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本周人物杂志关于作家马原的报道，投中网两位作者张楠、竺晶莹有话想说。

以下来自竺老师：

乍一看，马原是这个家里的“暴君”，他自造了一个城堡，让妻子、儿子按照自己遵循了一生的信仰生活，按他喜欢的方式陪伴他。于是，众人批判他的自私、偏执。

我想，他或许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但他是个真作家。

因为只有一个真的作家，才会真实袒露自己的自私、偏执，直面人性。

无疑，马原在受访中没有粉饰自己，他只是如实表达着他相信神性，反对逻辑，并过于投入地将这一套信念贯彻到了他与家人的生活中。当马格走了，马原觉得儿子的一生都是快乐，没有受到伤害，而使他难过的是，那样好的孩子不能陪伴他了，仅仅是这样。这种话很残酷，但也多真实。作家的底色，唯有真实二字。

那么身为一个作家，别人就该纵容他吗？原谅他的任性、自我、坏脾气？作家，这个略带天才的身份就值得抹平一切他在生活中的残缺？其实世人不会原谅，但他也只能这样活。在众多身份中，他都做得不好，只有作家这个身份，他把其中的个性与自我完成得最好。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里，他献祭了旁人的自由。

以下是楠哥的想法，话比较多：

“神秘主义有时会带来创作上的审美愉悦，但它不可以成为固执主义。”这是最近《人物》文章《城堡里的马原》中，一位纪录片的导演得知作家马原之子马格离世消息之后的感慨。

然而，“固执”怎么会成为一种“主义”呢？排除基因和生理的因素，固执一定是基于过往经历而得出的经验性结论，所以某种程度上，固执其实是人生的路径依赖。

投资人常讲要“摆脱路径依赖”，更将其视为创新的敌人，好像这是一个坏到不到再坏的词，但在中国风险投资过去的20年，无论是基于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和创新，还是天使到IPO的成长型投资，其实都是一种迭代，路径依赖可以理解为一种最基础的信仰。

如果再往前翻一翻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自英特尔开始，到现在一日千里的人工智能，不也同样是“人是自私的动物”与“科学理性”的胜利吗？一百多年了啊！当然你尽可以嘲笑元宇宙的不切实际与炒币、炒NFT的疯狂，但毫无疑问这也是参与者思想的延续，有句藏族谚语是这么说的，“没有死过，但病过”。

现在可以谈一谈马原了。

他自己疑似罹患癌症，不接受上海的现代科学治疗却跑去海南“换水”，病情幸运的没有恶化，马原跑到西双版纳南糯山盖了一座“城堡”，一边过着远离俗世的诗意日子，一边享受“隐居抗癌作家”带来的光环。

儿子马格疑似患有心脏疾病，但马原觉得心脏“不能动”，“我觉得我们依然可以用我的‘掩耳盗铃’、‘视而不见’和‘自欺欺人’来面对疾病。”，还认为“上学没用，见识重要”，坚持让马格待在身边。

在《人物》的文章中，揭开了马原朋友圈中“马格没出任何意外，没有任何痛苦。是上天突然接走他。”背后的一角，善于谴责的人发现了把柄，原来所谓的“先锋派知名作家”，其实是个偏执到害死自己儿子的糟老头子。

他心里的“我”太多了，装不下儿子和妻子的任何感受和声音，就比如文中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没有比给他营造一个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家园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家园”到底是给谁营造的？

在马原身上，路径依赖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于是读者出离的不解、愤怒，甚至有律师指出，马原涉嫌虐待儿童罪。我自然也对马原也全无好感，但除了文中的内容，我仍然希望知道，一个70岁的男人，这种路径依赖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比如《傅雷家书》里面尽是舐犊之情、养育之恩，被尊为中国教育的典范，但实际上，打骂、体罚是家常便饭，因为练琴走掉，傅聪甚至被傅雷抓住头往墙上撞，连杨绛都认为傅雷“太残忍”。傅雷呢，小时候也非常贪玩 ，读书时总开小差，他母亲就用滚烫的蜡烛油，滴在他的肚脐眼。

文章中说，直到马原自己的身体再次出问题进了医院，被诊断为严重心衰，他才对儿子马格的心脏问题的看法有了改变，不再反对让马格接受治疗，也习惯了给自己打胰岛素，在今年初感染新冠后，马原又被送到医院抢救才脱险。

马原逐渐摆脱路径依赖的体现就非常清晰，但抗癌以前的路径，太短了。悲剧已经形成，大多数人并没有马原此前的人生体验，因此也大概率不会陷入与同样的依赖，不过问题是，我们通过文章知道了马原的偏执与马格的悲剧，除了责骂泄愤，还剩什么？

