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中的富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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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刚毕业，王夫也去嘉实投资干了几个礼拜，就决定要走。

王夫也认为自己看透了投行人的处境：虽然外表光鲜，但实际上也是给别人打工，“天天背着俩包，也挺苦的。”他认为这不适合自己，他手头做的第一个案子、La Perla内衣的收购案还没结束，他就决定撤了。

王夫也有超出常人的选择余地——当他跟父亲表示自己“不当公子哥儿”，王夫也的爸爸，华谊董事长王中军，跟他的朋友嘉实董事长打了个招呼，就搞定了这份普通人很难得到的工作。这在富裕圈层中并不罕见，王夫也发现，一些年轻投行人是坐着“京A8”牌子的奥迪过来当“金融民工”的。他猜这都是自己的同类，“全是空降兵，从基层做起。”

接下来，王夫也做了两年个人投资，然后成立了一支风险投资基金，名为“集结号资本”。一期募资，他给20几个富二代朋友打了一圈电话，“集结”了1个亿。

中国正出现一批这样有折腾资本的年轻人：1990年代中国崛起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家，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从小目睹了父母的创业经商历程，对如何经商有家学渊源；普遍在海外留学，有国际视野；以及，有钱、有资源。

接班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但他们的身份出现了错层——上一代中国的中国产业结构，制造业、贸易、能源矿业、地产等传统产业占大头。对年轻人们来说，这不太酷，而且，中国产业机构正在转型，好机会更多出现在新商业领域里。

王夫也在集结号资本的合伙人付建忠，家里做的是有色金属尾矿处理的生意，年收入过亿。付建忠佩服父亲白手起家的经历，但海归背景的他干了两年后，发现自己不想绑在这家十几年的公司上，整天与矿主和国企的领导打交道。“我父亲的公司是我不太感兴趣的领域。”

“我喜欢做我自己的事情。”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之子黄斯沉选择出走——黄怒波虽然以诗人的身份闻名，但他创办的中坤集团其实是一家做地产和度假业务的公司，在北京大钟寺有一个“中坤广场”。黄斯沉之后在投行干了两年，因为喜欢体育——他曾陪父亲走过北极，在零下30多度的冰面上，跟着罗盘走了7天——他三年前选择创立了一家做体育IP的公司。

生于1994年的黄静逸，父亲90年代下海，做进出口贸易、煤炭、地产。她大二就开始创业和投资，3年里掌管了5、6家公司，投拍了7、8部网络电影。她的第一桶金源于，因为长得好看，有人想找她拍电影，这启发她自己去投资拍片，4年前她拍的一部网络大电影，30万本金，最后赚了300万。

“有资源的创业者，和没资源的创业者，不是一个品种。”黄静逸说。她认为创业成功需要4个条件：有资源，有项目，有方法，坚持做下去。她认为资源和项目对普通人可能都是挑战，而对于创二代来说，需要突破的则是第四点。

虽然没成功的项目为数不少，她“选择性地遗忘”，“就算没有做成，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但我一定能在里面有收获，这是我的成长。”黄静逸说。

已经站上前人肩膀上的二代，他们的作为值得期待——80后富二代中，家里开水泥厂的王兴连续创业，现在美团已经是一家数百亿美元估值的公司；也出生于商人家庭的张旭豪则创办了饿了么，卖给阿里时售价95亿美元；家庭背景最显赫、在文化游戏产业里动作频繁的王思聪，其在投资领域的一些不错的表现也时常被人提起。

但换个视角看，富二代并没有吃苦的必要，在商业世界和创业环境中，这是一个矛盾的组合。

“投资人不投富二代。很少，因为他害怕你是玩票的。”家里有一家创立于90年底、如今年利润过亿的药企、自己在教育行业创业的王婧基于亲身经历说。

一笔500万的投资，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很重要，但对于很多创二代而言，可能只意味着一台跑车。“亏了就亏了。怎么样了？我赔给你好了。”王婧说，富二代更多是这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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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婧穿着一身黑色的MiuMiu套装，电脑上放着全英文的PPT，为她参与的一个留学生教育项目回国融资——在海外留学时他们发现，留学生们在择业有很多困惑。项目的创始人也是一个富二代。

“湖南大学你们怎么打？”对面的投资人问。“你们从就业办公室，还是从团委入手？”

