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早些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爱沙尼亚都比较陌生。但近年来，爱沙尼亚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人们的视野中——因为它是第一个真正全面数字化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提出接受电子居民的国家。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对其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近日，《纽约客》杂志对爱沙尼亚数字化的过程进行了报道，通过这篇报道，我们能够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认知，并且能够看到数字化对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怎样的。作者为Nathan Heller。文章由36氪编译。

Taavi Kotka曾担任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他是一个被称为“电子爱沙尼亚”（e-Estonia）的项目的主要公众人物之一。这是一项旨在将国家转变为数字社会。

电子爱沙尼亚是当今技术治国最具雄心的项目，因为它包括了政府的所有事务，改变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政府参与的常规服务——立法、投票、教育、司法、医疗、银行、税务、治安等等——都通过数字方式连接到一个平台上，连接全国。Kotka房子外面的一块草坪正在被一个小机器人修整，它自己向前推着，割着草。

“这里的一切都是机器人在做，”Kotka说。“机器人在这里，机器人在那里。”他有时觉得割草机有灵魂。他解释说：“在派对上，它离人们很近。”

Kotka的书房凌乱不堪，一张长桌上有一张棋盘和一碗用箔纸包裹的威化饼干（在爱沙尼亚，这是好客的标志）。一艘四桅的模型船停在靠窗的地方，角落里有一堆机器人玩具。

“我们必须设定一个能引起共鸣的目标，足够大，以至于能让社会相信，”Kotka继续说道。

正是在Kotka任期内，电子爱沙尼亚的目标实现了。如今，公民可以从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投票，在家里对停车罚单提出质疑。他们是通过“仅此一次”的政策来实现的，该政策规定，不应该两次输入单一的信息。申请人不必“准备”贷款申请，而是将他们的数据——收入、债务、储蓄——从系统的其他地方抽调出来。医生的候诊室里没有什么可填写的，因为医生可以查看病人的病历。爱沙尼亚的系统被绑定到一张芯片卡上，这张卡片可以减少通常繁琐的、综合的过程——比如缴税——来快速完成工作。爱沙尼亚信息系统管理局的主管Andrus Kaarelson说：“如果一对情侣想要结婚，他们仍然需要到政府所在地，表达他们的意愿。”但是，除了有形财产的转移，比如买房，所有的政府程序都可以在网上完成。

爱沙尼亚是一个拥有130万人口和400万公顷土地的波罗的海国家，其中一半是森林。政府将这种数字化视为一种节约成本的效率和一种均衡的力量。据报道，数字化进程每年为国家节省2%的GDP，用于支付工资和开支。

随之而来的还有其他好处。Kotka说：“如果一切都是数字化的，而且与地点无关，你就可以运营一个无国界的国家。”2014年，政府推出了一项数字“居民”计划，允许登录的外国人参与一些爱沙尼亚的服务，比如银行业务，就好像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一样。其他的措施鼓励国际创业公司降低虚拟的门槛，爱沙尼亚的企业税率是欧盟最低的，并且因围绕科技研究的自由法规而闻名。在爱沙尼亚所有的道路上测试Level-3的无人驾驶汽车（在这种情况下，人类驾驶员可以控制）是合法的，该国正计划Level-5的自动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完全自动驾驶）。爱沙尼亚负责经济发展的副部长Viljar Lubi说：“我们相信创新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如果我们封闭自己，创新就会发生在其他地方。”

“如果一个国家表现不如另一个国家那么好，那么人们就会选择那些正在进行更好的竞争性治理的国家，就像我所说的那样，”Tim Draper说，他是硅谷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风险投资家，也是爱沙尼亚领先的科技支持者之一。“我们即将进入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许多政府事务都可以虚拟化。”

