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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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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上海书评:吴元丰谈满语、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上下合篇)

本文转载自2019年01月27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原为两篇,现合为一篇。上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48 ;下篇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04756 。

原作者:彭珊珊

吴元丰(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满语列为“critically endangered(极度濒临灭绝)”的语言。

满语曾是清代“国语”,但由于历史原因,满语口语目前只在极少部分地区得以留存,且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濒临消亡。另一方面,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形成了大量满文公文,成为后人解读清代历史的钥匙,满语文因此不同于一般“死语言”或“死文字”,在研究领域有独特的地位。

位于新疆伊犁河南岸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满语文的一块“飞地”。十八世纪中叶,清朝政府抽调东北的锡伯族官兵移驻伊犁,组建“锡伯营”,是当时伊犁驻防八旗的劲旅之一。当地锡伯族人至今保留民族语言和风俗,其语言和满语基本相同,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国内满文人才极度匮乏之时,锡伯族人维系了满语文的教育和传承。

吴元丰,1956年出生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一史馆满文处处长、副巡视员。长期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等二十余部档案史料和目录,同时致力于满文历史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及中琉关系史研究。

故宫西华门内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故宫吉祥门匾额,左为汉字,右为满文。

满语是怎样走向濒危的?它的发展、消亡有哪些关键的历史节点?

吴元丰:满族是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民族,在历史上建立过两个王朝政权:金朝和清朝。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建立金国,创制女真字;我虽不懂女真文,但语言学专家读出女真语单词时我完全能听懂,这说明,女真语和满语是非常相近的。

金朝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逐渐改用汉语文,一部分留在东北的仍然使用女真文。到了明朝后期,语言仍在使用,文字却逐渐失传,女真人改用了蒙古文或汉文。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作为建州女真的首领,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这时女真社会与明朝、蒙古的联系日益紧密,借用蒙古文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

从档案来看,努尔哈赤很可能既懂汉语又懂蒙古语。他是管理一方女真部落的明朝命官,常常进抚顺做贸易;另一方面,他生活的地区离蒙古也很近。最后,努尔哈赤命人借用蒙古文创制满文。

满文与蒙古文对比图。第一组,老满文与蒙古文比较,左为无圈点老满文,右为蒙古文;第二组,新满文与蒙古文比较,左为有圈点新满文,右为蒙古文。

清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以后,满语文随着派驻全国各地的八旗兵丁而逐渐扩大使用区域。很多人一听八旗就以为是满族的,其实不然,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八旗,满洲八旗里也不全是满族人,还有蒙古族、锡伯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除京师八旗外,全国各地也得派驻防兵,携家带口,军民合一。

由此,满语从原来集中于东北一隅,到北京,再扩大到中原各地,因而语言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周边一些编入满洲八旗的民族如锡伯族、达斡尔族也开始学习满语。

早期清王朝更注重保留本民族特色,满汉文并用,甚至是有意识地强调本民族传统。中原地区汉族人口众多,在汪洋大海中抓牢自己的本色,对新政权来说很重要。皇太极自不必多言,到顺治仍是如此。顺治是一位过渡性的皇帝,他在位时清朝入关不久,面对这么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汉文化,心理上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中收录的满汉蒙三种文字合璧《满洲实录》插图。

档案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清军入关后是逐渐统一全国的,并非一蹴而就,一史馆藏有部分反映这个过程的档案,比如“内阁满文秘本档”,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军消灭李自成、张献忠义军余部,推翻在江南的南明政权,以及收复郑氏政权占据的台湾等情况

《内阁满文秘本档》

但到康熙年间就不一样了。康熙这个人比较温和,在文化上极具包容性,且不只对汉文化包容,对西洋文化、蒙古文化都有很深的兴趣。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满文、汉文教育,在他治政之下清规戒律也比较少,满汉文化交流逐渐加深、扩大。

举例而言,康熙年间刊行的《大清全书》是清代最早的满汉词典,编者沈启亮就是个汉族人。而《康熙字典》更不用说,是非常有影响的一部汉文字典。康熙还组织以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如《资治通鉴纲目》等等。实际上,顺治时期也有用满文翻译的汉文经典,比如《诗经》;但有不少名词性的词汇是音译,因为相较于中原地区发达的文化,满语词汇相对贫乏。