“当时我就懵了，我都不知道这是啥。”王婧对36氪回忆说。

投资人用“不接地气”形容他们的团队。并把这四个字拆解为几个方面：你们团队比较年轻；你们不了解中国市场；业务结构单一，留学生的细分市场太细了……

40多天里，他们连续见了几十个投资人，结论都差不多。最后，创始人动用家里的资源，找到了两家基金联合投资了500万美金，这个项目才启动。

“不接地气”的生活，王婧在美国的时候习以为常。那时候她开一台兰博基尼，纽约哪个大牌上了新一季的包包，她就和身边的小姐妹一起去拿货。每周她都参加party，在会所或是朋友家，一推门满屋子鲜花和香槟。年轻、有钱的女孩们个个穿着精致，炫耀美丽和财富。

“很浮夸，（就是）你能想象到的，Ins上的那种生活。”王婧说。

从美国回来，王婧打包了四十多箱衣服、鞋子、包，海运了4个月才到上海，她没时间整理，箱子运过来完完整整摞在角落。上海空气潮湿，过了很长时间她才发现，几双缎面镶着钻扣的鞋子、香奈儿的羊皮包和羊绒外套都长了霉。

刚回国的时候，王婧很不适应。他们在上海杨浦区一处联合办公空间租下6个工位办公，电梯间包着木板，站在她身边的常常是扛着建材的工人。上海常下雨，她的鞋子不是皮底就是光底，每隔几个星期就会废掉一双。

富裕生活所养成的惯性，王婧发现，在她创业之后，特别是面对投资人的时候，是一种无形的负资产。

黄静逸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服装品牌。她投资100万，请了迪奥的设计师，做了几百套衣服试卖。定价的时候，她跟圈子里的朋友做“市场调研”：“一件衣服卖20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她自己穿衣服，经常也要1、2万一件。

“太便宜了！”她们都告诉她。最后，她发现衣服做出来真的就只有她们买。

服装的项目持续了1年多，一直销不掉。黄静逸不愿意降价处理，宁可堆在仓库。最后这些库存成了她和助理的私人衣橱——她的助理，也是她的合伙人之一，家里是做地产生意的，后来和黄静逸合伙创业。她们拿了一部分送人，剩下的自己穿，半年没买新衣服。

黄静逸承认，那个时候她不懂市场。“他们说我不接地气。我一直认为我在市场里，后来发现我不在。”

和王夫也一起成立集结号之前，付建忠也曾经和一帮英国留学圈的富二代朋友，在广州有过一段短暂的创业经历。他们做的是一个企业给员工发福利的电商平台。大概的模式是：企业向员工发礼品卡，员工用礼品卡在他们的平台上选购产品，商家可以给企业提供优惠。

因为合伙人家里在广州当地“很有背景”，他们很快拉来本地一些大企业作为种子用户，和商家的合作谈的也很顺利。但资源消耗完后，项目的增长遇到了瓶颈，促活成了大问题。加上股权分配上的理念出现了一些不一致，他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在付建忠看来，很多富二代选择创业，是因为既不想毕业就回家接班，又不想打工，因此管家里要了一笔钱，热情高涨地说要创业。遇到挑战了，才发现创业原来这么难。

上一辈则没有放弃的可能。付建忠记得，他上中学的时候，有几年房地产泡沫，父亲的工程队很不景气，父亲下决心转型，自主研发有色金属尾矿处理技术。这项技术最初的研发和推广都很难，有一次父亲出差2周，回到家瘦了一圈，两鬓都白了。他最佩服父亲的地方，是从未停止创新，每年都会把技术重新迭代一次，现在已经有五个版本。

付建忠最终离开了这个团队，回到了北京。

3

回到北京后，付建忠有一阵子经常泡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

那时候正值创业大潮。很多项目几个月内估值连翻数倍，投资人退出回报几百倍。暴富的消息不断刺激着创业者。付建忠也被大潮裹挟着开始看一些项目，他觉得，这比父亲的生意有意思多了。

付建忠在英国留学时就认识王夫也，王夫也当时也做了一些一笔三五百万的投资，后来觉得，用自己的钱投资风险承担能力低，不如募一支基金。钱来自富二代朋友们，他们跟这些年轻的LP们说“不保底，亏了别赖我”，而投资的方向是新消费、新内容、新技术。

一期募资靠的是哥儿几个“刷脸”，“但脸不能一直刷下去”。压力的核心是要对业绩负责。投资的工作看起来轻松，但在起步阶段，他们为了了解市场，常常一天要看5、6个项目。

不幸的是，市场那是开始泡沫化。他们是一支新基金，找项目的渠道有限，还遇到了一些不靠谱的FA，跟着投了一些烧钱的O2O、社交类项目，为此交了不少学费。

“那会你不懂嘛，但是因为吃了这些亏，你就懂了。”王夫也说。渐渐地，他开始知道市场里哪些人、什么CEO是靠谱的，在早期投资市场上，找到靠谱的人是关键。最近一起看世界杯时，王夫也几个会一起看球的投资圈朋友没能来。中国的一家二手车公司在美国上市，他们去纳斯达克敲钟了。

