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70年丨只有新中国才能破解“李约瑟难题”

文| 骆轶航

有一个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终极问题”，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萦绕了数十年：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好问题，它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发展、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命题。提出这个命题的人，是长期研究中国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英国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作者李约瑟。

在李约瑟提出这个“世纪难题”的1930年代，数百年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是无力直面它的。彼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着独立生存的严重困境，威胁中华民族存亡的战争近在眼前。回答一个关于科学技术文明与中华民族命运的问题，实在是太过奢侈了。在这之后的数十年，无数中外学者试图从“实验科学”与“经验科学”的两种不同范式、“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和封建官僚制度对科技创新的抑制等角度给出答案。这些答案都颇具洞见，又都不免失之一叶障目的偏颇。

不过这些答案都指向了一个问题： 中华民族如何成为具备科技创新精神的民族，中国如何成为适合科技创新生根、发芽和茁壮生长的土壤 。这是破解“李约瑟难题”的关键。

正是新中国70年的发展，让我们具备了从实践的角度找到了破解“李约瑟难题”的密码；正是新中国70年的变化，让这片土地成为了适合科技创新“万物生长”的土壤；正是新中国70年的跃迁，让中华民族具备了科技创新的精神，也让科技创新在中国具备了支持民族复兴的现代性。

李约瑟在近90年前提出的难题，成立了70年的新中国可以解开它了。

纵观新中国70年以来科技创新发展和跃迁的历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 新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节奏，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节奏是紧密合拍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新中国的科技创新主要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如何在几乎一张白纸的基础上，实现“人有我有”，构建中国科学和技术创新体系的基本盘，填补中国科技的一片空白。从成立中国科学院建立较为完善的科学研究体系，到“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上天；从开创中国农用机械历史的中国第一台农用拖拉机的诞生，到杂交水稻的培育，再到中国自主生产的“解放”和“红旗”汽车开下生产线；从中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的出现到在两弹实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的诞生……中国基本实现了在农业、工业、信息产业和航空航天工业等领域科技创新“零的突破”，大量科研人才从海外归国参与新中国科技创新建设，在国际封锁环境开展自主创新，一系列的科技创新成果巩固和强大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为这片土地培育了鼓励科技创新栽培，适合科技创新生长的土壤。

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代初，新中国的科技创新呼应了“富起来”的时代呼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号角明确指向了科技创新作为生产工具，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使命。1980年代，深圳和北京两个科技创新“重镇”在政策激励和市场培育两只手的驱动下形成，诞生了华为、中兴和联想等一批市场化的通讯产业和信息产业企业，通讯和计算机信息产业开始走向大众的生活，提高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效率。1990年代到2000年代，互联网高速公路肇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新浪、搜狐、网易和360等一批由海外留学归国科技精英和本土科技人才创办、在资本和市场的洗礼中经受住考验脱颖而出的互联网企业，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创造了海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激励和鼓舞了一代中国青年人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与此同时，“国家级”科技创新也实现了突破式发展：“银河”计算机三次重要的迭代，将中国的高性能计算带入世界先进水平；方正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将中国的出版和图书产业正式带入了信息产业的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中国的科技创新体现了“强起来”的旺盛势能和生命力：中国的科技创新在一些领域开始具备世界级的领先性，中国科技创新逐渐形成全球的竞争力，中国科技创新有了自己的道路和模式。在人工智能和先进智造领域，中国诞生了诸如大疆、商汤和旷视等一批在技术和研发上全球领先的“自己的企业”。华为、阿里巴巴和百度等老牌科技巨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和人才积累也居于世界前列。在通信芯片、AI芯片架构和机器学习架构等领域具备了全球范围之内的顶级竞争力。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科技创新企业，有一半来自中国。新一代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生并留学海外的科技创新者在市场化的需求和驱动下回到中国，壮大了中国科技创新的基本盘。华为、阿里巴巴、大疆、小米、OPPO、vivo和字节跳动等中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市场披荆斩棘，诠释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创新注脚。值得一提的是，以华为和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在组织架构、企业文化、技术研发思路和增长方式等角度上形成了一套适合自身发展和中国科技创新特点的体系，在文化上推动中国科技企业告别了“硅谷崇拜”，也为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国家大数据中心、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和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等机构的设立，以及对将AI和大数据应用到工业、农业、航天航空等产业的持续推动，使中国科技创新企业将企业经营增长和国家愿景更有远见地结合起来，也为中国更长期的科技创新和中华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科技创新复兴打下了长远的基础。

