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当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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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互联网指北，作者 | 吴飞燕，编辑 | 蒲凡

4月21日这天晚上，几名记者被打上了热搜。起因是红星新闻、新京报、上游新闻三家媒体前往河南原阳，准备采访四名儿童被埋的新闻，但遭遇了“暴力阻拦”，数名记者们被打受伤。这个过程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被写成了另一篇新闻，开始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大范围传播。

网友的热议也很快随之而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争议：

（几天后《人民日报》还对第二种观点进行了延伸讨论）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同样爆发在2020年春节后的，另外两个有关“媒体”的争议。

2020年3月底，科普自媒体“回形针”发布的视频《如何快速消灭全世界的森林》引发了全网的激烈讨论。一部分网友认为其“单拿中国需求对巴西雨林的影响为例”不仅单调而且太容易建立起片面的逻辑关系，相比于科普更像是“借科普之名夹带私货”，称其为“屁股做歪”、“两面人”、“伪科普”。

（这已经是比较克制的双方分歧了）

4月12日财新刊发的《高管养女性侵事件疑云》所带来的争议就更加“典型”了。这篇被许多“内行人”（比如王志安）看来更符合专业要求的特稿，在社交网络的传播过程中遭遇了剧烈的“口碑崩塌”，认为作者“洗地”、“偏见”、“歧视”，并且很快与刊发平台“财新”联系在一起，认为在疫情期间大放异彩的财新“糊了”。

在小汪看来，这些讨论太有时代特征了。舆论争议的重心能够从“新闻事件本身的论证”屡次转移到“记者为什么会被打”、“媒体为什么会这么写”这样的延展性话题，甚至吸引官媒这样的“公共资源”下场讨论，一切的因素似乎都在说明：

媒体正在成为人民群众心中一个极其“拧巴”的存在，“为民请命”和“为民添乱”之间存在着一个微妙的一步之遥。

具体媒体是如何“拧巴”起来的，具体这个“一步之遥”有多远，小汪也说不清。但他发现那些疯狂批评嘲讽“媒体”的人，其实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嘲讽谁：“很多人在朋友圈里义愤填膺说着‘活该’，然后说有些公众号骗流量什么的…但那些所谓的公众号算媒体吗？那些公众号小编算媒体人吗？”

所以即他从大学专业到现在的职业，完全算得上是“半个内行人”，朋友圈里也有不少媒体同行，但他本能地开始避讳这些围绕着“媒体”的讨论——包括开头提到的那条“打人新闻”，他也没有通过转发来声援自己的成都老乡，因为：

“在我们眼里这是一件值得气愤的事，但在行业外的人看来就太容易变味了，建议你们在成都多找几个做传统媒体、新媒体的朋友聊聊。”

拧巴成都

媒体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拧巴，可能没有谁比成都媒体人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媒体视角出发，很容易看到一个极具撕裂感的成都。

在传统媒体时代，成都是名副其实的行业中心，尤其以华西都市报和成都商报的双雄并立最为闪耀，前者带着“全国第一张都市报”的身份光环，2004年以来七次荣登全球日报发行100强，后者是全国第一家借壳上市的报业集团，拿走了成都传媒市场一大半的份额。

再加上据说是总体经济规模位居全国第一的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成都入行的年轻人太容易从老前辈们的口中，听到这样一个颇具自豪感的、“黄埔军校”式的传说：“南方好多媒体的主编，都是我们成都出来的”。

但在新媒体时代里，成都却是失位的。

从时间线上来看，成都媒体行业并没有在2012年之后（以微博与微信公众号上线为新媒体时代的节点）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也缺少类似新世相、一点、二更这类现象级“自媒体”、“新媒体”的诞生。开头提到的红星新闻，包括关注度也颇高的封面新闻，上线时间也分别“推迟”到了2016年和2017年——并且都是商报、华西都市报的转型。

很难说得清成都到底是如何错过这个关键的转型期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撕裂很容易形成很多具象化的拧巴，比如身份定位上的模糊。

