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情报工作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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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之一，在“三皇”、“五帝”时代，中原地区即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战争，如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据传在涿鹿之战中，黄帝部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情报活动，但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在长达4000年的古代史上，中国发生了数千次大大小小的战争。频繁的战争深化了人们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丰富了情报实践，催生了人们对情报工作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的情报实践

公元前2070年，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建立，但没多久夏朝君主太康即因荒淫无道失国，政权落入有穷国的后羿和寒浞手中。《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殪，遂灭过、戈”，复兴了夏朝。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间谍活动。

夏朝自禹至桀共传17世，历431年。末代君主桀荒淫无道，民怨沸腾。此时，以汤为首领的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汤一面积蓄力量，一面又派间谍潜入夏朝境内搜集情报。派出的间谍回报桀“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即欲起兵讨夏，他的谋士伊尹“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汤派伊尹入夏进一步搜集情报。关于这一段历史，《吕氏春秋·慎大览》中有详细记载：“（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

伊尹在夏都城呆了3年，期间商汤做了“方伯长”，得专征伐。伊尹掌握了夏都城的建筑详略和布防情况，掌握了夏高层人物之间、夏与其他邦国之间的关系，与夏朝的重要人物，包括元妃妹（音mò)喜、太史令终古、大臣费昌、汝鸠、汝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策反了汝鸠、汝方，获得了大量的机密情报。《国语·晋语》载“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所谓“比”，韦昭注：“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竹书纪年》也说：“末喜氏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汤据此认为“天命将至，夏将覆灭”，随即起兵讨夏，结果一击成功。孙子认为伊尹的间谍活动对商朝的兴起有决定性的影响：“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在夏。”

商朝从公元前1600年建立，至前1046年灭亡，共传31王。商纣王当政时期，朝政腐败，以姬昌为首的周图谋代商。他的军师吕尚是一位情报大师，在吕尚的领导下，周军中设置了“耳目”、“游士”和“羽翼”等情报人员。所谓“耳目”，“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即监督军中的情况，负责军队内部的安全。所谓游士，“观敌之意，以为间谍”，主要是搜集敌方的情报，“羽翼”则从事“以弱敌心”的心理攻势。孙子在兵法中赞叹道：“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吕氏春秋》详细记载了武王伐纣之前的情报工作：武王使人候（侦察）殷，返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忒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也。”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曰：“谗忒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奔；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我国学者储道立认为，这是一个密切关注敌情、实施连续侦察的著名案例。

“女艾谍浇”、“伊尹间夏”、“吕尚间商”是中国上古典籍中仅存的几个情报案例。虽然这些案例语焉不全，但已经充分揭示了情报在重大战争决策中的作用。与上古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中国典籍中所载的情报活动，既包括了情报搜集、情报分析这样通常的情报活动，也包括了颠覆、破坏、心理战甚至暗杀这样的隐蔽行动，己方内部的反间谍工作也初露端倪。

西周末年，礼乐崩坏，周室衰微，王命不行，诸侯国之间战争频仍。这一动荡的局面，刺激了情报工作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情报工作由此进入黄金时代。在晋楚争霸、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各方均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例如，晋军大营中有苗贲皇这样熟悉楚军军情的人物，楚军这边也有非常熟悉晋军军情的伯州犂。*陵之战中，伯州犂根据观察到的晋国大营里的情景，准确判断出晋军的意图。在判断战略形势、制定战略预案方面，商鞅提出的《商君策》，从地缘战略的高度指出了魏国为秦国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秦国要争夺天下，就必须扫除魏国这一障碍。一旦秦国并魏，则“秦据河山之固”，便可“东乡以制诸侯”，在统一兼并事业中占据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在战国归于一统的过程中，范雎的《客卿对》恰当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秦国据地利之便，国富兵强，已拥有统一天下的战略优势。范雎指出，秦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乃是“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历史正是按照《客卿对》规定的道路前行。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于沙丘病逝，中车府令赵高等人矫诏将长子扶苏、大将蒙恬赐死，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昏庸荒淫，赵高又专权乱政，致使天下越发困疲，帝国每况愈下，十年暴政最终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时间群雄蜂起，其中最有名的是刘邦与项羽。从总体实力上讲，项羽力强，但刘邦善于用人。他手下的萧何、张良和韩信、陈平，都是当时出名的谋士与勇士。韩信曾在项羽手下任职，对项羽十分了解。在投奔刘邦之后，他对刘、项情况做了详细分析。韩信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优势，如骁勇善战、地盘广大、宽厚待下，同时也发现其致命的弱点：刚愎自用，“不能任属贤将”；吝啬封赏，“印刓敝，忍不能予”，无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排斥异己，任人唯亲，“以亲爱王”，导致“诸侯不平”；“不居关中而都彭城”，造成战略地理优势的丧失；诛杀无度，“所过无不残灭”，使得民愤汹汹，“天下多怨”；对义帝处置不当，引起其他诸侯效仿，纷纷“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给天下平添一番混乱，同时也削弱了自己的权威。据此韩信认为：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名虽为霸，实际上却早已失掉民心。韩信指出，刘邦势力虽然暂时弱小，却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本，入关后“约法三章”，赢得了民心归附，而未能如约“王关中”反被项羽赶到汉中，又使刘邦获得了广泛同情。这就为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由此，韩信预见刘邦由弱转强，统一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刘邦据此制定了东征以夺天下的基本方略，楚汉相争的局势也由此而发生彻底改变。另外一位重要谋士陈平也曾投奔项羽，当他发现项羽是个刚愎自用、喜怒无常之人后，便转而投奔刘邦。陈平用反间计除掉范增，翦除了项羽最重要的谋士，对楚汉相争的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朝建立之后，最大的边患来自北方的匈奴。匈奴是长期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汉朝派出的侦察员很难掌握他们的准确行踪。汉朝政府派使者出使西域，联络西域国家共同对付匈奴，张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张骞出陇西后，经匈奴界，被扣押十余年，在匈奴娶妻生子。后乘匈奴迁徙之机，得逃亡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月氏。张骞在月氏居留年余，不得要领，只得东还。归时他不敢再走原路，改从南道，傍金山而行，又为匈奴所俘，次年匈奴发生内乱，张骞乘机逃走，终于在元朔三年（前126）返至长安，随从生还的仅十余人。由于所经均汉人未到之地，史称“张骞凿空”。张骞回国后向武帝禀告西域情形及在大夏见到邛杖、蜀布，引起武帝经略西域和打通西南夷的意图。东汉时期，班超奉命出使西域。他以少量兵马为基础，积极开展外交和联络，令西域50多个国家都先后归附汉王朝，其功业丝毫不让张骞。汉和帝封超为定远侯，后人由此而称班超为“班定远”。隋炀帝时期，西域问题再次成为政府需要关注的头等问题，裴矩被朝廷任命为使者，完成“通西域”的任务，功业与张骞和班固相仿。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各路豪杰争雄，情报斗争频繁。曹操、诸葛亮、周瑜都是谋略大师，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曹操平定关西的战争中，他们都注意使用间谍刺探情报，使用谋略分化离间对手。此外，他们都具有战略视野，能够知彼知己，对天下大势作出高明的判断。例如，曹操和他的谋士郭嘉，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策”，孙权与鲁肃的“合榻对饮”，都对当时的力量和格局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其中最有名的当为“隆中对策”。《隆中对》为刘备集团勾画了求生存、谋发展、取天下、致统一的完整系统的战略方案，被誉为文人战略家战略谋划的典范、千秋独步的战略名对。诸葛亮指陈时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在各种集团的消长纷争中，曹操是刘备的主要敌人。所以，刘备的现实目标应该是“跨有荆、益”，夺取天下要冲荆州和天府之国益州，以此为角逐天下的根本，然后“待天下有变”，即由荆州、益州两路出兵，构成钳形进攻态势，兵锋北上，收复中原，兴复汉室。

265年，西晋代魏，灭吴之事提上日程，晋武帝派羊祜镇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派遣大量间谍，悄悄过江潜伏，收集有关东吴的军政情报。这些情报成为他撰写《平吴疏》的基础。羊祜指出，东吴军事实力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吴国内部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一旦西晋大举出击，吴国方面必定是望风披靡，土崩瓦解。相反，西晋则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吴人虐政已久，可不战而克”，如果错过时机，“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平吴疏》使司马炎最终定下伐吴决心，揭开了统一的崭新篇章。

