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之符号理论：抽象化和身份管理的必要条件

数字技术之所以有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通过抽象化对象的复杂属性来创造表征，然后使用这些新形成的身份来控制和管理实体。

一般来说，这个计算过程被用来控制和管理“真实世界”的实体（表征的目标），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事实上，这种抽象化和后续控制的过程长期以来一直是数字技术的最大优势之一。

例如，想象一下原生计算机的形成时期：诸如弗朗西斯·培根的双文字加密法，它使用二进制“字符”来“用任何东西表示任何东西”；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阶梯式计算器，在他的组合数学符号的阴影下发展；以及赫尔曼·霍勒里斯的制表机，对数字“打卡”数据进行排序和计算。

这些机器中的每一台都依赖于一个（通常是不为人知的）抽象化过程，以形成将被刻在其媒介上的身份，甚至可能被机械化。然而，对数据、抽象和表征的无害描述掩盖了巨大的哲学复杂性和真正的概念创新，而这正是实现这些发明的必要条件。

抽象化和身份管理

近年来，我们看到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但令人担忧的是，每一个新的设备都在进一步控制以前被认为是“真实”和人性化的日常生活的某一方面。就像它们的“离线”前辈一样，这些数字系统进行排序、分类和计算，并经常与控制和管理真实的人和货物的技术相结合。

今天，这些系统对通过供应链移动实物商品、重新分配“灵活”的劳动力、跨越国界转移资金以及控制计算机辅助制造机器来说至关重要，当然，这些只是一些明显的例子。

同样，这些网络化的计算系统依赖于它们抽象和管理身份的能力，这是一个哲学上的复杂过程，是当今广泛的计算技术的基础。

也许这些技术在被配置成我们可能称之为在线“身份系统”时是最有力的，这包括万维网上的超链接（通用资源识别码）、数据和软件源代码版本系统（git、RCS 等等），以及区块链技术（支持加密货币的技术，比如比特币）。

毛球科技认为，这种抽象化和身份管理的过程是数字计算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必要属性。

古德曼的符号理论

古德曼因其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工作，以及他臭名昭著的对唯名论的现代恢复而为人所知。虽然他在哲学领域因这些主题的工作而更加出名，但他晚期的美学著作《艺术语言》才包含了复杂的符号理论，毛球科技认为这对于理解现代数字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是基础。

不幸的是，古德曼复杂的分析性散文和主张唯名论的倾向（从未真正在哲学主流中流行过），似乎已经盖过了这本书对数字性的惊人描述。

此外，这本书是在数字技术（尤其是个人电脑）广泛使用之前写的，而且表面上是关于艺术的。因此，难怪它不是今天计算机科学家的必读书目。尽管如此，古德曼本人在描述他的符号理论时提供了数字计算机的例子，也标志着他对该理论的适用性的认可。

为了发展他对符号系统，也就是计算机的表征的具体说明，古德曼首先反思了表征的“天真观点”，有时在文学领域也被称为 mimesis。古德曼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它依赖于表征的心理特征。他认为，相似性（天真观点的主要特征）是对称的（A 像 B，B 也像 A），除其他问题外，这导致了解释中的一种现象学递归，因此使其不适用于一个强大的符号理论。

按照古德曼的说法，相似性无法为美学家的东西提供连贯的规范性理由。古德曼认为，相似性未能为美学上好的相似性需要什么提供连贯的规范性依据。他认为，相似性总是“作为”相似性，或者说是从某个具体的、通常不明确的有利位置上的相似性。

事实上，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是相似性在理论上的遗漏之罪。古德曼还指出，相似性是常规的和易变的。例如，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视角的发明意味着人们对事物外观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改变了人们认为事物相互之间相似的方式。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关于透视的观点的改变），“准确”或“良好”的相似性的概念有可能变得相互矛盾。所以，古德曼认为，相似性的理论为再现提供了糟糕的哲学基础。古德曼建议，有效的表述和描述需要发明，而不仅仅是模仿。

这个世界，至少就我们所知，并不是不需要解释的。古德曼强调了他的唯名主义观点——“自然是艺术和话语的产物”。在不那么唯名主义的解释中，我们可能会承认一定程度的本体论现实主义，并仍然承认社会和技术建设的作用。

计算机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在毛球科技看来，似乎很清楚的是，相似性与计算机的工作方式关系不大。在这个意义上，计算机与旧有的媒体形式，如图片、电视、广播等，是非常不同的。