集结号一期基金的投资项目、孵化器“将门”的年会上，邀请了百度总裁张亚勤，中关村银行董事长郭洪和王夫也上台演讲。前两个老同志把将门夸了一通。轮到王夫也，他举着麦克风开玩笑说：“我觉得将门牛，我更牛逼。”

集结号刚成立时，他们没什么找项目的渠道，到微软加速器“蹭”项目看。将门3个联合创始人，原本都是微软加速器的高管，后来就被王夫也“忽悠”出来另立门户。将门天使轮融资，集结号投了2%，王夫也个人也投了一些。

“我给你十趟去微软的机会，你能发觉这个团队的价值吗？有价值，你能把他们聊出来吗？那是我的嗨点。”王夫也说。

王夫也个人投将门项目的钱里有80%是代替王中军管理的资产。现在，王中军也会问王夫也，投资的门道是什么。集结号做了两年之后，王夫也在2016年出任了华谊的董事，兼任华谊投资部负责人。

同年年底，集结号二期募资2亿，王中军个人投了1亿，另一个主要的投资者是五星控股董事长汪建国。付建忠告诉36氪，他们也跟一些母基金聊过，对方要求退出业绩，这对于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基金而言条件比较苛刻。反而是产业大佬，有资产管理的需求，对他们更宽容，也会给资源协同。

付建忠也会用父亲的钱做一些个人投资。父亲从前还会对他“说教”，自打他们合伙成立了集结号，他就不再干涉了。他弄不懂风投的逻辑，索性不再过问。

“我一度还挺失落。他可能觉得，我做的这行，他已经不太懂了。”付建忠说。

传统商业向新商业进化，新的生意和打法，旧时代的英雄们已经有些眼花缭乱。

黄斯沉第一个体育赛事IP为“X-Mudder泥泞障碍赛”——这是黄斯沉在美国体验过的一项小众运动，参赛者需要在泥地里跨越障碍和关卡，完成挑战。黄斯沉认为，类似的障碍赛在中国市场是空白。

造IP是件挺难的事情。“X-Mudder”2016年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城市落地。黄斯沉两天之内跑了五个城市。早上在深圳，下午去广州，晚上飞重庆，第二天去成都与合作伙伴回合，晚上回北京。如果按照黄斯沉的设想，靠卖IP授权挣钱，这是一条很长的路。

做到第3年的现在，X-Mudder北京站在奥森公园办了一场，现场来了几千人，规模是最初的十倍多，业务在增长，但新融资还没有着落。黄斯沉拿着对讲机盯场，在接近40度的大太阳地里跑前跑后。

黄斯沉不愿意谈父亲的企业，觉得让职业经理人管挺好的。但他羡慕他父亲那一代的企业家，身边能有几位跟随十几年、二十斤的老部下。而全民创业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企业中层力量的缺失。在传统企业，新员工进公司往往有个“师傅”指导，他们在公司呆上3-5年，熟悉业务，和同事培养默契，然后获得晋升的机会，逐渐坐上管理岗。而现在的企业，新员工来了又走，普遍干不久。很少会有人在一家企业为自己做5-10年的规划。

黄斯沉正在学习如何管理：他希望给同事们营造平等对话的环境，但面对类似一个销售员3、4个月没开单的情况，他也要拿出老板的态度。近期他的一次反思是，新的赛事产品上线，本该参与内测的人失职了。黄斯沉发了火。他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往墙上扔了一只杯子。没有伤到人，但可能伤到了自尊心。

王婧现在已经不穿真皮底的昂贵鞋子了，改穿球鞋。不久前，王婧和创始人在北京SKP约客户谈事情，想到很久没买衣服了，到商场逛了一圈。结果发现“太陌生了”，最后什么都没买，回去开会了。

创业以来，王婧感觉自己和从前的生活脱节了。她现在每天9点钟上班，经常工作到11、12点。早晚她会到健身房游泳或是做器械——不是为了保持身材，而是为了保持精力，工作能够专注。

王婧已经很少去穿着昂贵的纯社交场合了。这一方面源于，她20万年薪，收入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之前就是party，我就是需要party和出去拍照片。”另一方面，“人家也都不带我们玩了，觉得很无聊，你们天天也很忙。”

王婧考虑着，回去帮帮父母。去年过年，她陪他们跟集团的CEO、财务、人力和车间的高管一起吃了个饭。他们跟她聊医药集团业务，她则跟他们聊创业，他们取得的成绩和磕磕绊绊。