清沈启亮编写的满汉词典《大清全书》,辽宁民族出版社影印本内封和正文。
满文翻译《诗经》,顺治朝内府刻本。

康熙在位六十年,八旗兵驻扎各地的日子久了,军队下层接受汉文化也越来越多,因为生活中免不了同汉人接触和交流。这时清朝高层还没有注意到满语文面临的危机,在大量八旗兵中,尤其是中原地区的,语言上已经开始出现变化。

满汉文合璧《西厢记》,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

雍正是一位严厉、勤勉的皇帝,档案中,他在奏折上的朱批文字比清朝任何一位皇帝都多。雍正四十多岁即位,真正建立了中央集权,创立了很多制度,为后来乾隆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乾隆时期,随着国力的全面强盛,满语发展也达到巅峰,并在乾隆中期以后走向下坡路。你所说的历史坐标,或者历史节点,这时就出现了。

一方面,乾隆朝在强调多样性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了满语。

乾隆本人精通多种文字,包括满文、蒙古文、汉文、藏文;他的高层官员也大都通晓满汉双语。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满文译本四书五经、古典名著里的音译词汇,全部改成意译,创造了很多满语新词汇;甚至很多官印也要改,而且要通过钦定。

康熙曾敕修《御制清文鉴》,是一部纯满语词典,以满语注解满语,当时满语词汇还十分有限,许多新出现的满语词汇还没有规范和普及。而到了乾隆朝,敕修《御制增订清文鉴》,是一部满汉合璧辞典,规范和收录了大量的满语新词汇。

满汉文合璧《御制增订清文鉴》,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本。

总之,乾隆时期的满文发展达到了顶峰。有些语言学家批评乾隆的措施武断,但我认为他的做法整体上对满文化的发展是有益的。

然而,负面效果也产生了。由于乾隆对满语言使用的严格规定,这门本来容易学的语言,变得不好学了。满文作为一种拼音文字,过去拼写有一定的随意性,但乾隆必须要求规范化、标准化书写。他敕撰《钦定清汉对音字式》,规范人名、地名书写,统一满汉文对译标准。

《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复印本,该书对满汉文相互音译进行了规范。

再加上满族人对汉文化的崇尚等原因,满语在乾隆中期就转向衰落。

对于这个判断,档案中也有依据。雍正十一年(1733)档案记载,在直隶保定府雄县,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雄安,考核了五十名八旗驻兵,满洲兵不会说满语,只有锡伯兵还会说满语。(“经臣考核雄县五十名驻兵,步箭善射者无,次劣各半……除锡伯披甲外,均不会满洲语。”《镶黄满洲旗副都统保明满文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满语由鼎盛转向式微,乾隆帝自己应该也看到了危机。后来他开始强调“国语骑射”,“国语”就是满语。这种强调,也从反面证明满语此时已经在走下坡路。

乾隆以后更是如此,从档案文书中可以看到,满文书写越来越不规范——过去对于哪些奏折该写满文、哪些该写汉文有明确的规定,后来就逐渐混淆了。满文更多地应用于八旗、宫廷事务等礼节性方面书写,而涉及到内容比较复杂的文书时,基本上就用汉文书写了。

到了光绪年间,人人都发现这个问题了。这时期官方编了许多满语教学书、对话书,八旗里开始强调满语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旗人、满族人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更加速了满语的消逝。直到现在,还能说满语的满族人就只剩下黑龙江省三家子村、五家子村的几位老人了。

2006年,吴元丰在黑龙江五家子村与当时会说满语的两位老人合影。

您曾提到,新疆“锡伯营”官兵后裔至今能说满语,甚至早在雍正、乾隆年间,满洲兵丁就已经开始不会母语,而锡伯官兵还能讲满语。能否谈谈锡伯语与满语、锡伯族与满族之间的渊源?

吴元丰:我是锡伯族人,常常被问及锡伯族源流,所以我也关注这一问题。根据现有史料,锡伯族发源于东北,祖先是东胡——拓拔鲜卑部,从大兴安岭地区沿河流逐渐向南迁徙。到明末清初,集中居住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开始接受蒙古语,同时也开始接触满语了。从地图上看,锡伯族人生活的地区,夹在蒙古族和满族两大居住区域之间,必然会接受这两大民族的文化。康熙年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派人到尼布楚同俄罗斯谈判,因为“与俄罗斯相议时,皆用蒙古通事”,需要会蒙古语的人,就下令挑选锡伯人做翻译,因为他们既懂蒙古语,也懂满语。