“理想生活实验室”就将自己定义为“媒体”而不是听起来更符合他们定位的“新媒体”、“自媒体”。按照编辑咪咪的说法，选择网站、公众号、微博这些新的内容载体作为她们主要的内容渠道，并不代表着他们就是“新媒体”——因为“现在没有不通网的媒体”，如果“通网”就可以被定义为“新媒体”，那么大家都是“新媒体”。

至于“自媒体”就更不符合他们的自我定位了。在他们的理解里，“自媒体更倾向于个人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从个人角度推荐内容”，而他们的诉求是“关注世界上的变化，致力于让生活变得更好”。

刘看看则认为自己做的是“新媒体”。因为虽然“试物所”和“理想生活实验室”一样，也进行公司化运营，同样形成了足够的品牌，但在她看来有必要区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后者不仅仅是招聘网站上“新媒体运营”这样一个职业，更是一个行业，是一个有新传播渠道、新技术支撑的新平台——而这是需要从业者重新分配技能点的。

并且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狭义，“新媒体”堪称“一个大类”。她拿U37最常见的咖啡店举了个例子，“当咖啡店有一家自己的公众号，那这也是一个新媒体，这是一个新媒体的渠道”。

（“试物所”的公司所在地，成都U37）

当然也有人认为自己做的并不算什么“媒体”，小曾的观点就很直给：“不是会写几个字，有个平台，就是媒体了”——哪怕他们的公众号头条单篇阅读平均10W+，他也认为媒体是一件专业人干专业的事，持证上岗是检验媒体人才是否合规的唯一标准。

这种身份认同的拧巴，很容易衍生出另一个拧巴：择业上的拧巴，并直接影响到了成都新生代媒体人的入行过程当中，也就是行业语境中俗称的“上升通道”。

老吕就吃过这个亏。2018年她曾经为了“突破职业生涯的瓶颈”，选择从成都媒体TOP2之一辞职，但她很快发现成都所谓的“媒体资源丰富”和她概念里的“媒体资源”并不是一个意思。

成都与内容相关的职位往往“职能鲜明”

老吕不认为这些定位就是错的，但不同的定位会带来一个很直观的结果： 成都的“媒体职位”会更强调运营、营销和市场技能 ——这让她感到很不适应，也间接促成了她向一个“自由撰稿人”的角色转变，通过线上办公的模式，最大程度地衔接北上广的“媒体资源”，同时也不至于让自己别扭地去学习一些“不必要的技能”。

老吕也说不清自己的选择到底好不好，她会感觉到自己的上升空间被压缩了，人比较闲散，想回到上班的状态来优化自己的时间管理，但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存在偏差的幸存者”：

“我有很多同学都在一线媒体，每天都在交流和分享资源。很多问题，不是你入行就能解决的。”

野蛮成都

“活得拧巴”是一种时代快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时代的馈赠： 如果你愿意进行取舍，你将获得更多的生存策略的选择。

这一点在成都体现得更加直观。不同于北上广深的资本催熟，也不同于三四线城市的安心下沉，能看见新时代发展的潮头，又保留着旧时代红利的成都，在完整地包容各种各种要素的同时，也为各种生存策略都提供了可能性。

以至于当你深入了解成都的新媒体行业时，很容易看到一种近似于野蛮生长痕迹。

比如洗稿和抄袭的泛滥。

尤其是前者。由于法律层面的难以界定，以及产出效率的直观提升，洗稿正在逐渐成为新媒体行业的一个重要“职业技能”，用来填补巨大的信息流霸屏需求——而这个技能在成都这个更强调新媒体“营销”、“渠道”一面的环境里，其效果是被几何倍放大的。

刘看看入行以后完成的第一篇爆款就享受了这个待遇。当时她的稿件被一个名气很大的媒体在没有“开白”的情况下“转载”了，并且还发生了一件很颠覆她三观的事——在联系该平台的工作人员并且翻看他们的朋友圈时发现，他们的主编转发那篇没有索白的文章后附上了这么一句话：