尽管如此，毛球科技也主张计算机是表征性的。为了发展一种对计算的解读，使之对没有相似性的表征有意义，我以“符号”的属性为目标。

其他媒体可能会被评估，并以其看起来像其主体的能力为特征，而这对于计算机描绘其主题的方式很重要 (我们很可能喜欢某个数字图像，根据某种不断变化的标准，它看起来更像其主体，而不是一些质量差的数字图像)。

但是，总的来说，对于以记号为特征的媒体来说，至少对于它们的记号性用途来说（下文讨论），通过对相似性的分析，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获得的洞察力。符号和相似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是对 Monegraph 平台的案例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

表述世界的方式在不同的主体之间是不同的。语境、时代、文化和个人偏好而有所不同；换句话说，表征是社会性的。对于符号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表达方式已经非常适合所需的那种表征，而其他表达方式可能需要大量的预处理或改变（一种抽象形式）。

抽象不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程序（通常认为数字是这样的）。相反，一个主题在准备记述时可能需要转变的程度是针对具体环境的，是由隐含的个人和文化标准来判断的。

例如，一幅看起来很逼真的“Trompe l'œil”画。虽然有可能以某种粗糙的数字符号格式，甚至是复杂的高质量数字格式（比如数码相机）来呈现这幅画，但在这两种情况下，除了其单纯的物质性之外，这幅画的数字代表似乎还缺少一些东西。数字图像缺乏绘画的一个重要维度，即使我们很难准确地指出这种缺乏可能是什么。

约翰·霍格兰在他的分析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数字和模拟设备的分析中（1981 年）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虽然霍格兰不同意古德曼分析的几个关键点，但他在本质上还是同意古德曼的观点，即在大多数情况下，二阶数字性是可能的。

换句话说，霍格兰问道：“每个模拟设备都是二阶数字吗？”时，他得出结论：是的。但他不同意：在许多情况下，数字计算或模拟一个天然的“模拟”世界的表现将是“荒谬的”。

例如，以数字方式模拟单个分子将远远超过目前的能力。或者，用一个更广泛的例子，当代密码学的基本原理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强行攻击钥匙所需的可能猜测很快就超出了任何当前或可能的传统计算分析。

由于长密钥的密码分析中出现的“组合爆炸”，可能的猜测变得不切实际（也就是说，破解一个典型的强加密所需的可能猜测比宇宙中的原子还要多）。

此外，霍格兰认为，关于二阶数字性的主张是关于“宏观现象”的，或者说“照片、线性放大器和模拟计算机”可以或不可以被数字模拟。关于二阶数字性的主张不是关于“基本物理学”。

然而，霍格兰似乎错过了这里的哲学要点，或者是只是不愿意接受“荒谬的”结论。他肯定对的是：某些数字模拟是相当荒谬的。比如，离散集成电路仿真器（DICE）软件。这个项目试图通过模拟每一个电路的实际晶体管传播延迟（模拟微物理学）来模拟旧的视频游戏（如 Pong 和 Atari Breakout）。

其结果是对视频游戏“真实性”的变革，但也是如此巨大的计算密集型的原因，导致只有最简单的游戏可以用当代顶级的个人电脑来模拟。晶体管传播延迟的微观物理学是否会影响到玩这些老游戏的宏观体验，从而带来更真实的体验？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去尝试。

“是”和“非”

完全荒谬的是，想象一下模拟喜剧演员 Louis C.K. 的整个已知宇宙的计算机，正如他向女儿解释的那样：“有些东西是，而有些东西不是。为什么？嗯，因为不是的东西不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样的话就没有东西了。你不可能又什么都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如果什么都不是，就会有各种该死的东西，就像戴着高帽的大蚂蚁在跳舞”。

这是相当简单的，就像甚至是帕门尼德式的：有，也有，没有。

在这个抽象的“是”和“非”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也许不是戴着高帽的大蚂蚁）。但是，在这个荒谬的二阶数字水平上，问题不在于系统不能被模拟，也不在于它演变成了一个微观物理学，问题在于（可能）没有人会很重视只有一个单一二进制模式的模拟。对整个已知宇宙的数字模拟是荒谬的。

一般来说，那些我们认为更自然、更真实、更有创造力的对象是我们最难用符号化术语来抽象和接受的对象。我们通常说，这些对象的符号版本缺乏自然性和真实性，而且可能没有正确的物质来源。另一方面，一个已经数字化的表征——也许是一个追踪邮购包裹从配送中心到家庭的数据点——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是“有意义的”，并不显得异常不自然、不真实或没有正确的起源。

也就是说，当数字的、物流的表述只是数据库中的一行，我们倾向于接受这种表述，不会认为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被遗漏。