明末清初锡伯族人主要生活区域(黑色虚线部分),夹在蒙古族和满族两大居住区域之间。情况类似的还有达斡尔、鄂温克等族,这几个东北少数民族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逐步向南迁移,抵达松嫩平原时已经是半农半渔猎的民族。

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清政府为加强东北驻防,将锡伯族改编入满洲上三旗,分驻于齐齐哈尔、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县)、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三城。编入满洲八旗后,锡伯族人大体上脱离了原先跟蒙古族人混居的生活环境,接受清政府的直接统治,披甲当差,驻守边疆,开垦种田,直至清朝灭亡。

在语言方面,锡伯族人开始在官方设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标准的满文、汉文,尤其是满文,而逐渐放弃了蒙古语文。据清代东北地方志记载,早先锡伯族人说的话“非清非蒙”,也就是说,既不是满语,也不是蒙古语。这说明他们原本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渐渐消亡,满语成为通用语言。

事实上不唯锡伯族,清代其他少数民族也学习了标准满语,如达斡尔、赫哲等民族。民国时期居住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达斡尔族仍然用满文书写信件和公文;1979年我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调查时,当地还有一些老人懂满文,至2011年我再次到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时,只剩下一位老人会说满语、又能看懂满文。

2011年,吴元丰与达斡尔族老人一起看当地博物馆保存的满文古籍。

此后锡伯族的居住区又有几次大变化。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1701)间,锡伯族官兵被迁至盛京(今沈阳)、京城(今北京)等地驻防;时至今日,沈阳还保留有锡伯族家庙以及几万锡伯族人口。


位于沈阳的锡伯家庙(太平寺),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政府从盛京及其所属各城抽调一千零二十名锡伯官兵,连同家眷一起迁往新疆伊犁驻防,编为伊犁锡伯营。新疆锡伯官兵后裔普遍使用满文,上世纪四十年代对满文稍加改革后作为本民族的文字使用,一直保留至今。
这就是锡伯族历史变迁的大致脉络:兴起于东北,一路向南迁移,到辽宁,进北京,一个世纪后又有一部分迁往新疆。我从锡伯族家谱上看到的姓名也印证了这一点:早期锡伯族人多以蒙古语命名,编入满洲八旗后越来越多以满语命名,到清中叶,东北地区首先出现了汉语名字,而新疆地区锡伯族家谱出现汉名比东北地区晚五十年到七十年左右。

1973年国务院教科组对满语的情况做过调查,报告中说:“除新疆锡伯族还在用以外,满文已成死文字。”满语文在其他地区都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唯独在新疆地区的锡伯族人中流传至今,您能否具体谈谈这段历史?

吴元丰:锡伯族人作为清朝的国防军携眷迁驻新疆,我常说我们是“老兵团”,在保卫边疆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把语言、文化传播到那里,并且传承下来。

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经过多年努力、刚刚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不久,为加强西北边疆防务,巩固统一局面,乾隆皇帝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派八旗官兵携家带口地迁过去,戍边屯垦,固守疆土。

比锡伯官兵早去的,有张家口外的察哈尔蒙古官兵和黑龙江的达斡尔、鄂温克官兵,而比锡伯官兵晚去的有甘肃凉州、庄浪、宁夏、陕西西安、河北承德的满洲官兵,以及陕西、甘肃的绿营官兵,由这些官兵组建了几个驻防军营。

驻在新疆的“锡伯营”是伊犁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是军政合一的组织,人口相对集中和独立,不与外人通婚,与迁驻前在辽宁地区相对分散的状态截然不同。此外,伊犁“地处极边,形势四塞”,“锡伯营”驻防地在伊犁河南岸一带,北边是河,南边到东边都是山,地理环境相对闭塞,为留存语言创造了条件。

清乾隆年间锡伯族官兵奉命携眷移驻伊犁路线示意图

当时迁去的几个少数民族情况也不同。我比较过档案中的人口资料,从辽宁抽调的锡伯官兵以年轻力壮者为主,从盛京到伊犁跋涉行进一年多时间,路上就生下了数百个小孩。而且他们是从各驻防点精选出来的正规八旗兵,又在辽河流域生活已久,比较顺利地适应了伊犁河流域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其他民族的情况参差不齐,有些是青壮年比较少,有些是纯游牧民族或渔猎民族,即使是作为正规八旗兵的满族人,由于长期驻防在内地省份已失去农牧业生产技能,对新环境的适应相对缓慢一些。

