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能否成为破除金融包容性障碍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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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我暂时不会讨论Libra和其备受争议的创始公司Facebook，但我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一困境，因为这个问题并非该项目所独有。随着KYC规则逐渐渗透到该领域，所有那些试图扩大穷人金融准入的加密货币初创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束缚，那就是它们必须要求服务对象提供身份信息并对他们进行追踪。
这一矛盾源于“反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规则”(AML-CFT)下的强硬政策，这些政策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多次收紧。由于几乎每家银行都需要和美元打交道，各地的KYC规则都倾向于遵循《美国银行保密法》(U.S. bank Secrecy Act)和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FinCEN）指南中规定的模式。此外，进一步的国际化压力来自于政府间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其制定了各国相互施压以遵守的监管标准。
这一系列规则赋予执法机构实施高额罚款的权力，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悬于银行家的头上，将他们推向规避风险的境地。银行合规官只需提及汇丰（因协助墨西哥洗钱而被罚款19亿美元）或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因与伊朗类似的过失而被罚款11亿美元），就可以说服其上司采用严格的方法识别和分析客户。
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措施是否有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UNODC)估计，每年涉及洗钱的资金仍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即8000亿美元至2万亿美元之间）。如果没有这些严格的规则，这个数字还会更高吗？也许吧。但我们没有反事实来衡量这一点。
犯罪分子仍然有许多机制来转移资金并避免制裁。是的，有些人使用比特币——这就是FATF今年对其所谓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引入更严格规则的原因——但加密货币的作用远远小于法定货币。正如2015年“巴拿马文件”(Panama Papers)所揭示的那样，各种各样的可疑实体继续帮助狡诈的政客及其金融家隐瞒身份，掩盖资金流动。
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规则阻碍了金融包容性。
例如，加勒比各国政府抱怨说，由于更严格的合规措施遏制了流向这些岛屿的投资，它们的经济越来越遭受“去风险”的影响。
对较贫穷国家来说，后果更为严重，因为在这些国家，国家颁发的身份证要么不存在，要么很容易伪造。外国银行对FATF标记为“高风险司法管辖区”的交易对手方的严格审查，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企业和个人获得本地银行服务的门槛非常高。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无银行账户”人口达20亿的一个关键原因。
当然，这对贫困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贫困反过来助长了犯罪和恐怖主义——这些正是AML-CFT打算解决的问题。
以索马里为例，这个失败的国家的机构经常被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列入黑名单。对索马里侨民来说，将钱寄回家给依赖汇款的家人非常困难，同时费用高昂。这会使贫困持续下去，迫使人们进入非正式的支付体系，并助长剥夺公民权利的经济环境，让诸如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ab)这样的恐怖组织得以蓬勃发展。
这是一种反常的效应。
加密货币是解决之道吗?
密码朋克的答案是绕开政府。人们应该使用比特币，因为它可以实现点对点(peer-to-peer)数字支付，而不需要受监管的实体来充当中介。
问题出在加密货币的支付渠道上，在那里，政府的监控变得越来越严格。FATF的新“旅行规则”（travel rule）规定，加密货币交易所不仅应该获取有关客户的信息，还应该获取“客户的客户”的信息，从而迫使交易所进行信息共享。这表明，只有加密货币交易所自我托管的钱包之间进行转账，才不受KYC约束。一旦交易涉及到目前大多数交易所最基本的托管结构，将进行KYC报告。
去中心化交易所(DEX)或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此类交易所只提供价格和匹配服务，但不托管客户的加密货币。最近的FinCEN指南将它们排除在美国受监管货币服务企业的定义之外
