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合作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当前，深港合作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深圳和香港积极探索，形成双城合作的新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一、深港合作经验再认识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重要特征。从时间维度上看，深港合作大致经历了从早期的先行探索到中期的深度合作，再到目前的推进双城深度融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积累的经验，是深港合作未来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纵观深港合作的历程，我们认为，深港合作有以下几点经验。

1. 充分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一国两制”是深港合作的基础之一。深港合作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一国两制”下的城市之间的不断深化合作。在深港合作的各个阶段，“一国两制”都是保证深港合作取得成效的重要制度基础和保障。在以“三来一补”为主要特征的初期阶段，在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深圳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距的前提下，“一国两制”是保障香港资金、企业和人才流向深圳的重要前提，是深圳发挥毗邻香港优势的关键所在;在两地合作拓展时期，“一国两制”为深圳成为香港的经济腹地提供了前提，为深港深度合作提供了保障;进入粤港澳大湾区时代，“一国两制”为深圳和香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提供了支撑，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更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2. 充分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回顾深港合作的发展历程，政府为市场作用的发挥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创新流的快速和大规模流动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时，政府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两地在国家经济发展大局中承担的职能，以及合作中面临的不同问题，都适时和前瞻性地出台了相关政策，积极引导港深合作始终沿着融合、合作的方向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模式是推进深港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也证明了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是保证经济和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有效模式。

3. 充分显示了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的重要性从区域经济学理论来看，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其良性互动保证了经济主体与区位的合理匹配。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区域之间的关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政策只有顺应演变的过程，才能实现与市场的良性互动，引导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就是各类要素与区域比较优势的匹配，从区位选择的视角看，就是经济主体与区位的匹配。

深港合作的历程恰恰体现了这一点，如在深港合作初期，深圳与香港存在较大的经济差距，从增长极理论的视角看，深圳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腹地，深圳也充分发挥了毗邻香港的优势，大力吸引香港资金流入深圳，推动了深圳的快速发展;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时期，深圳与香港的经济总量已经大体相当，深圳甚至超过了香港，同时，两地都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城市，其关系也演变成了增长极与增长极之间的关系，此时国家出台规划的主要目标则是，引导深圳建设世界创新创意之都、香港建设国际大都会，引导各类资源根据深圳和香港的功能定位进行布局，实现深度合作。

二、新时期深港合作的新要求

深港合作不断创新合作模式，与国家制度保障、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把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关系演变规律是分不开的，更为重要的是，深港合作实现了前述三者的有机融合。这主要体现在深港合作始终走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前沿，是落实和实现国家区域重大战略的重要一环，也为我国其他区域处理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从区域经济学理论来看，合理的区域关系是形成发展新动力、推进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的区域关系主要呈现三个特点：第一，从国家层面看，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多极网络化空间发展格局;第二，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与复杂，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节点城市之间、节点城市与节点城市之间的联系呈现不同的特征，需要通过合理的区域关系引导城市融合发展;第三，都市圈建设将成为我国落实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新的空间载体。结合深港合作的经验、区域经济学研究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国空间组织格局的新特点，深港合作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从国家、粤港澳和深港合作三个空间尺度上，要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新做法。

1. 进一步提升辐射带动能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链接源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来看，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就能更多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形成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在对内和对外开放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有探索开放新模式的良好条件，可以通过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合作与共享，进一步强化对内和对外的辐射带动能力，成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一环。

2. 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活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动力源深圳和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两大中心城市，承担着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类似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经验的重要职责。从目前来看，深港要进一步通过创新引领、人才培养和发展模式转型，充分利用数字经济、高端服务业经济发展的优势，激发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更加有效的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环境，为粤港澳大湾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和动力。