太元八年（383），苻坚率大军南侵，打算消灭东晋以统一全国。苻坚命东晋降将朱序去劝说东晋将领谢石早日投降，但朱序与谢石见面时却私下向谢石表示前秦大军未全部集合，应趁此时机击溃前锋部队，夺其士气，击败前秦。谢石在谢琰劝说下接受朱序建议，在谢玄所派刘牢之击溃梁成的精兵后水陆并进。苻坚见其军容齐整，草木皆兵，心生畏惧。后谢玄向苻坚请求秦军稍退，让晋军渡水决战，苻坚接受并打算在晋兵半渡时进击，但朱序却在秦兵后退时在军后大叫：“秦兵败矣！”秦军不知真假，人马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淝水之战以晋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537年，东魏西魏交战。为了掌握东魏高欢大营的虚实，西魏的宇文泰派出达奚武潜入高欢大营，秘密刺探军情。达奚武精心挑选三个精干士卒，换上敌军的衣服，悄悄潜入敌营。在窃听到对方的军号和口令之后，他们大摇大摆地乘马来到高欢军营之中，扮作巡查夜哨的军官，在高欢军营中四处巡查收集情报，神不知鬼不觉地安全返回。邙山会战后，宇文泰遣使携带书信，命令虎牢守城将领魏光坚守不出，死等援兵。没想到间谍行至半途被东魏将军侯景抓住。侯景看到书信后灵机一动，立即模仿宇文泰的笔迹和口气，重写了一封书信，并将书信的内容改成：“宜速去。”魏光本来就没打算坚守城池，看到书信之后，顾不上辨别真伪，连夜撤出虎牢。在与东魏的交战时，西魏名将韦孝宽得到了对手牛道恒亲笔书写的公文，于是决定伪造书信离间对手。他将伪书的一角烧焦，命人将这封残信送到对手军营，故意丢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敌将就此怀疑牛道恒通敌，渐而互相猜忌，结果被韦孝宽各个击破。为了除掉北齐名将斛律光，韦孝宽编造出一首歌谣：“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高山不推自溃，槲树不扶自竖。”暗示斛律光将要当皇帝，北齐王就要垮台。歌谣很快就在敌营传播开来。北齐王很快相信了斛律光谋反的传言，杀掉斛律光。在隋朝与突厥的斗争中，裴矩和长孙晟曾对突厥进行分化和瓦解，利用反间计除掉千金公主，削弱了对手的实力，对稳定边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618年6月，唐王李渊逼隋恭帝禅位，建立大唐。唐代建立之后，唐与突厥的战争、平定安史之乱，都大量使用间谍，展示出成熟的谍战谋略。例如，贞观元年，鸿胪卿郑元祷出使突厥后，回来上报：“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群臣多劝唐太宗乘间攻打突厥。贞观年间，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风俗，所至城邑，以绫绮遗其守者，曰：‘吾好山水，此有胜处，吾欲观之。’守者喜，导之游历，无所不至。”陈大德此次出使，名义上是“持节答劳”，实际上是“奉使觇国虚实”，收集军事情报，为唐朝出兵高丽做情报准备。回国后，陈大德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有关高丽域内的军事地理报告，呈给唐太宗，以供征伐高句丽之用。

隋唐时代的地图制作相当发达。隋唐时期设有兵部职方司，这是面向全国的地图管理部门，是中央政府的常设管理机构。在正常情况下，职方司5年修编一次地图，将地图及其记述文字一并上报；如果遇到州县增废，要随时修改地图；各州县要3年（或5年）向中央条陈、造送地图，如果遇到州县增废，要随时修改地图上报。定期造送地图的制度不仅促进了地图的定时和及时更新，也为全国性军事地图的及时修测提供了条件。

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当时保存的地理图籍有160部、1292卷，其中各类地图18种、489卷，其中著名的军事地图或具有军事用途的地图主要有：隋代虞茂编撰的《区宇图志》128卷，朗茂编撰的《诸州图经集》100卷，负责西北军务的裴矩编制的《西域图志》3卷。唐代则有贾耽主持编绘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海内华夷图》、《贞元十道图》，李吉甫主持编绘的《十道图》10卷、《元和郡县图志》40卷。此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区域性地图，如《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等，这些地图成为军事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战区的军事测绘，一般由各地的军事长官负责，由幕僚中的行军司马等实施。节度使（或观察使、经略使）是战区最高军事长官，领导本战区的军事测绘。制图学家贾耽曾先后任山南西道和山南东道节度使，主持编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地理学家李吉甫曾任淮南节度使，他主持绘制的《淮西地图》和《河北险要图》也都是战区军事地图。贾耽、李吉甫这样的节度使不仅是军事测绘的领导者，也是军事测绘的实践者。在节度使幕僚中的行军司马、户曹、田曹、兵曹等，参与诸如勘测、搜集材料等测绘活动应该没有疑问。河东节度使都虞侯李荃撰写了《太白阴经》，其中记述了对城堡进行水准测量方法，并详细描述了水平仪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说明李荃精通测量技术。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有宋一代，经济繁荣，制度清明，人文鼎盛，但军政不修，军力孱弱。与宋鼎立的，前期有辽、西夏，后期则有金、蒙古。战事频仍使军事情报活动进入一个高潮期。宋朝的开国君主赵匡胤对情报工作非常重视。乾德元年（963），宋太祖欲征荆南，派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以使臣身份为掩护，前往荆南刺探情报，要求其了解“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卢怀忠带回了“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的重要情报，为宋太祖平定荆南解除了顾虑。964年，宋太祖伐蜀，事先策反了蜀国间谍孙遇、赵彦韬和杨蠲三人，让三人“使指陈山川形势，戍守处所、道里远近，画以为图”，为攻蜀提供了重要参考。973年，卢多逊出使南唐，以“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为名，骗取了南唐的军事地理情报，“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戌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不仅如此，卢多逊回朝后“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状”，为平陈决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为消除边患，宋太祖选派将领，担任边关守备，同时要求他们“招募勇士以为牙爪。故边臣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蕃夷情状，无不预知者”，导致宋朝在“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但北宋抑武扬文，军力孱弱，战略举措失当，在军事斗争中均处下风，两次北伐均告失利。989年，宋太宗以边事询问群臣。知制诰田锡分析了宋军失利的种种原因，直言宋君在情报工作中举措失当。他指出：“兵书日：‘事莫密于间，赏莫重于间。’狄中自有诸国，未审陛下曾探得凡有几国否？几国与匈奴为仇？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赏，行间谍。间谍若行，则戎狄自乱，戎狄自乱，则边鄙自宁。昔李靖用间破突厥，心腹之人自离贰。募能往绝域刺名王、乱蕃部，使交相侵室。”

北宋不重视军事情报工作，对反情报工作也不甚重视。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在称帝之前九个月，“元昊请遣人供佛五台山，乞令使臣引护，并给馆券，从之。元昊实欲窥河东道路也”。宝元二年（1039）九月，宋朝大臣富弼上疏，言元昊“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饥，商贩如织，纵其往来，盖示怀柔……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险夷，邦政之藏否，国用之虚实，莫不周知熟察。又比来故出宫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币市之，纳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为其备详，至于宫禁之私亦所窥测，……元昊早著奸险，务收豪杰。故我举子不第，贪贱无归，如此数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彼数子者，既不得志于我，遂奔异城。”奏章证实了元昊向宋朝大量派遣间谍的事实，而且还点明了元昊通过招降纳士、收买宫女等手段尽得宋朝的山川险夷、邦政藏否、国用虚实、宫禁之私等重要的战略情报。元昊通过间谍得知，在北宋有不少自恃雄才大略的文人，因为得不到朝廷重用而一直郁郁不得志，于是派人秘密招募。张元、吴昊是两位失意文人，自恃才高，却一直不受朝廷重视，“适闻夏酋有意窥中国，遂叛而往”。到了西夏之后，他们果然受元昊赏识，很快便被委以重任，自此死心塌地为西夏服务。当时，宋朝皇宫经常会将年老色衰的宫女驱逐出宫。元昊深知这些宫女对北宋宫廷之事有较多了解，正好可以利用和收买，由此很方便地打探到宋廷的重要情报。

宋辽对峙时期，在雄州等地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沿边榷场成为获取情报的重要场所。皇祐二年（1050）夏四月庚申，“诏河北转运司沿边四榷场，有能查捕得北界刺事者，当重赏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河北缘边安抚司上奏朝廷，要求雄州、霸州、安肃、广信军四榷场牙人，“于北客处钩致边情，乞选举通判及监官考其侦事虚实，如至和元年诏赏罚”。

1127年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国所俘，北宋灭亡，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即宋高宗，从此开始了南宋王朝。南宋前期仍然面临金的威胁，后期面对比金更为强大的蒙古铁骑，安全环境极度恶劣。这使南宋政府非常重视军事情报工作。南宋大臣吕颐浩上“备御十策”，即收民心、定庙算、料彼己、选将帅、明斥堠……审形势等。孝宗时期，辛弃疾先后上书《美芹十论》、《九议》，认为应“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是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于敌，则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不察”，希望在作战前必须要先了解敌我形势，以自身优势攻敌方劣势。

宋金对峙期间，金人更多占有优势，一度对宋人穷追猛打，宋人虽有议和之请，派出去的使节却都遭到扣押。“凡宋使者如（王）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这些被扣押的使臣，有的屈服于淫威受到招安，有的蜕变为金人的间谍，但也有的借机打探金国情报，为南宋的抗金做着各种努力。高宗建炎二年（1128）宇文虚中使金，被软禁。转年金人放宋使回江南，宇文虚中言道：“二帝未归，我不能回去。”金人爱其才艺，“加以官爵，（宇文虚中）即受之”，他由此可以派人持密信告以金国虚实，金人南侵，他也想方设法予以阻劝。再如建炎初，朱弁担任通问副使，出使金国，后被扣押。朱弁通过各种方式，将金国动态传于南宋。绍兴二年（1132），“粘罕等相继死灭，（朱）弁密疏其事及金国虚实”。由于使节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南宋政权一直使用这种情报搜集方式。建炎四年（1130）九月诏，“仍遣使臣深入贼寨，体探贼情进兵赐第，日具申枢密院”。

