在场，所以一句话没说。叶开见过两面，有一次吃肉，喝啤酒，他不是很能喝，谈了不少文学理想。在2006年的上海，文学理想和没有被开发商惦记的浦西地块一样稀少。

顾彬的观点中，有我严重同意的，比如：

中国当代文学肯定有问题。

莫言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说家。

阿城，我对他非常失望，除了剧本以外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作家吗？根本不是，他把文学卖出去了。

王朔好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

语言是一个作家唯一的对象。中国当代作家不懂得语言什么是美的。

中国当代作家太抽象了，就包括王小波在内。他们好像跟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了解生活。

如果读者特别多，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也有我严重不同意的，比如：

鲁迅是个非常好的文人。

****************************************

叶开：顾彬教授，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二次见面了。

顾彬：是。

叶开：其实我久仰您了。

顾彬：你别客气。

叶开：您知道，九十年代初就买过一本您的著作《中国文人的自然观》，您的教授论文，原名《空山》，刚才我拿出来请您签名的……

顾彬：谢谢。

叶开：我们有机会坐在这里一起聊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我感到很荣幸。我希望，经过我们这次谈话，能更好地阐发您的一些观点。这次我们谈的话题，还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

顾彬：好吧。

叶开：关于您谈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个问题，在中国大陆已经有很多争论，您大概听到很多了吧。我觉得很多的这种采访，包括对您这件事情的报道，可能是断章取义。还有一个呢，我觉得曲解了您的看法。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澄清。不知道您觉得这样一个话题还值得谈吗？您的初衷是什么？

顾彬：我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某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是垃圾。这是肯定的。中国当代文学肯定有问题。从我这来看，如果我们谈中国文学的话，中国文学好像是中国小说。跟西方一样，如果我们在德国谈德国文学的话，德国文学是小说。中国小说有很多很大的问题，一个是语言的问题，一个是形式的问题，一个是意识的问题。

叶开：意识这个问题，此前没有听你谈过。

顾彬：这个我谈得比较少，我自己觉得没法说。莫言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小说家，为什么呢？他现在用这个章回小说那个传统的方法来写作。就是说明他不是一个现代性的作家。现代性的作家，他能够集中到一个人，分析他的灵魂、他的思想等等等等。但是莫言写小说的时候，他小说里头的人物是非常多的。另外呢，他还会讲一个故事。现代性的小说家，他不会再讲什么故事，所有的故事已经讲过。如果我们从西方来看，我看报纸，每天看报纸。报纸会给我讲最可怕的故事。一个作家没办法讲。所以我希望，一个作家会告诉我为什么我们的世界是这个样子。所以西方作家，他们都会集中在一个细节。一个人，一个人的生活中去。

叶开：我觉得您现在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现在的小说家没有形成现代小说的基本观念。事实上，我们当代的小说创作形态，是非常多样化的。莫言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也许不能仅仅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评估。再说，他的所谓“章回小说”，也不是真正的“章回”，而是一个概念。不过，我们中国大陆文学圈，一直也很喜欢谈论现代性，但是我不知道，现代性到底是指什么？实质是什么？

顾彬：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就说明什么呢？我还是主张现代性原来的理想，现代性文学，这个理想是什么呢？美，等等等等。但后现代主义，完全否定美。他们要的是丑，是最恶的东西。所以从后现代主义来看，莫言也是一个进步的作家。他完全符合后现代主义的要求。我们怎么评价文学，文学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可能莫言也不懂什么是现代小说。但是莫言可以说，我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允许我乱七八糟等等等等。但是在德国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非常小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不敢说，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从德国来看莫言、余华，跟美国、法国看莫言、余华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我也应该为我自己辩护：我的标准是对的。也可能我的标准是错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标准，我们怎么评价文学，文学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叶开：您在表达这个问题的时候，您有没有这种担心，就是您的中国同行，总是指责您用西方的观点来看待中国问题。比方说，现在在中国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其实不是一个新话题，我们会看情况，重新把一些旧话题搬出来用——比如说殖民主义话题。

顾彬：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叶开：对。这是一个很旧的话题了，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

顾彬：我太讨厌这个了。

叶开：为什么？很抱歉，能请您谈谈吗？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这个观点，人们会说您是站在一个西方的一个强势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但我怀疑，这个是您的初衷吗？

顾彬：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德国人 Second War 以后都很抱歉，都到处请求原谅：“我犯了很多很多错误。”我们的殖民地包括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非常讨厌的是什么呢？上一次我跟上海的老师坐在一起谈一些问题，有一个老师，他背下来了我们德国、我非常讨厌的一个皇帝威廉二世当时说的话。但是他没有告诉旁边的人，那个时候，有不少文人，他们都反对这句话。现在在德国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个皇帝的话。

叶开：也就是说他并不代表德国现在的精神。

顾彬：不光是现在，也是那个时候。

叶开：就已经有人反对了。

顾彬：对。 1900 年，我们那个所谓的皇帝发言的时候，文人都起来的反驳他，说你是错误的。但是到现在，中国文人都不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我搞文学研究的时候，也包括当代文学，我碰到什么问题呢，开玩笑的。英国人，一个英国学者或是一个英国出版社的，他听到了我给你们说的现代文学的观点以后，说什么呢，我是帝国主义。第一，英国现在还有殖民地，德国从 1914 年以后都没有了。另外我们都后悔我们的历史，我们都反对我们的历史。我都恨德国，我都恨我作为德国人，真的是这样。

叶开：您和您的德国人民一直在反思过去的这种历史。

顾彬：对，所以他说我是帝国主义者，开玩笑！

叶开：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当我们在把你当做一个帝国主义代表的时候，其实恰恰您是最反感的。

顾彬：是，对。

叶开：这样的一个的标签，确实很粗暴，很可怕。所以，需要对话。中国大陆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里，出了大批作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散文家。我们出了几万部、十几万部这样的著作，有很大的信心和野心。您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很多作家确实不高兴。我们这三十年走过来，很多人觉得成就很高。有一种说法，新时期文学远远超过了四九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可您把我们给否定了，让我们很失落，有些人甚至很愤怒。整个当代文学作品是不是就有那么差？我们有那么多的作品啊，数量众多。从您的角度来讲，也许文学好坏不是以数量取胜，而是以质量取胜。

顾彬：是质量的问题。

叶开：是质量的问题。您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数量比现代文学多，但是质量不如现代文学？

顾彬：我没办法跟你们比。你比我看得快看得多。你肚子里的知识我没办法比。但是我介绍的分析的翻译的，翻译的不少。都是中国作家、中国朋友、中国学者寄给我的。

叶开：您谦虚了，我觉得您的阅读量非常大，而且很多是精心阅读，数量也许不如我们有些学者多，但足够多了。您的阅读质量也很高，从您的新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能看出来，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您都有自己独到的判断眼光和具体分析。这跟您翻译了很多当代作家作品有关吧？都是他们自己觉得比较好的，推荐给您的吗？

顾彬：他们说你应该翻译这个，介绍那个等等等等。所以说，如果我没有中国朋友、作家学者的帮助，我没有办法写什么，研究什么。所以我的基础是你们中国学者、作家，等等等等。但是，可以肯定，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这个我觉得是最可怕的。不是我，是你们自己。包括我原来的老师，包括我的朋友，包括我认识的学者，也包括中国文人和文学家，他们自己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写了五年。它的基础是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我最密切的朋友都是中国人。他们说，你别写了，没有意思。你浪费你的时间，算了吧。但是幸亏是一批中国当代诗人，他们帮我的忙，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一个是欧阳江河，一个是翟永明，一个是王家新。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我还是替他们写完。要不然我说好吧，完了吧。

