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姗
在本月将揭晓的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香港电影人黄智亨凭借《悟空传》入围了 “最佳视觉效果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金马提名，但和第一部《救火英雄》不同，他在影片中的职位从上一次的“视效总监”变成了“视觉导演”。

而在今年上映的另一部极具特色的视效大片《鲛珠传》的主创中，负责视觉效果的陆贝珂，职位也是“视觉导演”。

从专注于影片后期制作的“视效总监”，到全程参与影片创作并掌管视觉呈现的“视觉导演”，背后代表的是中国电影视效工作者们在艰难现状中的自我突围之路。

三位一体的“视觉导演”中国电影业首创的职务

视觉导演，顾名思义是对影片视觉呈现整体负责的主创人员。

当画外和国际视效产业的先行者、工业光魔前总经理Scott Ross聊起视觉导演（Visual Director）这个话题时，Scott却表示好莱坞没有一职务。

Scott向画外介绍说，美国导演工会对于片尾字幕中的每一个职位都有严格的规定，在所有导演组成员中，只有总导演和副导演会冠以“Director”的名号。在影片的制作流程中，属于导演组的前期创作也是和视效制作截然分开的。只有在一部影片完成了包括剧本、故事板在内的全部前期创作之后，好莱坞视效公司们才会以竞标的形式参与进来。尽管视效公司在制作的过程中会涉及到大量视效细节的艺术创作，也会和导演和制片人就视效细节和预算进行充分沟通，但原则是“导演的归导演，视效的归视效”，视效部门并不对影片的前期创作或总体视觉呈现具有决策权。

而在与黄智亨和陆贝珂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电影视觉导演的具体工作不仅包括了对电影进行概念视觉设计以及参与与视觉有关的剧本创作，还包括了电影拍摄中的跟进指导、后期视效的整体把控,以及如何分配特效预算和选择特效公司,工作范围覆盖了整部电影的创作和制作全周期。

由此可见，在中国电影中出现得越来越多的视觉导演，是一个中国电影行业首创的职务。

谈起这个称谓，黄智亨告诉画外：“我跟郭子健合作了多次，很有默契，所以他找我来做《悟空传》的时候，我是想（除了作为视效总监之外）参与更多，更像是联合导演的身份，但是偏向主导画面方面，负责画面的颜色、色调、或者动作的视觉呈现等等，中间一些创作的部分我也有参与。”于是便使用了“视觉导演”这样的称谓。

《悟空传》视觉导演 黄智亨

视效总监出身，曾经参与过多部国内外电影视觉效果工作的陆贝珂则告诉画外，国内影视行业里所指的“视觉导演”，是把好莱坞体系里视效总监，视效制片人以及视觉艺术监督三个职位的工作职责统筹在了一起，以用来面对国内制作的实际情况。

他认为：“这跟中国电影工业还是属于起步阶段有关，以前大家只拍文艺型的电影或作者电影。现在虽然商业（特效）片起步了，但只有达到好莱坞那种级别，每年生产很多特效电影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具体岗位的细分。”

但从产业的角度看，从“视效总监”进化为“视觉导演”，并不仅仅是一种细分岗位的整合，这种趋势后面代表的，其实是中国电影视效工作者们在艰难现状中一种自发的“突围”。

人才荒，投资少，赶工多，中国视效产业困境需要视觉导演

中国电影视效难做，已经是业内公认的事实。

陆贝珂坦言：“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投入可能只有好莱坞的十分之一，但是观众不会管你实际上是什么样体量的投资，他们会拿好莱坞大片的标准来要求你。”

《鲛珠传》视觉导演 陆贝珂

资金规模远不算是最主要的原因，电影视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作过程，因此在好莱坞电影中会大量在前期故事板阶段进行讨论和修改，但一旦进入拍摄，一直到影片后期，基本上都是在执行原有的故事板，不会有很大的改动。

而在华语片中，多数电影前期筹备时间不足，再加上很多时候剧本创作中都不太考虑特效部分，往往到了拍摄阶段才发现有些东西实现不了，于是推倒重来。又或者时间安排不到位，拍到最后时间和预算都不够的情况下赶工，赶工就只能删减原有计划，这些流程管理的缺乏也极大地限制了特效团队的发挥。

陆贝珂认为，大量“五毛特效”的出现，从源头上看，虽然不能排除有的视效制作团队不够专业等问题。但目前来看，大多都是因为前期视效制片工作安排不合理造成的。比如，制片方没有做到合理切割资源，或者是对剧本的审核不够到位（很多视效内容，并非通过剧本文字描述就能在现有资金和周期内完成，所以前期的剧本审核确认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有时候，其实也不是技术人员不知道怎么做，而是他们没有权限去与总导演协商调整创作方案。视觉导演的出现，正是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种问题。

而黄智亨认为视效产业中的中层人才断档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行业发展太快，需要很多的人才，尤其是中层的工作者，但又缺乏良好的培养机制，结果就是人才供不应求或者滥竽充数。有些人做了两年特效，在各个公司之间跳来跳去就莫名其妙做到了很高的职位，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工作做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五毛特效”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就更需要既懂创作又懂视效的视觉导演来帮助把关影片。

