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风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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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剑辉

一座中关村，半部改革史。

40年过去，回顾中关村传奇，依然要从陈春先说起。

1978年，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走下飞机悬梯的人当中，就包括中科院物理所核聚变专家陈春先。这一年，他刚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斩获一等奖，并和陈景润等人一道被破格提拔为中国最年轻的正研究员。

人生和国运如果有四季，这都称得上是“春天”。

当年，美国在国人眼里还是“腐朽没落、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但沿着波士顿128公路、旧金山硅谷转下来，陈春先却看到数千家由教授、大学生、工程师创立的公司，以及由它们构筑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一位美国教授，仅靠一家20人的永磁体小公司，就能为NASA和全球核实验室供货。科技与商业的高度协同，竟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生产力。陈春先深刻认识到——这正是美国经济科技强大的终极奥秘。

60年代，中美研制第一台激光器的“时差”仅有半年；20年后，美国已拥有强大的激光工业，中国的科研成果还躺在实验室里。

联想起这些差距，陈春先的心隐隐作痛，脑海中浮现出了“中关村”。

当年，北京海淀区聚集着中国最顶尖的30多所高校、130多家科研院所，人才密集度不逊于硅谷。1980年，陈春先在向中科院、北京科协的听众讲述“访美报告”时，振聋发聩地表示“只要转变观念，我们也能做到”，并豪气冲天地宣布：要创办一家“硅谷公司”。

“文革”结束仅3年，陈春先敢说这样的话，有人觉得他疯了。

陈春先则比这些人想象的更疯狂：他定下一个“二不四自”的原则：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在后来成为无数中关村公司效仿的样板，但在当时，别说中科院，就是全中国都没这个先例。陈春先开公司的报告打到物理所，却石沉大海。

好在，很快来了一个叫赵绮秋的关键人。

作为北京科协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在“访美报告”现场就被陈春先圈粉。她清楚知道，这个“公司”开不成，但可以利用陈春先等离子体学会副理事长的身份，先搞个“服务部”，由北京科协出批文、出经费，再到公安局刻公章、银行开账户。

一番“曲线救国”，“服务部”开了张。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纪世瀛等人把物理所一间废弃仓库收拾出来，成立了“服务部”。这一天，被公认为中关村的公司诞生日。

但与此同时，陈春先“腐蚀科技队伍，侵占公共房屋”的“小报告”，也打到了物理所领导那里，证明其腐蚀的证据是：每个扫仓库的人都多领了5块饭钱。

大家都在观望、迟疑、看笑话，陈春先却马不停蹄起来。

他跑美国、倒芯片，造了批核聚变电源开关，狠赚了3万块；他办培训班，向待业青年传授电子技术，成为日后“电子一条街”的“黄埔军校”。

人们惊诧于服务部竟然赚钱了，却看不惯陈春先每月给员工多发7-15元津贴，等于涨了1-2级工资。风言风语更加多起来：服务部卖产品给物理所，就是“损公肥私”；卖给外单位，典型的“吃里扒外”。

不久，物理所领导开始扛不住舆情纷纷，也有人本身就羡慕嫉妒恨。他们公开批评陈春先、纪世瀛等人“不务正业，歪门邪道，腐蚀干部”，然后决定对服务部立案调查。

诽谤、查账、被拘接踵而来。人们意识到，陈春先不但要受处分，还可能蹲大狱。服务部的上百人一哄而散，只有纪世瀛几个铁杆跟着死扛。

倒是赵绮秋这个“外人”，跑到中科院纪委为陈春先喊冤。但，无济于事。

愁苦的她向丈夫周鸿书倾诉，引发了这位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的关注。结果，陈春先的遭遇登在了1983年1月6日《国内动态清样》上。

这份直呈中央领导的机密内参，逆转了陈春先的命运。第二天，陈春先的审查即被制止，服务部的做法赢得了中央的赞赏和鼓励。

1983年4月，陈春先干脆胆子再大一点，创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及下辖的“华夏电器公司”，彻底冲破了体制阻碍，成为中国第一家“技工贸”企业。

但历史赋予陈春先的使命，似乎到此就戛然而止。

此后，陈春先创办了20多家公司，历经项目失败、贸易纠纷、非法拘役等无数磨难。不但未积累起财富，还因为下海失去了体制内的福利待遇，晚景颇为凄凉。

2004年8月10日，70岁的陈春先溘然长逝。他捐出眼角膜，留下了把“光明留给后人”的遗愿。

这位大智大勇的“中关村第一人”并不富有，却率先打破了时代坚冰。当中国人的头脑还被禁锢在幽暗中时，他以自己的目光和勇气，照亮了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与陈春先差不多同时“揭竿而起”的，还有一位标志人物：王洪德。

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反叛”，才有中关村“两通两海”的时代。

1982年底，中科院计算所一次会议上，“右派”王洪德突然拍案而起：“如果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说完，他拂袖而去。