叶开：我认真地拜读过您这本书。我觉得你在这里面——我给您看的那篇文章里面我写过的——

顾彬：谢谢，谢谢。

叶开：我觉得您是把被当代中国本土的学者忘掉的诗人群体的名字重新提起来。

顾彬：是吗？我不知道。是这样吗？

叶开：是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里面，提到这些诗人的不多。

顾彬：是吗？不错？

叶开：放在很边缘的位置，把他们放在很边缘的这么一个章节里去论述。我觉得您在这部书里，是把他们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论述的。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比方说，您觉得小说家是重要的——

顾彬：那当然了。

叶开：诗人也是重要的。

顾彬：当然了，是。

叶开：但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所谓的文学就是小说。

顾彬：在德国也是。

叶开：也是这样的？

顾彬：在德国，诗人都在边缘，一个样。

叶开：小说占主要地位。

顾彬： 所以那个标准的问题是非常对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中国的当代文学在哪呢？中国当代文学家他们因为没有办法跟现代文学作家比，他们不会外语，他们不能够看外国人写的原文。他们只能通过译本了解外国人的习惯。是吗？所以他们基本上都不知道语言是什么，语言能够达到什么水平。

叶开：您特别强调这个语言的问题，这确实是我们当代作家越来越漠视的一个问题。

顾彬：对，语言是一个作家唯一的对象。我踢足球，我每个星期踢足球。一个足球员他唯一的对象是一个球。如果他不掌握球的话，他不是一个很好的足球员。但是中国当代作家他们觉得，他们从我来看为一个对象，语言才是什么用具。不是他们唯一一个亲人。他们每一天应该跟它用美丽的话说我爱你，他们觉得无所谓，我答应就好了。所以中国当代作家除了诗以外，除了一些散文家之外，他们不会为一个词一个字而周折一天。比如说德国当代作家，如果写小说的话。他们一天最多会写一页，有些作家说我们一年之内只能够写一百页。莫言呢，四十三天天之内会写出一部长篇小说。是怎么可能的？翻成德文八百页。如果托马斯·曼的话，写八百页的小说的话，他要写三年。

叶开：我们中国对小说的理解跟西方有点不一样。早期的中短篇叙事作品不被尊重，而章回小说首先是以“讲史”开始的。讲二十四史。中国传统，历史是官修的，正统的，权威的。稗官野史，是不入流的，受鄙视的。《二十四史》很权威，一朝代一朝代修下来，知识分子看得懂，普通老百姓看不懂。后来市民文化兴起，说书人就用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来给他们讲历史，你不会看，我给你讲，形成“讲史”小说的开端。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始，到后来很多的长篇小说。过去的小市民、小百姓没有什么娱乐，听讲故事是很好的消遣。故事呢，是越长越好，最好讲半年，甚至一年。说书人一看，这么久，内容不够，得编啊，在正史里偷偷摸摸地加点杜撰内容。当然，不能告诉听众这是编的。“讲史”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你不能编，不能去想象。听众听故事，希望听到真实的故事。这种心理很有意思。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包括谢肇淛这样的学者呼吁“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这样解脱了负担，说书人也突破了限制。《〈三国志〉通俗演义》，很多故事情节都是作家想象出来的。讲史一直到讲故事，这个传统是中国文学传统，可能跟欧洲不一样。章回小说是中国特产，欧洲没有的。

顾彬：是，我同意。

叶开：我们中国大陆最近有几个文化人很流行，中央电视台有个《百家讲坛》，他们推出了易中天，一个学者。他在听众面前讲“三国“，“三国”，但不是《三国志》，不是《三国演义》，也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是“三国”。他取了一个中间的字，左右逢源。这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意思的做法。还有于丹，也非常有名。我把“百家讲坛”这么一个现象，归纳为传统的说书。

顾彬：是，我同意，对。

叶开：在中国明代末期有著名的说书大师柳敬亭，他不仅是说书，他的说书直接的启发和影响了后来的章回小说。

顾彬：你说这个非常有意思。

叶开：我给您举一个例子。《隋唐演义》，“说唐”系列的小说有三十多种，《隋史遗文》、《说唐》等，很多。但是源头是柳敬亭。他在明末大元帅左良玉帐中讲“秦叔宝见姑娘”什么的故事，后来有一个戏曲家袁于令，您也写《中国传统戏曲史》，他是后期吴江派的主将，十九岁写了一部现在还演的名剧《西楼梦传奇》。他根据柳敬亭讲的秦叔宝，写了一部杰作《隋史遗文》。后来长沙四雪堂主人储人获对《隋史遗文》几乎进行了全面的抄袭，加上隋炀帝和朱贵儿转生为杨贵妃和唐玄宗的帝王风流史，编成了《隋唐演义》，卖得很好。《隋史遗文》湮没三百年，谁也不知道这部章回小说了。您看，三十多部“说唐”系列小说，起源却是一个说书人，柳敬亭。

顾彬：对。

叶开：所以讲故事是中国的传统。

顾彬：对。

叶开：刚才您谈到西方的现代文学，讲故事已经不是个重要的话题了。

顾彬：是。如果我们从现代主义来看这个问题的话，德国的一个现代性的小说是里尔克写的，人家一般来说都不知道。因为里尔克从哪里来看都是一个诗人，伟大的诗人，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也是写了德语国家第一个现代性的小说。他不讲什么故事，没有什么情节。

叶开：是不是《马尔特手记》？

顾彬：对。就是这个。谢谢你看了。

叶开：我们有很多译本的，我的一个朋友曹元勇博士也翻译过，但好像从英文转译的。

顾彬：很遗憾。

叶开：好像没有什么故事。

顾彬：没有什么故事，什么情节也没有，很多地方对不上。所以我的问题就开始了。因为陈思和说莫言写的那个《生死疲劳》很多地方对不上。但是如果我们从德国来看这个里尔克，一个小说家他没办法写什么有政绩性的故事，他才是一个现代性的小说家。如果我承认这个，如果我承认里尔克写的那部德语国家现代性的小说，我同时也承认那个莫言《生死疲劳》那部小说的价值。因为他好像也用这么一个方法来写作，但是我又怀疑。可能里尔克他不懂什么是现代小说。也可能莫言也不懂什么是现代小说。但是也有可能是莫言他不要这个现代性的小说。我们从托马斯·曼的小说来看，托马斯·曼的小说从头到尾，他的结构一点问题也没有，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是妥当的。那如果我们把托马斯·曼和莫言比，那莫言差得很。他没办法比。但是莫言可以说，我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允许我乱七八糟等等等等。所以你提到的那个标准的问题是非常对的，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我的标准如果要评论中国文学的话是鲁迅。我这么做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我承认。因为很多很多我的中国学生说我们看不懂。他提出来的那些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叶开：实际上，中国从1949年以后，我们原来的文化传统已经隔断了。这有两个隔断。就是我们说意识形态的隔断，还有简化字隔断。1954年10月开了一个全国语文大会，搞简化字改革，1958年开始，在九年义务制中小学教材和军队里推广，逐步改成了现在我们常用的简体字。这之后的学生学了简体字之后，原来文献读不懂了。当然，后来我们把那些传统的古典名著都当作“四旧”，烧了，也不必去读的。我们当代中国文化，这个问题是很大的，就等于我们在谈到现代和当代的问题，中间实际上隔了两条巨大的鸿沟，第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鸿沟，第二个是简体字的鸿沟。现代作家，他们传统的文化教育在十八岁以前就完成了。我看过一个资料，胡适说《四书五经》他不仅能够背，里面的注释都能背下来。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作家跟上一代作家在传统文化修养上相比显出来的缺陷。您又专门提到，他们不懂外语。又不懂外语又不懂传统的文化，那我们还有什么？