以前，爱沙尼亚最著名的行业是伐木业，但Skype是在那里建立的，主要是当地的工程师在使用，还有不计其数的创业公司从在这里涌现出来。“这不是一个离岸天堂，但是你可以赚很多钱，”Thomas Padovani说，他是一位法国人，在爱沙尼亚创办了数字广告创业公司Adcash。“而且政府也很轻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受限制，不管怎么说，政府的引导影响无处不在。

Kotka说，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发现了帮助建立一个数字国家的挑战，让人难以抗拒。想象一下，建造金门大桥是你的任务，”他兴奋地说。“你必须改变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到目前为止，爱沙尼亚已经走了一半。

一天下午，我在电子爱沙尼亚的展厅里遇到了一个叫Anna Piperal的女人。Piperal是“电子爱沙尼亚大使”，该展厅是永久性的，展示了爱沙尼亚数字化的辉煌历程，从Skype到Timbeter——一款用来计算大堆原木的应用。Piperal拿出了她的ID卡，把它塞进了笔记本电脑，她需要输入两个密码，其中一个密码是她的ID卡。另一个密码是她的数字签名——爱沙尼亚人指出，这是一个比涂鸦更难伪造的印章。

Piperal解释说：“这种pin代码只是启动了整个解密过程。从我在人口登记处的个人数据开始。”她指着屏幕上的一个文件夹。“它有我的文件号码，我的电话号码，我的电子邮件帐户。”还有房产证，土地登记。”在其他地方，一个文件夹里包含了她所有的就业信息，另一个包含了她的交通记录和她的汽车保险。她指着税文件夹。“我没有税务债务，否则就会有一个文件夹。我在塔林科技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所以这里”——她指着教育文件夹——“有我的学生信息。“”如果我买了一张票，系统就会自动确认我是学生。”她点击进入教育文件夹，看到了详细的信息，列出了她之前的学位。

“我的猫在宠物登记册里，”Piperal自豪地说，并再次指着。“我们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数据不是集中控制的，因此减少了同等级别攻击的几率。相反，政府的数据平台X-Road通过端对端加密路径连接各个服务器，让信息在本地运行。你的牙医诊所里有自己的数据，你的高中和你的银行也是如此。当用户请求一条信息时，它就像一条船通过水闸穿过运河一样。

虽然X-Road是一个政府平台，但由于其无处不在，它已经成为许多大型私有企业建立的网络。芬兰是爱沙尼亚的北部邻国，它最近开始使用X-Road，这意味着某些数据——例如，你可以在当地药店买到的处方——可以在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不难想象，这会形成一种新的国际主义。Toomas Ilves是爱沙尼亚的前总统，也是他的数字化努力的长期推动者。他目前是斯坦福大学的杰出访问学者，他说，他对美国的官僚主义在硅谷的核心地位感到震惊。“就像20世纪50年代一样——我必须提供一份电子账单来证明我住在这里！”他叫道。“你可以买到iPhone X，但如果你必须注册你的车，那就忘掉它吧。”

X-Road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的严格过滤：Piperal的老师可以进入她的学习成绩文件，但他们无法进入她的财务记录文件，甚至连一个医疗专家都能接触到的文件，如果Piperal不希望他看到的话，也可以向其他医生封锁。

“我给你看一份数字健康记录，”她解释道。“这里的医生”——来自一家诊所的文件——“可以看到这位医生的研究”——她指的是另一个——“确实如此”。她锁定了第三条记录，这样就没有其他医生能够看到了。爱沙尼亚体系的一个宗旨是，个人拥有关于他或她的所有信息。每当有医生（或边境警卫、警察、银行家或部长）在网上查看Piperal的安全数据时，都会记录并报告这一情况。毫无理由地偷窥他人的安全数据是一种犯罪行为。“在爱沙尼亚，我们没有老大哥，我们有小弟弟，”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你可以告诉他该做什么，也许还能打败他。”

商业和土地登记信息被认为是公开的，因此Piperal利用这个系统访问了爱沙尼亚政治家的个人资料。“让我们看看他的土地登记册，”她说着，拿出一份财产清单。“你可以看到他有三个地块，而这个地块就在那里。”——她点击了一下，一幅面积巨大的海滨别墅的卫星照片出现在了“海上”。