所以,这支西迁的锡伯族人,本身是精兵强将,过去以后从军事到经济各方面都相对发达。特别在文化上,“锡伯营”的八个牛录都建立了学校,有完善的教学系统。他们的满汉双语教育保守估计也从光绪年间就开始了。直到现在,伊犁锡伯族聚居地学校仍保持着汉语和锡伯语双语教学的传统,而且每个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对孩子的教育,以培养出有文化的人才为荣。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小学锡伯语课本

为何没有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

吴元丰:辛亥革命在伊犁地区几乎与内地同步发生。当时新疆的首府是伊犁惠远城,驻有以满洲兵组成的“旧满营”和锡伯兵组成的“新满营”(光绪初年从伊犁河南岸锡伯营抽调的兵丁)。起义的新军很快攻占了“旧满营”,而“新满营”的锡伯官兵与新军展开激烈的巷战。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停火谈判,最后达成协议,锡伯官兵撤回到伊犁河南岸。民国政府成立后,仍保留“锡伯营”八旗的建制,继续履行戍边屯垦的使命,保持相对独立性,对外接触相对少一些,因而得以保留原有的教学传统和自己的语言文字。

但是,锡伯族人逐渐感到应该有自己的文字。这时锡伯族去新疆已经将近两个世纪,在其语言中吸收了不少周边维吾尔、哈萨克、蒙古、俄罗斯等民族的语言,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新词汇,传统的满文已不太适应。

二十世纪初期,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锡伯族知识分子中懂俄文的人不少,还翻译过高尔基等人的作品。有人就提出用拉丁文记锡伯语,易学易懂。有人不同意,认为应该继续用满文,但要进行改造。一段时间的讨论以后,1947年锡伯族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达成共识,在过去使用的满文基础上,适当根据当下使用语言的特点和需求做一些增删,改造成现在的锡伯文。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文《察布查尔报》

语言是变化发展的,这几十年间又有了许多新词汇。我现在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年轻人开玩笑说,我讲的是清代的语言!这也许是因为长期从事满文档案工作,不知不觉吸收了一些清代书面语。反过来讲,现在老家年轻人讲的锡伯语,与我1975年离开老家到北京时候的语言比较,也有了不少变化。我曾走访过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村、黑河地区五家子村的满族老人,他们说的满语我完全能听懂,而我讲的话他们听起来有困难,而且有些词汇根本听不懂,可见目前新疆锡伯族讲的语言已有自己的特点了。

满语虽然几近失传,但对现代汉语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例如金启孮先生曾指出,《红楼梦》的语言就有过渡时期的特殊味道,带有“满语式汉语”的残留,并受到满语词的影响。能否请您谈谈满语留在汉语中的痕迹?

吴元丰:满语和汉语互相都有影响。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郝时远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其中提到:“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体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特点。普通话的前身北京官话,上溯元明,推广于清代。普通话的标准音采集点,是以满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62%的承德滦平县。”满语对现代北京话的形成非常关键,这是肯定的。

但我不是语言学家,不能从语言学的角度回答你。不过,生活里有些词汇让我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这种影响。比如北京的一种名食,叫“沙琪玛”(满语sacime),这个词是典型的满语,在满语中意思是“剁着做的”。语言是发展着的,各种文化交汇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形成了灿烂的文化。

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请您谈谈新中国成立以后满文人才培养的情况?

吴元丰:早在1954年,周恩来总理就曾采纳载涛、启功等人建议,委托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办理培养满文人才一事,郭沫若就安排给时任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史语所所长罗常培具体落实。原计划在北大办班,招收二十余名学生,结果生源太少,只招到几个人。找老师也很困难,北京各大院校和科研单位,没有一个能读懂满文的人员。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才聘请到溥仪的舅父克敬之老先生教学。当时克先生年事已高,只能让学生去他家上课,有的学生觉得学习满文没有什么意思,就纷纷离开,最后只剩下两个人。

196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春,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开设满文班专门培养满文人才。当时已经进行过全国范围的民族社会调查,相关的部门已经了解到锡伯族语言和满语非常接近。另外,据说当时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联欢活动,中央民族歌舞团锡伯族演员春英应邀参加,周总理向她询问过新疆锡伯族语言文化现状,可能这也是一个渠道,了解到了相关情况。

所以,1961年9月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开设时,三名满文教师都是从新疆调过来的锡伯族人,他们叫赵玉麟、涂长胜、钟棣华。另外,还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了四名锡伯族学生,其中一名因病退学,全班共二十一人。这里顺便提一句,在台湾大学首次开班教满文的广禄(1900-1973)先生,也是从新疆过去的,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有陈捷先、李学智两位先生,后来都成为台湾著名的满文文献研究者。