顾彬：你说的很对。

叶开：相当于我们站在一个深渊上的独木桥中间，这边也靠不上，这边也靠不上。

顾彬：对。

叶开：所以当代中国的作家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我们既不能从西方直接获得第一手的体会，跟传统文化也已经割裂了。您所提到的像莫言、余华这一代作家，他们都是在“文革”中长大，传统文化的修养，可能不能跟鲁迅那一代相比了。

顾彬：是，北岛也是，他注意到这个语言的问题。另外当代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他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中文？这个问题到现在连中国当代诗人没有结果，什么是好的中文？

叶开：我觉得中国的问题，可能确实跟你们西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在哪里？过去我们的文和言是脱离的。您知道，因为您研究古典。就是说我们写下来的字和说的话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中国的非常广阔，我们不能在语音说进行统一，那么我们在文字上统一。这是一个传统的问题，所以对文的要求非常高。您说的这个语言问题，他们是没有的。因为从小就训练，在传统的文言文时代，他们是不存在语言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作家，他的文笔一定是好的。包括他写的历史书，我们说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也是文学著作。像司马迁的《史记》。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同时它也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顾彬：好的主意。

叶开：在中国它是有特殊的情况。为什么我要提这个话题呢，我想说现代汉语是个不成熟的语言。这个我没有跟您交流过。我认为现代汉语从我们假设是——你这本书里还提到过其他的作家——我们假设我们中国本土的学者认为就是1918年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开始，现代白话文创作到现在只有九十年。九十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历史是非常短的。

顾彬：是，对。

叶开：所以我认为九十年的时间，它不足以使一个新的语言体系成熟。而且，它还是处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您研究过杜牧的抒情诗，我没有拜读过，但是我看到过介绍。

顾彬：别客气。

叶开：唐诗，从初唐到盛唐大概有一百年。

顾彬：对。

叶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伟大的唐诗，从初唐四杰，更早的像王绩，一直到李白杜甫王维，他们中间已经隔了一百年，更不用说杜甫他们常常提到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例如谢灵运陶渊明鲍照那些前辈诗人的努力。格律诗的形成有这么长时间，而我们现在白话文到现在只有九十年，中间还经过大量混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谈当代文学的时候，要把这种背景考虑进去。

顾彬：对，另外我们从明初来看这个问题。明初一百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好诗。如果我们从德国来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德语是路德创造的，是十六世纪初。但是德国文人还是说拉丁文，还是写法语。到了十八世纪末才出来了一个歌德。

叶开：对，歌德是奠定了德语的基础。

顾彬：歌德用德文写作。所以从路德到歌德，过了三百年，但是如果中国要等三百年的话，太可怕了。

叶开：顾教授，您面前这个漂亮的锡壶是干什么用的？

顾彬：这个是酒壶，是翟永明、成都女诗人送给我的。这里面是二锅头，为什么这里面有二锅头呢，因为我每天喝二锅头。

叶开：您这个是一个比喻呢，还是真的？

顾彬：是真的，你可以闻一闻，不是假的。

叶开：不会里面是茅台吧？用茅台假冒二锅头。

顾彬：里面不可能是五粮液，我最喜欢的中国白酒是五粮液。但是这里面不是五粮液。五粮液有两个问题，第一太贵，第二经常是假的。但是二锅头都是真的，也很便宜。

叶开：确实，像是二锅头。

顾彬：所以去年我们在北京开一个会，我把中国现代文学跟五粮液比较起来，把中国当代文学跟二锅头比较起来。我每天喝二锅头，我每天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品。

叶开：也就是说您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它的文学水准是跟二锅头一样，然后，现代文学跟五粮液一样。这是一个精彩的比喻。

顾彬：是，但你别忘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果我要看的话我需要很长时间来看懂，比较复杂。特别是钱锺书、鲁迅、周作人这一批人，要看懂了话，需要很长时间，慢慢看。看看喝白酒，五粮液。当代文学可以快点。这也符合我们现在当代的人速度习惯，现在我们的生活什么都快。

叶开：我们不以阅读的享受为目的，而是获取信息。我们要知道更多的消息，越来越快。

顾彬：是这样的。通过中国现代当代文学我能够了解好多好多过去的东西。但是如果我要了解当代中国的话，我应该非常非常快。因为中国的变化是太快的，所以我应该跟很多很多人见面，应该看到好多好多作品。什么什么都是快快快快。所以二锅头符合这个速度，当代文学也符合这个速度。如果我不看当代文学的话，如果我不跟当代作家见面的话，恐怕我对中国当代，连一点了解也没有。

叶开：我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有想法。我觉得当代文学，它是一个平民文学，凡是认得几个汉字的都在写作，写作平民化了。开始是农民化，后来是小市民化，现在似乎稍微好一点，是小资化。

顾彬：是。我不一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待当代文学，如果我看文学，我都是从哲学，从一个非常高的地方来看。当代文学还会告诉我，中国新的景象是什么的，中国年轻人他们想什么，我老是从鲁迅这个时代来看中国当代中国是错的。现在是错的，我复旦大学的学生，他们才二十多岁，都告诉我，鲁迅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用的词汇我们不用，他的思想我们不了解，等等等等。所以我怎么能够了解，比方说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所以我也可以从中国当代文学来了解当代的情况，但这不是一个文学的观点。跟文学价值没有关系，只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观念。

叶开：现代文学作家却是万里挑一的留洋精英，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锺书，都是留日留美留欧的。

顾彬：是。

叶开：现在有更多的作品。从 1976 年，尤其是 1978 年开始，很多杂志都复刊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开始出现。现代文学作品的数量，是不能跟当代文学作品比拟的。我们也出现很多很多作家，就是现在。

顾彬：我知道，太多。但是他们的声音在哪里？他们不懂外语，他们不懂得语言什么是美的。

叶开：您说的语言问题，过去我们传统诗人称为炼字，推敲。中国文学传统，对语言非常重视。传统诗人不用说了，鲁迅也曾说过小说的做法，就是修改时毫不吝啬地删去之类。其他的现代作家，都非常注重对文字的提炼。当代作家，当然也有重视这个问题的，但似乎并不普遍。托马斯·曼这个《魔山》写了多少年？

顾彬：从德文来看可能是五百页左右。他写了可能是四年。所以这说明什么呢，中国当代作家，如果他写小说的话，他不重视语言。他们觉得故事，你说的很对。他们觉得故事是最重要的。但是从欧洲、从德国来看，故事不是最重要的，语言是最重要的。

叶开：顾教授，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面专门谈到老舍的这一章里面，引用的是《猫城记》，说到《猫城记》是老舍在欧洲影响最大的作品。

顾彬：是。

叶开：但是，恰恰在我们中国大陆，是把《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这样的作品看作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可能更看重里面表现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而不是语言。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老舍，是北京风味独特的作家。