这种开放令人吃惊。找到富人和权贵的商业利益——这是美国新闻业的一个重要领域——需要花时间进行研究，因为在爱沙尼亚任何记录中，每一项商业联系或投资都会变成可搜索的公共信息。而且，由于在一个没有边界的社会里，居民甚至不需要访问爱沙尼亚就可以在其统治下工作和纳税。

三、

在2013年成为首席信息官后不久，Taavi Kotka就被委任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项目：扩大爱沙尼亚的人口。其动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国家就像企业，”他说。“他们想要增加自己人民的财富。”

塔林，一个人口刚刚超过40万的港口城市，似乎并没有走上增长的道路。然而，Kotka认为，只要改变人们对人口的看法，就有可能增加人口。“想想音乐吧，”他说。二十年前，你买了一张CD，并通过它播放了专辑。现在你按需听音乐。他说：“如果各个国家不仅要与本国的人才竞争，还要考虑如何让最优秀的虚拟人才与他们的国家建立联系，这就会像我们在音乐行业看到的那样，成为一种颠覆。这基本上是一个零成本的项目，因为我们已经为我们自己的人民建立了基础设施。”

这个项目被称为“电子居民”，它允许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没有到爱沙尼亚的情况下成为爱沙尼亚的居民。一位电子居民没有经过海关，但该项目允许个人从远处接入爱沙尼亚的数字服务。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我在自己的公寓申请了爱沙尼亚的居民身份，大约花了十分钟。申请费用为100欧元，最难的部分是为我的ID卡找一张护照照片。在获得批准后，我将在爱沙尼亚驻纽约领事馆亲自领取我的个人证件，像一个护照。

这一物理任务被证明是主要的绊脚石，电子居民副主任Ott Vatter解释说，因为领事馆不愿扩大工作量，以包括一份新文件。温和的排外情绪让一些爱沙尼亚人也感到担忧。“在爱沙尼亚内部，人们的想法是‘什么是收益，钱在哪里？’”他说。物理因素仍然存在局限性——只有38个领事馆同意发放文件，而且分配不均。（爱沙尼亚在整个非洲只有一个大使馆。）但该办公室为几个热门地点提供了特殊的办事处。由于旧金山没有爱沙尼亚的领事馆，纽约领事馆每隔三个月就会把人员送到加州，在那里对硅谷的申请者进行批量处理。

“我和爱沙尼亚的Funderbeam做了一笔交易，”Tim Draper说，他是爱沙尼亚的第二个居民，他告诉我。“我们决定使用一份‘智能合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笔合作交易！”智能合同被编码在数字分类账上，值得注意的是，不需要外部的行政权力。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前景，而Draper，在他的市场投资者的注视下，认识到一个新的市场，即科技人才和资本。“我想，哇！”他说：“政府将不得不为了我们而相互竞争。”

到目前为止，已有二万八千人申请了电子居留权，其中大部分来自邻国：芬兰和俄罗斯。意大利和乌克兰紧随其后，英国的申请人数在英国退欧期间激增。（许多申请者都是自由的企业家，或者是想在欧盟立足的单身人士），88%的申请者都是男性。

“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公司，对他们来说，跨境工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也是一项开支的来源，”爱沙尼亚目前的首席信息官Siim Sikkut说。今天，在爱沙尼亚，每周的电子居住申请率超过了出生率。“我们试着生更多的孩子，但这并不容易，”他解释道。

由于有如此多的海外企业，爱沙尼亚的创业公司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城市痕迹。我去参观了它展示的一个地方：一个名为“Lift99”的联合办公空间，位于一个名为Telliskivi的创意城市建筑群中。那里聚集了位于塔林的创业公司:Insly、Leapin、Photry，还有一种叫做3D Creationist的东西。