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学生合影

可是中央民族学院这批学生要毕业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全班毕业生中,极少部分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一史馆前身)、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和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而绝大部分分配到外省市改行从事别的工作。即使分配到档案馆的学生,不久也派往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这满文人才培养的事,再度被提起是1972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建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培养满文专业人才。是什么原因呢?我问过很多人,说法不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日本精通满文的人颇多,苏联、美国也有搞满文的人,国内却找不出几个能读满文的人,而且当时中苏关系特别紧张,我国外交部正在准备边界谈判,清代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和相关的档案基本上都是满文的,需要解读这些档案文件。

相关报告和批示很快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承办落实。国家文物局根据故宫博物院提出的具体方案归纳了两条意见上报国务院办公室,一是建议1966年满文班毕业生“归队”,二是在新疆锡伯族高中生中招收一部分学生,因为“他们既熟悉满文又有一定汉文基础”。另外,再适当招收一些政治和文化基础比较好的复员军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才有了后来的1975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干部培训班”,从这个培训班走出了一大批满文工作者。

1975年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班的六名锡伯族同学在天安门前合影,后排中间为吴元丰。

您也是1975年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的学员,能否简单谈谈当时的情况?

吴元丰:当时根据培养满文专业人才的方案,从北京、黑龙江和新疆招收三十名“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1975年8月1日到故宫东华门内侧明清档案部报到,从此就是故宫的正式职工,每人每月工资有三十八元,那时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了。

满文班学制三年,没有寒暑假,每天有早晚自习。开设了满语文、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通史、明清史、清代文书制度、档案学基础、翻译学理论等课程,同时也有适当地参与满汉文档案整理和翻译实践。任课老师大都是故宫博物院内的专业人员,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分别由明清档案部关孝廉、刘景宪、屈六生授课。也有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承德文物局等外单位的老师来做专题讲座。

满文班管理极为严格,除了遵守故宫博物院各项规章以外,还专门制定《学员守则》,要求“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等等。同时,又有严格的考试制度。

学员们学习非常刻苦,大部分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这个班里走出了一批满文工作者,后来都是这个领域的中坚力量,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江桥、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赵志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郭美兰、张玉、王小红、张莉等等,都是当年满文班的同学。

1978年7月满文班毕业时,国家的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大家都预感到将会迎来崭新的时代,经商量后在毕业照上写下:“三载攻读战犹酣,共绘中华飞腾年”。真没有想到,我们满文班毕业的时间,正好与改革开放同步,十分巧合、十分幸运。

故宫满文干部班毕业照,摄于1978年。

您曾回忆,进入一史馆之初,数量庞大的满文档案多数处于成捆成包的状况,整理编目基础十分薄弱。四十年过去了,这些档案的现状如何?

吴元丰:2018年11月一史馆召开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满文档案工作回顾与展望”座谈会,回顾了四十年来满文档案工作的成绩,这是几代满文档案工作者努力的结果。原来成捆成包甚至散乱无序的两百万件档案,经过几十年的清理和整理,至2016年底基本完成了档案实体的整理工作,编制了文件级秩序目录,每件都有独一无二的编号,便于保管利用。同时,也开展了著录工作,现已有四十万件著录条目;又使用新近研发的“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完成了十三万八千件满文朱批奏折及十朝满文实录、起居注全文检索数据库的建立工作;在馆局域网利用平台上开放了近四十万件满文档案,并且以翻译或原件影印形式出版近八百册档案史料。

上世纪初故宫文献馆职员整理档案场景

实际上,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民国政府也好,新中国也好,国家从未遗忘这部分档案,即便最艰苦的岁月里也在努力。但是过去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能以保护为主。直到1978年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员毕业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光,全员进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工作;紧接着1980年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组改为满文部,而且中央民族学院培养的一部分改行的满文人才也已相继“归队”。这样,大规模整理满文档案的各项条件都具备了。

一史馆未经整理前档案的存放状况

1978年我们毕业留在故宫明清档案部时,满文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二十九人。对当时总人数不到百人的明清档案部来说,是创造了新纪录,而且至今没有被打破。在档案馆系统里,以一种文字专业为主设立的业务部门是很少见的,通常是按职能划分。满文部(2010年改称满文处)是个综合性业务部门,从整理、编目、著录到翻译、研究、咨询,只要和满文沾边的都管,可见地位和作用的特殊。