归根结底，中国视效产业的艰难处境来源于视效产业对中国电影来说，本质上属于“外来物种”，而非核心创作者们自发的“开疆拓土”。

Scott Ross告诉画外，好莱坞的视效产业，起源于一大票电影艺术家们自觉在做艺术和科技融合的开创者。从上世纪6、70年代起，好莱坞电影导演们就大量引入尖端的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一起来创造新的事物，并且最终将视效的革新亲自打磨成收割全球票房的利器。可以说在好莱坞最懂视效的群体就是导演们。

而中国电影产业刚刚从手工作坊的制作方式中脱离出来，懂视效的导演实在太少了，于是乎缺乏自上而下的推动，专业的视效团队很难去改变整个产业的格局。

人才荒，投资少，赶工多，时不时要推倒重来，核心主创们往往不懂视效，这就是目前中国电影视效产业的艰难现状。

而以黄智亨和陆贝珂为代表的中国视觉导演们，并不满足于拿很少的钱做很多的事情，甚至也不满足于作为外包团队偶尔参与到好莱坞特效大片中，他们希望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通过更多参与到电影的前期创作和整体流程把控中，来改变整个产业的格局。

向前期创作进军，从视效总监到视觉导演

谈到视效总监和视觉导演差异，陆贝珂认为最大的不同是视觉导演前后期参与跨度变长了，从前做视效总监只需要负责筹备、拍摄、后期阶段的视效工作支持，而现在则需要从前期筹备一直跟到最终成片。

而黄智亨则认为，“不同的人对这个职位可能会有不同的说法，对我来说最大的不同就是在视觉呈现方面有了最终决定权，在创作时能加入更多自己的想法，当然了，责任也会更大。”

虽然视觉导演意味着更自由的创作权以及更大的话语权，但同时也意味着对这个职位的要求更高了。陆贝珂认为视觉导演需要同时具备艺术家的思维和工程师的思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把感性创作和理性思考相结合的职业。

“很多人提到特效就会想到电脑，一听到你是做特效的，就会问你很多跟电脑有关的问题，他们以为只要会用各种软件就能做好，动动手指点几下就行，其实这是一个误解。”黄智亨认为，做好视觉导演首先要有极大的耐心。做电影视觉效果是门手工艺，有时候一两秒钟的镜头，可能需要花上几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没有耐心是根本做不好。其次，还要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知道每一个步骤需要用到哪些东西。但是黄智亨强调，做到以上这些只能说是合格的员工。要想提高层次，还需要清楚自己拍的故事是什么，并且让团队里的其他人理解你想要什么。

“比如跟摄影师沟通，要告诉他这个镜头要表达什么，观众会看见什么。拍《救火英雄》时，有场戏拍的是演员从火场里往外跑，我们后期会用特效加上毒烟。拍完以后摄影师问导演意见，大家都觉得这一条OK，我却要求再来一遍，因为拍的时候没有毒烟，但是最终影片呈现里会有，那演员就要表现一种屏住呼吸的感觉，不然观众肯定会觉得很假。特效是看不见的，一些细节会被大家忽略掉，别人不知道，但视觉导演必须要知道。”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艺术家，那我也会把团队里的人都当作艺术家来看待。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让大家意识到视觉导演的工作也是艺术创作，而不只是会电脑技术那么简单。”黄智亨坦言。

未来会怎样？视觉导演们希望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电影的道路

相对于好莱坞来说，中国电影特效行业目前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未来的路怎么走，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答案。

有些观点认为，好莱坞成熟的工业体系放在那里，无论是电影特效还是其他细分领域，都有着现成的操作模板，我们只需要拿来改造模仿就好了。

两位视觉导演则有着不同的看法。

黄智亨成长于香港的电影体系里，他的经验告诉他，在电影行业，很多方法和技巧靠学和模仿是做不到的，得靠自己一步步摸索，自己去想，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定制化才是最高级”，这是黄智亨从香港电影发展中总结出的规律，并身体力行的将它实践在中国电影视效中。

陆贝珂则从制作管理和技术管理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剧组在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准上距离好莱坞还有不小的差距，因为各种资源跟不上，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用好莱坞方式成熟地制作管理视效生产。但是他也强调，在技术管理上，特别是前后期预算的计算方式，以及数据管理的方案都应该好好学习好莱坞，“用中国影视剧组里传统的‘人治式’管理办法，去管理后期视效的技术工作，一定会出问题。”

工业光魔前总经理 Scott Ross

而身份重量足以代表好莱坞视效产业的Scott Ross,也支持中国视效人去探索自己的道路：“我经常说，中国电影有自己的观众和产业模式，完全没有必要照搬好莱坞的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永远都是内容创新在驱动技术的发展，而不是技术革新在驱动内容。”

注：感谢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对本文提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