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轩在《芳华》里演了一个文工团的活雷锋刘峰，爱上了团里的独唱女兵林丁丁。在崔健导演的《蓝色骨头》里，黄轩也演了一名文工团文艺兵，也爱上了团里唱歌的女兵。在那部电影里，黄轩叫陈东，喜欢上的人叫施堰萍。

《芳华》票房破10亿，豆瓣7.8分，《蓝色骨头》票房330万，豆瓣6.7分，本不应该相提并论，但是从内容看起来，两部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

黄轩都爱上了并不爱自己的人，两部电影里都出现了一台只有高干弟子才有能力搞到的录音机，而黄轩两次都因为一首“大逆不道”的歌引发心灵震动，选择和盘托出自己埋藏的爱意。随之到来的，也是政工人员的严厉审查。

刘峰听的是邓丽君的《侬情万缕》，这首歌向刘峰描绘了爱情的美好图景“长藤倚老树，形影永相系。”而《蓝色骨头》里面陈东听的是施堰萍的英文摇滚乐，施堰萍的摇滚乐哪里来的？

答案是首长的儿子。

歌曲都带着唤醒被压抑的人性的功能，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对体制的反抗和对自由表达的渴望。两部电影里在高潮部分也有一段令人惊异的舞蹈。

《芳华》里是被无情对待的何小萍，穿着病号服，凭着本能的记忆跳起了《沂蒙颂》，也因此恢复了健康。《蓝色骨头》里，陈东弹，施堰萍唱《迷失的季节》，跳舞的是陈东的室友孙洪，一个压抑的、爱慕陈东的同性恋者。

《芳华》里昆明军区副司令的儿子陈灿摔断了牙齿后，选择经商，到经济特区海南去拿地。《蓝色骨头》里，隐藏的特工钟振清为老兵付松所用，帮他监视自己开发的高尔夫球场，而球场的用地是一个国家批准的码头项目。

可能这都是文工团的共性，以及两部电影共同的时代背景，并不足为奇。最奇妙的还是两部戏的女主角。

《芳华》拍摄纪录片里面有一段，冯小刚给杨采钰讲林丁丁的戏，说“好几个人都喜欢你，你该怎么办……你一定要表现得娇气一点”。

娇气，是文革时期女性表露自己女性身份的唯一合法途径。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推崇去性别化，去个性化的“铁姑娘”。青春期的女性在发型、装扮和谈吐之间，不能稍有个人主义的表现，文工团女兵把军装的“腿收窄、腰改细”已经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林丁丁她可以发嗲，可以撒娇，可以若即若离地游走在张医生和吴干事之间，白吃人家的橘子罐头，那是因为她没有表态。这是林丁丁（可能不自知）的生存之道。而莽撞的刘峰捅破窗户纸，把追求林丁丁变成了阳谋，所以林丁丁绝不能答应。

以她的作风，如果她不站出来先揭发刘峰，他的下场就隐藏在下面一句台词里：

“好啊林丁丁，敢腐蚀我们活雷锋。”

娇气也是一种特权，政工人员批评不批评你，是关系和背景决定的。林彪的准儿媳妇张宁，在自传里有一句话，

“军区歌舞团那一群如花似玉的女演员，在全军汇演中是独占鳌头的佼佼者，动一个都得惊动军区”。

《蓝色骨头》里的施堰萍是张宁化身。巧的是，当年林（彪）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见了几次从全国军区选出来的文艺“苗尖子”张宁之后就评价，“张宁身上透着极重的娇气，像一朵温室里的花朵。”

张宁第一次从北京回到南京，文工团同事还不知道“选美”这回事儿，但是对她去中央军委“出差”流言四起，造反派就想动一动这个姑娘，放出风来说张宁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生活作风脱离群众。

但是他们动不了张宁。因为她是开国少将之女，被父亲托孤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文工团，她的一举一动都是“田阿姨”（许夫人）亲自过问的。贵为副统帅夫人，叶群想要把她的档案调到毛家湾，也要趁许世友夫妇刚好不在南京的时候，钻缝儿下手。

张宁在书里说，文工团里没有人是幸福的，她的每一任恋人下场都不好，授业恩师们也被接连打倒。1969年南京军区歌舞团260个人被清洗掉大半，团里的顶梁柱“金陵十二钗”只剩下四个人，张宁的舞蹈老师被吓成了精神失常。

雄踞食物链最顶端的张宁也没有安全感，随时要被叶群拉到北京去“培养革命感情”。甚至对张宁无比关怀的“田阿姨”也把张宁的婚姻当做政治棋局的一步，介绍曾邦元给张宁。

曾邦元是拥军造反派“827”的头目，长得一表人才，文革中深得许世友信任。多年以后，当有老友问起文革造反旧事，问他如何有这么大的胆子，在南京军区和华东政治首府动刀动枪，夺党委的权。

曾邦元爽朗地大笑起来，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然后绘声绘色地模仿起某位领导人的淮安口音，

“小曾呀，你怎么还没组织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啊……没关系呀，权夺回来后，还要走资派干活。”