办公室经理Elina Kaarneem在入口处迎接我。“请脱掉你的鞋子，”她说。Lift99拥有32家公司和5名自由职业者，拥有工业窗户，有一个两层的开放式办公区。每个房间都以与爱沙尼亚做生意的技术人员命名。在塔林，有一个名叫Niklas Zennström的瑞典企业家，他是 Skype的联合创始人。风险投资家Ben Horowitz曾投资过爱沙尼亚的科技公司，所以，当时有一个Horowitz Room。还有一个Tchaikovsky Room，因为这位作曲家在爱沙尼亚有一间避暑别墅，他曾经为这个地方说过一些好话。

“这不是普通的合作空间，因为我们选择了每一个人命名，”Ragnar Sass在Hemingway Room里说，他创立了Lift99。Hemingway也曾经说过一些关于爱沙尼亚的事情;他的一个宣言——“没有一个运营良好的游艇盆地，那么就至少没有两个爱沙尼亚人”

房间非常小，两间带软垫的长椅相互对着。Sass坐一个，我坐另一个。“很多时候，如果你把有才华的人放在一个房间里，奇迹就会发生，”他一边说，一边试图把膝盖放在我这边。在离Hemingway Room不远的地方，Barack Obama的脸也挂在墙上。他曾经说过一些关于爱沙尼亚的话。（“当我们建立医疗保健网站时，我应该给爱沙尼亚人打电话。”）墙上也用了同样的模板。

Lift99的一些公司是本地创业公司，但也有一些是寻求爱沙尼亚立足点的跨国公司。在一个叫Draper Room里，是Tim Draper的，我遇到了一位爱沙尼亚的工程师，Margus Maantoa，他正在在这设立德国公司Trinamic的塔林分部。Maantoa和其他公司一起住在这个房间里，为了避免打扰他们，我们去了Iceland Room。（冰岛是第一个承认爱沙尼亚独立的国家。）在Iceland Room里，桌子周围的座位都是秋千。

我坐了一个秋千，Maantoa坐了另一个。他说，“我在瑞典学习工程和物理，然后，七年前，我搬回了爱沙尼亚，因为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的老板Michael Randt谈话，我说我确实想这么做，所以他打开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在Skype上开了一个电话会议。Randt坐在一张桌子旁，凝视着我们，就好像我们是一杯咖啡。塔林拥有一个巨大的人才库，他说：“软件公司有很多，但在硬件方面，只有很少的公司。”他是一个电子居民，所以设立一个塔林的办公室很快。

Maantoa带我上了楼，在那里他有一个看起来像清洁工壁橱的实验室空间。在一个热水器和两个大的通风管之间，他设了一张桌子，上面有一台3D打印机和一个机器人动作控制平台。我和他一起回到了Draper，并找到了另一家创业公司，一家名为“Ööd”的爱沙尼亚公司，它主要制造两平方英尺的小屋，你可以订购预制房。房间里有落地窗，有单向玻璃、可以控制温度、家具和可爱的木地板。它们被装进卡车，运到乡下。

“有时候你想要一些小的东西，但你不想呆在帐篷里，”Kaspar Kägu说，他是该公司的销售主管。“你想在早上洗个澡，喝杯咖啡，欣赏美丽的风景。52%的爱沙尼亚被林地覆盖，我们是比较内向的人，所以我们想要——呃，不是和其他人在一起。”他解释说，一个更善于交际的人可能会把这些“盒子”放在自己的房子里，然后把它们租出去，比如Airbnb这样的服务。

“我们喜欢去亲近大自然——但要舒适地，”Andreas Tiik和他的木匠兄弟Jaak一起创立了“Andreas Tiik”，他告诉我。该公司为硅谷的人提供服务，他们也喜欢这个想法，并针对本地市场进行了调整设计。“我们在里面建了一间桑拿房，”Kägu说。

