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历史：决定历史人物雕像取舍的哲学思考

2020年5、6月间，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非裔嫌疑人死亡引发滔天巨浪般抗议示威，声讨种族歧视、压迫，重新清算历史恩怨的声势高涨，英美各地出现推翻与奴隶制有牵连的历史人物雕像行动。

为历史人物塑像是为了纪念，表达敬仰。雕像是时代产物，是一个历史片段的定格，而人类文明不断演进，历史不断被重读、补充、质疑、辩论，甚至改写。历史人物雕像因为各种原因被移除、推翻的先例不少。关于这类人物雕塑，或者以历史名人命名的建筑物、名人故居，在斟酌其去留时，有没有取舍标准？

BBC哲学家戴维·爱德蒙兹（David Edmonds）2017年曾分享过一些思考。

历史的混沌

“欧洲最可爱的屋子”，外观是哥特式风格，内装修古典风格；这是一座大教堂，但不是为敬神而建。这是一座为崇拜书籍而建的教堂。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科德林顿图书馆（Codrington Library）是这所大学鲜为人知的众多建筑瑰宝之一。

但是，它也有不太光彩的故事，实际上那段历史一直令万灵学院尴尬。

图书馆内有一尊气宇轩昂的大理石雕像，是克里斯托弗·科德林顿（Christopher Codrington），生前在万灵学院教书，图书馆以他命名。据信，他1710年去世时，遗嘱是在靴子里发现的。

他留下一万英镑用于修建这座图书馆和购置书籍。这笔钱在当年是天文数字。

然而，这笔钱的来源却耐人寻味。科德灵顿出生于糖业大亨世家。他们家族在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和安提瓜拥有种植园，在种植园干活的是奴隶。

世界各地都有这类令人纠结的问题。那些年代久远的雕像、雕刻、楼房、建筑物、奖学金和奖项，要么为了纪念或礼赞某个历史人物，要么获得历史名人的资助，而那些历史人物在今天却被认为有严重道德污点。怎么办？从普林斯顿、开普敦到悉尼，都无法幸免。

实际上，离万灵学院不远处，也就步行一分钟，就可找到另一个例子，清晰无误地呈现出这个难题。

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是一个叫做"罗兹必倒"运动（Rhodes Must Fall） 的焦点之一。有些学生对西塞尔·罗兹（Cecil Rhodes）雕像十分抗拒，认为把一个19世纪商人、白人至上主义倡导者、毕生与不列颠帝国主义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的人的雕像竖在那里不合适。

推翻这座雕像的运动很激烈，但终告无果——学院2016年宣布，罗兹不会倒。这个决定无疑是受到潜在捐赠人威胁的影响；他们声称如果推倒罗兹雕像或把它迁到别处，就撤回对学院的捐赠赞助。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政治学教师丹尼尔·巴特（Daniel Butt）认为，任何涉及是否推倒或迁移曾经备受尊崇的历史人物雕像的观点都会令人情绪激昂。

他说：“我们希望对先辈怀有积极的看法，希望认为自己来自一个道德高尚的社区，我们的先辈都是好人，我们也是好人……因此，仅仅因为自己生活在某地，或具有某种特定身份就跟历史上的不公平或现在的过错有了牵连，想到这一点就会让我们产生激烈的反应。”

每年有数百上千万人到牛津观光游览，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大学城的各个角落与不列颠帝国的殖民时代历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巴特任教的贝利奥尔学院也不例外。19世纪晚期，这个学院培养的许多学生毕业后都成为大英帝国的官员，包括连续3位印度总督（兰斯敦侯爵、额尔金伯爵和寇松侯爵）。

那么，这类关于过往岁月令人不安的提醒，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一种处理方式是置之不理，什么也不做。主张这种方式的人认为，历史不应该重写。重写历史无异于某种形式的审查。再说，期望每一位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完美无缺、人生纯洁无瑕，那很荒谬。

即便是被奉为圣贤的人，比如“圣雄甘地”（Mahatama Gandhi）和纳尔逊·曼德拉（or Nelson Mandela），也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用21世纪的眼光来审视，甘地对女性的态度简直令人痛苦。

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滑坡效应。如果把所有昔日政治军事要人的雕像都清除了，因为他们曾经持有我们今天认为很成问题的观点，那么全国各地就会出现大量空空的雕像底座。此情此景向当代慈善家传递了什么信息？今天敬请慷慨捐赠，但明天仍有可能名誉扫地？

但是，“置之不理”的态度似乎太过极端。设想一下，（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赞助了牛津大学设立的一项奖学金，类似于罗兹奖学金。会有人认真地反对戈培尔奖学金改名吗？有人会愿意成为戈培尔学者吗？如果有一座戈培尔雕像，会有人反对把它砸烂吗？

