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焦虑症，我只有焦虑，但是我们都有药吃

他有焦虑症，我只有焦虑，但是我们都有药吃

去年8月，男票被安排了新的工作职能：除了日常医务和科研工作，还要负责科室行政事务。上级这样安排的原因很明确，对于处在职业上升期的年轻医生来说，承担一定管理职能是必要的。

朋友们听说以后，都对他露出了“咦”的表情。倒不是说这份职责有多难，只是大家都知道他这人缺乏管理技能还害羞，一下子让他协调几十个人的开会、值班、加班、请假，还要和医院行政部门打交道，这根本是噩梦具象化嘛。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们科室那阵子特别难。老医生退休，新医生没到岗，两项保障任务必须24小时有人待命。男票硬着头皮干了一阵子，发现实在协调不过来——排班一周改8次，吃个午饭接了7个电话要换班，已经排好的医生被调走去开会、上课……日常都是这样的：刚安抚完候诊室里等了两个多小时开始大喊大叫的焦躁病人，正狂奔去急诊的路上，各路领导又打电话过来咆哮“你怎么不看群？！”。

我有几次看到他站在厨房水槽前面，手在抖，试着深呼吸。

症状初现，想办法对抗痛苦本身吧

那段时间，我们认真讨论过工作压力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来自各方面的职业压力通常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无视其中一些，拖延一些，或者反抗一些。

但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说，选择会少得多——你知道如果你不出现，也许有人会死。

性格温柔、无法拒绝别人，也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他私下里对我说：“我觉得如果不能安排好科室的行政工作，都是我的错，是我能力不够……”

我说：“首先你要意识到，既然要给别人安排工作，你就没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男票嘤嘤嘤在沙发上缩成一团：“我就是想要所有人都喜欢我嘛！”

性格温柔、无法拒绝别人，让男票变得更加脆弱。丨Pixabay

某天我刚下班，他同事发消息给我说他状况不对，现在在挂急诊，但同事那里还有很多病人没法陪着，让我快点过去接一下。

我在高峰车流里堵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医院，男票独自蜷缩在更衣室角落一张小躺椅上打着颤。问了一圈，一个经验丰富的护士姐姐说可能是惊恐发作引发了通气过度。

这时他同事终于看完了当天的病人，过来跟我说：“他怎么会惊恐发作呢？看着挺开心健壮的小伙子呀，是不是心事太重啦？让他多放宽心呀……”

我：“其实我觉得心事重是焦虑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现代人谁还没点儿创伤呢，回头去精神科看看，该吃药吃药呗。”

同事一副“现在小年轻怎么把去精神科说得那么容易”的表情。

之后男票在家也发作过一两次，独自缩成一团发抖，显然已经到了应该进行干预的时候。既然职业压力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那就想办法对抗痛苦本身吧。作为医生和医生的伴侣，我俩对精神问题的治疗一点不怵，精神病学是一门蓬勃发展的科学，经费可多了！

我没有陪他进诊室

我俩摸索了半天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挂号系统，发现周末都约满了，而男票的工作量又不允许他工作日请假。暂时约到三周以后，但才过了一两天，我忽然收到男票的消息：“我不行了，你能不能来接我下午去医院。”

我冲进科室的时候男票正和上级开会。男票看到我，小心翼翼地对上级说自己下午无法工作得去看病。

上级声音一下子焦躁起来：“你突然要走我们这边怎么办？”

他低头咕哝着，好像挨老师骂的大块头。

好在老板数落两句还是放人了，我握着他的手问：“被老板骂难不难过？”

他说：“我现在已经顾不上了。”

到了医院一看，门诊自然是没有的，好在挂到了当天的特需号。候诊室里，他咬着牙紧握双手，我感到他全身的肌肉都绷紧着，仿佛被巨大捕食者逼到墙角的老鼠，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痛苦。

男票仿佛被巨大捕食者逼到墙角的老鼠，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痛苦。丨图虫创意
那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们的默契、多年的深厚情谊、以及我能够为他挺身而出的所有决心，都不能替他对抗此时的痛苦。疾病是人自己的命运，我可以陪着他，但他自己才是那个选定的勇者。

