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万物皆显示”时代来临，中国的新型显示产业会受制于人吗？

我印象很深，几年前，凯文·凯利在中国最火的时候，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同一个故事：一位朋友的女儿幼年时就习惯了在手机和iPad上指指点点，某天这位朋友将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放在桌上，女儿走上前去，数次尝试将它拉大，未遂，于是对父亲说：“爸爸，它坏了。”

这个故事充满着隐喻。

追溯媒介变迁史，人类与内容载体的关系，大概可被分为“言语之民”（文化更多来自口口相传），“书籍之民”（从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算起），以及从今往后的“屏幕之民”（People of Screen）。

而依我之见，拜以OLED为代表的新型显示技术所赐，从现在到未来，就像这位女孩默认的那般天经地义，“屏幕之民”可以栖居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坏了”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因为与以5G，AI，云计算和IOT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结伴而来的，注定还有作为它们“外显”的“万物皆显示”时代（DOT，Display of things）。

这并不难理解，除了显示效果本身的跃升，更灵活的技术原理，让OLED摆脱了对传统显示形态的束缚，折叠，卷曲，透明的自由特性，让它能与家居，车载，可穿戴，商显，VR/AR等场景充分嫁接，甚至让作为信息社会“门面担当”的屏幕数量，呈现指数级增长。

换句话说，在人类向“屏幕之民”的迁徙路途中，OLED或许是一条捷径，它也将深刻改变未来显示产业的格局。

虽是捷径，但并非坦途，需要翻越层层路障。

当前的共识是，全球显示产业面临着传统应用市场进入高原区，新兴应用市场尚待培育，显示技术迭代升级尚未完成，技术产品与用户需求的切合点尚需挖掘……等诸多棘手问题。

尤其是在此刻对“受制于人”四个字颇为敏感的中国，面对DOT时代的诱人未来，摊开全球新型显示产业坐标，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位置在哪里？

要知道，在显示技术上，中国是有贫困记忆的，“缺芯少屏”的焦虑曾长期存在——好在，凭借大规模战略投资的勇气与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今至少“少屏”问题已经解决：大概十年前，显示器件一度位列我国进口产品的第四位；去年，中国大陆显示器件营收规模约406亿美元，全球占比34.2％，仅次于韩国位居世界第二。

不过，显示产业深谙居安思危的意涵。历史的经验是，一次技术突变，往往就会促成整个产业的新旧分野——而如今全球显示产业就处于技术交替的敏感期，中国新型显示想要攀至价值链的高端，任重而道远。

举个例子，最近在固安举行的首届全球显示产业春季数据趋势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钟灿提供了一组数据：我国新型显示产业2018年全产业链的营收规模约519亿美元，其中，显示上游材料和装备的营收只有113亿美元，材料的本地化配套率不足60％，装备的本地化配套率也不足20％。

这至少说明两件事：1，我们对产业链的控制能力还不够强；2，我们在前瞻技术布局上与先进企业有差距。

我猜也许这两件事不会让你感到意外，但如果你此刻正沉浸在中美博弈的悲观中，那么我想说的是，中国新型显示产业的未来，也许比你想象中更为乐观。

这要从整个产业的现状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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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去对于未来的渲染，从目前显示产业的技术结构来看，LCD仍为主流，被寄予厚望的OLED位居其次。去年全球显示器件营收规模约1188亿美元，其中LCD为850亿美元，占比71.6%；OLED为270亿美元，占比22.7%——如无意外，未来数年，全球显示器件市场不会发生重大技术结构变化，LCD将会在局部遭到OLED的不断蚕食。

具体到中国，在许多业内人士眼中，未来两三年，倘若中国能在新型显示领域扮演关键性角色，那么AMOLED将会是重点，2019年下半年，市场就会看到一系列柔性产品出现。根据《全球显示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预测，AMOLED作为显示产业的新星，2023年在移动产品市场从量上渗透率将接近50%，从营业额来看，将超过60%。

“中国大陆OLED厂商今年的出货将得到大幅度提升，如果出货目标可以顺利达成的话，今年基本上能拥有接近1/4的市场销售份额。但也存在挑战，包括良率的管理等”，在全球显示产业春季数据趋势发布会上，IHS Markit显示部门研究总经理谢勤益介绍道：“之前大家大多盯着三星开发，但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经针对华为，OPPO，VIVO的需求开发出了自己的产品，这是可喜的现象。AR和VR，所谓的穿戴式装置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在2018年实际出货上AMOLED占比并不多。但随着竞赛，游戏和工业医疗的应用等，这个部分在未来会呈现倍数的增长。”