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并不相同，如果只是为已经酿成的悲剧找出一个责任人，然后给出一个偏执的结论，事情倒是也简单，但与此同时，也忽视了人的复杂性和生命中那些不可控的因素。

和菜头将马原式的中年人比作“克苏鲁”，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原意，百度百科上是这么写的，“克苏鲁是指克苏鲁神话中最知名的旧日支配者，代表着未知、巨大、恐怖”。

他的比喻是，中年领导者下班不回家，让一群年轻人以开会、闲聊的名义围坐在自己身边，“克苏鲁伸出无数触手，从这些年轻人上汲取生命的精气”。

“旧”是比“支配”更大的错。

没有年轻人想听一个中年人絮絮叨叨自己的过往和处境，年轻人有自己认识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中年人走不出阅历、经验、财富、地位甚至失败塑造出的死胡同。死胡同的意思是，你有可能把自己架到一个上不去又下不来的位置，或者认为必须要相信自己。

于是有些中年人成了操纵年轻人的“克苏鲁”，年轻人对中年人如何走进一条死胡同没有兴趣，尽管他们现在可能连胡同口还没走到，尽管他们也有那一天。

我曾和一位投资实习生聊天，在她表现出对投资行业的极大热情和欲望之后，我一方面自然地送上鼓励和赞赏，但不自觉的劝她欲望太强有时候容易受伤。事后我非常后悔，跟同样认识她的曹老师检讨，“中年男人的油腻病犯了，逮谁跟谁上课。”

所以中年人又是卑微的，尤其在面对公众时，强硬到常跟粉丝互怼的和菜头，也开始为中年的身份而反思、检讨：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不要“壁画”，不要克苏鲁。

有了身为中年人这道护身符，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揭发中年人之卑劣。“怕老，所以要染发拉皮。怕死，所以要有机养生；怕穷，所以会变得吝啬贪婪；怕过气，所以要学新调弹新曲；怕无力，所以要在周围安排一圈毫无抵抗，易于操控的人；怕跌落阶层，所以要去边远之地当地主，扮隐士”。

这世界大概只有中年人需要反思。

这世界大概只有中年人错了。

我是中年人，我反思是因为我努力过，我承受过，我懂得他人的苦，我经历过人生的难，我心里还有道德，还有是非，不是他妈的只有我错了。

如果将拥有新生活、新观念、新思潮的年轻人与中年人，或者再上一辈做个对比，哪种先进或哪种愚昧不是相对的？哪来绝对的对与错？

一年多前，我在 《LP小心，多少GP的投决会“沦为摆设”了？》提到，一些VC的核心决策人长期脱离一线、停止思考，有位投资经理向我“精准吐槽”，“大老板在中国做了十来年VC，管了几期基金，早已经看不懂赛道，言必称‘现金流管理’。”

这样的决策者毫无疑问是“克苏鲁”，但如果放在去年，其实注重现金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往前，自互联网时代来临，巴菲特从大师到“廉颇老矣”，都不知经历了几个来回了。

前阵子我同事刘燕秋的文章里，一位基金合伙人讲了自己的处境：合伙人要跟投，十多年如果拿了100块工资，投出去的却有200块，投资人MOIC、IRR、DPI什么都要，要招商，还要反投，结果是家里人不满意，LP也不满意。

去年投中闭门会上，一位从业20多年的人民币基金合伙人真诚地发出感慨，公司IPO不知要排多久，募资更是难，市场化资金、险资都不给力，刁难你的LP什么要求都敢提。“2022年是最想退休、放弃的一年。”

中年投资人的死胡同，不是没法和成就、失败和解，而是不知道何时会被逼着放弃。

马原是知名作家，同时期的余华靠《活着》活着，作品的保质期经久不衰，再过几十年可能不用愁销路，文学作品的保质期最久，所以他们的路径依赖最重。马原囿于经历和体验，用偏执忽略了责任，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这是他的局限，他的悲剧。

投资人的作品是一个个“home run”，保质期略短一点，面对商业概念迭代，老一套还能行得通吗？我不知道，但你把路径依赖按下去，它又会不断弹起来，就如前两天我写的那篇文章，一个水下清洁机器人，天使轮估值10亿——还是消费互联网那一套。但这又如何呢？人迎接变化的时候，就非得杀死过去的自己吗？

每个人的作品都有保质期，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死胡同，但没几个人胸前有小红花，没人得到奖励去感受其他人命运的挣扎，当你发现一位中年作家被残忍以待，其实还不都一样，谁又会对中年投资人心存悲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