“终于10万+啦，这篇稿子熬夜搞到凌晨。”

“你熬夜抄稿子吗？”

后来这个平台也没有道歉或者删稿，而是象征性地给了一些补偿，并标注转载说明以及答应今后内容的互推。还有老编辑安慰她，抄袭在这个行业里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是这样抄来抄去的”。

打破底线的理解，往往来自于无能为力。在他们的编辑团队内部还因此衍生出了一种“精神胜利法”，用“稿子是否被洗”作为“稿子质量过硬”的判断标准。

小曾的经历就更加狗血，他的稿子被前同事在另一家公司给洗了，而这个洗稿的前同事，当初正是因为洗稿被开除的。

这些经历大概说明了一个有些残酷的真相：个人自律在大环境面前的“毫无价值”，毕竟企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业规则制定者，而企业的“屁股”显然很难和“反对洗稿的创作者们”坐在一起。

“择良木而栖”可能是个人层面的仅有可行策略。在小曾的公司，员工洗稿或者抄袭，一经发现洗稿的人就会被开除。“试物所”和“理想生活实验室”也对洗稿行为零容忍。老吕曾经工作过的成都TOP2媒体的武器库更加丰富，他们安排了专门的法务来处理这件事。

刘看看做过证据收集，名为“成都青x”的大号几乎跟随式的洗稿

混乱的行业环境，往往对应着监管与引导。具体到国内互联网产业，这个角色通常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在相关职能部门引导下所成立的第三方行业协会来扮演。

在小汪看来这样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可以成为行业纠纷中的一个裁判，为混乱的市场秩序提供相对公平的判断依据；也可以作为资源的协调者，避免传统媒体时代形成的行业格局，彻底垄断行业资源，以至于让“后浪”们失去应该有的活力；或者给予一定的补贴（物质上或荣誉上），平衡原创内容投入产出越来也失衡的现状。

新冠疫情的经历则强调了另一个重要性，他们可能是市场与行业最合适的“衔接者”，市场看重他们的信用背书，行业则依赖他们的公信力。

但小汪也理性地认识到，这个设想显然有些理想主义，因为“要做到这些（必要的监管和引导），就需要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了解，知道痛点在哪里。”他觉得这个问题几乎无解，“（新媒体）行业和他们（监管部门和第三方机构）的交流是相当有限的。”

我对小汪的说法持一定的保留意见。因为我在成都网信办工作人员组织的活动群“成都互联网沙龙”里已经潜水了1年，肉眼可见的是“沙龙”会定期举行，比如这个月他们就在策划围绕天府新区与东部新区的“双城记”，并且还有成都移动互联网协会外派的工作人员进行社群运营，每天组织一些类似于“值日生”、“自我介绍”的交流活动。

考虑到群里不乏李伯清团队、成都同城会、成都校园汇这样的知名本地新媒体团队，很难说这些交流是“有限”的。

不过也很难直接说小汪的观点就是错的。因为当我试图联系“成都互联网沙龙”社群里的几位工作人员，想要聊聊他们眼中的成都自媒体行业氛围、发展状况以及遇到的问题等等，并且考虑到政府机构的特殊性，也联系了来自非政府编制的第三方协会的工作人员，希望尽可能争取交流的机会，但得到的都是统一答复：

“走流程”。即使隐去所在单位、职位、真实姓名，仅以个人身份进行交流也需要“走流程”。

所谓的流程，大体是指提供完整的采访提纲、媒体介绍以及新闻资质证明和记者证，然后将这些资料进行报备，得到许可后才能进行采访——根据现有的规定，自主创业的新媒体通常很难达到申领记者证的条件。