南宋时期，很多中原人民逃到南宋，这些人称为归正人。“归正人元是中原人，后陷于蕃而复归中原，盖自邪而转於正也。”归正人往往是对金国统治不满南逃而来，其中隐藏了大量的金国间谍，如著名的金国间谍刘蕴古就是“归正人”。辛弃疾指出：“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国家要忧虑敌人可能的深入，要注重防患秘密的丢失。“是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於敌，则吾所忌彼知而投之，吾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之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不察。”辛弃疾建议要优待归正人，但也要警惕其中的间谍，对于有异常情况，当采取严酷手段，“或有再索而犹言愿行者，此必阴通伪地，请不可测。朝廷既无负於此辈，而犹反复若是，陛下赫然诛其一、二，亦可以绝其歼望。”

针对女真的搜集情报，南宋形成了一套以舆论监督为主、海上预防和保甲法等为辅的保密体系。南宋的一些优秀将领在具体的作战过程中也十分重视情报工作，灵活运用乡间、死间、离间等多种手段，扭转了初期战争的不利形势。

元代末年，朱元璋在与陈友谅、张士诚等诸路豪强的角力过程中，非常善于运用间谍战来配合军事行动，巧妙击败对手。朱元璋利用陈友谅的生性多疑，实施反间计除掉了陈的猛将赵普胜。陈友谅水军强大，战船精良，朱元璋召来康茂才使用诈降术成功击退陈友谅。朱元璋派出13名侍卫装作是畏罪潜逃，逃到张士诚处收集情报。为了尽快占据大夏，朱元璋以“求大木”为名，派出使者借机刺探蜀地情况。燕王朱棣起兵“靖难”之前，僧人道衍（即姚广孝）利用袈裟为掩护，帮朱棣出谋划策。朱棣派道衍前往京师，收买拉拢朝廷官员，以之作为内应。徐达的第四子左都督徐增寿被收买。一位宦官告诉朱棣：“京师空虚可取。”朱棣就此下定决心，出兵直逼京师，夺占应天，如愿坐上皇位。

明代边患严重。明正统年间（1436-1449），北方蒙古族三大部之一的瓦剌势力大增，并且不断地以派遣贡使为名，向明朝内地输送间谍，窃取明廷的机密情报，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于谦在与瓦剌军的交战过程中，经常感叹瓦剌军队对于京城情况的熟悉程度，开始秘密抓捕瓦剌间谍。于谦善于“因谍用间”，对部分被捕的间谍“许以封爵”，结果有的间谍主动担任反间，为明军收集情报，很好地配合了明军的军事行动。在镇压江西盗贼和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王守仁运用间谍战帮助明军取得胜利。沈希仪奉命在广西田州、归顺一带执行平叛任务，剿灭图谋不轨的地方豪强岑猛，赵臣被沈希仪任命为间谍，前往敌营行间，成功地帮助明军擒获岑猛，平定了叛乱。

明清时期，侦察手段得到继续拓展，最具代表性的是戚继光的“海上相敌法”，传统用间理论也得到了细化和深化。这些“海上相敌法”，是戚继光从实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海上敌情研判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为了侦察敌情，戚继光在海岸大量建设了望台，在近海设立海军巡逻，对海防情报的高度重视是戚家军能多次击败倭寇的重要原因。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至四十七年（1619）八月，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对明朝构成严重威胁。努尔哈赤一面严密封锁消息，防止军情泄露，一面派出大量间谍，四处收集明军情报。依靠扎实有效的情报工作，努尔哈赤得以掌握明军的作战部署和行动计划，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作战计划，结果在萨尔浒以少胜多，极大地振奋了士气。由于内应的配合，后金军兵不血刃占领开原。明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开原未破而奸细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在攻打沈阳之前，努尔哈赤得知明军大量招降蒙古及女真流民补充兵力，便选出一些精明强干的士兵作为间谍，乘着招募之机混入明军队伍。当努尔哈赤对辽阳发起总攻之时，这些潜伏在辽阳城内的间谍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到处放火，各处草场均被点燃，城内火光冲天，守城将士乱作一团，间谍则乘机打开城门，引后金军队进城，辽阳被后金军占领。

明朝灭亡之后，有一些人不肯降清，组织武装力量抗击清军。在这些反清武装中，势力较强、影响较大的应数郑成功。郑成功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他以各地商行为依托，建立起严密的间谍网。在诸如都督府之类的要害部门，郑成功努力安插间谍，从而对敌人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和行军方向等都了如指掌，从而为自己制定作战方案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据《海上纪略》记载：“成功又遍布腹心于内地，凡督、抚、提、镇衙门，事无巨细，莫不报闻，皆得早为之备，故以咫尺地与大兵拒守三十余年，终不败事。”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郑成功先派出间谍，前往台湾打探情况，很快就联系上郑芝龙的旧部何斌。何斌就台湾岛上荷兰军队的兵力和分布情况，以及台湾的地形地貌情况，何斌都一一绘制成图表，向郑成功作了详细汇报。郑成功还非常注意收集相关台湾岛和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与之相反，荷兰人倒是对这些情报关注不够，对海峡之上的风向和水流情况都不是非常清楚，故此他们盲目判断认为，郑成功的军队即使想攻占台湾，也会受到季风和海峡的阻拦，无法达成所愿。疏于防备的荷兰军队，被突然出现的郑成功军队打得措手不及，很快就被分割包围，不久便宣布投降。

施琅曾被郑成功视为心腹，但后来投奔清军。他非常熟悉沿海一带的情况，尤其是非常熟悉郑成功军内的情况，很快便被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他派出间谍详细侦察台湾岛，了解到沿岛的兵力布防情况。他向康熙保证：“臣今练习水师，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俟风便，可获全胜。”他先后派出大量侦察船，对海峡和台湾岛进行侦察，掌握海峡水流情况和台湾岛周围的天气变化情况。

与希腊、罗马的通过移位、换位加密的技术相比，中国古代的情报传递技术另成一体。战国兵书《六韬》中有使用阴符和阴书的实例。武王问太公曰：“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主将欲合兵，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符不能明，相去辽远，言语不通，为之奈何？”太公曰：“诸有阴事大虑，当用书不用符。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之能识。”所谓三发而一知，即将一份情报分成三个竹简，由三人分别传递，到达目的地后，将三简合而为一，即可读懂情报内容。由于信使互不知道情报的内容，即便有一两位信使被捕，也不会泄密。

直至宋朝，烽火台依然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情报传递手段，“烽燧，军中之耳目，豫备之道不可阙也。”但为了保密，烽火的使用有了许多具体规定，如“每昼夜平安举一烽，闻警鼓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笼柴”，如果“每早夜平安火不来，则烽子为贼所捉”。为了显示敌人数目，又规定“十骑以下即举小炬火，前锋应讫即灭火；若不及百骑至二百骑即放一炬；前三百骑至四百骑即放二炬；若五百骑至五千骑即放三炬……”。为防止烽子被捉造成泄密，南宋特别制定了“反泄法”，“一曰号召……二曰旗帜……三曰金鼓……四曰烽燧，谓昔以一燧为遇寇，二燧为索救，今则反以一燧而为索救之号；昔以无烟为无事，有烟为有警，今则反以有烟而为无事之验。是为反泄”。

宋朝驿传制度臻于完善。递铺的服役人员，已经由士卒取代平民，进行军事化管理，便于管理，便于保密。宋朝文书传递分为三个等级，即步递、马递、急脚递。其中，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主要传递“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神宗熙宁时期，出现了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时。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

北宋灭亡后，邮传系统遭到破坏。为了预防金军南侵，保证新政权与所辖各地的紧急文书往来，建炎三年（1129），知杭州康允之开始在本路交通要道设置斥堠铺，每十里置一铺，“每铺五人，新旧弓手内选有心力无疾病能行步少壮人充，每日添支食钱三百文……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绍兴四年（1134）诏令设摆铺：“淮南、荆湖、江南、两浙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经由州军去处并取便路接连措置摆铺至临安府界内……以二十里置一铺，每铺差铺兵五人。”摆铺设立后，斥堠铺由临时应急改为常设性递铺，但摆铺一直随政局的变化而时设时废。淳熙十三年（1186）规定：“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堠。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堠，常行并入省递。”

宋代对于军用文书的传递，采取了不少保密措施。机密文书都要用蜡封好，沿途各铺都要查验封印，并在“小历”（记事本）上记明交接时间。宋朝开始使用“密码”来传递情报。宋代《武经总要》中载有“符契”、“传信牌”、“字验”等情报技术手段。所谓“字验”，就是事先拟定常用之事，逐一用固定字条代替，如“请箭、请弓、请粮料、请添兵”等，均以某一字作为暗号。字验由符彦卿首创。“符彦卿元用四十条，以四十字为号。今检得只有三十七条，内亦有不急之事。今减作二十八字，所贵军中戎旅之人事简易记。诏并从之。”关于字验的使用方法，《武经总要》中有详细记载和说明。“旧法：军中咨事，若以文牒往来，须防泄漏；以腹心报覆，不惟劳烦，亦防人情有时离叛。今约军中之事，略有四十余条，以一字为暗号”，“右凡偏裨将校受命攻围，临发时，以旧诗四十字，不得令字重，每字依次配一条，与大将各收一本。如有报覆事，据字于寻常书状或文牒中书之，加印记所请。得所报知，即书本字，或亦加印记。如不允，即空印之，使众人不能晓也”。所谓传信牌，一般长为六寸，宽为三寸，腹背均可刻字。传令时，在传信牌的槽中插入纸条，系于军吏之颈，以两个半牌相合作为凭证。

《武经总要》对传送军情文书做了严格的保密规定：“凡行军，主将不以有无事机，并须一日发奏，仍入急递；或事非文字可传者，即差亲信驰奏”。《武经总要》对于军令的执行有着严格规定，符契和文书必须相符，否则就会遭到严惩：

