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破局之道！如何布局新风口？

2020，“双循环”孵化的“内卷化”一词走红。

尽管执政者一再强调，内循环为主并不是关起门来搞发展，但传统产业增长的停滞，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又似乎让这一解释看起来十分可疑。

内卷概念的流行，契合了当下社会某种焦虑的心态，激发了人们求生不易的自我意识。

学者们造此词，本是用以描述在人口压力下，小农经济会几乎无限的投入更多劳动力来提高土地产出，直到边际产出趋于零。

简而言之，内卷化就是边际效益递减过程，即“投入无穷，增长有限”。

有这种集体意识并不奇怪，毕竟在数万年尺度的人类历史上，内卷是常态，增长才是变态。

乐观和悲观是一体两面，正如成交量放大是度量市场分歧的指标。

未来到底会“L”型沉沦？或是“\”型下降？还是突破向上？

面对这一时代考题，“十四五”交出了破局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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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53年的“五年计划”，名字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

但今天的中国经济，早已离计划经济很远了。

鲜为人知的是，从2006年的“十一五”开始，“五年计划”改称为“五年规划”。

一词之变，意味着其中的大多数目标，从“约束性”，变为“预期性”。

转变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中，国家在市场中的影响，从直接变为间接。

那为什么还要编制五年规划呢？

如果熟悉官方话语体系，就知道“战争”是常用比喻，诸如“夺取XX胜利，三大攻坚战”等等。

对于战争而言，二战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曾有一段颇有意思的描述：

“对准备战争而言，计划本身不重要，但做计划至关重要。”

市场如战场，但假如市场万能，那人类为什么还要发明公司这一科层制的中央集权组织制度呢？

经济学家科斯从“节约交易费用”角度给出了解释。

无形之手固然重要，有形之手同样不可或缺，市场光明一面爱满人间，黑暗一面恶贯满盈。

企业是对无形之手进行局部替代的有形之手，那么作为更大的“企业”——国家呢？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作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

编制五年规划的过程，可能比规划本身更加重要。

换言之，过去几个月几场高规格的座谈会就显得极其重要。

不仅是释放信号，也是谋划未来五年怎么走，并逐渐构建共识的过程。

正因为国家影响市场的间接性，规划的编制宜粗不宜细，偏定性而非定量。

所以投资者关注的重点，只能是大方向、大战略。

而大方向和大战略的制定，既取决于长期的发展目标，又取决于当前面临的挑战。

说到底，谋划了下一个35年远景目标的十四五，要开好局、起好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点：

其一，在地缘政治风险加剧的情况下，解决传统增长动能枯竭，寻找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这对应了规划的：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其二，高速狂奔40年，经济总量大跨越的背景下“等一等人民”，解决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

这对应了规划的：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是老问题。

十四五给出的答案，是制度变革来解决问题。

所以，方法论才是理解十四五的一把关键钥匙。

上半年，中央发布了两份重磅文件：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从市场化程度低的五大要素，到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后来“双循环”概念的提出。

本质上都是在阐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打通阻碍要素流动的障碍，理顺市场化定价机制，从而反映要素的稀缺性。

而具体的改革方向，和上文提到的座谈会，特别是经济社会领域专家所持观点，存在诸多不谋而合之处。

其中一位，尤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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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那场直达天听的座谈会上，一位最年轻学者的身影出现并发言，让世人瞩目。

稍微熟悉内情就知道，他写了本没有敏感词的“准禁书”。

之所以这么说，在于书中所持观点，都与政府所为相悖。

但这种相悖即将成为历史。

如今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导向，基本上呼应了他在书中提出关于“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观点。

人的城市化，串起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线索，也就是十四五的风口。

年轻学者名叫陆铭，书是《大国大城》，豆瓣8.8，2016年出版，2020年已14次印刷，足见火爆。

这本书还有个副标题：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这位研究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学者，居然在大谈统一问题。（并非指台湾）

我们就从副标题说起。

由于房价高企、外向型经济，人口老龄化的相似性，人们常将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相提并论。

由于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人们又常常担忧中国经济的拉美化。

然而，在陆老师看来，与中国最具可比性的，是欧洲。

二战以来，欧洲人都在实现欧洲统一而奋斗。

大国梦之所以迷人，不仅在于和平，更在于规模效应带来的巨大红利。

一来，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最典型的就是民用干线大飞机，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又是2B的寡头型行业

有了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持，才能尽可能摊低生产的平均成本。

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满足大飞机需要的规模，美国、欧洲、中国。

二来，技术创新更易涌现。

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这就是典型的长尾效应。

例如万能的淘宝，就是集大成者。

无论你的爱好和需求再独特，也能在淘宝上找到同好、卖家。

市场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投入，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规模化生产。