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曾经给我提出了一个建议:“你们做内容还是不要碰采访哦，不出事则已，打偏了拉都拉不到哦。”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建议，他的答复是“新闻采编都是要有相关资质才能做的。只是现在自媒体的监管还比较松散，不是太过的暂时没有‘斗硬’”——“斗硬”是四川话，意思是石头硬，钉子也硬，两硬相遇，没有商量的余地——并且重要的不是“做不做新闻”，而是“已经涉及采编”。

谈话没有更多的继续下去，但这段话带来的既视感让我想到了几个月前的另一次对话。当时我的同事曾经在这个群里提问“如果发现被洗稿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他发现那个“洗稿”的嫌疑人也是“互联网沙龙群”的成员之一，而他得到的管理员回复是：

“欢迎大家正常分享，但不能在群里恶意刷屏。”

“洗稿和撒稿这种事嘛，大家相互嗯……打一架嘛……”

“学校里面优等生作业才有人抄，说明你整得好噻。”

乐观成都

我和老吕聊过前阵子采访四名儿童被埋的记者遭遇暴力，红星新闻和人民日报出现不同声音的事情。这在她看来是正常的，毕竟每个行业都会有不同想法的存在，你可以通过自媒体和社交平台追求更多被看到的机会，也需要认识到媒体专业性的必要存在。

所以她并不是很悲观。她认为所谓的“乱象”也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这也是媒体行业发展历史中不断走过的循环周期，传播的介质在变，做内容的人适应时代变化就行。

前几天被封杀的“至道学宫”，让人民看到了社交网络时代过于复杂的另一面

另一些人的“乐观”来自于在媒体工作带来的收获。

在咪咪看来，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媒体行业能让她接触到更多的一手资讯，掌握分辨信息真伪的方法，积累不同行业的人脉资源。这些胜过其他表面的东西，也让她更加热爱这个行业。

这种乐观并不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想法上，行业中的很多人同时也在用行动去营造更好的行业环境，想要共同促进这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特别是在原创内容的坚持上。

“很多自媒体的人自称是媒体人，就像P2P信贷公司那些卖贷款的业务员自称自己是搞金融的是一个路子。“小曾认为不能因为“乱”就放低标准，做内容需要有自己坚持的一面。

比如他所在的团队在平常坚持原创之外，也偏执地避免一些奇葩观点的出现，也尽量不要蹭热点，除非那个热点符合他们内容的风格并且很好玩，因为他们主要是要做一些好玩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流量进行自我切割。

小汪也拒绝了团队成员的一切蹭热点、“行活儿”行为。因为对于他所在的TMT领域而言，人们需要的不是“有信息”，而是“信息增量”，更重要的是为“已有信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否则这样的稿子宁愿废掉。

当然这种执拗会让他损失一部分变现机会，因为内容认同问题的流单偶有发生，也曾经有某互联网母婴独角兽企业的PR“好言规劝”：你如果要恰饭，肯定和甲方妥协——老吕曾经评价他们说“理想得有些像个校园媒体”。

同样坚持原创内容生产的还有“试物所”，他们的内容是工作日原创日更，对于6个人的团队来说她们的选题压力会比较大，确实也会有缺少选题灵感的时候。为了保证内容质量， “试物所”拥有一些自己的栏目和测评，以此来缓解选题焦虑。

稍有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一些垂类新媒体的运营者（比如房产、餐饮、校园）来听听他们的想法。但这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好消息，毕竟我联系到的不少垂类新媒体运营者们，都是以“出差”为由婉拒了采访。

这至少说明大家已经商业化了吧。

后记

跟刘看看聊天的时候，她跟我说了这么一件事：

前不久“杂乱无章”的编辑张荆棘在火锅桌上和他们交流的时候，突然问了句“新媒体的未来在哪里？“

那个时候的刘看看在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愣住了，对于新媒体的未来她在这之前并没有去想过，可是这之后她时常还是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她也想想听一听别人的答案，并且嘱咐我这篇文章发布出来之后，如果有人回答了这个问题，马上请告诉她。（本文首发钛媒体APP）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