因为这个突然的认知，我没有陪他进诊室。我意识到，自己不想当那个在患者旁边替他阐述病情的人。我不想假装自己能成为拯救者：勇者走出正面对抗魔王的那一步，一定是他自己的决定。

没一会儿他出来了，神色轻松了不少。

“中度焦虑，”他说，“医生还说：都是医生，他懂的！”

配完药，我问：“你要不要休几天病假？”

男票突然又紧张起来：“不知道，我决定不了……”

“你都这样了好好休息吧！”我拉着他冲回医生诊室，“医生他能开病假吗？”

“你这情况可以开啊，”医生刷刷写病假单，“给你先休俩礼拜，最多了，两周后没起色再来开！别怕，会好的！”

看完病我俩为了庆祝成功就诊，决定绕路去吃蟹粉面。

我们面对的不是亲密关系问题，而是一种医疗状况

当时我没感到有多难。一方面，确诊意味着治疗；另一方面，我们俩都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人生在世哪有不生病的，有得治不是很好吗？

不过，确诊之后我的第一反应也许和很多患者家属一样：“我的伴侣得了焦虑症，是我让他感到不幸福了吗？”

我知道这个念头没什么建设性，它只是患者家属的自然忧虑，但我也没有隐瞒这种感受。亲近人的小心翼翼是瞒不过去的，而我知道他会因为我的自责而自责。我不希望他有“我让家人受累了”的感受，这只会增加他的精神负担。

所以我向他坦承了自己的感觉，并且问他：“现在，你是医生，我是患者家属，你觉得我怎么做才是对伴侣的真正支持？”

他说：“你只要在我求助的时候陪伴，别的和平时一样就行，不需要额外做什么。”

从那时开始直到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我们面对的不是亲密关系问题，而是一种医疗状况。我的伴侣病了，和疾病谈感情或是讲道理没什么用，询问“你怎么会得这种病”也没什么意义。

他需要的只是治疗，以及情况偶尔失控时周围人的合理宽容。我自然会学着接受他的处境，至于工作嘛——医生同事们，都懂的。

这件事对我们心情的影响也就这样了。偶尔同事逗他，男票还会噔一下跳到别人背后挠乱别人头发，然后被同事绕办公室追着打。

同事：“这是药物副作用吗？”

我：“不，这是天然逗比。”

药物副作用：不太可怕甚至有点好笑

当时还有件值得一记的小事。服药的当晚，男票盯着三种药皱眉头。我也很紧张：“听说精神类药物会有奇怪的副作用，会是什么呢？”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第一种（也是唯一一次）副作用：男票躺在床上，背部不停抽搐。一开始我以为他在痉挛，但他突然坐起来去厕所，接着去厨房拆了包饼干吃。然后他开始循环“厕所-床-饼干”，期间不停扭着手试图摸到自己背部，躺下的时候就不住挥舞手脚，好像狗子做梦追兔子。

我试图和他说话，但他意识似乎并不清楚，一直昏昏沉沉地舞动手脚，看起来十分诡异。

已经是半夜了，于是我给远在德国的精神科医生朋友发消息，向她描述了男友此刻的状况。她让我再观察一下。

已经是半夜了，于是我给远在德国的精神科医生朋友发消息。丨Pixabay

我观察了一会：“看起来好像也不会死。”

既然不会死我就不打120了，我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盯着他。这时循环绕圈的男票已经被我捉回来躺平两三回了，但他仍不受控制地乱动，而且意识模糊之下他大约知道自己不能入睡，忽然爬起来要去拆安眠药。

“要命了你还想吃第四种精神类药物！”我飞扑过去一把摁住他。

好在这人此刻像僵尸一样傻，被摁住就忘记自己要干啥了。他像猫一样软绵绵地做出各种角度诡异的扭动，气氛一度十分尴尬。最后我说：“要不你去吐一下吧？”

小僵尸点头，乖乖走进厕所吐了两回，终于安安稳稳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听我形容以后兴致盎然地跟精神科同事讨论，猜测可能是一种较罕见的副作用叫“锥体外系反应”。

我们次日就去咨询了这个谜一样的副作用，医生去掉了一种药，之后就再没什么好玩的反应了。后来我才知道药物会有适应过程，最开始的副作用不一定会一直持续。

几周以后，德国朋友又来追踪剧情进展。

我：“不知道，好像现在只吃一种药就行了，不谈工作什么症状都没有。”
朋友：“断药的指征是无业，真有道理。”
我：“可不是，我就说精神疾病是现代文明黑暗面的隐喻。”

