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型城市的“第二春”在哪里？

文 | 付一夫  苏宁金融研究院消费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研究员

来源 | 微信公众号“苏宁财富资讯”

封面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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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都知道利物浦，但利物浦不止有足球队。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利物浦这座位于英格兰西北部默西河畔的小镇，早在18世纪的奴隶贸易中，就扮演了中转港口的角色，后来，大量的爱尔兰人、犹太人、中国人移民于此，工业革命的深入更使其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到了1931年，利物浦已成长为一座拥有85.6万人口、享誉国际的大型港口城市。

可后来的岁月里，受航道淤泥阻塞、远洋轮船的兴起与“集装箱革命”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利物浦的外贸规模不断缩减，码头工人总数由1920年的20000余人降低至1980年的4000人，而总部设在利物浦的丘纳德轮船等大型企业，更是索性将总部迁至伦敦等其他发达城市。至此，利物浦这座城市的光芒，渐渐暗淡下来。

这是一个“城市收缩”的经典案例。

自18世纪中叶以来，科技的不断发展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大大突破了人类的自然生理极限与地域上的空间界限，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空间集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经济和人口的普遍性增长。

也许是习惯了这一局面，人们常常将城市的发展建立在“长期增长”甚至“无限增长”的假设基础之上，追求城市各项经济指标的提升，似乎也成为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就连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时，常常也是“为了增长而规划”。

然而，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增长并不是城市的唯一归宿。在世界城市文明经历了上百年的持续发展后，“异样”的现象发生了—— 伴随着一部分城市或地区经济实力的日渐壮大，另有一批城市或地区正通往相反的方向。

大量证据表明，世界上很多地区都在经历着人口流失与经济下行。除了本文开篇提到的利物浦外，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加拿大、比利时、芬兰等国的土地上都发生过类似的剧情，即便是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例外，著名的“锈带”、鲁尔区与北海道便是最好的证明。

至于我国，前不久因房子白菜价而爆红网络的东北小城鹤岗，可以算是一个缩影。事实上，2000年～2010年，我国650多个行政城市中，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在不断减少，而房价暴跌这样的事件也不鲜见。

于是，人们开始正视并关注城市收缩的事实，而“收缩型城市”的概念，更是首次出现在我国官方文件中。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

读懂收缩型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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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关于“收缩型城市”的讨论，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彼时的德国，正在经历严重的人口减少，而巨大的负面影响随之出现——市政预算的减少，以及包括公共排污、公路运输、住房、教育和健康医疗系统在内的基础设施大面积闲置，引起了德国各界的高度关注。

在此背景下， 德国学界于1988年提出了“收缩型城市”的概念，用以表征人口的大量流失与因此导致的城市局部地区空心化现象。 而后，随着各个国家收缩型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表现出来的特征与影响也不再局限于人口层面与经济层面，而是涵盖了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乃至文化等多个维度。

倘若将时间轴拉长，可以发现，早在千百年前，受战争、灾难和疾病的冲击，古文明城市罗马、特洛伊以及玛雅文明曾经璀璨一时的地区，均经历了城市的收缩；而进入20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过程中，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与经济中心在地理区位上的转移，在诞生一大批发达城市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城市在区域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下降，进而引发人口流失和发展活力的减弱。

不同的收缩型城市，表现出来的经济社会特征也有所区别，或许我们可以从欧洲、北美和亚洲的一些代表性城市身上，窥探收缩型城市的真实模样 （参见表1） ：

在我国，一般把人口持续净流出作为收缩型城市的主要判定标准。通过详细的梳理可以发现，我国近30个代表性收缩型城市中的绝大多数都位于东北三省，而这些城市人口的外流也时常与经济增速的放缓相伴相生 （参见表2） 。

综合比较，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的收缩型城市，大多都具备以下三种属性中的一种或几种：

（1）老工业城市，即城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传统重工业与低端制造业，因无法适应新时代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而掉队，如美国底特律、德国莱比锡，以及国内的鞍山、本溪等。

（2）资源型城市，即因煤炭、石油、森林等资源的枯竭而引发的城市相关产业衰退，如法国洛林、加拿大诸城，以及国内的鹤岗、大庆、阜新等。

（3）偏远型城市，即地理位置距离中心城市较远，没有港口、交通闭塞，有些地方甚至气候相对恶劣，由此导致当地人口外流与经济不振，如日本北海道地区，以及国内的鸡西、鹤岗、广元、通辽等地。

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具备以上三种属性的城市，有极大可能会走上收缩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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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由扩张走向收缩，其背后的影响机制错综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外因和内因两个维度进行剖析。

外因方面，核心要素只有一个—— 经济全球化的提速。

经济全球化重构了国际社会的空间秩序，对经济活动的地理分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不仅使那些相对闭塞、距离世界市场较远的国家被排除在世界经济版图之外，还会加剧发达经济体对自然资源的攫取，由此导致相应地区城市的收缩。

