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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厂辞职做餐饮,我月入30万

 2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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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厂辞职做餐饮,我月入30万

前路如何,还需要且行且看。

互联网人开始思考另一种活法。

“此前习惯从一个大厂跳到另一个大厂的朋友,最近都来联系我,说想转行开餐饮店。”在互联网行业工作多年,2019年离开大厂去开餐饮店,如今已经拥有43家店面的刘博告诉燃次元。

在小红书等平台上,燃次元也看到诸多离开大厂去旅居、创业、开店的内容。 

互联网曾是年轻人梦想的应许之地,这里有如蜜般的高薪和闪着光的机会,但如今已经今非昔比。 

“大厂红利期已过,竞争越来越激烈。”95后的野味告诉燃次元,内卷的工作,留给野味的是疲惫,“有次拍了张照片,被黑眼圈、神色暗淡的自己吓到。”今年7月,野味选择了离开大厂。 

离职后的野味,机缘巧合下,开起了小酒馆。 

“离职后,我在家附近的小酒馆缓冲了两个多月,这两个月里,和老板谈了很多,对做酒馆主理人产生了兴趣,也和老板处成了朋友。”刚好酒馆老板想拓展杭州店,于是野味离开北京回到了杭州,做起了酒馆主理人,“一方面我爱喝酒,另一方面,是想接受另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 

娜美则是小成本创业,在北京开了一家东北麻辣烫。 

从大厂打工人到餐饮主理人,刘博、野味、娜美都切换了赛道和生活节奏。 

开始筹备酒馆后,野味戒掉了烟酒,不再熬夜,“运动能消假病,饮酒不消真愁。”曾经双11需要在西二旗园区2号楼篮球场运回一整车快递的她,告别了报复性消费掩盖下的焦虑,低欲望地负担的生活,让她找回了久违的轻松心态。 

对于娜美来说,没了KPI达标和考勤的压力,也倍感轻松,“不用担心打卡,不用担心全勤奖,自由掌握自己时间的感觉非常好。” 

只是生活没有完全的坦途。对于野味来说,开小酒馆之后,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选址、客群、口味,为什么火,为什么突然不火,都充满不确定性。” 

娜美则忍不住质疑自己入错了行,新店开张不久先是过上了没有节假日、被迫007的辛苦日子,又要担忧疫情甚至天气等各种因素影响营业额,“前一天营业额2300元,第二天可能会因为下雨跌到1300元。”

但人生种种,皆是经历,娜美也表示,“如果能盈利就继续做下去,不行就回去继续上班。”对她而言,餐饮更像是为自己简历加分的一项创业经历,“能证明我独立操作一个项目的能力。” 

而前路如何,还需要且行且看。

 离开大厂,去卖烧烤

离开一种生活各有原因。

野味在三年前进入这家头部大厂时,也想过要发光发热,“五年互联网经历,我都在头部大厂核心市场部供职,合作的都是最顶尖的公司,经手的项目预算都在1000万元以上。” 这些也让野味受到朋友们的羡慕。 

但随着内卷加剧,野味感受更多的是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疲惫。在大厂工作五年,野味变得依赖烟酒、习惯熬夜,甚至一度抗拒拿起手机,“每个月工资到账,对冲不了被疲惫感挤压的个人生活。”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野味直言。

娜美则在担忧互联网红利消失之外,更面临着在大厂难以晋升,以及35岁被辞退的风险,“在大厂,想升职就要不停加班,而我现在有了孩子。” 

如今在北京沙河开着一家烧烤店的猫猫,也是因为工作2年后陷入了焦虑和空虚。

刘博的离开,相比于野味、猫猫和娜美,更为主动,“打工不是大厂人的出路,永远会有比你年轻的人来替代你,最终还是要创业做个生意。” 

“不想再做高级打工仔,而消费行业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大赛道,高中学历的老板都能年入千万,大厂出身的我是不是能创造更多的东西呢?”因此,2019年刘博在海外市场创业受挫后,和出身风投的刘舒考虑一起回到老家河南,“正好我有朋友在河南开了5家分店,可以先从在这个项目的规模化做起。” 

选择餐饮,或像野味和刘博一样,恰好有朋友搭桥;或像娜美一样出于成本、门槛考虑。 

 “开一家小餐饮店,是成本较低的创业选择。”娜美计划将麻辣烫的开店成本控制在20万元,“民以食为天,餐饮是必不可缺的行业,即使疫情之下控制堂食,还可以提供外卖,除去平台抽成,仍有盈利空间。” 