我们对满文档案进行了全面摸底,先选了最重要的十八万件录副奏折(即军机处抄录保存的朱批奏折抄件),花了近八年时间才整理和著录完毕。此后,又陆续整理了满文题本、满文黄册、军机处满文档簿、内阁满文档簿、满文实录、满文圣训、满文老档、内务府满文杂件等档案。每当一项重要档案的整理或翻译工作结束后,我就会写一篇介绍文章发表,起到了宣传满文档案的作用,而且学界反响积极。我从而意识到,作为档案工作者,应该把著录编目和宣传工作做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利用满文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今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合作编译出版了十二册《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共计九百万字,在国内外影响比较大。通过这套目录,学界进一步了解了满文档案数量和价值,同时认识到清代边疆史地研究中学习满文和利用满文档案的重要性。

此外,我们还出版了近八百册满文档案原件和一部分重要档案的汉译文。但是,面对整个馆藏两百万件满文档案,还需要多少年、几代人才能全部翻译编辑出版呢?
所幸我们又赶上了技术创新的机遇。一史馆和外部技术公司合作研发了满文档案图像识别软件和满文输入法,现在手写楷书体满文识别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通过这个软件建立了十三万八千件满文朱批奏折全文检索数据库,已于去年12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局域网利用平台上向社会开放利用。

包含十三万八千余件档案的“满文朱批奏折全文检索数据库”登录界面

过去少数民族文字从未有过类似的尝试。起初,技术公司按照语言学的规则把满文分析到最小单位音素来开发,但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向他们建议,“以音节为主,音素为辅”“以主干为主,以枝干为辅”“单词为主,词汇为辅”,又从一史馆的满文档案里采集代表性的音节作为样本。最后,通过机器学习、迭代更新,识别软件得以成功研发,识别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八十。未来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实现机器辅助翻译,让更多的满文档案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满文档案有哪些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吴元丰:满文、汉文档案都有价值,但侧重点不一样。

满文档案在清代对外关系研究中很重要。前面我提过,《尼布楚条约》的文本,只有满文的,而没有汉文的,对研究中俄关系必不可少,这是一个例子。又比如,我用满文档案做过清初琉球问题研究。明朝灭亡以后,清朝和琉球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什么时候建立的关系?过去,不仅我国的专家不清楚,日本的专家也不清楚。我从《内阁礼科史书》中发现了关键满文史料,通过研究还原了清朝首次册封琉球国王尚质的始末,从而了解清朝如何恢复中琉关系,日本学界认可这是突破性的发现和研究。

满文档案在清代边疆史研究中很重要。有清一代,派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一般都是满洲和蒙古人,他们向皇帝请示汇报问题,皇帝批示回复,基本上都用满文书写。嘉庆朝以前满文的使用更为普遍,到嘉庆朝以后逐渐满汉文兼有,而且越往后汉文越多。如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有十八万件,其中有关边疆事务的就有十二万件,占满文录副奏折的百分之六十六。又如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后,特设“总统伊犁等处地方将军”,作为首席军政官员处理全疆事务。当时乾隆为设置伊犁将军而颁发的谕令,就是用满书写的,没有汉文文本。

满文档案在清代重大事件研究中很重要。在清代发生过诸多重大事件,不少都有深远的影响,或具有标志性的地位。所以,这些历史事件无疑成为清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众所周知,历史研究不可凭空而作,首先要充分发掘和收集资料,用科学的办法鉴别和分析,而后再用准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解释历史的发展规律,总结出有益的历史经验。在一史档馆保存的满文档案中就有不少有关重大事件的专题档,如《西藏档》《班禅事件档》《廓尔喀档》《金川档》《准噶尔档》《熬茶档》《土尔扈特档》《哈萨克档》《俄罗斯档》等等,收录了处理重大事件过程中形成的上谕、奏折、咨文等文件,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非常重要。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两册,201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更多的我就不再继续罗列,咱们换一个角度谈谈。

内务府满文档案值得重视。中国封建王朝家、政难分,在内务府档案中有大量国家经济方面的资料。除了宫廷文化、国家财政,还有大量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传教士的资料。此外,对文物保护、宫廷器物研究来说,内务府档案也非常关键。内务府档案内最珍贵的属《奏销档》,几年前一史馆影印出版《内务府奏销档》后,不少学者就问我:难道没有顺治朝和康熙朝的奏销档吗?实际上,这两朝的奏销档不仅有存,而且十分完整、数量也较大,只不过绝大部分是用满文书写的。由于出版时间紧,没有收录顺治朝和康熙朝的档案。到目前为止,查阅利用内务府满文档案的人寥寥无几,这是一座亟待开发的文献宝库。郭美兰就利用内务府满文档案撰写发表了数篇论文,如《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恪敬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康熙年间口外行宫》等,其中前两篇论文,经其本人同意,收入新编《内蒙古通史》,说明这两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地位。