此外，经济全球化催生出一大批大型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将城市等级和规模作为首要考虑因素。于是，大型中心城市总是优先受到跨国巨头们的青睐，反观那些中小城市，往往避免不了被不断提速的全球化列车甩在身后、且越拉越远的命运。

于我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和劳动力向一二线城市与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由此导致发达城市的支配性地位日渐突出，中西部省份与东北地区却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弱化，一些城市甚至有被边缘化的苗头。久而久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伴随而生的是部分城市的收缩迹象。

内因方面，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增长极的“虹吸效应”。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在1950年首次提出。在他看来，不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现实常常是从一个或几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理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周边经济发展。在实践中，扮演“增长极”角色的通常都是经济发达的大都市，而这些大都市也着实发挥了自身的辐射作用，有效拉动着周边的成长。

然而，除了这种“溢出效应”之外，增长极还对周边城市存在一种“虹吸效应”，即大量优质资源与公共服务的集聚，将会不可避免地促进周边城市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核心城市转移，这就等于变相剥夺了那些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的发展机会，在拉大发展差距的同时，也会将部分城市引向收缩的道路上。比如距离北京不远的高碑店，2008年至2017年，人口总数从59.8万减少至54万左右。

其二，去工业化导致产业萎缩。

工业化，是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的一个发展过程。得益于工业化的推进，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和比重显著提升，经济结构也得以优化。然而，根据经济学中经典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工业不会长期处于某一经济体的主导地位，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业将会取代工业成为新的主导。去工业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具体而言，一方面，随着土地成本、工资成本与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当地生活和环境质量的下降，迫使一些工业城市的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引导制造工厂向外迁移，企业家则会把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劳动密集部分转移到国外工资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而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又加剧了这种趋势。

另一方面，在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由于工业长期的发展惯性，让不少城市现有的产业结构难以适应发展趋势，再加上转型升级的迟滞与高企的成本，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与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其三，资源枯竭引发城市收缩。

对于那些资源型城市来说，丰富的矿产虽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也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这便是著名的“资源诅咒”效应。之前爆红于网络的鹤岗，便是深陷“资源诅咒”的典型。

究其原因，资源型城市通常更倾向于优先发展资源产业，而因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增长效果也是立竿见影。不过，资源开采的过度繁荣，往往会使人们忽视对非资源型产业的培育与支持，同时也会将其他行业的生产要素吸引进来，由此造成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心化。一旦资源产量下降或是濒临枯竭，其他行业发展跟不上，便会拖累当地经济。

此外，资源产业的繁荣容易让人们忽视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同时可能引来寻租行为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而这些非但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加剧人口的流失。

其四，人口老龄化降低发展活力。

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来说，良好的人口结构可谓是最大的红利。然而，现实却是许多城市的人口生育率在不断走低，而居民寿命却在持续延长，其结果必然是人口老龄化态势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当地有能力工作的人越来越少，经济活力难免不断下滑，从消费结构到商业活动，再到政府税收，都会受到不小的冲击，最终引发城市的收缩。比如不少日本的收缩型城市，都伴有较为严重的老龄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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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或许有人会问：收缩型城市还有未来吗？

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大概已先入为主地默认了“收缩型城市”与“衰退型城市”是同一回事，实则不然。

在我看来，虽然 走向衰退的城市都属于收缩型城市，但收缩型城市却并不必然走向衰退。 换言之，城市衰退只是城市收缩的诸多结果之一，二者本不该划等号。

举个例子，城市的人口外流与经济衰退高度相关，却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人口减少的城市，不仅可以依靠生产效率的提升来维持经济的增长，还能缓解和改善原来拥挤的城市环境，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而这些，完全不像是城市衰退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讲，收缩型城市凭什么没有未来呢？

必须提醒的是，虽然绝大多数人依然对“增长”有着无尽的痴迷，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城市收缩已经发生，宛如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为此，我们不妨坦然面对，调整思路。

毕竟，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逼近、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宜居”属性的地位正在逐渐超越单纯的经济增长，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此时，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角色趋于减弱，“以人为本”的角色愈发被重视，而城市发展的目标也应该随之调整，从追求增长转变为经营好“存量”，着力塑造一个更为宜居、更有活力的家园。

在人口减少难以扭转、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等问题的困扰下， 城市的收缩并非仅仅是衰退的前兆 。它也有可能被作为一种主动的应对策略，通过精简城市规模、拆除空置建筑、增强人口质量、寻求产业聚焦等手段来打造紧凑的空间环境，同时提高城市的发展效率与可持续性，进而避免城市走向衰退。

此外，避免收缩型城市走向衰退的思路还有很多，比如充分依托当地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与人文品牌，塑造别具一格的特色小城；还可以推动收缩型城市的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力求将城市引入发展的“第二春”。

这不也正是发改委所说的，“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题中应有之意吗？当城市不再必然走向增长，退一步也可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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