当年，王洪德“五走创京海”，轰动北京城。

这也是憋出来的释放和爆发。

1979年，为了解决知青就业，王洪德在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拉起一支人马，专做计算机房工程安装，一年大赚60万，轰动中科院，也引来了工商局和纪委的审查。

他声泪俱下地“交代”：“我们这些新产品，都是填补国家空白的，不然就要从国外进口。既创造了效益，又解决了就业，我何罪之有？”但纪委坚持追究到底。

1983年8月，46岁的王洪德忍无可忍，于是怒创“京海”，而他的创业则比陈春先要顺利并且成功很多。

他从知青社借款1万，刚在银行开了户，就拿下北大一个计算机改造项目。中科院计算所、中国计算机公司等中字头大牌都来竞标，但北大的人却只信他王洪德这个人。

这个项目让京海大赚9万块，从此一发不可收。凭借工程质量过硬，国家远洋、国家计委、北京军区等大工程订单纷至沓来。1987年，京海总产值突破1.3亿，坐上了中国机房行业的头把交椅。

陈春先、王洪德的创业壮举，刺痛了中科院和海淀区，“科技人员能办企业，官方为什么不能搞？”眼见着科研经费被削减，中科院计划局与海淀区决定合作，从“新菜田改建基金”中刨出10万，创办官民合办的“科海”。

创立科海，是希望中科院的科研成果能在海淀区的企业中推广应用。20多项新技术拿出来，成功率却很低。比如化学所的人造大理石，拿到面包房做装饰墙，结果室温一高变了形。企业认为是技术不靠谱，化学所觉得是企业素质差，不懂得控制固化温度。

而且，双方彼此嫌弃，怎么都谈不拢。

这样的心态，让科海没能走得太远。虽然，它推出了中国最早的电脑汉字装置、空气加湿器、财务管理系统等，夺得了不少中国第一，也赚了些钱。

但京海、科海的先后尝试，却让更多科研人员的心眼活泛起来。他们想下海，但却没资金，把他们的蠢蠢欲动看在眼里、也想搞一番产业的海淀区四季青乡，决定出资合作。

1984年5月16日，四通在四季青乡会议室宣告成立，乡里出资2万，请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当名誉董事长。“四”取自四季青，“通”有“四通八达”之意；英文“Stone”意为石头，有人解释为：干好了成钻石，干不好就甘当铺路石。

四通的第一单生意，来自中科院计算中心一批打不了中文、又卖不掉的日本打印机。他们花400块请了个程序员，写了套打印中文软件，结果迅速脱销，公司大赚20万。

沿着这条财路，四通发现，单位买电脑通常只用来打印，“电脑+打印机”却要5万块。如果能造出一种便宜的打印一体机，一定有市场。

1985年，四通MS-2400中英文打字机横空出世，一帮没怎么见过钱的科技工作者卯足劲开出八九千块的高价，都挡不住汹涌的订单。一年时间，公司就狂揽3000万，转年破亿。

1993年7月，四通电子成为北京赴港上市的民营企业第一股。

鼎盛时代，四通一家在中关村的纳税占比高达60%，人民大学南侧立交桥以“四通桥”命名，令联想、方正等黯然失色。

但在1997年，一场金融诈骗让四通负债2.4亿，2002年才走出困境。期间虽投出过新浪这样的大黑马，但之后，四通昏招迭出，先是接盘史玉柱的脑白金，后又跟随黄光裕搞地产，最终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光彩不再。

一度与四通同台共舞的，是信通。这是中关村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由中科院计算所、科仪厂、海淀区各投100万，于1984年11月开业。

信通的第一桶金，来自于中科院计算所的抗干扰稳压电源。靠着把这项荣获科学大奖的技术产业化，当年就赚了12万。

但信通并非一家富有远见的企业。

当年，它最早请动倪光南生产了100块汉卡，并商定与计算所五五分成。结果，计算所卖出93块、信通只卖出7块，计算所据此分大头，信通坚持对半分。

最终，信通求锤得锤，成就了日后联想的汉卡伟业。

此后，信通业绩还一度冠绝“两通两海”。但在90年代初，因为一桩7000万的走私大案东窗事发，在中关村第一个轰然倒下。

1984，被称为中关村的“拐点之年”。

这一年，跃上历史舞台的除了“两海两通”，还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联想。

柳传志坦言深受陈春先的事迹鼓舞，萌生了创业念头：“憋得太久，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1984年10月17日，联想前身——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一间尘土飞扬的传达室开了第一次会。公司只有两三个长条凳、办公桌，以及20万开办费。大家七嘴八舌，觉得当务之急是赶紧挣第一笔钱。柳传志却一脸愁容，对未来并没有底。

发愁是有原因的。这年，中科院财政拨款锐减20%，预计5年后全取消。计算所1500人吃饭要成问题，所里布下这支奇兵，就是希望能探条活路。此时，“两通两海”在电子一条街赚得风生水起，自家人还像没头苍蝇，怎能不愁。