3. 进一步优化城市分工合作，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水平深港合作最终的落脚点是通过更加合理的分工合作，实现合作共赢。深港合作已经进入了自主探索阶段，这就需要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积极作为，把握城市合作的规律，以更加主动的方式处理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以更为有魄力的行动打通两个城市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消除不合理的无序竞争，杜绝功能重叠的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市场一体化，不断提升深港深度融合发展水平。以上三个要求体现了在三个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并且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这就要求深港合作需要从空间尺度上考虑，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特征以及对区域关系的启示，进而从理论上分析深港合作中最根本的制约环节，把握深港合作的规律和趋势，为推进深港合作提供可借鉴的思路与具体举措。

三、深港合作面临的挑战

深港合作未来将主要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1.“一国两制”制度优势转化的方式亟须创新从区域经济动态演化的角度看，一种制度安排的优势要持续保持，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所处阶段进行适时调整，判断的标准是制度优势能否切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要求。现阶段，从深港合作最终要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看，“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转化还不够，换句话说，深港合作尚未探索出能进一步释放“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活力的新举措。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经济转型步伐依然缓慢，其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经济腹地困境和劳动力困境并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二是深港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步伐较为缓慢，主要体现在深圳与香港交接区的开发低于预期，尽管出台了相关的规划，但是推进速度与取得成效和社会所盼存在一定差距。结合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反映了一个共同的诉求，即香港经济转型需要经济腹地，深圳未来发展也需要更加广阔的经济腹地，但是两者共同开发经济腹地的合力却没有形成，反映出来的现象就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没充分发挥，根源是深港合作尚未找到现阶段更好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的路径。

2. 深港合作理念亟待转变深圳发展已经进入为国家其他城市、区域发展提供经验的阶段，这意味着深圳要更加积极主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特别是随着城市群、都市圈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区域形态之后，深圳需要在区域合作方面探索一条更加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深港合作不但关系到深圳和香港的合作发展，也关系到粤港澳大湾区国家重大战略的最终成效，更关系到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优越性的体现。因此，深港合作不仅仅是要解决深圳和香港合作目前面临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解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进而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样板的问题。这就需要深港合作不仅仅是具体措施的转变，更应该是理念的转变。理念的转变需要前瞻性的研究，同时也要承担无先例可循的风险，需要构建“理论研究—调查研究—理论宣讲—科学普及—措施实施”五位一体的支撑体系。目前来看，深港合作尚缺少这样的支撑体系。

四、推进深港深度融合发展的主要思路与举措

未来在推进深港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坚持区域经济发展思路中的辩证法，从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区域关系的认识出发，探索深港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一)推进深港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深港合作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关系问题，而合理有效的区域关系建立又取决于对区域的认识。无论是从区域经济理论看，还是从我国区域经济实践看，区域都应该体现经济主体与区位的双重性，即经济主体、区位以及经济主体与区位的相互作用是决定区域性质的基础。因此，区域具有动态演变性、空间依赖性和时空交互性三个特征。

动态演变性决定了区域的历史特征，要求从阶段性角度认识区域发展历程，在制定区域经济政策时要关注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空间依赖性则意味着区域发展受到区位属性的限制，要求在推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充分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时空交互性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主体行为的动态演变会使得区域关系发生相应改变，时间和空间两类因素必须同时被考虑到区域关系的调整中，在区域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则要综合考虑区域所处发展阶段和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进而确定区域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在区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在推进深港合作中体现区域的三个特征，需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注重城市自身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与区位相互作用的过程;二是需要进一步结合区域的功能属性认识区域的基本空间单元。从区域的功能属性看，区域的基本空间单元是增长极与经济腹地。那么，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已经由经济腹地与增长极的关系，演变为两个增长极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出台关于深港合作政策着力点不同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深港合作需要从市场一体化模式向深港深度融合发展模式迈进。基于上述判断，未来深港合作的基本思路是探索以共享和开拓经济腹地为基础，推进深港深度融合发展。

(二)推进深港深度融合发展的主要举措经济腹地共享的最终目标是探索深港合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将政策优势切实转化为政策合力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合作共同开拓市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内和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对内集聚和对外扩散能力，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未来，深港合作要具体做好建设深港经济腹地共享和开拓平台、打通制约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的最后环节以及积极推动深港都市圈建设三项工作。