顾彬：曾经是。

叶开：刚才我们谈到的莫言，他也在北京住了二十多年。

顾彬：但是他会把北京的风格写出来吗？

叶开：他没有，他写山东高密。他的价值和风格，体现在故乡和对故乡的情感上，北京是他的寄居地，他对城市的态度比较厌恶。至少从小说的态度来看是这样的，他赞美乡村，憎恶城市。当然他赞美的是过去的乡村，不是现在的乡村。过去的乡村，也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或者说桃花源色彩的。他没办法写城市，他对城市没感觉。

顾彬：就是，他没办法。我告诉你，现在的当代作家，无论他在上海、在香港、在北京，他们写不出来中国城市的味道来。他们写北京、上海，也包括王安忆在内，非常抽象。他们这是说明什么呢？他们和北京、是上海，他们和中国的具体生活没有连接关系。

叶开：也就是说，我们当代文学，您这个其实我觉得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代文学从 1986 年以后，跟现实生活没关系了。有政治原因，例如反自由化什么的，也有作家自己选择的原因。你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写到，中国作家摇摆在“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之间。

顾彬：这是一个错误。

叶开：是吗？

顾彬：当然了。

叶开：难道我们不是说，表达一些就是说更高的文学追求？可以不表达现在的生活？现在很多作家就这么理解的，我们表达一些更精美的故事，我们讲一些更残酷的人性，可能更有文学性，语言可能更好。

顾彬：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很有问题的，太抽象了，就包括王小波在内。他们好像跟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了解生活，跟德国当代小说根本不一样。

叶开：那您觉得就是说把我们当下的生活准确地表达出来，是一个文学作品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之一吗？

顾彬：我觉得这是中国读者的要求，为什么中国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这么失望？问题就是在这儿。中国当代作家他不敢面对生活具体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他们看市场要什么我就写什么。所以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写的小说跟剧本一个样，好像他们希望有美国监理公司会把他们的破剧本拍成电视剧就完了，为了出名、赚钱。

叶开：我看到有人反驳您，北京有一个编剧，叫王海鸰，编过很多电视连续剧。她说难道说契诃夫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吗？他也编剧。

顾彬：是这样，我不反对一个作家写剧本，但是，早上五点半、六点钟起床，写他自己的作品。如果他早上，上午写作品，下午养孩子，做饭，晚上告诉他的妻子他爱她，她是他的对象，他爱她。晚上八点钟以后写剧本，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看阿城，我对他非常失望，除了剧本以外什么都不写了，这是作家吗？根本不是，他把文学卖出去了。

叶开：我们当代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可能跟您不一样，您可能觉得文学是跟作家本人的生命，跟我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顾彬：那当然了。

叶开：我们不是。

顾彬：这是为什么？

叶开：您强调了作家对小说的情感，对作品的敬畏。而我们的作家考虑得更多，包括具体的生存问题。我是一个文学编辑，我接触过很多写作的人。有很多人，他们写作，是想通过文学来改变他们的人生。比方说一个很穷的地方，很边远的地方，在中国的西部，有一些年轻人，他拼命的写作，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文学，他们就写什么样的文学。

顾彬：那样不行，文学和市场应该分开。

叶开：他分不开啊。

顾彬：应该分开。

叶开：他发表作品之后，立刻就可以调去当专业作家了。他的世俗生活所需要的东西，房子，老婆，什么都有了。对他来说，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手段，改变他们生活的手段。

顾彬：他不是作家。

叶开：他是什么？

顾彬：不应该考虑到市场的要求。市场和真的文学是分开的，应该是分开的。比方说，在德国，最好的诗人、最有名的诗人，他能够卖他的诗集的话，三百本。一个非常好的德国小说家，在德国可能会卖多少？三千、五千本，他们为文学而写作，不是为了市场、为了过日子还是玩乐，还是其他什么写作。

叶开：可是我们现在的作家恰恰是把这个市场放在重要的位置，我们特别讲究一个文学作品的市场。我们发行量大，我们读者广，然后由此我们有一个评估标准，你市场量发行大的，你读者多的，你的作品就是好作品。

顾彬：在德国是相反的，如果读者特别多，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叶开：我有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还讲，您不是说现代文学更好吗？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八十年代的、九十年代到现在持续有影响的一个著名的散文大大师，余秋雨。您有没有看过他的作品。

顾彬：看过，看见过，发表过，写过。

叶开：那您觉得现在有能跟余秋雨媲美的散文大家吗？

顾彬：北岛比他好得多。余秋雨还可以，但是他的世界观不行，他不勇敢，他胆子太小。

叶开：但是他是我们当代的散文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家。

顾彬：是，但是他没办法说，没把它说到底。

叶开：那您觉得就是像北岛的散文，还有余秋雨这样的散文，您觉得跟现代作家能够媲美吗？比方说我们说鲁迅，说林语堂。

顾彬：明白，北岛很有幽默感，他的散文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要把他跟周作人、跟梁实秋、跟林语堂比较起来，恐怕区别还是很大，还是很大。

叶开：语言上还是？

顾彬：不光是从语言来看。是这样，中国当代作家，我无从谈起，其实说实话，他们没有什么幽默感，他们没有什么距离感。什么都是国家、民族、人类，什么都有，也包括诗人在内。所以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幽默感，如果你太民族的话、太国家的话、太人类的话，你能够有幽默感吗？很有问题。但是林语堂、周作人、梁实秋，哎呀，太丰富了，他们也可能继续着清朝开始的一个风格，是那个李渔。

叶开：李渔，是的。

顾彬：你看他的散文，他的语言太美了，他有幽默感，风趣感。看他自己，形容他自己。你告诉我哪一个当代作家能看他自己告诉读者，他的能力多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看中国作家的作品，我找不到他们的性格，他们没有性格，找不到内容，没有，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这么抽象，诗人可能还会有中心，北岛的书有中心，翟永明的诗歌有中心吗？我现在也不敢说。

叶开：我觉得您说的这个幽默感，确实是当代作家普遍缺乏的，过去我们有一个作家叫王小波，他是提倡幽默感的。

顾彬：有吗？我没有发现，但是也可能你是对的。

叶开：我觉得幽默感它的产生，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包括像你们德国，包括在我们这里很有名的像昆德拉这样的作家，他们都谈幽默感。我个人觉得一名作家怎样产生幽默感？是一定要有自我反讽的能力和勇气，而且还要形成习惯。幽默感是反讽出来的。但是中国作家……

顾彬：没有。

叶开：自恋。

顾彬：他们不敢面对自己，问题在这儿。

叶开：您说幽默感的缺失就是因为作家不敢面对自己，他看的都是其它的东西，市场、赚钱，甚至包括是吃好、喝好。

顾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国家，伯尔已经完了。伯尔你明白吗？

叶开：我知道，他是诺贝尔获得者。

顾彬：对。今年我来华，跟中国叶开见面，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无论是哪一个叶开，他们的中文话非常好。跟我采访，他们的知识是了不起的，经常知道得比我还多。一个中国叶开告诉我，可能中国会有伯尔这么一个作家。我老是思考着在说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伯尔不论从德国来说，怎么批评他的语言。但是他还是会批评德国，批评德国政府，包括中国。等等等。 我想起来了，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能够通过文学作品批评中国的权威吗？谁敢批评呢？是王蒙。王蒙批评谁呢？老百姓！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叶开：批评老百姓是中国作家的优良传统。