刘博亦表示,相对于技术门槛较高的硬科技领域创业,餐饮行业进入门槛低,“开店没有学历要求,高中毕业也能开店,大厂出身的高学历人才没道理不能做。”同时,“只要用心经营,几千万年收是行业的收入下限,如果能实现规模化、打出品牌并上市,餐饮行业的上限也极高。” 

根据2021年《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中国经济逐渐恢复,2020年新设市场主体超850万,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创业动机分别是:从事感兴趣的事、获取财富、最大限度实现自我价值。 

上述数据也显示,八成创业青年启动资金规模在20万元以下,低于1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70.7%,低于50万元的创业者占比91.2%。从创业行业看,农林牧渔业占比20.8%,批发零售占比15.9%,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 

同时,疫情之下,公认“不好做”的餐饮,也暗藏着机会。

2020年疫情爆发,不少餐饮门店受冲击纷纷关店,刘博却回到了河南老家,选择“逆流”进入餐饮行业,他告诉燃次元自己买入在了“最低点”,无论是拿好的店面位置,还是协议房租都非常容易。 

娜美补充道,“疫情下店铺租金下调,同时也会有一些好的位置出让。”以现在娜美的门店为例,转让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 

目前,野味的小酒馆刚开不到一个月,娜美的麻辣烫和猫猫的烧烤店则已经起步,刘博和刘舒通过加盟品牌,3年内已经开出了43家店,仅今年加盟的某品牌,开业不到三个月,每月营收就达到了30-40万元。

猫猫的收入也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以前上班好几年,没攒下一分钱,转行做烧烤后,每个月毛利25000-30000元,攒钱无压力。”

用心串肉,不再精神内耗

焦虑是当代人共同的心理状态,快节奏的互联网人更甚。

猫猫原本从事品牌策划工作,过着同时处理4-5件事,闲暇时间也要不停刷新热点新闻的生活,还有做不完的PPT。 

但转行之后,“没有那么焦虑了,精神内耗也被治好了。”猫猫告诉燃次元。

切换赛道,猫猫首先被纠正的是作息时间,“以前熬夜刷热点新闻,现在下午4点就要把肉穿好,6点开烤,晚上9点收拾关店,累得的倒头就睡。” 

娜美亦表示,从开店筹备到店铺运营,一天下来,早没了刷手机熬夜的时间。 

其次是心态。从前猫猫忙于回应甲方各种的需求,无效工作和会议让她陷入自我消耗和焦虑中,如今,“付出劳动,收到钱,做一件事就是一件事,我只需要专注把握手上的串烤好。” 

开始筹备酒馆之后,野味焦虑的心态也放松了下来,“不用担心打卡,不用担心全勤奖,自由掌握自己时间的感觉非常好。”

相比于曾经在互联网的工作,如今从事餐饮行业,猫猫和娜美的获得感似乎更加真实且具体。 

9月18日,燃次元前往猫猫的烧烤店时,正值晚上7-8点最忙碌的时候,店外支起几张长桌,吃着烧烤的顾客叫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整个院子坐得满满当当,在燃次元等待的间隙,猫猫则脚不沾地地捧出烤好的肉串。 

猫猫的烧烤店位处沙河,来吃饭的多是收工后的工人,“以前坐在办公室,接触的是光鲜亮丽的白领,工人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符号,现在做了餐饮,发现他们都是充满喜怒哀乐的鲜活的人。”猫猫表示,她总会将客人要的毛豆装到盘子里放不下为止,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从今年4月开始,附近模仿猫猫开烧烤店的有2、3家,只有她一家做到了现在。猫猫的介绍中带着自豪。 

大厂人切入餐饮行业,也带来了大厂的思维方式。

“过去的餐饮店老板埋头经营,没有规模化和打造品牌的意识,但互联网人一开始就有更长远的规划。”猫猫说道。 

娜美也表示,产业经理出身的她完全将麻辣烫店当成了一个项目在做,先立项,然后进行用户调研,原本就喜欢吃麻辣烫的她,将北京大众点评榜单前十的店全吃了一遍;用户分析后,娜美回到东北老家考察各类麻辣烫店铺,寻找最适合北京消费人群的口味和定位。 

在大众点评平台,“正宗的黏糊东北麻辣烫”“口味独特”成为了娜美店铺最多的评价关键词,甚至有顾客一连在店里吃了近一周。 

野味亦表示,在大厂时她积累出的个人软实力,如项目管理、带人经验等,在任何行业都可以复用。此前从事青年文化营销的她,也将大厂技能搬运到了酒馆的营销活动设计中,和咖啡、露营品牌合作,巧用周一等节点吸引顾客,把酒馆打造成了青年的交流地。 