所谓政治洪流中，年轻人只是随波逐流的棋子。

张宁的母亲是山东人，当年投身延安，被张宁的父亲远远指出来“我就要那一匹大洋马”，就被许世友撮合去“培养革命感情了”。所以张宁一开始选择去跳舞的时候，她母亲是极力反对的。

《芳华》开始的时候，已经是萧穗子的父亲得到平反的文革之后。《蓝色骨头》里，所有人正完整地经历了文革，并因为在文革中“出格”的行为得到了惩罚。

冯小刚选取的角度已经很柔和了。甚至去看整个故事，会有一种朦胧的纱质感，那的确是一个人的回忆，是经过岁月的浪涛，在柔光滤镜后剩下的回忆。这也是《芳华》这部电影的一个败笔，是把文工团这个事情符号化了，美化了。

冯小刚眼中的文工团，排练厅、宿舍、大院是干净如新的、是宽敞明亮的；女文艺兵们淡妆浓抹、翩翩起舞、训练服也完美展现着女性的魅力，闲暇时间吃雪糕、穿着把身材勾勒无疑的泳衣一起游泳跳水，实在是有无尽的美好。

那是冯小刚的记忆，物质是顶级配置，淡淡忧愁的青春里有无尽美好。崔健眼中的文工团就有些破败、有些简陋、有些昏暗，衣服就晾在洗衣房，而不在游泳池旁，墙上的红色标语也有些褪色。

这是两个人成长经历的不同造成的。

1984年的时候，冯小刚入伍第七年，一直在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做美术，虽然祖上是湖南的望族，但是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脱下军装的第二天冯小刚就感觉自己成了“平头百姓”。因为追求文工团女兵被放逐之后的很多年里，他是靠委曲求全在文艺圈不断向上攀爬的。

崔健父亲是空政文工团的，母亲是中央歌舞团的。1986年，两只裤脚高低不平的崔健吊着吉他在演唱会上唱起了《一无所有》。他大声嘶吼“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从此就是华语乐坛最重要的符号。

所以同样是文工团的故事，崔健一出手就是林副统帅的往事，他敢触及同性恋议题，敢于谈论文革最敏感的符号，甚至电影里面“首长的女人嫁给司机”，“国家安全部门介入房地产开发”两个桥段在打虎运动之后逐渐明朗的政商关系里，又投射出了新的寓言。

如果说只是影射那也没什么，只能说崔健胆子大。毕竟老编辑讲过，如果说在中国，有一把掌握尺度的戒尺，对自己的孩子，才可以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

史料表明林立果对张宁有一个逐渐从排斥到追求的过程。而《蓝色骨头》把林立果和张宁演义为心灵相通的恋人，他们两个的心意相通就像是那首结晶之曲《迷失的季节》里唱的，

“太可惜，也太可气，你是春天里的花朵，长在秋天里”。

张宁十岁入伍，十四岁在毛主席面前参演《东方红》，去印尼出访表演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了靡靡之音，跳起了迪斯科。所以当她看到林立果在偷看《伍德斯托克音乐节1969》的时候没有丝毫吃惊，还饶有兴致评价起了“立体声摇滚乐”，让林立果刮目相看。

林立果是典型的成长在变革年代的大院子弟，他是一个对当前政治形势无比清醒的年轻人，一针见血指出了对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矛盾。不仅聪明，而且桀骜不驯，对“那个旗手”很不以为然，张口闭口“她懂什么艺术”。

这种想象未必符合史实，但是是一种更高级的“历史正确”。说到底，《蓝色骨头》和《芳华》都是对文工团历史的重构，但和崔健的重构相比，冯小刚的重构就显得太庸俗，太中规中矩。

特别是《蓝色骨头》中孙洪为《迷失的季节》的那段配舞。一个外国人，就算是完全听不懂中文，也能从中感受到剧烈的压抑和炽热的欲望。短短的两分钟后，崔健的现代性，普世性和艺术性就和冯小刚的流行化、中国化、庸俗化截然分开。

前数三十年，后数三十年，中国最值得写，最值得拍的年轻人就是林立果，只有他才配得上崔健。体制最大的受益者成了体制内第一个开口讲真话的年轻人，大逆不道的《571工程纪要》和后来伟光正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显示出某种精神上的一致性。

甘阳讲过，文革期间大部分人的觉醒，是从林彪叛逃开始的。至今我们读起来571工程纪要，仍然会被这位林立果内心的波澜震撼，“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多年以后，全世界的媒体对80后金正恩的手起刀落大呼意外，实在是小看了后生的聪明。英国《太阳报》写过一篇关于金正恩的报道，讲金正恩留学瑞士那会儿，身材适中，系发带，戴墨镜，也是一个摇滚男孩,尤其热爱“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

其实“后三十年”的高干子弟，每一个都是林立果的影子，满脑子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极容易眼高手低，向往在战争、运动甚至是商业的大潮中建功立业。

他们是忠臣逆子的对立统一，对父辈的教条和生活方式不以为然，但是一到重要历史关头，仍然对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责无旁贷。

而张宁年轻时的形象，也代表了很多革命家长对儿媳妇的审美。张宁年轻时候到底像谁我不敢乱说，我敢说的是《芳华》收尾的时候，林丁丁从澳洲寄来的那张发福的照片，和张宁的这张照片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