纵观新中国70年的科技创新在不同历史时期体现的不同时代特征，也完整地体现了在中华民族的这片土壤上，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精神使如何孵化、培育和生长起来的，有哪些穿越不同历史时期、跨越不同时空的共同禀赋——

首先是信念，是对科技创新革命可以在现代中国生根发芽的相信。如果没有这种相信，钱学森就不会在1950年代顶着巨大的压力返回中国，在被全面围堵封锁的条件下，担纲了“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如果没有这种相信，也就不会有一批海外留学的归侨创建了新浪、百度和搜狐等一批中国互联网和科技创新企业。如果没有这种相信，任正非也不会提早布局华为计算芯片、计算架构和操作系统的研发，阿里巴巴也不会积极推动建设云计算环境，进而推动整个中国的信息产业实现“去IOE”的变革。如果没有这种相信，也不会出现姚期智和施一公等一批世界级科学家在过去几年先后回到中国，为中国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培育基础科学人才的举动。如果没有这种相信，一大批已经在Google、微软、Facebook和美国高校获得相当体面的收入和职位的科学家也不会回到中国，加入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和商汤等科技公司，用市场化的方式推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的结合。

其次是凝聚，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科技创新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之后，“两弹一星”的研制与发射，背后是数不清的科研人员和他们的亲属的奋斗和牺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发，也是数十个科技攻关小组“吃在工厂、睡在机房”的团结奋战的结果；进入新时代，无论华为研发通讯芯片、5G技术还是操作系统，还是阿里云主机上线、推动去IOE的进程，也都是一个个团队顶着外界的质疑与干扰，埋头克服挑战，集中最聪明的大脑和最重要的资源，最终推动中国企业的基础设施自主可控的过程。“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意志，与创新精神更不会互相抵触。“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在国家级的实验室，还是在一家市场化的具备领先实力的科技公司，实现真正的科技创新所需具备的精神、意志和方法论。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可以提供给世界的中国经验。

此外是氛围，是尊重科技创新规律、推崇科学家精神，致力将科技创新的成果与市场化的应用紧密结合，鼓励中国科技创新拥抱借鉴全球先进成果，更鼓励中国科技创新为全球科技创新生态做出贡献的开放、包容、宽松和互动的氛围。中国最顶级的科学研究殿堂——中国科学院在过去70多年的历史里，能够吸引诸归侨科学家和外籍院士的加入，能够培育一代代本土的科学研究人才；中国最顶级的科技公司能够吸引世界级科学家和研究人才的归来，能够引进全球各地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不仅仅是财富的吸引，更多的是对科技创新规律、科学家精神的推崇。中国的科技创新从不希望闭门造车：在被外部封锁的时期，中国的科技创新不得不自我突破自主创新；走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科技创新积极借鉴和引入全球的先进技术成果和经验，并贡献于全球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研究。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创新步伐除了进一步融入全球之外，面临着新的技术封锁可能，中国科技创新除了进一步强调自主可控之外，也积地使自己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以通过自主，拥抱开放的姿态，为人类的科技创新做出贡献。

这就是70年以来，新中国用自身的科技创新实践，一步步解开“李约瑟难题”，回答“李约瑟难题”的历程。

身为上个世纪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无法预料到谁将最终解答这道他思考了数十年的终极问题，更无从想象未来的中国将如何解答他留下的这道难题。但无论如何， 这道难题，终将通过中国人自己，通过新中国的几代人陆续传承，通过新中国自身的科技创新实践，找到最终破解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