三来，公共品更“廉价”。

最典型就是国防，据说山东舰造价是180亿人民币，要是全国每人拿100元，这航母得下多少艘？

四来，现代服务业更强。

纵观世界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实力不仅体现在“船坚炮利”，更在于软实力，集中体现在现代服务业。

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四大行业。

正所谓“一线城市放不下肉体，三线城市放不下灵魂”，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形成集聚，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

最后，还有货币。

要成为国际货币，收铸币税，经济必须在长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

所以归根结底，规模是一切的前提。

但随着国土增加，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治理成本增加。

对欧洲而言，目前的欧洲做到了货币统一，边境开放，自由迁移、跨国工作等等。

欧盟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但28年过去，欧盟国与国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

仔细对比就可发现，欧盟各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存在的问题，和中国各省有着惊人雷同之处。

例如穷国与富国共存，穷省与富省共存。

欧盟：西欧普遍发达，东欧，西南欧穷。

中国：胡焕庸线两侧。

最具雷同意义的是市场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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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欧洲和中国都形式上拥有统一大市场，但又存在干扰市场正常运行的障碍。

欧盟内部可以自由移民，但宗教文化、语言文字、历史传统差异极大，完全自由流动“看上去很美”。

中国人虽然可以全国打工，但又存在户籍门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无法享受，高昂的大城市房价更是让人绝望。

也就是说，欧盟的市场分割问题在于先天不足，中国的市场分割问题在于制度障碍。

这个角度看，欧盟和中国，其实都没完成实质上的“统一”。

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意味着国家间/省间人均GDP差异极大。

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口的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否则人口就会持续流动。

就好比相邻的两城市AB，A市萝卜比B市贵，总会有套利商人从B市贩运萝卜到A市，直到两市萝卜价格趋同，达到“市场出清”。

劳动力，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文件中排名第二的要素。

文件中提出的五大要素中前三大，即土地、劳动力、资本，是经济学里最重要的经典要素。

而劳动力要素，又与土地、资本关系极大。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不仅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土地、资本同样存在。

就土地来说，中国实行“建设用地指标配给制度”。

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

2003年后，指标被作为鼓励中西部省份发展当地工业的政策工具。

而人口流入较多的东部，特别是大城市，指标受到了严格控制。

东部地价、房价高涨，主因就在于指标限制。

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总是试图引导资源和人口向中小城市分布。

制度上，我们也总是试图通过户籍、土地指标，甚至行政手段来减缓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中。

乍一看，“平衡发展”似乎没有错。

但实际上，人为阻碍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可能既得不到公平，也丧失了效率。

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中：

土地不可流动；

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充裕的地方；

资本流向它们稀缺的地方。

土地不可流动，乃自然属性，但土地使用权却是可以流动的。

为什么进城的农民，其宅基地指标不能置换城市周边的建设用地指标呢？

为什么寸土寸金的北上广，周边还有大量农田种水稻呢？

农民获得进城的第一桶金，用地指标配置到大城市能高效率使用，这是不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

资本流向短缺之地，表面上这句话易产生误解。

中国当然是中西部缺资本，但资本流向的逻辑并非以资本多寡决定，而是收益率决定。

所以中国依旧是资本回报最高的东部，最缺资本。

一笔资本，投资到珠三角代工手机产值是100，投资到四川可能只有80，尽管它为四川带来了就业税收，但代价就是珠三角减少了就业税收，总体算下来，其实并不划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西部不要资本，当地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依然会吸引资本。

而且中国资本市场也谈不上不统一，实际上是被政府项目审批制度分割。

由于存在中西部投资鼓励，所以在中西部能够获批的项目在东部就不行，更别说地方政府会使出诸如查偷漏税等办法，阻止企业异地投资。

更关键的在于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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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人均GDP和集聚指数的关系。

很明显，在右上角的都是富国，他们不仅人口集聚指数高，人均GDP也高。

▲来源：《大国大城》

富国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服务业。

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更甚。

现代服务业大量以知识、信息和技术为核心竞争力，这些产业自然而然会集聚在大城市。

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集聚程度更高的现象。

那集聚且不是将加剧不协调、不平衡么？

其实不然，正如上文提到的经济学原理，商品自由流动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同样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

同样是搬砖，在兰州搬是3K，到上海搬就是1W。

收入就是劳动要素的回报，因此，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就将走向收入的均等化。

劳动力流入的一方会因为集聚，创造更多财富。

劳动力流出的一方，其容纳人口有限的产业（农业、旅游、资源）才能凸显比较优势。

美国可谓其中典范：

▲来源：《大国大城》

如果人为阻碍集聚，那就是中国：

▲来源：《大国大城》

平滑和波浪曲线的对比一目了然，折射了不同发展道路选择，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说一千道一万，区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广袤的国土，丰富的地理自然资源，海量人口生生不息，此为大国。

