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巨头越“作恶”股价越高的幕后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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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脑极体

互联网世界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美国针对几家互联网巨头发起了一大堆严格的反垄断调查，身价不菲的CEO们都不得不多次露面自我辩护。结果吃瓜群众还在好奇接下来会不会被拆分，资本市场却直接让这些企业的股价逼近了历史新高。其中，谷歌、Facebook各自上涨了30%左右，亚马逊股价涨幅甚至超过了70%，让人直呼好家伙。

当然，华尔街资本并不独对美国巨头偏爱。某个在纳斯达克挂牌的国内电商平台最近身陷劳工关系舆论风波，社交媒体一片哗然，其股价反而迎来大涨，在2021年创下了历史新高。

风波中心甚至被官方调查组实锤“作恶”，市值却不跌反升，一句“资本眼里只有利益”，显然不足以解释这一吊诡的现象。

所以笔者就试着聊一下，为什么资本市场的选择和人民朴素的价值观正义感“背道而驰”。

故事从华尔街与硅谷的渊源说起

在美剧《硅谷》中，我们能看到资本与互联网的勾兑方式——一位辍学大学生在车库里不经意间捣鼓出了一个东西，吸引到风险投资人的注意，随手甩给他几百万美元。过了几年，这家“burnmoney.com”（烧钱互联网）公司上市了，即使公司财务报表显示它还完全未开始盈利，也并不妨碍股价蹭蹭上涨，此前的数轮投资机构顺利退出，获得了几十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创始人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

乔布斯、扎克伯格等都是广为人知的被“硅谷六合彩”（SiliconValleyLottery）砸中的成功人士。

但正如乔布斯曾被华尔街赶出苹果一样，投资者和创业者之间的关系也如同夫妻一样，某些时刻如胶似漆，某些时刻又相看两厌。

从这个角度来看，巨头们深陷被审查、舆论风波，但资本却表现出了不离不弃甚至加码投入的姿态，是不是跟一些明星被爆负面新闻其伴侣依然装聋作哑、发声力挺的样子，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一言以蔽之，名声算什么，利益被紧紧捆绑才是关键。

从合体到单飞：CP出道之路

一开始，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业的中心，资本需要增值、需要投资。这个阶段，相比大型能源、保险公司等，硅谷的小科创企业想要吸引到投资是不容易的，知名投资人巴菲特就很少投资科技互联网公司。而且，由于创业者往往是无抵押地拿到投资，所以投资者会想办法确认对方是否靠谱、创新是否真实、产品潜力如何等等。

硅谷历史上最早的风险投资案例——谢尔曼·费尔柴尔德投资仙童半导体，就是在经历了多次拒绝、并由“八叛逆”（从肖克利实验室出走的八个年轻科学家）共同签名约定之后达成的。

（“八叛逆”和两位投资人在一张1美元纸钞上签名）

新世纪开始，硅谷开始与华尔街平起平坐了。1995网景公司（Netscape）的上市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个刚刚成立两年的硅谷软件企业，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免费的，几乎没有营收，也谈不上盈利。但挂牌当天股价就从28美元飙升到71美元，几个月后，这家公司的市值已经超过了达美航空。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NASDAQ）表现也十分火爆，上涨超过40%。互联网淘金热就这样在世纪之交拉开了序幕。

《风险经济学》（Venture Economics）统计，2000年前三个季度风险投资总额达到了799亿美元，比1999年的前三季度增加了137%，数亿美元的基金持续被寡集。除了单纯的互联网公司之外，一些“鼠标+水泥”（互联网+）企业也能得到大量风险资金。

烈火烹油的同时，新经济的回报率已经开始出现隐忧。资本的过度追捧，导致一些长期亏损的不良项目也得以上市，攫取着普通股民的金钱。但互联网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快，加上信息安全等负面影响开始出现，多数互联网企业又缺乏快速扭亏为盈的能力，很快消磨掉了投资者对互联网股票的热情。

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些个人投资者开始在次年大量抛售互联网股票，一些互联网公司（dot.com）成了“互联网炸弹”（dot bomb），e-tailing(网上零售)商业模式在媒体口中变成了e-failing（网络失败），B2C和B2B业务也被Back to Consulting（返回咨询业）和Back to Banking（返回银行业）所取代。很快，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

第二轮互联网投资热潮，则从2012年移动互联网兴起开始渐入佳境，并形成了大众口中的“风口论”。今天我们回忆2014、2015年的“互联网+”热，发现各种项目都在重复世纪之交时的故事，大规模的投资、超出业务实际价值的估值、IPO敲钟成为互联网创业常态。