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私营引领着行业创新。不过，我在塔林遇到的许多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都离开了这个行业，去为国家工作。“如果有人问我，三年前，如果我能想象自己为政府工作，我就会说，‘不，’”Ott Vatter告诉我，他卖掉了自己的生意为国家工作。“但我决定，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去美国，在一家私营公司做一份普通的工作。”

在塔林的法庭上，法官的长椅上安装了两个监视器，用于在诉讼过程中提供咨询信息，而且案件档案是根据“仅此一次”的原则组装的。警察会直接向系统报告案件信息，现场或实验室的法医专家也会这样做。律师们也会像法官、监狱看守、原告和被告一样，通过他或她的门户网站去获取信息。爱沙尼亚的法院过去是出了名的落后，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没有人能说我们是否应该增加法院的数量，或者增加法官的数量，”Timo Mitt说，他是Netgroup的一名经理，政府雇佣他们来建造这个建筑，他告诉我。数字化简化了流程。爱沙尼亚法院可以将被告在监狱中进入法庭，而不是将囚犯运送到审判现场——充满了安全风险。

对于医生来说，远程模式的使用更加广泛。一天下午，我去了位于塔林西南部的一家医院，在北爱沙尼亚医疗中心，在一条小巷里遇到了一位名叫Arkadi Popov的医生，救护车在那里排队等候。

“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紧急医疗护理的领导Popov说，“重症监护！”

在一个没有使用过的救护车停在那里的车库里，他从他的白色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台iPad Mini，打开了一款“电子救护车”应用，爱沙尼亚的医护人员在2015年开始使用这款应用。“这个系统有一些小毛病，”Popov在屏幕上说。“但现在我可以说，它运行良好。”

电子救护车接入了X-Road，并允许医护人员获取病人的医疗记录，这意味着抢救胸痛患者的团队可以获得最新的心脏病学报告和病人的心电图。自2011年以来，该医院还开设了远程医疗系统——最初是在沿海的三个岛屿上进行的。岛上几乎没有医学专家，于是，他们接受了志愿护理人员。Popov说：“其中一些人是酒店管理者，其中一些是教师。”在塔林医院的一个指挥中心，医生会远程读取数据。

他说：“在屏幕上，她或他可以看到所有关于病人的数据——生理参数，即心电图、脉搏、血压、体温。并可以给出反馈。”这款电子救护车软件还可以让医护人员在前往医院的途中预先给病人登记，以便为病人的到来做好准备、治疗和手术。

为了了解这个过程，我去了医院的外科病房。Rita Beljuskina是一名护士麻醉师，带领我穿过一条宽阔的走廊，两边都是钢制的门，通向十八个手术室。屏幕上方有十八栏，每一栏都标注了二十四个小时。Beljuskina解释说，外科医生会把病人排在队列中，同时还会把紧急情况和任何他们可能需要的机器或人员都列出来。一个待命的麻醉师安排他们来优化手术室和设备。

“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做，”Beljuskina说，然后带我走进一个满是医疗设备和角落里的电脑的房间。她登录了自己的ID卡。她解释说，如果她看了病人的数据，她的名字就会被标记下来，她会接到一个电话，询问为什么有必要这样做。该系统还会扫描药物的相互作用，所以如果你的耳鼻科医生开出的处方与你的心脏病医生告诉你的药丸有冲突的话，电脑会发出一个危险信号。

六、

作为爱沙尼亚数字平台的创始人，Tarvi Martens是一位神秘的系统架构师，今天他在塔林老城区中心的一座石头建筑里监督着这个国家的数字投票程序。

他指出，几十年来，数字技术一直是爱沙尼亚治理公共疾病的首要资源之一。1970年，一个国家项目使用电脑数据匹配来帮助单身者找到灵魂伴侣，“为人民的经济利益”。1997年，政府开始研究更新形式的数字文件作为补充。

“他们谈论的是芯片上的条形码或其他东西，”Martens告诉我，他突然浮现了一个书呆子式的傻笑。“完全荒谬。”他一直从事控制论和安全方面的工作，作为一名私营承包商，他有了一个想法。2002年，当这些ID卡被释放时，Martens开始相信，它们应该既是强制性的，也是廉价的。