不候铜符、木契与宣命、文牒相勘合而辄发兵者，斩；得符契不发及不即发，或虽得符契，不依次第，及无宣命、文牒相副而报发者，亦斩。

这种严酷的惩罚制度，既保证了军令畅通和情报的传递，也保守了机密。

二、中国古代的情报机构

中国古代开始出现专业情报机构的萌芽。中国各个朝代都设有从事军事情报活动的部门，但均非专职情报机构，情报事务只是其众多职能之一。《周礼·秋官·士师职》有“士之八成”的规定：“掌士之八成，一曰邦酌，二曰邦贼，三曰邦谍。”根据郑玄的解释，邦酌是“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汉时尚书掌机密，有刺探尚书密事，斟酌私敌，故举为况也。”邦谍“为异国反间”。托名为吕尚所著实则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六韬·龙韬·王翼第十八》描述了西周时将帅的谋臣情况：“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腹心一人：主赞谋应猝，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天心去就之机。地利三人：主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这应该是最早的总参谋部的雏形，其中，“耳目”、“伏旗鼓”、“游士”、“术士”的工作均与情报工作相关。可以说，情报工作已经成为决策指挥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七十二羽翼”之说仅限于战时，战争结束后即予以撤销，其参谋作用是临时的。西汉时期出现了大将军幕府指挥机构，其中除设有指挥全军的大将军外，还设长史参与军事谋划。东汉末年袁绍军中设有大将军府，府下设各种业务机构，称“曹”，包括主管作战训练的“兵曹”，主管情报的“贼曹”，主管运输的“尉曹”，主管后勤供应的“金曹”、“仓曹”，还有主管人事的“东曹”，主管邮驿的“法曹”等等。据《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三年正月，“初置军师祭酒”这一幕僚机构。设有三级人员：第一级为“军祭酒”，即高级幕僚，参与军机决策；第二级为“军谋祭酒”，即军事幕僚，负责文书起草，也参与出谋划策；第三级为“军谋祭酒掾属”，简称“军谋掾”，即军事幕僚的属员，协助军谋祭酒做文字工作等。在袁、曹军队之中，已经有了参谋机构的雏形，参谋人员也正在向形成集团的方向发展。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时，派其子建成、世民攻打西河郡，临行嘱咐随行的太原令温大有“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这里首次出现了“参谋”的提法。唐玄宗后，边镇各节度使均编有“参谋”。

枢密院萌芽于唐朝中后期，鼎盛于五代，至北宋成为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宋代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分掌军令与政令，号为“二府”，其职掌是“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为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太宗淳化元年（990），“（谢）泌请自今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货送三司”，各地方的地形、地貌、边防军机要事都要上报、汇总于枢密院，供打仗时参考。真宗景德四年（1007）秋七月，“诏翰林遣画工分诣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里远近付枢密院，每发兵屯戍，移徙租赋，以备检阅”。边防紧张时，边将也要及时汇报敌情，以备作战。哲宗元祜四年（1089）六月，枢密院言接到诸路奏报，“并边时有人马，及谍言贼界亦有点集”，担心边臣见夏国遣使而不做防备，便上奏边情。朝廷下诏，让陕西、河东逐路经略司，密切伺察敌情动向，并“戒敕沿边城寨兵将官明远斥堠，用意堤防”。枢密院将有价值情报上奏中央，中央再根据所奏作出指示安排。南宋时，枢密院依然是最高军机机构。高宗说：“三省事务如议论涉军政及边防，自合关报枢密院。”

南宋时期，战事紧张，枢密院事务繁杂，军事情报工作由机速房负责。机速房的前身是御营使，一度把持兵柄，致使枢密院“几无所预”。高宗建炎四年（1130）六月，“罢御营使及官属，而以其事归枢密院为机速房焉”。“机速房掌行事务：边防急速运事，调发军马移屯非措置控扼去处；遣发问探人并回推恩探报事宜；诸处申解到归正人并申解到奸细；北界关牒；禁止北贩客船合归刑房：逐年募发海船防托合归兵房，候有调发移入机速房；非次差出官兵，干办边事。”但是，机速房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其存废完全视战争形势以及南宋的财政状况而定。

枢密院是宋朝主管情报的中枢机构，地方军情则由安抚司掌管，安抚司负责间探人员的选募、派遣等。神宗熙宁十年（1077），枢密院要求河北缘边安抚司“选使臣牙吏有心力、谙识敌情者，裁定人数，委长吏同募土著可以深入刺事人”。为保证军情不致泄露，宋朝在地方州军设立机宜司，“机宜司，官司名，真宗咸平初，宋辽交战，雄州置机宜司，专掌本州边境军要机密事”。

明朝朱元璋在开国前建统军元帅府，全国统一后创设卫所制度，由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后来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全国卫所分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参谋机关。洪武元年八月设立兵部，兵部尚书是兵部最高领导，由皇帝任命，主要掌管天下武卫官军的选授、简练、镇戍、邮传等政令，下设侍郎、司务厅、清吏司等辅佐兵部尚书掌理全国军务。平时，兵部和五军都督府是独立的，卫所军在训练方面受五军都督府领导，军政方面则受兵部领导，即“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一旦发生战事，朝廷就指定将领统率从各都督府中抽调的部队出战，战毕，各部队仍归原建制。所以说，“兵部掌兵政，而军旅征伐则归之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掌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以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因此，军事情报活动并非兵部的常规活动。真正的军事情报活动，只有在战争爆发前才会进行。

军机处成立于雍正朝。当时，清廷正在准噶尔用兵，为及时掌握和迅捷处置西北军情，同时也为了保密需要，雍正决定设立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军情处理和军机谋划机构。雍正希望能够藉此掌握军机，最大程度地实现对战场的掌控。雍正七年，雍正在给岳钟琪的奏折上批复道：“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机一应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由于允祥不假天年，设计和规划军机处的重任更多地落在了张廷玉的肩上，“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

军机处起初被命名为“军需房”，后来被更名为“军机房”，不久又改名为“办理军机处”。名称再三更迭，但一直与“军”字密切相关，与“军机”紧密相连。最初阶段，它可能只是为了解决军需问题，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雍正发现，情报传递和战略决策，乃至于情报的保密等等，都需要通盘考虑，于是改称军机处。按照最初的设置，张廷玉每天黎明时分都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木板房，赶在雍正帝召见之前，将西北传来的军情及时地进行整理然后上报，并在得到雍正的明确指令之后，及时拟定作战文书，然后命令探马飞速送往西北战区。由此可见，军机处在设立之初兼有军情传递和军情处置这两项功能，而又以前者为主。

军机处成立之后，邮驿变得更加快捷而高效，而且几乎完全为军事情报所设。清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驿站建设，清朝形成了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地的庞大军情传递网络。驿路分布之广，组织建设之复杂，为历代之最。在清代，“马上飞递”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遇有紧急军情，一昼夜的传送速度竟达600至800里。这种高速驿传保证军机处意志得到执行。通过军机处，清朝皇帝很好地掌控了国家的军情和政情，在做到先机处置的同时，很好地把持住政局。

密折是军机处履行情报职能的关键。密折，也称奏折、折子、奏书、奏疏等，是清代专门用来向皇帝陈情言事的一种重要文书。清代自顺治朝已有奏折开始使用，康熙朝成为皇帝收集政情军情的途径，雍正结合军机处的相关设置对密折制度进行了改进。雍正非常重视奏折在中枢决策中的地位。举凡边疆军务、官员政务、民众疾苦和雨雪灾害等各方面情况，雍正都需要通过奏折来了解。乾隆即位之后，除规定上述内容继续为具折内容外，规定各地人口情况、粮食产量、案犯处置情况等，都必须要如实密报。

密折陈情强调保密。具折陈情之人必须把保密放在最为紧要的位置，不可令外人知晓，具折之人如果不能做到保密，就不要上密折。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管理，政府下令打造奏折专用箱锁，内廷特制皮匣，并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员。具折之人必须将奏折装入匣内，派遣专人送至京城。密箱的钥匙只有两份，其一给具折人，另一由雍正亲自掌握，其他人不得私开。为了保证具折之人能够连续书写密折，雍正为具折人发放4个奏匣。为了防止密折在传递过程中发生泄密，清政府要求密折必须按照机密程度分等级传递。寻常事务可以交由具折人差遣家人兵丁传递，机要事务和紧急事务则必须使用驿站投递。为防止机要密折和普通奏折因混淆而发生泄密事故，政府对于使用驿站投递奏折有非常苛刻的规定，对那些滥用驿站投递的官员也进行相应的处罚。为了防止密折在马上飞递过程中出现差失，政府特地出台规定：驿站传递报匣，不得只用一人。乾隆就曾严厉指出：“军机要务，非寻常事件可比，若只用一人，或偶尔坠马，或偶遇疾病，必至贻误。”在这之后，马上飞递则必须同时有两人或三人同时执行。

奏折直接送往内廷之后，只有军机大臣才有转传奏折的权力，但是，这些军机大臣也只是代转，不得私自拆阅。具折人也不得用任何方式向代转之人说明奏折的内容。机密之事只能有皇帝一人知晓，官员们则只能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甚至人人自危的境况。全国上下围绕军机处这个情报终端构建了类似蛛网一样的严密体系。皇帝和军机处则处在这个蛛网的中心，严密关注和掌控着各地动态。军机处逐渐成为朝廷政治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真正成为皇帝最为贴心的秘书。