顾彬：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不要说，他们没有办法。

叶开：我们不谈政治，我们谈文化事件，还是可以谈的。因为就是我知道您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顾彬：一辈子。

叶开：对，因为翻译过他的文集。

顾彬：是。

叶开：八八年就六卷本的文集都翻译成德文了。

顾彬：九四年在德国出了他的选集六本。

叶开：六本。然而我个人觉得鲁迅的一些作品对老百姓也是有一种很大的转换和曲解，他更多是一种象征，未必是最准确的现实人性、现实环境、现实关系。比方说鲁迅在《阿 Q 正传》里、在《狂人日记》里，他笔下的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状态，它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

顾彬：你怎么知道呢？

叶开：周作人在散文里提到的绍兴的生活，张爱玲的前夫胡兰成写浙江的生活，跟鲁迅同时代的生活，包括鲁迅本人在《社戏》里写到的他的童年的生活，这些都跟他在《阿 Q 正传》、在《狂人日记》里面表现的生活是完全相反的。

顾彬：但是你怎么知道周作人、张爱玲的丈夫是对的呢？另外，作家的任务是创造。

叶开：我很难一下子给您举出更多的例子。像阿 Q ，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了。

顾彬：是。

叶开：我们现在反过来讲，阿 Q 他是不是也形成了对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一个很不敬的诬蔑？

顾彬：我知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是从中国来看，那个阿 Q 代表典型的中国人，我是这么看的。

叶开：也就是阿 Q 这个形象。

顾彬：那个阿 Q ，你知道我的德文翻译，阿 Q 这个名字我是怎么翻译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德国人的意思。

叶开：每人？

顾彬：每个人，不是美女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每一天的每人。

叶开：每个人。

顾彬：每个人，他是每一个人。所以德国人看我的翻译的时候，这是我们德国人，就是这样的。那里碰到什么权利、暴力、抽象，还是要参加的一个暴力，就这么回事。德国作家他们也老写这个，年轻的德国人，哪里有暴力、权威、权利，他们抽象，跟阿 Q 一个样。所以阿 Q 是一个德国人，他们是这么看的。

叶开：如果您这么讲的话，阿 Q 是中国人，也是德国人，那么就是他是一个世界性的人？

顾彬：是，他超越中国。

叶开：我想想，我们中国当代作家有这样的人物形象吗？我们能创造出这样的人物吗？

顾彬：原来你们有一个作家，我很喜欢看他的那个作品。

叶开：是当代作家吗？

顾彬：他是七十、八十年代的作家，他也来过波恩。我现在想不起。

叶开：高晓声？

顾彬：对，他创造了一个。

叶开：陈焕生？

顾彬：对，就是这么一个人。

叶开：对，陈焕生。他实际上，在当时就、他们就说他还是受鲁迅的阿 Q 的影响，《陈奂生上城》。

顾彬：对，我觉得非常好。

叶开：你觉得他有幽默感？

顾彬：很有幽默感。他的小说我是二十年以前看的。我非常喜欢，我现在还很喜欢，我依然在看，但是我如果能够依赖我的那个经历的话，写得不错，那是我应该树立的一种看法。

叶开：《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当代很重要的一个作品。因为它不仅是具有阿 Q 的这种精神，而且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就是说陈奂生他是一个现实中的人。

顾彬：对，是。

叶开：您在这本书里谈到过像韩少功，他的寻根文学《爸爸爸》。里面的丙崽，他们不是个现实中的人。

顾彬：你说得对，他们是象征。

叶开：他们是一个象征？

顾彬：对。

叶开：就是说他跟生活是背离的。

顾彬：是，完全背离的。

叶开：这是不是涉及到您特别讲的作家需要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么一个问题？

顾彬：每一个作家应该有他自己的声音。余秋雨他知道怎么写散文，他的开头都不错，但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他不敢解决，因为他会面对很多很多问题，他不敢。

叶开：就是说，在余秋雨的写作里，他会把他面对的问题给放到一边去了？

顾彬：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知道中国问题在哪儿，他是从中国文学在哪儿开始写的，但是到了中间以后，他发现如果他还继续写下去，他会碰到很多问题，他不想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找一个出路。所以最后你作为一个读者，你什么都得不到，你非常非常失望，是空的，完全是空的。

叶开：但是，他是我们当代散文的一个标志性作家。

顾彬：是，但是他没办法把它说到底。

叶开：中国当代散文，包括像余秋雨，他们以下，他们有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学者明星化之后，我们看易中天，就是一个说书的，讲点趣事，搞搞笑，图个热闹，跟耍猴似的，观众很喜欢，在台下起哄，大笑。不管表演什么，能引起哄笑就行了。易中天就是个小品演员，或者说相声演员。于丹的讲坛，她讲《论语》、讲《庄子》也好，核心就两个字，“和谐”。她是个阿庆嫂，八面玲珑。她迎合了各个阶层的需要，国军的、共军的；上面的、下面的。等等等。这很浅陋，有意歪曲。但是易中天和于丹很符合当代电视听众的粗浅趣味。他们就是要图个热闹，打发打发时间。你说什么具体的内容，对他们不是最重要。粗糙不重要，歪曲不重要，重要的是热闹、搞笑。整个文化界，学者和作家，全都粗糙、粗俗了。刚才您说当代作家语言有问题。还有我们评价文学失去了评判的标准。另外有一个，我们作家不把文学当做一个重要的东西。

顾彬：是，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叶开：我觉得语言，我很同意您的看法。但是语言这个问题，您要跟一个门外汉谈语言问题那是非常困难的。

顾彬：那当然了，跟不踢足球的人谈足球的水平也有问题。

叶开：那不一定啊，足球我们可以随便乱谈。

顾彬：不是。

叶开：嗯？

顾彬：你看一个人他把球踢进去以后，你问这个人他怎么把球踢进去，他说不出来。

叶开：就是因为他有很高的……

顾彬：水平。

叶开：专业的水平。

顾彬：对，你不了解，怎么可能他把这个球这样进去了，他用什么方法呢？我们要重新看一看，是这个样子，还不了解。但是文学作品，我们也是这么看的吗？

叶开：文学作品我们不是这么看的。足球的专业技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文学嘛，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误以为可以随便谈。文学嘛，就是一堆文字放在一起，好像人人都可以谈。过去我们用铅字印刷，排字工每天跟铅字打交道。根据这逻辑，他们都是文学大师。

顾彬：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叶开：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形成这样的一种状况，对文学有一个非常大的轻蔑。对文学的评价，失去了标准？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人人得而谈之。很多人缺乏对文学的基本阅读和基本常识，就很自信地乱谈，像随地吐痰。

顾彬：对，这是中国最可怕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什么标准。

叶开：好像每个人都能谈文学。

顾彬：但是足球有标准。

叶开：文学应该也有标准。

顾彬：也应该有，对，就是语言。

叶开：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蛮清楚的东西，很普通的问题。

顾彬：不是，有，很简单，作家他们应该掌握语言，这说明他们写的每一句话，应该有一个基础，如果一个诗作，一个字少的话，他写的一句话有问题，语法通吗？他写的前一部分、后一部分对上吗？跟足球一个样，你把球传给别人，如果别人没办法，那你传得好吗？没有。