他说：“芬兰在两年前推出了一种ID卡，但这仍然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没有人会使用它，因为他们的卡片标价很高，而且这是自愿的。一开始卖十欧元，结果怎么样？银行和应用程序提供商会说，我为什么要支持这张卡？没有人拥有它。这是一个死胡同。”在21世纪的爱沙尼亚，Martens意识到，无论谁提供最无处不在的安全的平台，都将管理国家的数字未来——而且它应该是一个民众选举的领导，而不是追求利润的大技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张卡片推给人们，让他们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说，‘现在人们有了一张卡。’让我们开始一些应用程序吧，”他说。

对于基于ID卡的系统来说，第一个“杀手级应用”是Martens仍然在做的事情：i-voting ，从电脑上投出一个安全的选票。在2005年第一次投票之前，只有五千个人用。截至2014年，三分之一的选票都在网上。

那一年，7名西方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关于投票系统（i-voting ）的研究，该研究得出结论，该系统存在“严重的架构限制和程序上的缺陷”。利用投票软件的开源版本，研究人员在他们的实验室里模拟了一个版本的投票设置，发现有可能引入恶意软件。他们也不相信服务器是完全安全的。

Martens坚称这项研究是“荒谬的”。他说，研究人员用“大量假设”收集数据，并误解了爱沙尼亚系统中的防护措施。你需要密码和硬件（在你的ID卡里的芯片，或者在更新的“移动身份证”系统，手机中的SIM卡）登录，这就阻塞了大部分的破坏路径。他告诉我，爱沙尼亚的信任关系也是一层保障。今年秋天早些时候，当捷克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在许多ID卡上使用的物理芯片中存在一个漏洞时，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给我发了电子邮件。他的办公室宣布了这一漏洞，卡片被锁定了一段时间。当Sikkut举行小型新闻发布会时，记者们向他提出了一些问题：政府从披露漏洞中获得了什么好处？这有多糟糕？

Sikkut看起来很困惑。他说，许多手机和电脑的升级解决了一些从未被公开承认的漏洞，并思考我们将多少数据委托给这些设备。（“没有哪个政府比谷歌或Facebook更了解你，”Taavi Kotka冷冷地说。）无论如何，透明度似乎带来了回报：在宣布芯片缺陷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该体系的信任仅下降了3%。

自十一世纪以来，爱沙尼亚的土地被俄罗斯占领了五次。这个国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帝国的产物，部分原因是它毗邻其他强国，另一部分原因是爱沙尼亚语与匈牙利语和芬兰语同属一个乌拉尔语系，但其他所有人都无法理解。此外，如今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地理上的。2007年，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发动了网络攻击，把从银行到媒体的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今天的爱沙尼亚人把这看作是他们近代历史的决定性事件。

袭击的主要目标是北约的“网络防御中心”，一个智囊团和培训机构。该中心的主管Merle Maigre曾是爱沙尼亚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说，该中心的目标是引导其他北约国家对此保持警惕。

当我问及俄罗斯时，她说，“这个国家就在这，就在它的位置上。”自2008年成立以来，该中心一直在进行数字取证、网络防御战略和类似话题的研究。（它出版的《塔林手册2.0》适用于网络运营的国际法律，并每年组织一次的研究会议。）但它最出名的是训练模拟：今年，八人的网络“实弹”演习被称为“锁盾”，与cybrid一起运行，这是一项对欧盟国防部长的演习，“其中包括假新闻和社交媒体等方面，”Maigre说。

Toomas Ilves解释说，爱沙尼亚还在与芬兰建立数据合作伙伴关系，并试图将其方法出口到欧盟其他地区。“我的愿景是，我将前往希腊，去看医生，他会知道我病情的一切。”