巴特说，有些罪行或者应该谴责的行为确实极其严重，重大到无法不玷污我们对那个人的整体道德价值评估。

如果是那种情况，他说，那么就完全不应该把那种人当作楷模，为他们塑像纪念。

不过，大部分人既不是彻头彻尾的魔鬼妖怪，也不是完美纯净的天使。

所以需要一条中间道路，一种折中的思路，以此斟酌定夺此类取舍，哪些建筑物需要重新命名，哪些雕像可以清除，哪些可以保留。

巴特博士认为，在这件事上没有万能方程式；寻求一把钥匙开百锁的方案会酿成大错。

他说：“变量太多。所以我们不要一刀切。我们必须对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分析。”

那么，该从哪些方面考虑呢？

一个角度可以是评估某人的某种观点或行为在他/她生活其中的那个时代是否典型，是否具有时代特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对他们或许不必求全责备。

另一个角度是不当行为的程度，以及和他们的成就相比，这些问题有多严重，即功过如何切分。英国前首相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有些政见和观点如果放在今天，完全可以导致他被逐出政坛，禁止担任任何公职。那些观念令人鄙夷吗？确实。但与他的成就和业绩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

此外，还有一些可以从哲学上称为"效果论"（consequentialist）的角度考虑，可以斟酌的几个要点。路人对这座雕像有什么感受？这一点又可延伸到相关的历史是否在今天仍可引起共鸣。比如，一个中世纪武士，即便生前征战讨伐时无比残忍血腥，其雕像在今天不会引起任何人心里的不适感。

在这个意义上，罗兹雕像在南非开普敦招致的反感和敌意比在英国牛津要大得多。

还有其他一些枯燥乏味但十分重要的因素，比如推倒一座雕像的成本（这笔钱用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更有所值？），这座雕像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如何？

书写历史和集体记忆的构建具有深刻的政治和伦理色彩。

贝利奥尔学院旁边有一个石碑，是烈士纪念碑（Martyrs' Memorial）。16世纪中叶，玛丽女王当政时期，英国新教的主教们就在立石碑的地方被烧死。玛丽女王是天主教，对基督教以严酷血腥的手段加以清除。

直到3个世纪后，19世纪中叶，才在那里竖了这块纪念碑。一个时代背景和原因是当时英国国教内部一些势力对天主教会在英国影响不断增大感到焦虑。

雕像和铭文匾牌通常放置在公共场所，目的是纪念。推翻这些雕像或重新命名建筑物，这种行动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但是，对祖辈的罪孽，今天的社会应该通过显而易见的方式作出修正、弥补吗？

代际正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不仅仅因为年代久远使得辨别受害者和受益者很困难。但巴特博士认为，在与过去保持了清晰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现代社会就有责任纠正和弥补历史的过错，尤其是在现今社会仍可感受到历史过错的影响的情况下，更是责无旁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种族歧视。

他说，牛津在殖民主义时期扮演的共谋角色责成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而它也有许多种方法来履行这些义务。

“我们可以考虑在世界上特定的地区提供奖学金，可以重新修订教学纲目。但是，做这种决定的不应该由一群白人男性为主的学者坐在牛津某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做出。这必须是一个有大量不同社区广泛参与的对话过程，当然要包括学生，也应该包括与牛津共同书写了其异常复杂的历史的那些社区的代表。”

万灵学院是牛津大学唯一不收本科生的学院，教师（研究员）不必开课，可以只专注于学术研究。学院在30年前向巴巴多斯的科德林顿学院（Codrington College ）捐了一笔款，金额不菲，但对学院图书馆那多少令人尴尬的历史背景却一直没有作为一个问题认真讨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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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牛津大学的新一代师生开始推动更诚实地面对历史。2016年，几位教师组织了一次低调的学术研讨会，讨论科德林顿的生平和他跟万灵学院的关系。

巴特博士在那次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他主张图书馆改名，至少应该把科德林顿的雕像挪走，因为科德林顿生前是奴隶主，而蓄奴在今天是被谴责的。

但这两个主张都被学院拒绝。一些主要捐赠人说，如果图书馆改名或移除科德林顿雕像，就停止捐赠。

2017年，万灵学院发布声明说，“科德林顿图书馆服务于学生和研究人员。它的名字和雕像记录并反映了历史事实，与奴隶制本身的历史一样，这个事实无可改变。”

2018年，图书馆入口处竖了一块牌匾，纪念历史上在西印度群岛科德林顿种植园的奴隶。

为何雕像很重要，为何它们又会被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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