但也有一些硅谷企业尝试“逃离华尔街”。比如Spotify就选择了“直接上市”，避开了前期选择银行财团等等IPO常规路线，也由此避免了向华尔街资本交纳高昂佣金。Uber更是直接向非银行机构借了12.5亿美元，完全绕开了华尔街，颇有种要拆了CP“单飞”的意思。

从倾慕、相互成就到若即若离，华尔街与硅谷互联网公司究竟有哪些矛盾？

相爱容易相处难：华尔街与互联网巨头的“围城”博弈

在许多人看来，华尔街和硅谷就像是一对又爱又恨的婚姻关系，谁也离不开谁，但彼此都认为自己更重要。这个“爱恨”的天平会在不同的时段调整和倾斜，但无法从根本上消弭二者之间的差距。

首当其冲是文化的差别。华尔街是以投资人利益为导向的文化，一切以市场为中心，并且认可人的贪婪。甚至倡导“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对于生活要贪婪，对于爱情，对于知识——贪婪激发了人类向上的动力”。互联网企业对于华尔街来说就是赚钱的机器，这也是互联网会出现泡沫又快速被扎破的原因，因为投资人会根据市场信号来行动。

但这与硅谷的创新文化就产生了矛盾。尤其是在前沿技术尚不成熟的时候，比如世纪之初的互联网泡沫，就由于黑客、网络安全问题的出现，而导致波动。新技术都是需要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追求急功近利式的商业成功与硅谷的初创型企业发展节奏并不契合。

从Netcom开始，这种矛盾就一直存在，许多华尔街投资者在争购网景股票时根本都不知道网景浏览器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在购买一种“概念(concePtual)”股和上车机会。

体现在商业策略上，互联网企业上市后会与华尔街投资者在方向上产生矛盾。一旦上市后没能快速交出好看的报表，拿出能在短期内扭亏为盈的商业计划，那么曾经为互联网公司大开方便之门的华尔街大腕们同样有能力运筹帷幄，将不能满足需求的企业管理者踢出局。

矛盾最严重的时期，惠普董事会以涉嫌性骚扰为名解雇了CEO赫德，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赶走。《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题为《上市公司危机》的文章提到，自1997年起，在美国上市公司数量下降了38%，IPO数量从1980-2000年间的平均每年311宗下降到2001-2011年间的每年99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挑剔的监管者和势利的经理人的组合让关注长期利润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让许多互联网巨头的管理者们如履薄冰，比如面对华尔街分析师对自家股价的判断，不少中概股的高管们都曾声称是对方“不了解中国情况”，但实际行动都会推出一系列新动作来提升股价，向华尔街传达重视。

能够硬气面对华尔街的只是少数，比如Facebook上市时扎克伯格有底气说出“我就按这个铃，然后回去干活。上市只是里程碑，但我们的使命不是成为一家上市公司”，主要原因还是他当时拥有公司28.4%股权，把握住了公司的控制权，自然可以让资本市场无可奈何。

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开篇提到的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头们就算在被“反垄断”、在作恶，股价依然在上涨。

一是对于华尔街来说，放眼整个互联网行业，增长红利消退，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在减少，革命性的技术或商业模式创新也变得稀少，这时候，资本自然会选择从最高投资收益比的科技巨头作为去处。

二来，这些巨头被“反垄断”的原因是滥用其市场地位、技术优势或数据隐私。这在国家正义、市场公平角度是不能被接受的，但对华尔街来说，只要能带来的利润，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企业在被拆分之前，利用上述优势不断攫取巨大的财富，交出好看的财报，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需要大量数据、技术算法作为基础的当下，也会让投资者对这些企业的股票依然趋之若鹜。

曾经策划了网景公司IPO的华尔街投资人Greg Cuthan说过，如果你能让投资者看到互联网所带来的无穷的商业机会，你也就不需要什么规则了。

这句话放在20年后，似乎依然在起作用。

与华尔街资本紧密捆绑的过程，也是硅谷创新“神格”的倾塌之路。资本越来越不吝于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一个价值攫取的永动机。

有华尔街在买和卖，股价就会上升下降，而谁能为它们带来利润，谁就是它们的宠儿。

2016年特朗普赢得竞选时，硅谷100多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公开信表示反对，他们在信中写到：特朗普对创新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创新、包容、平等、自由交流，这些价值能保证硅谷长久保持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捍卫这些价值，才能避免狂妄、贪婪。

在特朗普即将走出白宫的当下，或许创新乏力的硅谷er们应该接着思考的是——究竟是谁，在消耗硅谷、限制创新、鼓励垄断？这口“锅”还能被甩到谁身上，下一封信又该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