Sandra Roosna是爱沙尼亚电子治理学院的一员，同时也是《eGovernance in Practice》一书的作者。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给欧盟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跨境交易，并通过数字技术来识别彼此。”不过，即便是现在，爱沙尼亚的这个平台也被像摩尔多瓦和巴拿马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所采用。Ilves说：“在那些想要——而不是所有人——透明的反腐败的国家里，这是非常受欢迎的。”

在X-Road之外，爱沙尼亚数字安全的支柱是一种名为KSI的区块链技术。区块链就像是你用毛线编织围巾的数码版。只用了一个线球，结果是连续的。每一针都要靠前一针。

在区块链系统中，每一行都取决于之前的内容。任何违反组织的行为都会留下痕迹，试图掩盖你的痕迹也留下了痕迹。“我们的头号营销目标是斯诺登，”开发KSI的爱沙尼亚公司Guardtime总裁Martin Ruubel告诉我。（该公司目前最大的客户群体是美国军方。）普遍的焦虑倾向于关注数据安全——谁能看到我的信息？更大的威胁是数据完整性：看上去安全的东西是否已经改变？（谁知道你的血型并不重要，但如果有人把你的血型转换成机密记录，那么你下一次去急诊室可能会是致命的。）目前，在发现数据泄露之前的平均时间是205天，如果没有稳定的参照点，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Ruubel说：“在爱沙尼亚的系统中，你没有纸原件。问题是：我是否知道这个问题，我能以多快的速度做出反应？”

区块链让每一个足迹都能立即被察觉，无论其来源是什么。（Ruubel说，不可能有后门。）为了保守秘密，KSI也能够在不“看到”信息的情况下保护信息。但是，为了应对全面的网络攻击，其他的防护措施现在已经存在了。今年早些时候，爱沙尼亚政府在卢森堡设立了一个服务器柜，并对其系统进行备份。像这样的“数据大使馆”是建立在与实体大使馆相同的国际法基础上的，因此服务器和它们的数据都是爱沙尼亚的“土壤”。如果塔林受到了影响，无论是数字上的还是物理上的，爱沙尼亚的控制中心将会转移到国外这样的镜像站点。

一旦发生突然入侵，爱沙尼亚的民选领导人可能会在必要的时候四散开来。然后，从离开首都的汽车，从酒店房间，到三万英尺高的地方，他们只需打开笔记本电脑，就能通过数字签名来签署-执行命令了，以及一套将全球公民与政府联系在一起的防篡改服务——继续运营他们的国家，不受任何干扰。

国家的历史是在陆地上标出的边界的历史。如今，民族国家的古老宿命正显示出危机的迹象。你可以想象一个未来，国籍的决定不是取决于你住在哪里，而是取决于你登录的地方。

“我们的公民很快就会全球化，”爱沙尼亚的总统Kersti Kaljulaid在欧盟的一个会议上说。“我们必须像蜜蜂一样飞，从一朵鲜花到另一朵鲜花，早上在法国工作，晚上在英国工作，在爱沙尼亚住半年，然后再去澳大利亚。”她说，公民必须保持联系。

后来，欧盟成员国宣布了一项为数字政府工作的协议，正如爱沙尼亚总理在一份声明中所言，“重新思考我们的整个劳动力市场。”

在离开塔林之前，我预约了与爱沙尼亚国家数字顾问Marten Kaevats的会面。在过去的一年里，Kaevats的主要工作目标是自动驾驶汽车。“它基本上嵌入了数字时代所有的难题：隐私、数据、安全——一切，”他说。这也是街上的男人和女人（字面意思）的一个想法，他想要鼓励人们参与监管标准的设定。“困难的是道德和情感方面，”他说。它是关于价值观的。我们想要什么？边界在哪里？红线在哪里？这些不可能是由专家做出的决定。”

为了支持这一未来，他把过去的事情都做了。爱沙尼亚的民间传说中有一种被称为“kratt”的生物：一种随机物品的集合体，魔鬼会为你带来生命，作为交换，你可以在五条道路的连接下提供一滴血。魔鬼给了kratt一个灵魂，使它成为造物主的奴隶。