然而，加密货币倡导组织Coin Center担心，FATF对受监管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定义，模糊地提到了“转移”资金的实体。含糊不清会带来不确定性，正如我们在银行合规官身上看到的，这种不确定性对风险偏好是有害的。为了安全起见，许多律师会建议他们的DEX客户强制执行KYC。
此外，由于芬兰新出台的反洗钱法，总部位于赫尔辛基的LocalBitcoins今年宣布了新的KYC规则。在没有受到官方监控的情况下，人们更难找到交易方并就加密货币与法币的交易价格达成一致。
无论如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来说，使用比特币作为他们的主要账户和交易媒介是不现实的。Libra以一篮子法币为支撑的稳定机制，也许可以让它演变成一个日常支付工具，但正如我们从大卫•马库斯（David Marcus）对国会的证词中看到的，企业支持的项目将需要实施KYC。
关键是，穷人需要一个低门槛的进入法币的渠道。
监测技术变本加厉
我们又回到了最初开始的地方：金融包容性的目标是以政府打击犯罪的目标为代价的。
有人可能会说，政府应该将货币进行除罪化——打击贩毒、军火交易等实际犯罪，但把交换价值的权利视为一项人权。不过，我们还是现实一点：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呢？答案可能在于区块链技术自身跟踪假名账户之间转移的能力——尽管目前还没有应用。
一段时间以来，Elliptic和Chainanalysis等交易追踪工具帮助执法机构追踪坏人之间的加密货币支付，并为企业提供严格的“反洗钱”监控审计服务。
现在，Coral Protocol和CipherTrace等新公司正在使用高科技网络分析和加密保护技术，帮助企业共享加密货币元数据，在不泄露客户个人身份信息(PII)的情况下标记可疑行为。这将使企业更容易遵守FATF的旅行规则，并对风险进行更复杂、系统性的分析。
除了KYC规则之外，对于一个日益被“机器人”主导的加密货币经济来说，这里还有真正的价值。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办法绕过法律。在支付渠道上，必须对顾客进行身份识别。而且，根据拥有这些复杂追踪工具的执法机构的要求，企业必须打开黑匣子，将个人身份信息交给当局。
全新的思维方式
然而，如果政府承认，在支付渠道上，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穷人进行正式的身份识别，那会怎样呢?如果他们接受一个AML模型，该模型将端点视为身份不明的节点，并利用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基于行为而非身份主动管理对网络的访问权限，结果又会怎样呢?
在这方面，MIT-IBM沃森人工智能实验室（MIT-IBM Watson AI Lab）与Elliptic正在合作进行的机器学习和高性能计算方面的研究可能是一种催化剂。正如实验室研究员马克•韦伯（Mark Weber）所描述的，该团队使用了一种称为“图卷积网络”（graph convolutional networks）的方法来创建增强的资金流取证，以解决“高级犯罪网络使用的复杂的分层和混淆交易方案”所带来的挑战。
研究人员绘制了大量比特币交易图，分离出了区分非法和合法行为的模式。在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对金融包容性目标的贡献。
有一天，企业可能会在不使用传统KYC的情况下，使用此类工具控制加密货币网络的准入点，从而确保在都没有提供官方ID的情况下，好人可以得到金融服务，而坏人得不到相应服务。
监管者会赞成吗？在当前的思维模式下，似乎不会。合规性用于识别和抓获犯罪分子，而不是作为控制金融准入本身的方法。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监管趋势将变成：金融机构对国家身份证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对“高风险”穷人的态度也越来越保守。
加密货币合规专家胡安•拉诺斯(Juan Llanos)抱怨称，监管机构“不愿意接受创新”。他补充道，
“只要政府身份证是标准，我们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任何匿名的东西都是有争议的，而且是不允许的。一点非常不幸。”
尽管如此，FATF最近一轮的审议确实向创新者伸出了橄榄枝：愿意探索“由政府或私营部门提供的数字身份”的潜力。
将“私营部门”与Libra白皮书中将“便携式数字身份”作为一种金融包容性解决方案的简短描述结合起来，至少可以让人想像到，像Libra协会成员一样的金融和科技公司正在为穷人提出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可以不再依赖于过时的国家身份概念而可以享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
对于将交换视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强硬隐私倡导者来说，这种做法不会让他们感到满意。
但作为一种务实的解决方案，这或许是全球20亿无银行账户人口最大的希望。（巴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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