古代中国设有各种安全机构，以维护君主专制。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已经提出密探侦查思想，如墨家“耳目”监察、苟子“左右”监察等。墨子的政治理想是“尚同”，实质上就是君主专制下的中央集权。对如何实现“尚同”，墨子提出应在全国设置耳目。君主可以任用亲信、密探作为耳目，“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通过秘密监察，君主就可以迅速了解下情，做到“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荀子认为，君主管辖广阔的疆土和众多的臣民，“天下之变，境内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无由知之，则是拘胁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狭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广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因此，“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窥远，收众之门户牖向也，不可不早具也”。韩非子则主张“设谏（同‘间’,间谍）以纲独为，举错以观奸动……阴使时循以省衷”。君主应使用亲信充当特务、密探，混入臣民，侦察他们的思想和言行。韩非子还提倡告密。每个人、每个角落都深陷于告密网中，大臣、百姓之间可以互相告密。为了调动臣民告密的积极性，他认为应建立相应的机制，即“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东汉末年，政局动乱，群雄蜂起。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引起了汉献帝及其追随者的反对。在长期征战中，曹操不断收降纳叛，将士来源极为复杂，不易控制，“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大有人在。官渡之战后，曹操搜获大量“许下及军中人书”，发现许多文武将吏与袁绍保持着密切联系。于是，“置征事二人，有校事”，作为自己的耳目，以维护军队的稳定以及对政权的控制。所以，校事实为军中反间谍机构。《太平御览》卷241引《魏略》云：“始太祖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日：‘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此举后来为孙权效仿，孙权也设校事，监察臣民的一举一动。《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吴主权置校官……专任以为耳目。”只要属于百官大臣的活动，就在校事侦察的范围之内。所以，清代俞正燮说：“魏、吴有校事官者，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吕思勉认为：校事就是特务，“所谓特务，并不是近代才有……魏吴之校事，着实在于检将吏的贪纵，有如近代法西斯所为”。校事成为维护专制政权的工具，这可以说是秘密警察制度的发端。

唐代李辅国当政时，建立了“察事厅子”，也称“察事听儿”、“察事”，以监视官员的活动。《旧唐书·李辅国传》载：“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旧唐书·李岘传》载：“李辅国判行军司马，潜令官军于人间听察是非，谓之察事。”后李岘为相，“论辅国专权乱国，乃罢之”。后来唐德宗又令金吾侦查百官动静。《旧唐书·裴度传》载：“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过从，多令金吾何察密奏，宰相不敢于私第见宾客。”唐代中期出现了武德司，负责处理皇宫日常事务。其长官武德使官位虽低，仅为正七品，但均由皇帝的贴身心腹担任，发挥皇帝“耳目”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成为有能力影响到政局的实权人物。后唐庄宗时史彦琼为武德使，“以伶官得幸，帝待以腹心之任，都府之中，威福自我，正言以下，皆胁肩低首，曲事不暇”。至后晋、后汉时，武德司更是对“宿卫诸将”和枢密院都形成了相当的制约。不过，后周时期，武德司已经归于沉寂，在防范“陈桥兵变”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直到兵变箭在弦上、“都下哗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的时候，“惟内廷宴然不知”，说明武德司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司”已经完全瘫痪。

宋朝建立时，人心未安，赵匡胤（宋太祖）“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965年，宋太祖设武德司，981年改为皇城司。据《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载：“皇城司系专掌禁庭出入，依祖宗法，不隶台察。”亦即不隶属于政府系统，不受官僚集团的掣肘，完全秉承皇帝个人的意志行事。

皇城司负责拱卫京师，充当皇帝的亲军卫队，但实际上，皇城司更重要的职能，是充当国家安全机构，承担对内监视、对外防谍的安全职能。它是军中反情报机构，要监视“宿卫诸将”，防止类似于陈桥兵变之类的事件再度发生，所以日本学者佐伯富认为“皇城司最重要的职务之一，是不断地在军中进行侦察，预防军中发生阴谋叛乱，使军队经常保持着严格的军纪”。它也是皇帝的耳目，侦察京中的动向，“皇城使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真宗咸平四年（1001）八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田锡曾经上奏：“自来皇城司差人探事，又别差探皇城司，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间事，事无巨细，皆达圣聪。”皇城司负责侦察在京师活动的外国间谍情况，京城聚集了全部重要政府机构，是最接近中枢首脑的地方，这里因而成了各国间谍汇集之地。最后，皇城司还承担保密职能。大臣出使，身边都会有皇城司的人相随，“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南宋时期继续沿用北宋旧制。绍兴元年（1131）二月，“改行宫禁卫所为行宫皇城司”，通过皇城司属员“察事卒”、“逻卒”等巡逻以了解群下动态。

皇城司的活动受枢密院节制。“先是，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城伺察，月给缗钱，每季代之，凡所察事悉上本司，本司皆录奏。上虑其恐喝骚扰，于是令枢密院条约之：自今非奸盗及民俗异事所由司不即擒捕者，勿得以闻。”

明代中国的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而皇权与官僚政治的矛盾也愈发不可调和。为对抗官僚系统，维护专制统治秩序，明代建立了厂卫制度。有明一代，特务政治非常发达。天下百姓、文武百官、朝廷衙门都处于监视之下，百姓人心惶惶，大臣人人自危。残酷的特务统治激化了明代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明代的灭亡。所以，明末嘉兴生员沈起堂论到：“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

明代特务机构首推锦衣卫。锦衣卫是卫所之一，其前身是亲军都督府和仪鸾司。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设置“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即锦衣卫。锦衣卫是皇帝的私人卫队，承担侍卫君王、外出征战的职责，但其更重要的职责是“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这一职能由行事校尉履行，其侦缉活动最初主要针对文武百官，后来则扩大到平民百姓，其向皇帝传递的信息大到官僚作奸犯科，小到市井流言，几乎囊括当时京城及周边地区各种可靠的或捕风捉影的事情。不同于明代设立的其他特务机构，锦衣卫几乎与明廷相始终，因此已经有常设性机构的特点，所以朱绍侯教授称“明代统治者直接利用特务组织来参与治安管理，使其成为公开或固定的国家组织机构”。

“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其政权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朱棣对朝廷大臣多不信任。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不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东缉事厂”（简称“东厂”）成立，朱棣命宠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的行政长官全称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尊称为“厂公”或“督主”。东厂的主要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为此它豢养了大批特务，监视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学者等各种政治力量，并可以直接逮捕。同时，东厂还有监督审判权。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如此获取的情报叫“听记”和“坐记”。这一搜集情报的过程叫做“打事件”。锦衣卫获取的情报都是秘密上报，不经过中间任何环节。“每奏事，即首档以退避，以俟奏毕，盖机密不使他人得闻也。历朝皆遵守之。”成化年间，奸臣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得以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地观察。后被锦衣卫校尉发现，李子龙遂伏法。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明宪宗于成化十三年（1477）于东厂之外“又别设西厂伺事，以汪直督之，所领缇骑倍东厂”，侦缉的范围也“自京师及天下，傍午侦事，虽王府不免”。后宪宗得知太监汪直的恶行，下旨废西厂。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刘瑾当宠，西厂复置，由其亲信谷大用掌西厂提督。但刘谨对亲信党羽也不放心，于是又在荣府旧仓地设内办事厂，京师谓之内行厂，由自己亲自统领，其权力范围甚至包括监视东厂和西厂的侦缉活动。刘瑾倒台后，内行厂与西厂一同被废除，不再复置。

清代，清政府建立了粘杆处搜集内务情报。粘杆处，全名为尚虞备用处，主要任务是负责监视大小臣工的工作情况和日常活动，发现情况要迅速上报。在从功能定位上看，粘杆处与明代的锦衣卫十分相似。粘杆处曾利用特权大肆进行特务活动，但在清高宗之后被废除，其职责交由军机处替代执行。

三、中国古代的情报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持续时间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军事指挥水平屡有进步。班固认为兵法起源于上古的炎黄时代，《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神农兵法一篇》和《黄帝十六篇》。《军政》与《军志》是中国最早的兵书。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普通百姓无缘接触学术，学术并不兴旺。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不从政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依附于某一阶级，登上政治、学术舞台，通过办私学的手段，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培养推行这种政治主张的人才。战国中期，诸侯争霸，群雄迭起，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产生了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杂家众多学派，兵家成为诸子百家之一，兵书数量之多，内容之广泛，思想之深刻，世所罕见，从而奠定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坚实基础。《汉书·艺文志》载“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这里面中最著名的是《孙子兵法》，它开创了军事学的先河，对后世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六韬》、《尉缭子》等先秦兵书也对情报工作有着深入的讨论，《管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等典籍也蕴含丰富而精彩的军事情报思想，与兵家相映成辉，共同创造了先秦情报理论高峰。