叶开：当我们在谈到足球，谈到音乐、绘画时，都能形成专业化和非专业这么一种心态。您刚才说专业足球运动员，他们有高超的身体和意识和技艺。

顾彬：是。

叶开：普通的观众不敢说我可以随随便便做这样的足球动作。因为他们知道，这需要专业的、长期的训练，普通人如果不小心，会骨折，会痛，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他们会把文学看成是可以随便做的，普通观众随便都可以在文学的场里颠球，射门。

顾彬：我知道这是中国的问题，问题就是在这儿。

叶开：德国没有这样的问题吗？

顾彬：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文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比足球还复杂。

叶开：要对它有很大的尊敬？

顾彬：对。

叶开：但是我们大陆觉得，因为我们讲故事的传统，我们觉得把故事说完就好了。

顾彬：对。

叶开：然后有很多的人买我们的小说，我们赚到钱了，我们过上了好日子了。在中国，谁能过上好日子？哪个作家能过上好日子？就是卖得很多的作家，他能过上好日子。所以说，我觉得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跟我们……

顾彬：不一样。

叶开：不一样？

顾彬：那当然了。

叶开：因此就产生了很多的误解。就是我个人感觉，您对中国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是善意的，您希望中国当代文学做得更好。我自己也是这样想。我希望我们当代文学走得更好，不是通过自吹自擂，不是自我夸大。通过慢慢的努力，反思自己，表达内心，锤炼语言，写出跟我们时代有关系的好作品。我们作家去过很多地方，在德国得了奖，在意大利得了奖，在法国得了奖，都很高兴。像您这样批评的，大家感觉就很不好。王小波有一篇散文，叫《花剌子模的信使问题》。说中亚一个国家、花剌子模的国王，他只爱听好话。给他传坏消息的信使都抓去喂老虎了。您说这样的话，要担心被我们的国王拉出去喂老虎的。

顾彬：你文章里头也已经说了。

叶开：我觉得，语言需要天分，也需要锤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还跟他的内心很有关系。如果你光去写一些就是非常乱的、非常恶的东西，语言好不起来。你的内心都是乱的，你的标准是没有的，那么你的语言怎么可能好起来？没有标准和敬畏，一句话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我记得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专门引用过一段话，说鲁迅的文字是不能随便删的。

顾彬：是。

叶开：删不了他的东西。

顾彬：对，删不了。

叶开：我们把他的一句话，甚至一个词删了以后，就不行了。

顾彬：对。

叶开：当代的作家作品，很多的可以随便删，我经常干这样的工作。我可以把二十万字删到十五万，也没有什么困难，一点都不影响阅读。很多人甚至还说，还是《收获》杂志这个版本更好。他们的写作就是这样。

顾彬：这么可怕！

叶开：不该告诉您的。

顾彬：我怕是这样。

叶开：大多是这样，尤其是长篇。当然，也有很少数作家的作品，推敲修改得比较认真。不过，不能删的，我还真没有怎么见到过。

顾彬：我上课告诉学生大概是这样。

叶开：我们确实是经常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作家的作品可以从二十万字删到十五万，也可以从三十万删到二十万，照样读，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说明我们当代作家的作品弹性大呢？还是说我们的作品文字比较不讲究？

顾彬：这也说明你非常认真。

叶开：这样的事情，他们不高兴。

顾彬：那当然会不高兴。

叶开：他们是很不高兴，他们认为自己的语言……

顾彬：他们了不起。

叶开：他们的语言还是不讲究，不认真，很粗率。草草写完，也不认真推敲修改，就给你发表了。他们都很着急。有些人还有任务，签约作家什么的，到处都有，都有任务。拿了人家的钱，就要在一年内拿出一部作品。很多人都有写作强迫症。他们有自己的生产进度表，每个月写一篇短篇，一篇中篇，一年写一部长篇。他们害怕自己很长时间不发表东西就被人家忘记了。当代很多作家著作等身，几十部长篇小说，几十部书，堆在那里，很有成就感，自己也很满足。我们中国大陆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整个社会商品化，市场化，作家纷纷地去赚钱了。这反过来证明了一个事实：很多作家写作，不过是一种生存、生活的手段。一旦社会上出现更好的手段，他们转身就跑了。您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里，没论述到的市场化商品化之后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很遗憾，读不到您的高见。现在有一个青年作家，就是从网络开始的，叫安妮宝贝。

顾彬：知道。

叶开：您知道这么多？她的作品翻译过什么呢？

顾彬：你别问我。

叶开：其他的汉学家翻译的？

顾彬：不是我，是其他的，但是她……

叶开：销得好吗？我们就关心销量。

顾彬：我不喜欢她的小说。

叶开：她的小说在我们大陆卖得很好。

顾彬：有市场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叶开：有市场的都不喜欢？

顾彬：连在德国，我听说有什么畅销书我肯定不看，畅销书肯定不是好的。

叶开：您这个判断方式在我们这里要受批评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您这是精英意识。

顾彬：那这样的话，我是，我一辈子是精英，我不可能不是。 因为我踢足球，如果一个人踢足球踢得不好的话，他不能够代表我们的国家队。现在你要想说什么呢？无论一个踢足球的人，他的技术好不好，他都可以代表我们的国家队？这不可能的。

叶开：您一定是要最好的？

顾彬：对，应该是最好的。某一个人想写作，无所谓，某一个人想踢足球无所谓，但是他不能够跟虹影一个样，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虹影坦率地在德国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

叶开：我们中国作家好像都有这种勇气。

顾彬：是，开玩笑的，因为她不能够比，她不踢足球。

叶开：您现在说虹影，虹影确实是我们现在用汉语写作的一个著名女作家。

顾彬：著名不著名我都不管。

叶开：您还是用您的标准来谈。

顾彬：对，一个作家他的语言水平一定要非常非常高，如果一个球员，他掌握不住球的话，对我来说他不是踢足球的，他是玩足球的。

叶开：玩球的？

顾彬：对，所以中国作家不少他玩语言还是什么的，他玩文学，不是真的，所以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 A 组，但是他们不是 A 组，他们是 C 组。

叶开：顾教授，您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目前从，应该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学者精英开始有意识地伪装成平民。他们经常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在外面晃，假装自己是平民。所以我们现在出来一个新的写作市场，叫做“底层写作”。就是要写穷人的生活，要写他们的苦难。但是这些生活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早上在他们的房间里喝着咖啡，看着电视，吃很好的东西，穿名牌衣服，晚上他们写老百姓的苦难。但是他不承认他是精英，他假装自己是平民，并且要求别人也假装成平民。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中国大陆，很多知识界的精英，他们是终身教授、他们是著名学者，他们到处去讲演，但是他们要伪装成一个老百姓。这个心态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一种典型的精神分裂，起码是上半身和下半身分裂，精神和肉体分裂。我们的作家其实也是这样。中国大陆的作家生活是处在一种精英状态的生活，但是写作却伪装成平民。我手不写我心，心口分裂。从您谈到的世界文学这个趋向来讲，在我们当代是没有成功的城市文学，我们都是乡村作家。就是王安忆写了城市。您觉得王安忆的城市小说怎么样？跟张爱玲比？

顾彬：不行，她的城市大不如她的小说，太抽象。

叶开：她的城市也抽象吗？她的小说很多是写上海的。

顾彬：太抽象，看不出来什么上海。

叶开：我有一个很好的作家的名字，王朔，写北京的。

顾彬：王朔吗？

叶开：对。

顾彬：他的作品是，我非常重视他的作品，在网上也有不少他对外发表的作品，我写他不少。但是我对他有怀疑，他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我搞不清楚，他好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作家。