Kaevats说：“每一个爱沙尼亚人，甚至是孩子，都能理解这个角色。”现在，他的办公室不再使用机器人和算法，而是用这个词（kratt）来定义爱沙尼亚法律中一个新的、重要的细微差别。“基本上，kratt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器人，”他解释道。“一种算法能够代表你买卖服务的想法是一种概念上的升级。”在美国没有这样的区别，例如，Facebook是否应该对俄罗斯的错误信息进行算法销售，这是一个争议问题。#Krattlaw——一个由人工智能、算法和机器人组成的新类别的法律实体的数字速记法——将使任何人都有可能追究谁捐了这一滴血。

Kaevats说：“最近，在美国，智能的烤面包机和泰迪熊被用来攻击网站。烤面包机不应该发动攻击！”他蹲下来，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在窗台上：香烟、打火机、手机。“无论哪里有智能设备，周围都有其他智能设备，”他说，并把这些东西摆放在水泥地上。“这条智能街灯”——他把打火机立起来——“问自动驾驶汽车”——他把手机从上面挪开——“你还好吗？你觉得一切都好吗？”万宝路烟盒子变成了一幢大楼，它的电器可以自己进行检查，扫描彼此的身体和区块链。这样的检查，设备到设备，有一个分布式的效果。在大街上征用自动驾驶汽车的时候，从理论上来说，一个破坏者也必须侵入它通过的每一个街灯和智能烤面包机。Kaevats说，这种“网状网络”的设备将从2018年开始推出。

你一切都好吗？我们很难听到爱沙尼亚人对机器人的设想。我和Kaevats待了一个多小时。他抽了几根烟，兴奋地谈论着“建立一个数字社会”。我突然意识到，自从美国人说过任何形式的社会建设以来，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上世纪90年代，爱沙尼亚和美国已经在迈向数字化未来的道路上走到了岔路口，而美国走了一条道路——个性化、匿名、信息私有化和竞争效率，而爱沙尼亚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二十年过去了，这些道路不仅在数字文化中，在公共生活中也有独特的地方。

Kaevats承认，他最初并不是一个为国家工作的技术人员。他曾经是一名抗议者，为了倡导骑自行车的权利。这是令人沮丧的工作。他说，“我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用一堵混凝土墙头撞脑袋。”八年之后，他开始憎恨自己成为的那个人：愤怒、不信任和消极，几乎没有什么胜利可以证明。

他解释说：“我和我的朋友们做出了一个清醒的决定，说‘是’，而不是‘不’，要积极主动，而不是破坏。”他创立了社区组织（“模拟，而非数字”），去学校学习建筑相关的知识，着眼于城市规划的结构变化。Kaevats说：“我做了十年。”然后他发现了建筑的变化令人沮丧和缓慢。他对爱沙尼亚的数字事业了解得越多，他就越兴奋。

Kaevats告诉我，许多西方人认为他的国家是一个科技天堂，这让他很苦恼。他认为他们没有抓住要点。“这种对技术的热情和乐观就像是它自身的价值，”他抱怨道。“这是我一直在说的小玩意儿吗？这并不重要。”他举起双手，撒落灰烬。“这是关于心态的问题。”它是关于文化的。它是关于人际关系的——它让我们做什么。”

我问Kaevats，当他看美国时他看到了什么，他说。首先是技术上的混乱。数据架构过于集中。公民不能控制自己的数据，而是由经纪人出售。基本的安全是松懈的。“举个例子，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身份证号码——我根本不在乎，”他说。“你有一个社会保险号码，这是一个大秘密。”他笑了。他说美国有落后的保护观念，结果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社区和信任的系统性丧失。

他继续说道：“要想重获这种信任，需要花很长时间。”

原文链接：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7/12/18/estonia-the-digital-republic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