先秦军事情报思想强调先知和预知。如《易》认为，认识事物，就是要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和结果，必须要做到“原始要终”（察其始而求其终）、“逆以知来”和“见微知著”。《孙子兵法》则强调“先知”，主张由“先知”求“先胜”。孙子在《谋攻篇》提出了预知胜负的五种情况，复于《用间篇》提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之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指出，“计利以听，乃为之势”。只有在分析结果有利于己的情况下，决策者才做出开战的决策，并通过诡道等各种手法，将之转化为“势”，以争取胜利。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一个高明的将军，在开战前必然对情况做充分的评估，对战局的进程与结果了然于胸。而一个鲁莽的将军则完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对战争进程完全没有预计，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到他发现身陷泥潭的时候，才发现胜利已经遥不可及。这样的决策者，被孙子痛斥为“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所以，情报在决策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先导”作用。《管子》认为“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中指出，“夫蚤决先（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凡与敌战，必须料敌，详审而后出兵。若不计而进，不谋而战，则必为敌所败矣。”《孙膑兵法》中有“料敌计险”的记载，《荀子》中也有“察敌观变”的说法。《吕氏春秋》也强调“知”，即“先知”、“先识”和“知道”。

先秦时期的情报观是大情报观，要求全面掌握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即“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所谓“七计”，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庙算要对敌我双方的力量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达成比较完备的情况认识，就开战与否及战争前景作出最终判断。

与现代战略情报的内容相比，此“五事”、“七计”基本上属于“软实力”，战争的物质因素即经济力量没有含括在内，但孙子在《作战篇》中又指出战争对于国家财力和资源的巨大消耗，“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结果是“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充分说明了经济资源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在《形篇》中，孙子接着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杜牧明确指出：“度者，计也。言度我国土大小，人户多少，征赋所入，兵车所籍，山河险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与敌人如何，然后起兵。”这些内容构成了战争的物质基础。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称”），更取决于国土面积大小（“度”）、人口的多寡（“数”）、经济实力的强弱（“量”），再加上“道”、“天”、“地”、“将”、“法”等战争的精神基础和自然状况，构成了孙子的国家实力评估平台。根据这种评价平台，决策者可以完成对国家实力的评估，从而对是否开战、战争的可能结局作出一个详尽的评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列举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八个重要因素，分别包括：探知敌国饥饱和贫富、探知敌国侈俭状况、探知敌国虚实、探知敌国治乱、探知敌国强弱、探知敌国兴废、探知敌国存亡。其中既涉及一国经济情况，又涉及其政治、军事情况，作为结盟和战争的依据。《管子》把“遍知天下”作为把握战机和战争决策的最重要的决定性条件：“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

先秦时期兵家强调知彼知己。指挥员必须把“彼”、“己”、“天”、“地”等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分析，以此决定战或不战，探讨和分析对于己方作战有利的因素。这些内容分散在《孙子兵法》的各个部分。例如，《地形篇》主要谈的是“知己”和“知地”；《行军篇》和《用间篇》主要论“知彼”和“知地”；《地形篇》接着论“知地”；《火攻篇》结合火攻讨论“知天”。在《地形篇》，孙子以“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一句作为结尾，是对十三篇以“先计而后战”为中心架构的思想体系的呼应。孙子由此搭建了“由知到战”的兵学体系。《鬼谷子》强调“观往验来“——”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和“知彼知己“——”反以知彼，覆以知己”。掌握和了解自然万物的规律的要领是反顾以往，可以察验未来，既知古，又知今；既了解对方，又知道自己。较之于“知彼”，“知己”往往更重要，因为它是“知彼”的基础：“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

先秦时期，《孙子》《管子》和《鬼谷子》等著作对情报搜集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孙子总结的情报搜集之法包括“相敌”、“动敌”和“用间”。先秦时期，观察是一种重要的情报来源。例如，《左传·曹刿论战》中记载了公元前684年齐鲁长勺之战的战例。曹刿在齐师败绩后并不急于追击，而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见齐军“辙乱”，“旗靡”，才做出追击的决定。《孙子兵法》中列举了相敌33法，大部分可以归纳为战场上的直接观察。其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根据敌人的言辞和行动来判断敌军行动，包括敌人距离我军的远近情况、派出使者情况、敌军士卒情况、敌军将领情况等等。这些内容占绝大多数。第二类，根据鸟兽、草木及尘土情况来判断敌军动向。比如“鸟起者，伏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等等。为探知敌情，孙子对“动敌之法”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这些“动敌之法”其实就是火力侦察。此外，《鬼谷子》认为，要想了解语言之外的真实情况，一定要观察和把握隐藏在言辞下面的含义，以“无形”的规律来求得有声的言辞，引诱对方说出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事情，从而得到真相。作者将这些方法简单概括就是“因其言，听其辞”，由此构建他的揣摩之术。在《摩》篇中，作者指出，应该在对方最高兴的时候，打探其隐瞒的真实情况，不动声色地察颜观色，探晓对方心灵深处的秘密。作者还指出，应根据对方的欲望投其所好，然后再展开测探之术。此外，情报人员要善于观察对方下意识之中做出的种种反应。要善于“反听”，即从反面来听取别人言论，获得真实情报。

用间术是孙子最后论及但不意味着其地位最不重要。宋代学者郑友贤认为，《孙子》十三篇从《计》篇开始，又以《用间篇》结束，反映了“计待情而后校，情因间而后知”的思想。中国古代兵家十分重视情报搜集的重要性，理解情报分析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情报资料基础之上。所谓“先知”并不是占卦算命，“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必须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敌方的情报，尤其是通过谍报手段获取情报。

孙子指出：“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曹操注云“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孙子主张综合使用各种间谍手法，“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所谓“俱起”，意思是同时派出，而“神纪”，意即神妙莫测之道。“五间”之中，孙子尤其重视“反间”：“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间，故反间不得不厚也。”反间是用间的重点方向：“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之。”

先秦时期的情报分析思想，以《周易》《孙子兵法》和《管子》最值得关注，且前后传承痕迹非常明显，《周易》比较质朴和原始，《孙子兵法》则非常具有逻辑性和科学精神。《周易》强调预判和预警，要求对事物最初的征兆保持敏感，及早作出判断。在《周易》中，诸如“秋霜”、“负且乘”、“冶容”、“臣弑君”等具体而个别现象，都是“称名也小”的特殊表达方式。他们共同所举的类可以叫做“几”，由秋霜而知坚冰将至，由“上慢下暴”而知“十年不克征”。也就是人们必须在事物初始阶段即能察知苗头，掌握动向，把握导致事物变化的深层原因。这就是所谓“知几”。根据“知几”的要求，作者强调透过事物纷繁复杂的表象，探索和分析事物的内部和隐秘之处，抓住事物的最初征兆仔细研究，分析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推致事物发展变化的前景，也即“探颐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孙子》继承了《周易》中的知几思想。

先秦兵家规定了一套全面的评估机制，即“庙算”。国家凡遇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庙堂。“庙”是古代祭先祖、议国事之处。“算”为筹算、计算、计数之义。上层统治集团于庙堂计议国是、预测战争，谓之“庙算”。张预指出：“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这一过程包括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潜力进行对比分析，制订战争计划，做出战略决策。台湾学者钮先钟套用现代西方情报术语，指出“庙算……即为‘纯净评估’（netassessment)"。

孙子对“庙算”的基本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比如计算之人、计算之地、计算之物、计算内容、计算之法等等，其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庙算”规定的情报分析程序。孙子主张先进行逐项分析，再作对比分析，第三步是综合评估。

逐项分析就是“经之以五”。孙子按照性质将影响战争胜负的战略要素分为五类，即“道”、“天”、“地”、“将”、“法”（“五事”），分别考察民众对于战争的态度、天时和天气环境等、战场环境以及军事地理、指挥官的基本素质、军队的体制建制等。孙子说：“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强调决策层必须对五大要素全面掌握。

对比分析，也即“校之以计”，是对七个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评估。其一是“主孰有道”，考察两国君主的贤明程度和治国方略，统治集团得到民众拥护情况。其二是“将孰有能”，对交战双方将领的军事才干进行分析。其三是“天地孰得”，对天时地利方面的自然环境和军事地理情况进行考察。其四是“法令孰行”，考察两军在部队管理方面的效能。其五是“兵众孰强”，考察车马弓矢等兵器装备的数量和精良程度。其六是“士卒孰练”，考察士兵是否训练有素。最后是“赏罚孰明”，考察奖惩制度能否做到赏功罚过，贵贱如一，罚必当罪，赏不逾时。

“五事”和“七计”涉及军事政治、军事经济、军队建设、君将关系、战场环境、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已经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情报分析纲目体系和情报诸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进行逐项分析和对比分析之后，需要进行综合评估。孙子指出，评估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得算多”，一种是“得算少”。孙子说：“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可见，从敌我双方总体得算多少，可以直接预见战争胜负。孙子说：“吾以此知胜负矣。”

先秦时代的情报分析当然是定性分析，但定量分析已经初见萌芽。在《形篇》中，孙子就使用定量分析法，从经济情况考察军事实力，考察胜负关系，这就是所谓“称胜”理论。孙子认为，由于敌我双方拥有土地大小不同，双方物产资源就会不同，由此造成双方兵员众寡的差异，决定双方军力的强弱，最终决定战争胜负。这种由国土面积大小推导出军队实力强弱乃至战争胜负的方法，堪称古朴定量分析法。《管子·八观》中提出更为细致的定量分析之法。《八观》一文，多次出现如“计”、“量”等术语。作者指出，不仅要“课凶饥”“观台榭”，而且要“计师役”（计算服兵役和服劳役的人数）“量国费”（估算国家的财政开支）。依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支持，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去当兵，就要有十分之二的人为其提供军费和辅助劳役，实际上就有十分之三的人不务农，这样全国的粮食收成就要减产三分之一。在这个基础上，再预见敌国的兴废和存亡。这是标准的量化分析，明显是对《孙子》“称胜”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吴子》要求出色的指挥员必须做到“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吕氏春秋》强调“知始”和“知化”，认为情报分析工作必须要“察微”，以此来求得“先识”之道，《六韬》强调“三观”、“六见”，注重从事物的表象获得情报线索，《尉缭子》强调“料敌”，这一切都可以从《周易》找到源头。