叶开：非常聪明？

顾彬：非常聪明，所以我搞不清楚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中国当代文学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让我乐观的是什么呢？不光是我一个人是这么看的，也是，叶开这个人也这么看的。但是我还想回到你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是农民出身的。

叶开：跟我一样。

顾彬：我的前辈没有人上过高中学校，没有人上过大学，没有人读过博士，没有人做过教授。原来我的老师都说我连一点希望也没有，我学中文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你连一点希望也没有。所以我现在主张的一个精英，原来我出卖我的先祖，你明白吗？

叶开：但是您的立场是很坚定的，就是说，我就是精英。

顾彬：对，因为我是从足球来看的，原来，你知道吗？我的希望是什么呢？我能够参加国家队！

叶开：像克林斯曼那样？

顾彬：对。但是我的技术不行。所以我对足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对文学的要求一直比较高。所以，如果你要求我应该从下层来看文学的话，那么我从下层来看，你想看什么踢足球比赛，你会去吗？

叶开：因为他们……

顾彬：叫他们看，他们会去看吗？他们都不会看。

叶开：对，他们整个都是喜欢 A 组的。

顾彬：那当然了，就是。

叶开：他们看足球的话，都是要 A 组的，就是要最好的。

顾彬：对，他们要的是最好的，他们要的都是最好的。

叶开：但是对文学，他们有另外的标准，文学他们就不要最好的球技，就是不需要最好的语言了。这很不可思议。

顾彬：对。

叶开：我注意到有一个作家他采访过你，叫邱华栋，他认为迟子建已经远远超过了萧红。您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顾彬：对不起，这个名字你应该再说，是哪一个作家？

叶开：迟子建。

顾彬：迟子建，对不起。

叶开：不知道？

顾彬：现在想不起来。

叶开：迟子建是一个东北的作家，黑龙江的。

顾彬：对不起，迟子建这个名字可能听说过，但是我没看过她的作品。

叶开：她写了很多作品，写了长篇小说像《满洲国》。

顾彬：她是哪一个时代的呢？

叶开：她现在年纪不大，四十多岁，我给你写她的名字……

顾彬：那好吧，对不起，但是你们作家太多了，作品也太多了，我才一个人，还研究古代文学……这个名字我知道。

叶开：迟子建，对。……没关系，我觉得您已经看很多了，我觉得看过很多了。

顾彬：我还是差得很。

叶开：我们在谈到萧红，萧红写的作品不多，很少。

顾彬：她死得这么早，不到四十岁。

叶开：三十一岁就死了。

顾彬：三十一岁？

叶开：三十一岁，她是 1942 年死在香港的。

顾彬：对。

叶开：她是天才，确实是天才，因为她的语言非常好。

顾彬：她的书信写得非常糟糕，你看过吗？

叶开：书信我没看过。

顾彬：你应该看看，很糟糕。

叶开：糟糕我不看了，因为破坏了我对她的好印象。

顾彬：那好吧。

叶开：像《呼兰河传》，我觉得是一部真正的杰作。

顾彬：太好了，太棒了！

叶开：她的语言，我觉得当代的女作家好像——要按照您这个要求——好像还没有女作家能达到她这个程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顾彬：你说的很对，是，她的创作非常成功，她的所有作品我们都翻成德文，马上就卖光了。

叶开：她的作品不多嘛。

顾彬：不多，还是非常重要的。

叶开：确实非常重要，就是我这个非常同意你的，但是我刚才讲，就是有一个作家，他在采访您时，认为迟子建已经远远超过了萧红。

顾彬：她现在四十岁是不是？

叶开：四十岁多一点。

顾彬：你看他已经比萧红……

叶开：大很多了。

顾彬：大很多了，上帝多给她八年还是什么的。

叶开：她的作品远远超过、数量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萧红。有一个著名的编辑曾经说过，她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当我们谈到当代作家和现代作家的时候，如果您说当代作家不好，说现代作家好，肯定是有一个原因，有一个标准。我刚才总结了一下。

顾彬：对。

叶开：您一个是说语言不好。

顾彬：是。

叶开：一个是他们不反映自己自我的内心？

顾彬：是。

叶开：没有内心？

顾彬：对。

叶开：这怎么可能？我觉得中国家有内心啊。

顾彬：但是他们敢说吗？

叶开：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顾彬：我希望在作品当中能够找到。

叶开：其实我们也有很多这样的作家，就是他不一定很有名，语言也不符合您的要求。他有内心，没有语言。实际上包括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所面临的状况，跟你们德国，跟欧洲国家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顾彬：那当然了。

叶开：有时候可能勇气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文学性。

顾彬：将来会有。

叶开：将来会有勇气吗？

顾彬：是。

叶开：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谈这样的中国文学话题的时候，您作为一个欧洲的汉学家，容易说出我们不敢说出来的话，或者是我们不愿意说出来的话。您在研讨会上说过，您来中国不想得罪中国的朋友。可是，我们比您还要小心，什么人都不敢得罪。

顾彬：是这样，大部分的时候。另外，我对自己的怀疑是很多的，我是对的吗？我也不知道，虽然我当时的那个批评还是批判还是什么的，原来是一个，好像已经说过，一个呼救声，这个词你明白吗？呼是一声，救是四声，声，朋友们尽力帮助我的忙，我有困难。但是没有人帮我的忙。除了翟永明、欧阳江河和王家新以外，没有，他们都说算了吧，当代文学没有意思，你不要写了。所以老重复同样的话，连一点意思也没有。另外，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从后现代主义来看莫言的话，他完全是对的，无论他怎么写都是对的，都是恶的东西、臭的东西。

：那您觉得文学最根本的是什么？

顾彬：我是非常保守的，我还是代表精英、历史，还是代表现代性，有争论的。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应该是美的，这个可以争论。因为现在也在德国出了一些女作家，她们写罪恶的东西，从屁股来看，看女人、男人。

叶开：写脏的。

顾彬：最脏的是女作家写的，不是男作家写的。

叶开：我们国内也是这样。

顾彬：也是女的吗？

叶开：也是啊。

顾彬：哎呀，女的有问题是不是？

叶开：不是，女性主义现在在全世界攻城略地，不能得罪她们。您在一次访谈里好像谈到，我们九十年代末有两个代表性的女作家，一个是棉棉，一个是卫慧。

顾彬：但是她还可以，她写得不太脏，还可以。

叶开：还可以？

顾彬：还可以。

叶开：卫慧可能写得比棉棉还要过头一点。

顾彬：对。

叶开：过头一点。

顾彬：也还可以，但是你看张洁，她写她的妈妈，你看过吗？

叶开：我没有。

顾彬：你应该看。

叶开：写她的妈妈？

顾彬：张洁写她的妈妈太脏了，还写她原来的，看不下去。

叶开：我确实是没有看过。这个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顾彬：对。

叶开：我以为，年轻的女作家才会更加更厉害一点，怎么会是她这样一个成熟女作家反而写出来？

顾彬：张洁也是，可能是她开始的。

叶开：写这种作品是她开始时写的？

顾彬：可能是她开始的。

叶开：你这个“脏”是不是包括两个方面，是道德的、身体的？是不是有道德方面，比如说我们对母亲的尊敬。

顾彬：不是，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叶开：中国的作家其实写脏的、写恶的是非常多，我们看贾平凹、韩少功、余华、莫言，他们写的很多素材，内容非常恶，也很脏。