谈及AMOLED，尤为令业界欣慰的是，去年，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6代全柔AMOLED生产线已在固安产业新城建成投产，该生产线设计产能为3万片/月，达产后将大幅提升国内全柔AMOLED面板供应，解决各终端厂商的应用需求。

而就像《全球显示产业发展现状及展望》所言：未来几年，最重要的是提质增效，倘若将整个市场的发展看做跷跷板，最难的就是平衡，如何寻求经营与发展的平衡，将成为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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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帕拉格·康纳在《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中，曾提出著名的“拔河游戏”比喻。在他看来，中美两国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里：美国视角下的全球博弈，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拳击，中国则将其视作一场拔河游戏，前者以击倒对手为目的，后者只希望尽可能将供应链高价值的那部分拉过来。

而这，或许就是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对未来的期许。

事实上，当前全球显示产业的竞争，已不仅是核心技术与资本的单一维度竞争，更必须聚焦于产业链的“掌控力”。谁都知道，在一个高度由模块化搭建的“超级版图”世界，对整个产业链的话语权才是全球化时代最“安全”的生存守则，谁能形成产业链的集群和供应链的纽带，谁就能占据价值链的高端。

但如开篇所述，在这方面中国新型显示产业还不够强。

除此之外，就像欧阳钟灿院士所言：我国产业的新增投资结构过于集中，无序投资的势头依然明显。我看到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显示行业新增投资近4000亿元，增长近2.5倍，90％左右是面板的投资，显示材料和装备领域的投资不足10％。

依我之见，要补齐这些短板，赢得新型显示的“拔河游戏”，需要以产业集群为核心，让产学研，上下游产业链，尽可能地“拧成一股绳”，然后在拔河过程中同时发力。

其实这种合力正在被释放。譬如外界或许有所不知，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为固安打造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已经集聚了京东方和维信诺等30多家显示产业上下游企业，且相比于很多产业在投资方式上散乱的失序状态，在产业集群的中枢串联下，这里既有作为“自变量”的创新型科技，又有能让变量落地的上下游完整产业链。

这么说稍显抽象，不妨用这里的三家企业——鼎材科技，维信诺，翌光科技之间的共生关系来举例。

鼎材科技是国内最早量产OLED材料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开发出满足OLED面板厂商和照明厂商制造要求的高性能有机发光材料系列专利产品，在固安产业新城，这些研发产品也会就近供应给下游企业。

比如维信诺，其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清华大学OLED项目组，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OLED生产，研发，销售的企业，如今已成为许多国产手机品牌独家或主要OLED屏幕供应商。而作为鼎材的下游，维信诺可根据自身需求，就近与其进行交流和测试。

同样近水楼台的还有翌光科技。后者同样脱胎于清华大学OLED项目组，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量产OLED汽车尾灯的企业，华夏幸福助其在固安建立生产基地，随后，第2.5代OLED照明规模量产线投产，这是目前国内最为先进的OLED照明量产线。要知道，OLED车灯对技术要求颇为严苛，要将实际数据回馈给上游材料公司，合作开发出具有差异化的材料，而在固安，他们可以与鼎材就近沟通，在空间和时间上，最大程度降低合作成本。

事实上，类似上述3家企业的合作，在固安——这个十几年前还以钓具，肠衣，滤芯，塑料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县，每天都在发生。30多家显示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彼此共振，协同进化，让这里成为中国新型显示宏观发展的“微景观”。

而这种兼具高效率，规模性和灵活性的产业集群式发展，才是中国赌注新型显示未来的最大筹码。

结语

最后说点个人感想。

我印象很深，经济学者李子旸曾在微博上说过一个事：“在液晶之前的显像管时代，中国国内有所谓八大彩管厂，产量产值都很大。但这些企业都是整体引入外企生产线，中方只是打打杂。结果，八大彩管厂都没意识到显示产业即将颠覆。破产前一年，其中某权威人士还言之凿凿地说，显像管还能再卖20年。某厂还高高兴兴地引进日本放弃的显像管生产线……”

嗯，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整体气质的蜕变，正是脱胎于不同产业的观念转变，相较于显像管时代的集体懈怠，其实并未花费太久的时间，整个产业就凝聚为空前强大的共识，那就是，一定要拥有自己的技术，一定要培育对产业链的核心控制力，一定不要被他人扼住命运的喉咙。

我相信，我们终会做到这一点。

作者：李北辰，独立撰稿人，国内数十家媒体专栏作家，曾供职《南都周刊》《华夏时报》《财经》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