不过刘博也直言,跨行餐饮后,原来在大厂积累的经验和技能,在前三年并无帮助,“在一家店前3年的生存期,大厂经验其实很难有真正的帮助,甚至会形成阻碍。”从互联网产业转入餐饮业,隔行如隔山,“0餐饮行业经验始终是痛点。”

刘博补充道,互联网思维让大厂人存在对传统餐饮行业降维打击的可能,但在此之前,实际运营中,大厂背景会让你难以对餐饮内行人做出指导,刘博笑道,“对于洗碗阿姨而言,不会因为你是大厂人就比她刷碗更快,同样,你可以判断店长能力欠缺,却无法真的指导他。”

大厂转行做餐饮,并非全是美好

但离开了“压力山大”的大厂,转行餐饮的大厂人,面前也并非全是坦途。

对于从毕业起就长在大厂温床里的野味而言,大厂的工作确定性很强,背靠高预算和名头,合作畅通无阻,花多少钱投放就有多少曝光,这些都是可以精准计算的数据,但开一家店,是全新的挑战,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 

娜美告诉燃次元,立志要将特色的东北麻辣烫带到北京的她,开业第一天就遇上了主厨罢工,“招的两个服务员连菜都不会洗,主厨和服务员互相看不惯”,人手急缺也让她“创业前是996,创业后是007”,节假日就更加忙碌了。

而对比东北老家,北京房租和人力成本更高,娜美的门店,价格对标小谷姐姐等高端麻辣烫品牌,难免被顾客质疑价格过高,“不远的村里有十几块钱一份的麻辣烫,培养用户习惯是个大工程。”

稍令她安慰的是,刚开业日营业额稳定在1300元左右,不过,很快娜美却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由于店铺附近突发阳性确诊,营业额直线跌了一半以上,而她还没来得及开通外卖平台,“只能先做好店铺管理了。” 

实际上,娜美早已做好了开店前两个月不盈利的准备,“不希望做成一开就爆的网红店,细水长流积累顾客是最理想的。”而在盈利未达理想值前,品牌包装、营销活动等,娜美都还无瑕顾及。 

经营一家店铺的难度也远远超过刘博和刘舒的想象。风投出身的刘舒最擅长通过数据报告衡量公司的盈利情况,但开店后,她才意识到,很多成本并不会体现在报表里,那些“30万元开店”的宣传,往往不会包含店铺押金和装修费用。 

“在河南开一家两百平的店,年租一般50万元,商铺都是押二付三,开店成本就飙升到了200-300万元。”而投入不同,最终店铺存活率自然也不同。 

刘博表示,开店很容易面临各种突发情况,疫情对各行各业都提出了挑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虽然餐饮业总收入达到46895亿元,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餐饮店注销增长率超65%,餐饮人排队退场,头部企业如海底捞亦陷入亏损泥潭。除了疫情,还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有员工突然不上班的原因甚至可能是失恋。”

如果跳过做好一家店,跑通盈利模式的生存期,不融入员工和一线管理层中,空谈公司化、品牌化的大厂人,可能会面临“血本无归”的窘境。刘博补充道,“最终发现,还是要自己躬身入局,从0-1去做。”

 一脚踏入餐饮,未来是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还是只是试水,大厂人也各有思量。 

野味表示,她并不认为自己在跨行餐饮,“酒馆本质是一个青年文化聚集地,酒只是载体。”除了吸引年轻顾客消费之外,野味显然更希望借助酒馆做更多有趣的文化活动。 

入秋后,烧烤生意迎来淡季,猫猫决定11月底将烧烤生意关掉,和男朋友回郑州开家轻食店,“餐饮业大有可为,未来还是要接着做餐饮的,如果开不成,等明年再来北京做烧烤好了。” 

刘博和刘舒则不断奔波于考察各大餐饮项目的路上,除了自己开店之余,他们也投资加盟店,为更多希望入行的人提供咨询服务。 

“未来还是要all in 餐饮行业的。”刘博表示,目前餐饮业人才密度较低,而疫情常态化下,餐饮行业受到的冲击也在减弱,“比如在郑州,一般7天内一定会解封。” 

单个门店的成本回收周期从7-8个月,延长至一年到一年半,对于刘博而言,转行餐饮仍是不错的创业选择。 

不过,转行并不容易,餐饮业亦充满挑战,大厂出身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烦恼和问题都会消失不见,“转行最缺的仍是从打工人到老板的勇气。” 

“接地气”是大厂人的转型要务,刘博补充道,“你原来可以年薪百万,但转行先挣20万元看看。”

*文中野味、猫猫、娜美均为化名。

网站编辑: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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