男票的治疗进程十分平稳，一段时间以后他鼓起勇气，辞掉了行政职务（什么也没有发生）。随着治疗进展，他不仅能更好地应付工作压力，而且有动力和能力去承担更多责任、尝试更多可能性。一年过去，他现在转而承担科室的各种技术支持和学术工作，虽然工作量增加了但看起来十分轻松，走路都蹦蹦跳跳的。

正如我们之前想的那样，工作压力只是给原本就艰难平衡的感觉加上了最后一根羽毛，而积极治疗夯实了脚下的道路，让他不再为羽毛的重量忧心忡忡。

此前，我的工作包括新媒体运营，年初疫情期间，每天打开社交网络都要经历海啸般的情绪冲击。到了四月，我感到自己出现了一些问题：经常一个人呆坐着，记忆有些模糊；明知有事要干却打不起精神来，想到没有完成的任务会背后发毛、脖子酸痛、手心发胀。原本心爱的健身环也不香了，偶尔还会无缘无故地哭起来。

原本觉得随着疫情缓解就能过去，但状况并没有改善，呆坐着无法行动的情况从一两周发生一次增加到了一周两三次。6月底的一个早晨打开微博，我忽然浑身冷汗、干呕，接下去两个小时里几乎无法思考，也无法站起来去做别的事。

我用颤抖的手抓起手机，第一时间预约了次日早晨的精神科门诊，跟医生说了两句话就被赶去做量表。

监督我填表的医生看到我勾了“工作量显著增加”说：“你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我：“多次取样以后做分布只要增加10%就肯定显著了！”
“显著不是这个意思！”医生翻了个白眼把勾取消了。
拿着量表回门诊，门诊医生翻翻结果：“你没病。”
我：“怎么没病！我焦虑感已经出现四五个月了，一看社交网络就惊恐，意念消极无法摆脱而且持续时间从半天增加到连续四五天……”
医生：“正常的，给你开个睡觉的药回去好好睡。”
总之我拿着药滚了。出了医院收到男票消息：“怎样，你是哪种精神病？”
我：“医生说我只是没睡好，让我好好睡觉。可我明明每天睡八个小时！”
男票陷入沉思，过了会说：“好消息是你没病，坏消息是你没治。”
我：“我都这么难受了还没病吗！”

说完我突然意识到，虽然自己确实感到痛苦，但对生活、时间的控制还行，远远没有表现出男票去年的那种外在状态。但是这种程度已经令我难以忍受。

所以作为疾病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和一般人轻微、偶发的“心情不好”、“好丧”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后者有时也意味着真实、剧烈的痛苦——甚至也可以得到医疗支持。

睡得好了，我感觉焕然一新

带着紧张和好奇，乖乖遵医嘱服药。男票担心我出现什么奇怪的副作用，在边上守到十一点，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觉焕然一新。长期以来，我习惯于凌晨两三点开始做噩梦，然后六点多醒来灌上400毫升咖啡开始工作，从没感觉哪里不对。但前所未有地一夜无梦后，我醒来感觉整个世界的颜色都变了，变得更鲜明。效率和反应速度也有了明显提高，一个典型表现是我飞快学会了游戏里从没撸顺过的近战操作。

我被惊呆了：“这什么药物，效果也太好了吧？我甚至觉得自己比以前聪明了10%！”

男票：“你吃药都快24小时了早代谢完了，你就是睡够了。”

接下来几个月，我过上了“我好喜欢睡觉+我好喜欢起床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变得前所未有地积极，效率骤增，曾经萦绕不去的各种忧虑都不可怕了。至于药物反应，热爱工作算吗？

和朋友们分享以后有人问：“什么药效果这么好？我从上班打完卡就无法集中注意力想玩手机……”
我：“请不要对精神类药物有这种妄想，我只是没睡好，但我喜欢工作的，原本就不想上班大概没得治。”
朋友：“好的，那我不努力了。”
逻辑通顺无法反驳。