大国的真正统一，会按照市场规律形成人口、土地、资本集聚，此为大城。

后者对中国尤其重要，因为中国城乡人均GDP差了3倍，东西部差了2倍。

而人均GDP的趋同。

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要知道，这在本届政府眼里，意义极为重大。

这就是大国大城的意义——顺其自然，放手发展超大城市。

既会让城市繁荣，也会让乡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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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好处多多，那为什么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起来那么难？

陆老师认为：

1、在知识层面，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

2、在行动层面，中国当前所处的情况却是，各个地区都陷在了一个本地和短期利益高于全局和长期利益的“囚徒困境”里。

第一点实际上就是在批判“懒政”，就好比摆地摊能促进消费繁荣，人民增收，但政府会因管理麻烦，污染环境为由，一禁了之，而不是想办法去解决地摊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点的意思是说，就算各地认识到市场整合有利，但缺乏“大局意识”的地方仍有动机去分割市场，从而损害整体利益。

例如各地都想争取更多用地指标，转移支付和政策扶持，严防死守行政区划降级，从而保住级别待遇、乌沙编制、权力地位。

直白点说，就是不明白，或者装糊涂；说难听点，要么是傻，要么是坏。

早在八十年代，中国就有“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化政策。

当然，相反的观点也一直存在，路线之争十分激烈。

加入WTO后，我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

这时候，“大城市病”逐渐成为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现象，有力的支持了控制大城市一派的观点。

其中最具代表性，对决策影响较大的一位钢铁冶金专家就认为：

“新型城镇化必须严重控制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中国的中小城镇应该进一步发展”

他论述道，中国已经是大城市、特大城市最多的国家，大于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中国有36个，大于1000万还有13个，中国的特大城市特别多。

没错，中国的确是世界大城市最多的国家。

但如果要说中国经济集聚过度，上文可知，并无数据支持。

要说工程师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经济学家不太一样。

不过，这套“控制”思路基本上被决策层采纳。

前几年，为了控制特大城市扩张，某些城市不惜采用行政手段驱赶人口，几乎成了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建设用地指标的削减，又直接促成了大城市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

人总是撞了南墙才会回头。

陆老师的书，本质上就是在一条条驳斥大城市控制论。

他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并发言，其实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意味着确认了近两年关于城市化战略、关于要素市场改革重大思路的调整和转型。

在座谈会上，他以问题为导向开始发言：

1、与世界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率偏低约10个百分点。

2、我国排名前30位的都市圈发展仍未达到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规模。

3、在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

4、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

解决的办法，就是人口流动和土地管理两方面：

1、人口集聚可加强；实施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

2、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进程，可促进消费，服务业占比可提升3-5个百分点。

3、土地和住房空间错配需校正；根据人口流动调整建设用地供应。

实际上，目前的政策和他的建议不谋而合。

诸如逐步放开大城市落户、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土地审批权下放、投资负面清单等等

以及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的“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

对一个大国来说，自由迁徙的重要性远不只是保障人的权利，履行X制责任。

自由迁徙本身就是缩小区域差距，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驱动力，以及在一国内部实施统一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重要保障。

更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

正因为改革事关重大，刻不容缓，所以会上的总结发言才会再一次强调：

“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本月，随着贵州书记的更换，十年时间，省部级干部勉强调整到位。

就像2012年提出实施注册制，八年后才勉强落地。

尽管改革不易，但对比欧洲来说。

欧洲面子上是个联邦制，里子还是“五胡十六国”，体制机制障碍，深层次矛盾，利益冲突，其实远比中国更加复杂和尖锐。

中国能解决的问题，欧洲可能解决不了。

我们认为，十四五将是诸多重磅改革落地的关键时期，十四五也可能因为强烈的市场化改革色彩而永载史册。

对投资者来说：

新经济要关注需求，新一轮城市化和“内循环”为主，必将带来消费和服务业的进一步繁荣，这些行业谈天花板还为之尚早。

旧经济要关注供给，传统增长模式的式微，并不意味着企业的陨落，供给侧的收缩意味着龙头收编残部，取得垄断地位并获得定价权的过程。

中国的超级城市集群，才是盛放中国科技自立自强，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力量源泉，最关键的容器。

投资充满着风险，我们不能拍拍脑袋就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除了基本面的机会分析，还需要对财务风险、业绩确定性、业务竞争格局等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作者：君临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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