年轻的管理者想要服众，就要能跟她从小叫叔叔、伯伯、在这家90年代成立的公司里工作多年的高管们能对等交流。王婧参与创立的这个教育公司，已经拿下3轮融资，创业经历是王婧的筹码。

王婧认为，药厂们都盯着想把实验室研究成功商用化，AI的场景化运用可能是市场的新机会，但也蕴含巨大的风险。王婧如果回去掌舵，探索新方向的重任就落在她的肩膀上。

王婧认为，二代接班，比较成功的案例是新希望集团刘友好的女儿刘畅。“虽然你不知道她做什么事情。你能看到的是公司业绩的增长。”

一位投资人对36氪说，现在“工业4.0”、工业自动化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也跟“二代”的视野、改造父辈企业的强烈愿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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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做留学生市场的时候，王婧接触过一些年纪更小的富二代。家里的背景有大型地产公司、政商集团、能源国企，到煤老板，高利贷主……她认为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骄傲，也很焦虑。他们有享乐和炫耀的诉求——她将这种攀比的心态，概括为大部分富二代在成长期，父母忙事业，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因此长大以后，希望从群体中获得关注和认同。

他自己就是如此，小时候父母经常忘记接他放学，有一次他在路口等了4个小时，卖烧饼的老伯收了摊，把她带到派出所，警察给她父母打电话接她回家。开家长会，她家里从来是其他人做代表。有一次父亲难得去了，原本应该去高中，结果去了她初中的学校，回来跟她说，“哎呀，你都念高中了。”

但在狂欢结束之后，这些富二代们也会思考，自我的价值在哪里。“我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我爸那样，那我怎么定义我自己。”

黄静逸认为，富二代的成长是分阶段的。早期可能是炫耀、攀比，以此找寻一些同类。然后有一部分人会“觉醒”，开始工作、创业，证明自己。每次听到圈子里年纪小的二代，抱怨不喜欢被称作二代，黄静逸就忍不住反驳：“没有你爸妈，你是什么？你想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今天先把你的能力拿出来。”

最近，黄静逸投拍的一部商战电影，刚刚在院线上映。这部电影原计划6个月上，因为拍摄延期及后期审查问题拖了2年，预算超支一倍多。这也让她明白，“世界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就算我想对了80%，还有20%是不由我控制的。”黄静逸说。

失败就失败了，黄静逸相信自己未来一定会成功。毕竟，对于中产而言，创业失败了可能直接跌落到社会底层。而创二代失败，交一笔学费就够了。

王夫也能够理解父母的难处。他5岁之前没怎么见过他们，6岁被送到寄宿小学，13岁送到英国留学，调侃自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你要知道他忙的意义。他如果不忙，没有我现在的生活。我蛮感恩的。我觉得这社会，一定是有报有还。”

对自己是否能像父辈那样成功，王夫也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败”。华谊正从影视扩张到实景娱乐等领域，他知道转型需要阵痛，给自己设立的底线是，“一定要在牌桌上。”

王夫也认为大众对于富二代有误解，“开个车觉得自己牛逼大了那种，不叫二代，叫小康。”

在家里的尾矿处理企业工作时，付建忠到太原出差，落地后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到矿上，漫天风沙，和他年级差不多的工人们眯着眼睛干活。中午他和他们一起吃饭，就在临时搭的棚子里摆上几张饭桌，砖砌的灶台里生着火，大铁桶里白菜炖豆腐，十几个工人就着馒头吃。

当晚，付建忠飞回北京，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party。国贸三期云酷酒吧，十几个年轻富二代推杯换盏，一瓶酒几千块钱。付建忠高处看北京，那一刻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挺魔幻的。

几年前，父亲曾经要送他一台200万的超跑，年前订了车，但等配置的过程中，父子俩吵了架，父亲一怒之下退了车。后来父子俩关系缓和，约着在北京见面。当天，父亲开着那台车来了，“你现在干的还行，车奖励你。”

付建忠挺感动的，但现在他已经把那台车“处理”掉了。他现在创业，用不着这台车了。采访这天，他身上穿一件黑色T恤，说是在网上花了100多块买的。

这辆跑车前一半的故事是，他还在父亲的公司上班时，一次父子俩大吵一架，他把银行卡、车钥匙通通扔到父亲面前，告诉他“我不干了”，然后搬出家走了。之后他自己找了个咨询公司的工作，有了一点储蓄，就买了新款的ipad、单反镜头，给父亲寄了过去。“我就想告诉他，我干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