中间也有些小波折，几个月后我换了种药，吃完倒头暴睡了两天半。

尽管药效太神奇，男票还是念叨着药代动力学之类的，要我继续按医嘱服药。好在第三天开始嗜睡的状况有所缓解，到了第六天基本能在正常时间醒来，不会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一周以后我冲去医院复诊：“医生！新药不行！吃了根本醒不过来！我这周啥事没干光睡觉了！”

医生一拍桌子：“好哇！说明你对这药反应好！睡不醒怎么办？我告诉你，减量，吃半片，再不醒，吃1/4片，过一阵子你就能停药了。”

我：“竟有这等好事？”

结果就像医生说的那样，这等好事真的在发生，如今药量也在遵医嘱递减。随着每月拜访一次宛平南路600号，我情绪积极、活力满满，念着“不要怂就是干”，把过去一直拖延的好几个任务都往前推了一大步。

图丨Pixabay

我有许多朋友确诊抑郁症或焦虑症，活到这么大，周围人当中因抑郁去世的也有三四个了。这些经历让我对治疗的态度非常积极：因为伴侣是医务工作者，我们对疾病都没有太多污名观念和偏见，只有发现、面对、干预。

这不仅是因为他经常跟我科普各种医学知识，更是因为我不再感到疾病可怕。面对疾病，我们有许多可以做的事，甚至长期睡不好这样的事也有切实有效的诊疗手段。

经过这一年多的先后就诊，我们互相确认了一件事：即使是听起来很难缠的精神问题，我们是能够自己面对、能从对方那里得到支持、能够彼此接纳的。它有点难，但也没有那么难。爱是力量，这不是言情小说里浮夸的戏剧表演，而是鸡零狗碎的真实生活中，你真正拥有的东西。

偶尔我仍然会有低潮。我会对男票说：“对不起我真是个糟糕的伴侣。我为那些琐事感到如此痛苦，让你也紧张不安、不知所措，我为自己这样感到抱歉。”

男票：“你说什么呢，我们俩当中我才是有病的那个！”

崔飞环 | 北京安贞医院精神心理科医师

约20%的成人一生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惊恐发作（panic attack），然而符合惊恐障碍（panic disorder，PD）诊断的只有2%。

惊恐发作是一种严重的焦虑发作，发作时有明显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如心悸、胸闷、胸痛，严重者伴有濒死感，不发作的时候也会担心再次发作。惊恐发作是一组症状群，可出现在任何焦虑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中，如抑郁症、PTSD等。惊恐发作可以随时随地出现，不分场合。而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惊恐障碍主要是指反复不可预测的惊恐发作。

凡人皆需侍奉。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医生也是如此。文中的患者似乎扮演了更多照护别人的角色，责任感驱使下使自己的行为满足医疗系统、社会规范对好医生、好同事、好科研工作者的要求；但自己要休息、睡眠这种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却被压抑了。很多时候冲突和被压抑的需求不能被意识到，两部分发生冲突时自我协调不良，难以找到真正的冲突对象，便产生了焦虑。

心理障碍的发病机制包括遗传因素、后天依恋关系、家庭环境以及心理应激等方面，作为患者家属很难单一归因。家属能够接纳患病这一事实、共同面对疾病，对患者来说就是最大的帮助。在焦虑症的治疗方面，可以使用药物和（或）心理治疗，而药物以抗抑郁剂为主，副反应常在药物治疗初期出现，随着治疗进程药物副反应会减轻。如果实在不能耐受药物，治疗过程中医生也会做换药处理。

然而并不是感到痛苦就一定是心理障碍，正常的焦虑与疾病性的焦虑不同，通常与客观威胁成比例，不涉及压抑或其他内心冲突的机制，也不需要启动防御机制，并在意识层面觉察、建设性地改变。如文中的患者家属，在疫情期间接受大量信息冲击后出现应激反应，心身不适，但并没有社会功能的损害，治疗上也可以以心理教育、放松、调整生活节律为主。

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疾病、死亡时具有其脆弱性，有意识的焦虑虽然痛苦，但是可以自我整合、进步。生命的目标不是没有焦虑，而是在焦虑的情况下继续前行。

个人经历分享不构成诊疗建议，不能取代医生对特定患者的个体化判断，如有就诊需要请前往正规医院。

作者：哒哒子和锤锤美
编辑：黎小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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