1. 建设深港经济腹地共享和开拓平台搭建深港纵深合作发展、体制机制共享、“前规则后市场”全球资源配置三个相互支撑的子平台。首先，搭建深港纵深合作发展平台。以推动经济发展成果共享为核心，积极推动产业链共享，以产业链为依托，从产城融合的角度，实现以产业链共享带动创新链、人才链、价值链共享，最终实现城市功能共享;积极推动知识共享，打造知识共享平台，引导知识与产业的匹配，助推产业链技术共享;早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共享，逐步消除因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带来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民心相通，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提供支撑，为营造要素自由流动的环境提供民生保障;积极推进深港合作区重大平台建设，以香港北部都会区、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港口岸经济带建设为重点，带动深港合作纵深发展。其次，搭建体制机制共享平台。

以体制机制共享为核心，推进深港合作在内地开拓更多的合作区，将香港、深圳及深港合作的政策优势，逐步向这些合作区扩展，充分发挥政策的规模优势和集聚优势，为我国对内开放和国内大循环畅通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增长极的辐射范围更大，辐射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这就为深港进一步发挥增长极优势，尤其是港企北上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可考虑将香港、深圳和深港合作的政策优势逐步向深汕合作区延伸，取得成功经验后，再加大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广东其他城市的合作，共同开发合作区，乃至覆盖到整个泛珠三角地区。再次，搭建“前规则后市场”全球资源配置平台。以资源共享为核心，积极推动香港、深圳和内地企业“走出去”，助力国际循环畅通。在“走出去”模式方面，香港发挥更易接轨国际投资规则的优势，深圳发挥更易连接内地广大市场的优势，探索共同开拓海外市场的合作模式，以“前规则后市场”模式推进深港合作，企业共同“走出去”，开拓新市场，拓展发展空间，全面提升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

2. 打通制约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的“最后一公里”从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的角度看，要素流动的规模和速度是影响其匹配过程和匹配程度的关键，同时为了防止“路径锁定”的产生，要素自由流动环境越早形成，就可以占得发展先机，对区域长期发展越有利。因此，深港要在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全方位交流中起到引领作用，加快营造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才流更加自由流动的良好环境，积极推动“互联、互通、互认”，打通制约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的“最后一公里”，探索和推动劳动力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夯实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助力国内大循环快速发展，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强大保障。

深港合作体制机制的联通，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才的自由流动，搭建以民心相通为基础的人才流动市场。从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的角度看，只有人才自由流动，才能为经济主体与区位匹配提供更大的可能。因此，深港合作要牢牢抓住人才流动这一关键因素，以推动人才共享、人才市场全面开放为目标，积极创新人才流动模式，早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双向开放，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经济主体与区位的匹配提供可能，在不改变要素总量的前提下，以经济主体与区位更加合理的匹配带动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释放更大的发展潜能。同时，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角度，确立粤港澳大湾区的“全人才观”，积极推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科研机构教学科研人员和学生的交流，从基础教育抓起，为人才培养提供基础，也为凝聚发展共识提供持续和坚实的基础，逐步向更大空间尺度的区域推广。

3. 积极推动深港都市圈建设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视角看，深港深度融合符合城市关系发展的规律，也符合深圳和香港经济发展的实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的“深港莞惠”组团，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与深港融合程度密切相关，其核心在于深港都市圈建设。特别是随着香港北部都会区和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建设，深港“科技+”和“金融+”的组合拳必将释放巨大的增长动力，深港合作也必将更加深入，深港都市圈呼之欲出。因此，国家要积极谋划深港都市圈建设，适时择机出台深港都市圈发展规划。香港要积极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将其打造成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大平台，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促进繁荣稳定的新增长极。深圳要加大探索力度，充分释放“双区”的制度红利，探索与香港合作新方式，深港合力做好“双城三圈”工作，为共同开拓经济腹地提供更好的保障。

(作者简介：贾善铭，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研究员，暨南大学经纬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