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进一步增强国内企业参与经济“双循环”的能力

本文来自格隆汇专栏：管涛

顺应汇率双向波动的新常态，国内企业需要学习借鉴国际同行做法，立足主业，牢固树立风险中性意识

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受益于经济转型红利   

2006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平衡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同时提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当前工作着力点是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2007 年底，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早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经过十多年努力，中国经济再平衡初见成效。“十三五”期间的前四年（2016 至 2019年），最终消费与 GDP 之比平均为 55.2%，较 “十一五”期间（2006 至 2010 年）平均占比提高4.6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进出口平均占比为 1.6%，回落了 4.8 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内需不行外需补、外需不行内需补”的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内外需对于稳增长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如2019 年，经济增速回落0.7个百分点，其中消费和投资的拉动作用分别回落0.8和1.2个百分点，但外需拉动作用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去年，中国经济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但因为本土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国内全产业链供应链率先复工复产，外贸出口较早恢复了同比正增长并录得较大顺差。去年二季度起，中国经济止跌回升，全年正增长2.3%。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为负0.5个百分点，投资和外需的拉动作用分别为2.2和0.6个百分点。虽然外需拉动作用较上年低0.1个百分点，但仍为正向拉动，较好弥补了中国经济生产端恢复快于消费端产生的供需缺口。

如果说今年中国经济还是要从去年疫情冲击挖下的深坑中爬出来的话，外贸进出口的修复是超预期，甚至已强于疫情前的水平。从今年一季度进出口额和贸易差额与当期GDP之比看，较上年同期分别提高了 2.1 和 2.6 个百分点，显示现阶段中国经济恢复对外需的依赖还有所增强。

去年，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初，曾经引发了“内循环”“自循环”或“内卷化”的担心或解读。这在事实面前，显然是不辨自明。

适应“双循环”企业需要四方面能力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今年初，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又从中长期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具体部署。笔者以为，从涉外经济角度看，国内企业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提高国际竞争力。

一是增强管理汇率波动风险的能力。外需拉动对疫后中国经济恢复功不可没。去年6月初到今年2月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涨九个月，累计涨幅远高于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多边汇率。这减轻了本轮升值对国内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但其财务冲击仍不可轻视。国内企业从出口报关到收到货款，通常有1～3个月的时滞。以下午四点半收盘价的月度平均值、最长3个月的收款周期测算，去年9到12月份恐是出口企业最为煎熬的时期。其间，企业的潜在汇兑损失连续四个月在4%以上，基本抵消了许多企业的出口净利。

然而，汇率风险管理依然是国内企业的短板。银行对客户的外汇交易，国际上六成以上是外汇衍生品交易，而国内占比仅为两成左右。国内企业即便使用汇率避险工具，也大多是升贬值已然发生后才侧重单边波动风险管理的应激式反应。今年3 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冲高回落，一举抹去年内所有涨幅，对赌汇率单边的企业可能又是一个教训。

顺应汇率双向波动的新常态，国内企业需要学习借鉴国际同行做法，立足主业，牢固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建立财务纪律，加强汇率风险和货币错配的管理。否则，企业就等于捆着一只手参与“双循环”，严重削弱国际竞争力。

二是增强进出口协同发展的能力。中国既是外贸进出口大国，也是贸易顺差大国。这反映了在储蓄大于投资的背景下，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韧性。当然，这也反映了宏微观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各级政府在外汇短缺环境下形成了贸易“奖出限入”的政策和思维惯性；企业层面，总体上还是不擅长开拓国内市场，不擅长进口特别是进口最终消费品。去年，中国进口中消费品占比为11%，远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27%、23%和17%的水平。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已形成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我们扩大进口，既有助于扩大内需，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有助于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为此，“十四五”规划提出，要降低进口关税和制度性成本，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能源资源等进口，促进进口来源多元化；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模式，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展会；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打造一批区域消费中心；完善市内免税店政策，规划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

三是增强内外销统筹发展的能力。去年，中国出口的全球市场份额较上年提高了1.6个百分点，创下中国市场份额的新高。这主要受益于全球抗疫物资和与“宅经济”有关的电子产品需求激增，以及海外订单的转移效应。但随着疫苗顺利接种、经济逐渐重启，前述利多出口的因素或将逐步消退。实际上，去年四季度，中国出口市场份额较二季度回落了0.7个百分点，而欧盟27国（不含英国）、日本和美国随着三季度以后经济重新开放、生产逐渐恢复，出口市场份额分别提高了1.4、0.2和0.1个百分点。

后疫情时代，出于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考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或将重塑，有可能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培育内外销“两条腿”走路的能力，并非应对此次危机的权宜之计。“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深化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服务网络建设；优化出口商品质量和结构，稳步提高出口附加值，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深耕国内市场，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扩大节假日消费，完善城乡融合消费网络。

四是增强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据联合国贸发会统计，去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骤降42%，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4%，重新跃居世界榜首。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出色表现，再次凸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关于外资产业外迁的传闻不攻自破。同时，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势增长 14%，国内企业加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进程仍在疫情中稳步推进。“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保障机制，推动产业竞争力提升；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坚持企业主体，创新境外投资方式，优化境外投资结构和布局，提升风险防范能力和收益水平；完善境外生产服务网络和流通体系，加快金融、咨询、会计、法律等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推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引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防范化解境外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鼓励建设海外仓，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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