内阁满文档案也值得重视。内阁是清朝的中枢机关,负责处理国家政权日常运行,雍正年间成立军机处之前,内阁的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后来决策权部分转移到军机处,但仍发挥着保证国家政权正常运行的作用。所以,在现存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中,内阁档案的数量最多、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清早期的满文档案有《满文老档》《盛京旧档》《内国史院档》《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秘本档》《票签档》等等,都没有汉文文本,是十分稀见的研究清初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清初因历法之争而发生的“汤若望案”史料,就保存在满文《秘本档》内,而且是我国第一个获准列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的档案。

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册》,即《无圈点满文老档》。

清代官员进呈给皇帝的文书,起初只有题本,后来才有奏折。这样,清代维系国家政权运作的最关键的文书就有谕旨、题本和奏折三种,题本由内阁负责处理,奏折由军机处负责处理,而谕旨视不同情况分别通过内阁和军机处颁发。题本记载的是日常办理的国家事务,而奏折记载的是特殊办理的国家事务,要研究清史缺一不可,都应该加以利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进行了文书制度改革,删繁就简,废除题本,通用奏折。

从清代文书处理制度来看,在京各部院缮写的叫部本,地方官员缮写的叫通本,地方上汉官较多,所以通本大都是汉文,而部本往往是满汉文合璧的,不分满文、汉文一起归档保存于内阁大库。与此相反,奏折则不同,军机处内分设“满房”和“汉房”, 彼此之间称对方为“满友”、“汉友”,分别负责处理满文和汉文奏折,而且又分别归档保存于军机处所属方略馆库。上世纪年二十代,发生了闻名中外的“八千麻袋事件”,大量的内阁大库档案遭到损失,其中绝大部分是题本。所以目前保存下来的题本极其不完整,但是数量仍然巨大,约计五百余万件,其中满文残题本九十余万件、完整题本八万余件。

内阁在处理题本过程中,按其内容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摘抄后,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称之为《史书》,保存在内阁大库,作为将来修史之用。目前一史馆保存的六科《史书》数量也比较大,顺治和康熙两朝的绝大多数是满文,顺治朝的特别齐全,内容丰富,迄今因各种原因几乎未曾利用过,其中就有极其珍贵的清初史料。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二十四册,201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总的来说,汉文、满文、蒙古文都是清代法定的通用文字,视不同的情况和方面用以书写公文,有时还会用满汉文合璧、或满蒙文合璧的方式书写。就满文档案而言,在清史研究的一些领域中是必不可少的,如清入关前历史、八旗制度、清宫廷史、北方民族史、北方边疆史、中外关系史,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在其他领域则是满汉文档案各有侧重,凡涉及中原地区历史,以及清代后期历史研究,汉文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是满文和蒙古文档案无法替代的。

满文档案中有哪些还没有开放利用?据说一史馆还藏有一些与雍正继位相关的满文档案,您能透露一些情况吗?

吴元丰:由于诸多原因,清代留下的两百万件满文档案中,目前仍有一定数量的档案达不到开放利用的条件。国家赋予档案馆的职责,概括起来讲,主要有两项,一是要做好永久性保管工作,要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负责,也要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负责,二是在保护好的前提下,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服务,为国内外学术研究服务。

在内阁满文档案中,清前期《盛京旧档》《内秘书院》《秘本档》《票签档》,以及《史书》《黄册》等簿册类档案,目前尚未达到开放利用的条件,所以无法提供利用。在内务府满文档案中,顺治和康熙两朝的《奏销档》以及《红本档》《杂录档》《消费档》等档案,也未达到开放利用的条件。在宗人府满文档案中,还有满文《玉蝶》达不到开放条件。将来各方面条件成熟时,这些档案肯定会开放利用。