顾彬：是。

叶开：是吧？杀人、放火、侮辱，人性的泯灭，没有人性，对恶和丑的肯定和歌颂，例如在这些东西上，有生命力，就需要歌颂。您批评过《狼图腾》，这本书歌颂丛林社会，狼性大于羊性，狼性也优于羊性。这跟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精神，有很多地方很吻合，因此有很多拥趸。您说它赞美法西斯，令您很不舒服。

顾彬：对。

叶开：在您的这本书里，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您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在这本书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当代谈人道主义精神，实际上还没有能够公开地谈，就是说我们还不能把它谈到就把它扔掉，觉得它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顾彬：对。

叶开：人道主义这个话题在五十年代曾经遭到过重大的批判，但是八十年代开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作家，包括王蒙先生，他们都在重新谈论人道主义的问题，但是到九十年代，市场化，商品化之后，这个问题……

顾彬：不存在。

叶开：似乎是不存在了。但是我觉得文学作品它还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根在那里，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评判这个文学，不知道标准在哪里。比如说您是保守的，我稍微年轻一点，但是对这样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我是想，需要为我们当代作家找到一个位置。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像刚才谈到的，王蒙、贾平凹、韩少功、莫言、余华、苏童、王安忆这样的作家，您觉得他们在世界文学里，没有自己的一个很高的位置吗？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比方说鲁迅、老舍。

顾彬：我还是觉得中国八十年代有不少非常好的值得看的小说，也包括王蒙、王安忆在内，比方说王安忆写的那个《小鲍庄》，写得特别好，我觉得是她的一个代表作。另外王蒙，八十年代那个《冬天的话题》之类的小说，他写的那个《坚硬的稀粥》这部小说，我觉得写得很好。他写得很棒。但是他们两个人也有不少作品没办法比，跟这些作品。另外， 49 年以后， 49 年以后，如果你问我有什么好的作品，我想起来两个作品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老舍的《茶馆》是了不起的，属于世界文学。还有张爱玲的那个《秧歌》，还有王蒙的那个《组织部来的年轻人》。到现在我还是看这部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写得很好，因为这部小说写得非常暧昧。观点，每一个人，小说里头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感觉他是对的。所以通过这部小说你可以了解到 50 年代年轻人他们的苦难问题， 50 年代好像，不对， 50 年代也写了一批很好的小说。非常奇怪， 50 年代有一些小说可以再看，无论我说是垃圾，无论我怎么说。

叶开：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应该是在 50 年代中期以前。

顾彬：对， 58 年以前， 56 年。

叶开：《茶馆》应该是。

顾彬： 58 年。

叶开： 58 年？《茶馆》是发在我们的《收获》杂志上。

顾彬：是吗？

叶开：创刊号，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但应该是 57 年， 57 年《收获》杂志创刊。就是它是放第一期上。您对《茶馆》的评价这么高？

顾彬：非常高。

叶开：我们当代好像……

顾彬：因为你们不看最后一部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从最后一部来看，哎呀，是了不起的。

叶开：我注意到您书里谈到老舍的《正红旗下》。

顾彬：了不起。

叶开：老舍不管你对他前面的作品，包括《骆驼祥子》怎么评价也好，但是语言是好的。

顾彬：非常好。

叶开：尤其是《正红旗下》。

顾彬：他写北京，他了解北京，他知道北京是什么的。

叶开：您觉得冰心怎么样？

顾彬：冰心，我原来不喜欢她的作品，但是我写这部书的时候，我重新看她的小说，她的小说有非常值得思考的东西，同情的问题。鲁迅他说我一辈子会恨我的地位。但是冰心说我们应该有同情，我们应该有同情，所以我觉得她的小说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现在世界上所有问题。因为我们还是继续互相恨的话，这个世界面临的问题，连一点希望也没有。另外，我原来不这么喜欢她的诗歌，虽然我很早就翻译她的诗歌，但是我去年去印度以前，我把她的诗歌和印度诗人泰戈尔比较起来，我吃了一惊，她的诗歌的中文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标准的，你看，鲁迅那个时候能够用白话文写诗吗？他的白话文糟糕；胡适能够写吗？没办法写，所以如果我们聊这个的话，“五四”运动前后冰心写的诗是中国诗坛开始写的最好的诗。她的语言是非常简单和聪颖，但是我们也应该，如果我们从历史还是从同情这么一个概念来看的话，她很有她的地位。所以没有想到在这本书里头她的地位突然是高的，原来我看不起她的作品。但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完全重新思考，我发现，哎呀，她有地方，现在我的研究生他们都翻译她的作品。

叶开：我注意到您评价这些作家的时候，尽量跟我们中国大陆的学者，他们选取的这个作品，选的篇目是不大一样的。

顾彬：那当然了，应该这样的。

叶开：跟我们作对吗？

顾彬：不是作对，但是我的教主不可能是你们的教主，你们的教主不可能是我的教主。

叶开：您的文学是？

顾彬：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和我的教主一样，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完蛋了。

叶开：我们觉得聊到这里，我觉得很多您的话，从我个人来讲已经很明白了，刚才我也总结了一下，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个问题，中国的文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问题，它还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政治问题。

顾彬：我恐怕你有道理。陈平原他完全误解我了。

叶开：我觉得是误解你了。

顾彬：所以我不会管他。

叶开：他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但是我觉得他在文学的那种理解上，误解了您的想法。

顾彬：对，我这段时期也看他的作品，这个他不知道。

叶开：我觉得您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如果是我以前有幸认识您，我可以提供很多其它的资料。

顾彬：那太好了。

叶开：实际上，包括传统的那些，包括您写传统戏曲史这些，我都可以给您提供资料。其它像散文史、诗歌史，我就不是很熟了。但是像当代的这个资料，其实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好的资料，我觉得很值得推荐。您在华师大讲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话题吗？

顾彬：不是，昨天下午我跟他们解释当代各国哲学，早上他们要求我给他们解释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成绩。来了不少人，早上三百多，下午也是三百多个人。

叶开：很辛苦吧。

顾彬：很累。

叶开：是，很累，我代表我自己感谢您。

顾彬：谢谢。

叶开：您这样的学者，四十年研究中国文学，却发现自己跟中国同行产生了矛盾，误解难免的。我们的主编李小林女士，她对于中国文学、对《收获》杂志的爱确实很深，有极大的贡献，但是普通读者没有人知道她，不明白她做什么，也有很多误解。我们都认为她有极高的文学修养，但是很多人对她有误解。我们这些人，您过去可能没有接触。您一般是跟学者，跟大学的学者交往很多，可是中国的学者很多是有水分的，他们会找资料，但不会阅读作品。

顾彬：真的啊？

叶开：很多的学者是，但不能说都是。中国学者就是跟欧洲学者的考量方式是不大一样的。我相信也有很多中国学者，包括陈平原、陈思和、洪子诚他们这些学者做了很多工作，资料的整理什么的，有很多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当代学者缺乏一个基本的考量标准。我觉得人道主义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但是我们基本没有用它。当我们谈到一个东西好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我跟你好，我就用你的标准，我跟他好，我就用他的标准，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标准的。

顾彬：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多见面。

Comments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