总体而言，先秦的情报分析思想与情报预测紧密相连，始终贯穿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

先秦兵家已经认识到反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先秦反情报思想以《孙子兵法》的讨论最为深入，《孙子兵法》反情报思想贯穿在《形篇》、《虚实篇》、《用间篇》等篇，以《用间篇》讨论最为系统。《管子》、《吕氏春秋》等也不乏精彩论述。

孙子用兵，重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做好防奸保密工作，务必使得“深间不能窥”，军情不被泄露，这样才能很好地达成作战效果。在《孙子·形篇》中，作者认为，善于防守的将领，一定要把自己的部队埋藏得很深，如同埋藏在深地之下——“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目标。《管子·幼官》中说“经不知，故莫之能圉；发不应，故莫之能应”，强调使得敌人“不知”，《管子·制分》中说“兵不呼儆，呼儆则敌人戒”，也是力求达到使敌“不知”。

孙子非常重视军事行动中的保密工作：一是作战行动开始之前，要及时封锁关口——“夷关折符，无通其使”。意思是，销毁通行符证，不允许敌国使者往来，防止袭击计划被敌军间谍窃取。二是行军驻扎强调保密。《军争篇》的“不动如山，难知如阴”一句，是就部队驻扎谈起，但也对情报保密有所涉及，要求驻扎军队一定要先做好保密工作。三是作战计划的实施更要强调保密。为了做好保密，孙子不惜采用愚兵之术，并认为这是统御和指挥的关键。《用间篇》则强调“事莫密于间”，将保密要求提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则主张“重言”和“慎言”。“重言”和“慎言”的意思，就是“慎重言说”，亦即“不该说的不说”。作者举出东郭牙窃密事件认为，情报人员可能具备“听于无声，视于无形”的能力，为此，反情报也要相应地提升境界，否则就会给诸如东郭牙之徒以可乘之机。《管子·宙合》中也说：“谋不可以泄，谋泄葘极。”“葘”，相当于“灾”，意思是说，密谋的计划不能有所泄漏，一旦泄漏，灾难极大。《管子》作者总结容易造成泄密的途径，在《君臣下》指出：“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隔墙有耳”，所以，情报保密必须时刻注意。此外，《管子》认为，能否做好保密工作，实际上取决于敌我双方情报力量的对比。《管子·势》中说：“善周者，明不能见也；善明者，周不能蔽也。”情报工作和反情报工作二者互相对抗，情报能力的提升，总会使得对方的反情报工作变得更加困难。《鬼谷子》强调情报人员在探取情报之后应该及时离开，及时消除痕迹，同时要善于伪装外表，不留下蛛丝马迹，就可以杜绝任何后患发生，达成所“成其事而无患”的效果。《尉缭子》非常强调弥补己方虚弱之处，从而使得“游说间谍无自入”。《尉缭子》认为，把己方的弱点掩盖起来，也可以有效避免对手实施打击或者是以实击虚，这一点也很有启迪意义。《六韬》则提醒人们注意做好情报传递工作中的保密工作。为了保证情报安全传递，作者探讨了通信联络的保密方法，即阴符和阴书。《六韬》规定：传达兵符的信使不得随意停留，如果符事泄露出去，则“闻者告者皆诛之”。这种以杀戮为惩戒的纪律，可以在《孙子·用间篇》中找到影子。

中国的军事情报理论在经历春秋战国第一个高峰期后，在中古时期进入一个沉寂期。唐宋时期，随着军事情报工作的开展，人们对情报工作的认识又趋于活跃，一些文人加入论兵的行列，对情报思想有着深入讨论，提高了思想和思辨的深度，从而使军事情报思想又形成一个高峰。

就思想高度而言，中古的军事情报思想较先秦时期有所退步，但也不乏精彩之论。诸如《三略》、《李卫公问对》等兵学经典的情报思想，尤其值得关注。《李卫公问对》在用间理论上对孙子有所发展，在情报思想的长河中恰好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李筌的“探心术”也对《鬼谷子》的揣情有所继承和发展，而他遵从“庙算”的思想也实现了对孙子的继承。从古典情报思想的发展情况来看，唐代的情报理论研究为宋明时期古典情报思想的复苏奠定了基础。

就情报观而言，不管是文臣武将，都充分认识到情报的地位和作用。唐代李荃指出：“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重莫难於周知，揣莫难於悉举，事莫难於必成。”李筌不仅重视“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而且强调一定要“知隐匿变化之动静”，乃至是“察始知终”。明代刘基《百战奇略》强调“情报先行”，提出“凡欲征伐，先用间谍”，《兵经》强调要占有“先机”，掌握“先手”，强调“先识”，这和孙子强调“先知”不无契合之处。宋代苏洵主张“审势”和“审敌”。所谓“审势”，就是审时度势，根据敌我双方的强弱态势，合理使用权谋。所谓“审敌”，就是审察敌情，充分掌握边情，进而提出合理的戍边御敌之策。相比之下，苏洵更看重“审势”。苏洵说：“有天下者，必先审知天下之势，而后可与言用威惠。”对于天下之势要有充分把握，然后采取相应的权变之术和合理的应对之策，使得己方处于不败之地。在苏洵看来，势有强有弱，在做好审势之后，就可以避免“强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在《权书》中，苏洵指出，两军交战之前，必须要先审知敌情，而审知敌情的关键是“审知其将”：“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苏洵认为，如果侦知敌将贤能，则要努力与之相持，寻找机会出击。如果敌将愚笨，则应该一鼓作气战而胜之。许洞《虎钤经》指出“用兵之要，先谋为本”。何去非在《何博士备论》中指出，战略决策必须建立在全局形势的把握之上。战略决策是否得当，关键在于是否看到“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战略决策要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向背，充分反映出他对战略情报工作的重视。他指出，西汉七国之乱中刘濞失败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方面，他反对侥幸取胜，主张要先计而后战，“度有功而后动”；作战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要善于捕捉战机，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认为用兵最忌没有奇变。为了以智胜敌，主张用“谋夫策士”组成自己的智囊。《草庐经略》的作者重人事轻鬼神，继承了孙子“必取于人”的唯物精神，认为“天官时日”只可用于迷惑敌人或激励士气，却不能用来收集情报。真正的情报工作必须依靠主观努力，而不是依靠占卜这些求问鬼神行为。明代的戚继光在《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中提倡充分掌握情报、经过周密分析和筹划之后的“算定战”，继承了孙子“庙算”情报分析理论。戚继光说“先知彼而后可以谋算”，又说“此需到彼，方得其情”，强调对敌情的有效把握。戚继光认为，收集好情报之后，第二步便是“谋算”，即客观分析彼此实力，计算出“得算多少”，从而判断能否作战。

中古的军事家都重视知彼知己。唐太宗李世民指出：“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李靖又进一步补充道：“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必失此诫。”只要做到知己，就足以立于不败之地。宋代王皙在注《孙子兵法》时，强调“知彼”和“知己”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决胜也”。明代李贽主张将“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联系在一起：“唯料敌致胜之上将，自能计远近险厄，而用战必胜。而终之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焉。知吾卒之可胜，知敌之可以胜，知彼知己也；知卒之可胜，知敌之可以胜，又知吾敌形之可以战，知天知地也。将而知天知地，则其胜全矣。”

就情报搜集而言，中古的情报理论家丰富和发展了孙子的用间思想，使中国古代的用间思想更为系统全面。许洞精心研究孙子的用间术，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用间八术”，即在孙子“五间”的基础上增设了“使者”、“内嬖”、“谗人”等经营对象。针对敌人的用间，许洞认为要“诈为不知”，然后“反事示之”，这样就可以求得出其不意的效果。许洞高度重视用间之道，认为“用间之道，圣人以用兵决胜”。如果重视用间，发展用间之术，就能够取得决战的胜利。许洞提出“观事而举”，意思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各种间术。在《平戎十策·取士》中，南宋华岳提出了“豪杰为间”的主张。华岳指出：“盖用间之法，不以豪杰之未至为可忧，而以豪杰之去国为可虑；不以英雄之未附为兵家之急，而以英雄之去己为腹心之忧。”孙子的“上智为间”强调的是智力因素，华岳的“豪杰为间”强调了间谍的胆气。因为有胆气，间谍才敢于慷慨赴死，在面对死亡威胁时，不会变节。李贽同样称许孙子“不可取于鬼神”的“先知”，认为孙子以《用间篇》作为结尾是出于对用间的重视：“三军之事，莫急于用间，故以《用间》终焉。”《兵经》作者揭暄在“间”字条把间谍归纳为“有生、有死、有书、有文、有言、有谣、用歌、用赂、用物、用爵、用敌、用乡、用友、用女、用恩、用威”，极大地丰富了用间术。清代朱逢甲对用间的内涵做了最大范围的拓宽，强调巧于用间的重要性，在讲究“经世致用”的同时，特别强调用间方法的灵活性，推崇的是各种用间方法的“神明变化而用之”，反对“刻舟求剑”。他详列用间之秘策，力图实现“用间之法，略备于斯”的目标，在大量援引《孙子·用间篇》的同时，其《间书》也注意深入挖掘，对各种用间的方法尤其是死间能持辩证态度。因此，《间书》可以视为古典谍报理论的集大成之作。