曾有学者写文章讲满文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说清初档案汉文多、满文少。在此,我能肯定地说,不那么准确!恰恰相反,清初的档案,满文多,汉文少。从入关前的《满文老档》《盛京旧档》《内国史院档》《内秘书院档》,到入关后的《秘本档》《票签档》《蒙古堂档》,以及顺治、康熙两朝的六科《史书》和内务府《奏销档》,都是用满文书写的。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二十册,2009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至于雍正继位问题,确实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或者说仍然是清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学界到民间都非常关注。在这次一史馆局域网利用平台上开放的“满文朱批奏折全文检索数据库”中,就有四千余件康熙和雍正两朝的朱批奏折,都是最近整理时新发现的,此前从未公布过。几年前一史馆满文部翻译出版海峡两岸所存康熙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后,南开大学白新良教授曾撰文提出,在翻译出版的满文朱批奏折中,有关雍正继位前后的奏折比较少,怀疑当时是否被雍正销毁了。这次新发现的满文朱批奏折内,确实有一部分雍正继位前后的奏折及相关资料,包括皇子们的奏折,估计一百余件。其中有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禵等人缴回或被抄来的谕旨、奏折和其他文献,如“康亲王冲安等为审理允禟用拉丁文制造满文字母案事奏折”及“允禟所造满文字母表”等资料。这些档案发现时,分包存放,包内文件分门别类后用纸条扎箍,在纸条上还有说明文字。如“上谕阿其那二件”“马齐鄂伦岱参阿其那一件、又允祉续参阿其那一件”“阿其那参允䄉私自进张家口奉有朱批二件”“步军统领阿其图之番子拿获塞思黑之太监奏闻一折”“塞思黑寄信允䄉一件”,等等。

最后,请您谈谈我国学者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史的情况。

吴元丰:在我国,无论在清代、民国,还是现代,不少学者一直在研究、利用满文档案,哪怕社会动荡、国难当头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清朝时期,每当重大战争结束,都要写方略,这就涉及到满文档案的大量翻译利用。清代历朝都要修实录,除光绪朝实录只有汉文的外,其他各朝都有汉、满、蒙古三种文字的实录,当时纂修时都大量利用了档案,当然包括满文档案。1911年清朝灭亡后,民国初年,金梁在沈阳组织懂满文的人翻译过《满文老档》,并在刊物上连载,使人们首次了解到满文档案。1978年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培养的满文学者佟永功、关嘉禄、屈六生、关孝廉、安双城、季永海、刘厚生、关克笑、沈薇、王佩环、刘小萌、定宜庄、齐木德道尔吉、达力扎布、杨珍、赵志强、江桥、郭美兰、王小红、张莉、乌云毕力格、赵令志等学者,结合各自的本职工作,利用满文档案撰写有关清史、民族史和文献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成绩斐然。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中央民族大学、人民大学、内蒙古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吉林师范大学等院校,陆续给研究生开设满文课程,不少研究生利用满文档案撰写毕业论文。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二百八十三册,2011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早在1953年,我国著名的清史、民族史学者王锺翰先生,自己翻译利用《满文老档》内史料,撰写发表《满族在努尔哈赤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并收入其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清史杂考》,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史和民族史的先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著名的清史学者戴逸先生与同仁合作,利用翻译的满文档案,撰写《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可以说开创了现代中国用档案研究边疆史的先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马大正研究员作为编写组的主要成员,与小组成员一起撰写《准噶尔史略》,也利用了专门从新疆请人翻译的满文档案,填补了厄鲁特蒙古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周远廉研究员利用《满文老档》等清入关前史料,撰写《清开国史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清史界最为轰动的学术著作,影响比较大。阎崇年研究员也利用《满文老档》等史料,撰写《努尔哈赤传》,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研究清代人物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著作的撰写出版,不仅推动了清史相关领域的研究,也宣传了满文档案,启迪人们去发掘和利用新史料。

在满文史料的利用上,我认为,中国从人才培养、档案出版、研究成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在国际上有目共睹的。我们翻译康熙朝的满文朱批奏折,不只翻译大陆的,台湾出版的也翻译。海外学者来看,都很讶异,他们没有想到“文革”之后,中国大陆的满文人才还这么多,老中青都有,而且都专门从事满文档案工作。

《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十册,2018年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

最后我想强调,满文档案不是满族的,无论满文档案,还是汉文档案、蒙古文档案,都是清代国家机关处理政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书档案,是珍贵的国家记忆和历史凭证。而要做好清史研究,汉文、满文、蒙古文档案都不可偏废,史料的重要性不应以文字来区分,应视研究者的侧重领域而定。或者说,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文字仅仅是载体,无论何种文字史料,只要有价值的,都应该去发掘和利用。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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