将物流追踪提炼成一个单纯的数据点，并不像一个美丽的“trompe l'œil”画的数字渲染那样有缺失感（在极端情况下，数字渲染甚至可能对一些人来说是道德上的错误或虚假）。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喜欢艺术的人，认为“传统”艺术的技术表现似乎错过了艺术本身的一些重要东西，所以 NFT 在最近兴起。

这种缺失感可能会延伸到所有的数字化艺术，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某些种类的艺术（尤其是天生的数字艺术）似乎并没有产生如此强烈的缺失感。

当数字艺术保持数字状态或转化为另一种数字格式时，失去的东西更少（或也许没有）。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数字真实性的这一维度以及我们对它的个人和文化感受提出了关于在区块链上存储艺术代表的严重问题。这种抽象是否被视为可以接受，取决于它们如何被使用以及人们对这种符号代表的看法。

“异体”和“自体”

这里的一个关键区别是，有关的艺术品（例如，数字化的 trompe l'œil 画）是否具有适当的身份来源。检验标准是：一幅画的来源是否与它的身份有关，如果有关，这幅特定的画是否有适当的来源？如果我面前的这幅画是伦勃朗的真迹，也就是伦勃朗多年前画的，那么我们通常会重视其适当的来源。如果这幅画是一个数字拷贝，那么它通常不能通过测试，我们通常会有一种缺失的感觉。

古德曼为这个关于身份起源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更精确的分析性描述。首先，有一类表达是“不可伪造的”，或“异体”（例如乐谱）。其次，还有一类“可伪造的”表达方式，被称为 “自体”，它们在原件和赝品之间有显著的区别。

古德曼想到了一个反驳，即这种区别实际上是表达方式是否是“一个阶段”或“两个阶段”的问题。例如，音乐创作是两个阶段，因为通常是先创作（第一阶段），然后演奏（第二阶段）。另一方面，绘画是一个阶段，因为颜料是直接涂在罐子上的。然而，这些反例都被古德曼打败了。

对于文学，它是异体的（不可伪造的），虽然只是一个阶段。古德曼的结论是，自体艺术和异体艺术的区别不在于其生产阶段的数量。相反，表意艺术要求两个副本之间“拼写的一致性”——任何“对应于正确副本”的标记序列都是表意的（即使正确副本本身是一种伪造品--也许是作者手稿的赝品）。在异体字艺术的情况下，古德曼指出，没有什么比起这样一个正确的副本，它更像是原始作品。

那么，“拼写的同一性”标准的先决条件之一是，作品必须由“某些符号或特征”组成，也就是说，要有“明确的符号”。这种明确的符号必须是作品的“构成”。即使在两阶段艺术的情况下，比如音乐，表演也是异体的（而不是自体的），因为“表演所要求的构成性”是在乐谱中规定的。音乐的非构成性（即偶然性）属性可能会从一个表演到另一个表演发生变化（如响度或节奏的变化），但只要保持对乐谱的某种遵守，表演仍然是同构的。

为了继续这个例子，必须对音乐进行测试，以便“将适当的声音与乐谱中的可见标志联系起来”，并确定是否符合顺序和次序。这个测试很重要，因为乐谱——事实上，所有这样的记号——都有一个主要功能，那就是权威性地识别一个作品从一个表演到另一个表演。例如，古典音乐对乐谱的遵守（或偏离）决定了两部不同的交响乐。

同样，对乐谱的遵从也是为什么巴赫《勃兰登堡协奏曲》在高中的粗略朗诵会与格伦·古尔德的版本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即使这两个版本在演奏的“质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是对同一部作品的表达。

然而，考虑到这种测试的性质，事实上可能会有一些（甚至很多）时候难以确定对应关系（也许是区分安静演奏的 C 调和 C 调的区别）。但是，关键的是，确定对应关系决不能是不可能的：测试在理论上必须是可能的。

这里霍格兰提供了一个类似的说法。一个数字设备是：

i) 一组类型。

ii) 一套可行的程序，用于写入和读取这些类型的令牌；以及

iii) 一套合适的操作条件规范；从而

iv) 在这些条件下，写-读周期的程序是积极和可靠的。

然而，霍格兰只关心确定一个表达式是否是数字（符号）所需的程序。这种对程序的关注是因为，与古德曼不同，他不认为“数字设备 ...... 必然是表征性的或象征性的”。

因此，对霍格兰来说，数字设备的性能延伸到它的实际效用，但不是它的本质。

不过毛球科技不同意这种论证方式，认为，数字设备的表现性是指在其机制和意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意义上，因此它们的性能作为数字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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