孙子主张“无所不用间”，这种用间思想千百年一直被奉为圭臬。但从唐到宋，人们已经知道辩证用间。如李靖强调，“用间最为下策”，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太宗闻听之后，深有感慨：“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由此可见，《问对》对于“用间”的利弊得失有着深刻的认识。用间要想取得成功，一方面，己方必须“仁义”且有“周公大义灭亲”的勇气，另一方面，敌方内部离心离德、有隙可乘，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对此刘寅注云：“古人或有用间以成功，如秦使人间赵，赵果不用廉颇而用赵括是也；或有凭间以倾败者，如项羽听使者之言不用范增之计也。”苏洵也认为，孙子的五间之术终究属于诡诈之术，所谓“五间之用，其归于诈”，而用兵打仗虽说是诡道，但如果本着正道，终究可以获胜。所以，用间术在苏洵眼中，是有成有败，所谓“成则为利，败则为祸”。既然是诡诈之术，当我们在对敌人施诈时，敌人也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对我方行使诡诈之术，故此，苏洵认为“能以间胜者，亦或以间败”。苏洵总结用间行为可能存有“三败”，需要加以警惕：

吾间不忠，反为敌用，一败也；不得敌之实，而得敌之所伪示者以为信，二败也；受吾财而不能得敌之阴计，惧而以伪告我，三败也。夫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

明代《投笔肤谈》等兵书认为，用间固然重要，但间谍本身也存在着“传伪于我”和“泄情于彼”两种风险：“凡间谍之人，或望敌之风，而传伪于我，或被敌之虐，而泄情于彼，此皆覆败之所关也。”因此，对于间谍必须做到“可用而不可恃”。这种观点和苏洵形成呼应之势，对兵圣的用间术并不是一味盲从，而是客观指出其中不足，可谓独具卓识。《草庐经略》也对《李卫公问对》中“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的认识极为欣赏。作者指出，作为将帅，不应该将胜负的筹码全部寄托在用间上，否则就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点相对于特别重视用间，只见其利、不见其害的孙子来说，要显得更为冷静和客观。

南宋华岳在《翠微北征录》中还论述了侦察敌情的“采探之法”，他认为：“兵家之有采探，犹人身之有耳目也。耳目不具，则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耳。”为此，他专列一卷，从“采探”、“候望”、“紧探”、“关递”、“密辨”五个方面论述了“采探之法”。“惟能依此置铺，招募间谍，明远斥堠，则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是谓采探”，“采探之迟速，系乎三军之劳逸；采探之得失，系乎三军之胜负”，“札探立铺，皆所以重采探，专候望也……沿边十五铺，每铺三十人，每屯各有三人”，边铺之间互有联络，“或遇有故，则甲探报甲，乙探报乙。彼此互见而不至于隔越，远近交通而不至于断绝，是谓聚探”。这些论题不失为对孙子情报思想的补充。

关于情报搜集方法，《投笔肤谈》认为敌情是动态的，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所以必须注意侦察方略。在作者看来，使用间谍和观察“战形”，是掌握敌情的两条基本途径，即：“敌之情状，有用间而得者，亦有因形而得者。”这其实是受到孙子“示形之术”的启示。《投笔肤谈》认为，情报人员，情报搜集必须在做到“详察”的同时，还要善于识疑，掌握敌人的真正企图。《草庐经略》也强调将帅要“广侦探，度险要，诳敌将，严斥堠，用向导”，丰富和发展了侦察术。《草庐经略》强调情报收集要多种途径并行，包括谍报工作也要一事多间，乃至“五间俱起”。作者同时指出，派遣间谍时，彼此之间应该做到各不相识，各述所闻，以便察其真伪，分析异同，相互印证。作者这些论述，可说是对孙子“五间俱起”作了一种新颖的解读。

关于情报分析，宋人重视“料敌”，更强调“料敌形势”，要求对敌方的主要动态有很好的把握，将情报和战争胜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去非指出，分析敌情，首先要认识到敌情的变化无常。他认为：“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因为敌情在“一日之内，一阵之间”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乃至是“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所以要想真正掌握敌情并非易事。这种情况下，情报人员的素质和分析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不知变，而是“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那么胜负的结果就显而易见了。

就情报分析提出独特见解的是辛弃疾。在《美芹十论·审势》中，辛弃疾集中讨论了战略情报分析思想。作者强调侦察敌情需要“先审其势”，所以在该篇重点对金人的地域情况、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他指出，金人貌似强大，实则不足为虑，因为“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攻……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根据金人统治区域人种混杂的特点，他指出他们“上下猜防”，不能很好地团结，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这种分析视角颇为独到。辛弃疾认为“形”和“势”并非一件事情，即“形与势二”。所谓“形”，指的是大小；所谓“势”，指的是虚实。故此，“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但“势”则不然。“势”是“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的，所以用兵作战一定要“审势”，而不要被对方表面的“形”所迷惑。当对手使用“示形”之术时，也不能轻易上当。正是因为他很好地区分了“形”与“势”，所以他认为，金人虽然在“形”上占有优势，却只能“以威而疑我”，并不能在“势”上取得真正的优势，因而不足为虑。遗憾的是，不思进取、偏安江南的南宋政府并没有重视这些分析。

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指出，情报人员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即从“显者、隐者”考察敌情，学会通过观察敌人的内政外交来考察敌情，通过考察敌人的亲疏探知对方政权是否受到民众拥护，通过敌人的兵力调度和各种战术运用来考察敌方的真实意图：“见其显者、隐者，而知其心之昏惑；见其作外作内，而知其意之迷乱；见其所疏所亲，而知其情之乖戾。”茅元仪强调，情报人员还要学会辨别真伪，不能被敌人的假情报所欺骗，所谓“审察必真，且发中时日”。作者指出：“敌人分险而守，其心不欲战；敌人与我挑战，其气必不全；敌人忿怒与我格斗者，其兵必胜。”

关于反情报，宋代有不少精彩论述。许洞所论“困敌之法”，既是情报术，也可视之为反间术：“敌有谋臣，以间疏之；敌有积聚，细人焚之；敌有种，植欺而刈之；敌有民人，强而虏之。阴赂敌之密人，使进敌美女以惑其意，献良犬骏马以荡其心，多方以误之。迨其外困而内惑，则国事懈矣。”对于交战双方来说，行间之术和防奸之术是需要同等重视的。当我方试图探知敌情的同时，敌人也一定会派出间谍对我方情报进行打探。要想确保不上当，守住重要机密情报，就必须“知奸”。许洞由此特别设《知奸》一篇讨论这个问题，对于如何做好“防奸保密”也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敌使来，目数动，色数异而言肆者，刺客也……留使者不可久，久则知我微，不若杀之。是以知奸之道，兵之本也，不可不审。”《治安药石·利害》主要讨论的是防奸保密，这是特地针时弊而发，作者对当时“吾军之机密皆自献于敌国”的现象忧心忡忡，所以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比如首先是加强对所属人员的管控：“将之所居，固宜与士卒咫尺”；其次则是加强对情报和情报传递的管控：比如设立“名递之法”、“数递之法”。所谓“名递之法”，类似于今天的密码技术，是将情报信息用暗语进行表达。比如以“人皆畏炎热”诗二十字为号，写“人”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写“皆”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所谓“数递之法”，是将情报中有关数量的词语也用暗语表达，比如以“湖上新亭好”诗二十字为号，写“湖”字号者，即知其为乞军器一百件之数，写“上”字号者，即知其为乞粮食二百石之数。由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情报传递技术的发展情况。

明清时期的反情报在制度建设和技术手段上，相比前代都有所加强。为做好防奸保密工作，戚继光曾亲自制定《伏路条约》，为三军共同遵守，除了增加各作战部队（卫所）伏路军官数量之外，也制定严格的陆路哨守、号令和军法，一旦发现奸情，便可迅速进行处置。戚继光对募兵可能造成泄漏军机的危害也有着清醒认识。他说：“募兵皆出乌合，贼之间谍，参半其间。”告诫军中上下在做好招募兵员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充分做好防奸保密工作，避免敌特分子乘机混入。《草庐经略》认为“御倭之法”中，反情报工作处于重要位置，主张“出洋远哨”，于风汛之期“时时警守，时时侦望”，通过及时可靠的情报工作来布置防御。茅元仪也指出，在侦察敌情的同时，必须要同时做好防奸保密，不能泄露军情。为此，他指出：“兵之所以胜之术，在乎我者宜密无使其知而通，而吾又不可不知彼之机而速乘之也。”揭暄《兵经》的“秘”字部集中展示了其反情报思想。作者首先强调“谋成于密，败于泄”，然后便具体分析和叙述泄密的种种原因和可能：“秘于事会，恐泄于语言；秘于语言，恐泄于容貌；秘于容貌，恐泄于神情；秘于神情，恐泄于梦寐。”作者认为，每一种保密手段都有泄密的可能，要想做好反情报工作，就必须要看到这些可能性，并做好针对性预防。

针对敌人的反间，《投笔肤谈》主张要富有策略性地积极应对。在《敌情》中，作者指出，“谍为敌擒而得归者，勿听其言。如得实情，则颠倒而用之。”作者非常重视策反工作，认为这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至于如何搞好策反，作者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舍得投入，舍得花钱，肯给敌间以最优厚待遇：“敌之谍者，为我所得，欲灭其迹，则杀之囚之。欲用反间，则厚之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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