机会很快来了。据“可靠”消息，在遥远的“江西妇联”一位妇女手里，有一批彩电要出手。这是当年最紧俏的商品，到手每台就能净赚上千块。一笔大钱在招手，柳传志千叮咛、万嘱咐要先验货、后给钱，结果还是一口气被骗走14万。

那年头，柳传志一个月挣78块。骗子骗走的，是他150年的工资。

困境中的柳传志，并不知道该如何反败为胜。他没有任何办法，只好带着人在路边卖电子表、旱冰鞋、运动衫，好把窟窿堵上。

“两通两海”一年赚钱千万，40岁的自己摆地摊。这是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柳传志咬着牙干了。就算心再大，他也不敢想象自己20年后会把“蓝色巨人”的全球PC业务买下来。

无意间，中科院拯救了这支哀兵：院里进口了500台IBM电脑，准备配给各科研院所。柳传志得到消息、撂下摊子，直扑中科院设备司，把电脑的验收、培训、维护业务抢到了手。一伙人肩挑手扛蹬三轮，靠这笔业务挣到了70万。

这是联想的第一桶金，也是中关村龙腾虎跃的传奇之始。

1988年5月，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获批，“中关村”正式诞生。

压抑了十余年的创业热潮就此喷涌。

1988年，王莘毅然辞别联想，靠在中关村倒卖软件攒下第一桶金。1993年，他联手中国最顶尖反病毒专家刘旭，创立了一家尽人皆知的公司——瑞星。

1986年，当倪光南的联想汉卡卖疯时，“中国第一程序员”求伯君也来到了中关村。他先进四通，后入金山，历经三次肝病爆发，却在病床上凭一己之力做出WPS，横扫整个文字软件市场。之所以这么玩命，只因他认准一条死理：“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把作为信息产业灵魂的软件产业，完全建立在他人的智慧上。”

1988年，被柳传志“忽悠”进联想的郭为，先琢磨出“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词，又把登在《人民日报》上、联想汉卡荣膺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生生改成了“一等奖”；同年进联想的孙宏斌，还在柳传志调教下“校正”山西口音，两年后被送进了班房；而真正执掌联想未来的人，尚在中科院自动化所赶毕业论文。

这一年，身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王文京，也在柳传志创业事迹的感召下，扔掉了“金饭碗”，扎进了中关村。他和搭档苏启强用5万块创立“用友”，2001年用友上市时，身家50亿的王文京年仅36岁。

苏启强没等到用友上市那天。

1993年，他就与王文京分道扬镳。1994年，他用王文京倾囊回购股权的钱，创办“连邦软件”，成为了网点遍布中国的正版软件专卖店，在无数抱小孩的妇女问你“要光盘吗”的中关村，活成了一股清流。

1995年，瀛海威将“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的广告牌竖起，宣告互联网降临中关村。

这一年，搞出“中国黄页”的马云，朝圣般来到瀛海威，拜会偶像张树新，却只受到会面半小时的接待。出来后，马云凝望着瀛海威的广告牌说：“如果互联网有人死，张树新一定比我死得更早。”

随后，他找到体委的人说，奥运会马上要开了，我们中国的网页不能是空的；但勉为其难接待他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是特别强调：不预约就上门，这不符合规矩。

而人们对网络的实际体验，更多来自煤矿工人王跃胜的飞宇网吧。大学生在网络和游戏面前彻底沦陷，巅峰时期，1800台电脑日夜收割，成就了中关村“飞宇网吧一条街”的盛名。

伴随着《相约一九九八》的歌声，中关村开始群雄并起。

这一年，求伯君的北京金山正直面生死。此前，他全力开发、挑战微软的办公软件“盘古”遭遇重创，即便变卖别墅也无力回天。关键时刻，联想注资900万美元，令其绝处逢生。

入主金山的杨元庆踌躇满志，与求伯君一并慧眼识珠，将金山总经理的大任授予雷军。此时的雷军，正盘算着用15万将张小龙的FoxMail收入囊中，却被总经理的任命搞得诸事缠身，最终与日后打造出微信的张小龙失之交臂。

这一年，“方正最好程序员”周鸿祎，刚把“方正之花”胡欢娶进门，就不管三七二一地创立了“3721”。此后19年间，“红衣主教”跟互联网圈所有精壮男人斗了一遍，却矢志不忘创业年代的夫人感言：“你去做吧，我打工挣钱供你吃饭。”

还是这一年，清华留美博士张朝阳，把搜狐和风险投资这个“新物种”带进了村。

几条街外，刘强东把刚租下的柜台打扫干净，卖光盘刻录机的“京东新媒体”悄悄开了张。

刘强东的光盘还没卖几张，1999年，李彦宏跑去了旧金山走街串巷地拉风投。期盼100万美元创业的他，却被人强塞了120万美元。是年圣诞，北大资源宾馆挂出个牌子，上书两个大字：百度。

也是这一年，苏启强把连邦软件的加盟商王峻涛（网名老榕）请到中关村，搭建起著名的电子商务网站“8848”。此前，老榕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网文，曾赚得全国网友泪目，顺手就带火了一家日后名为“新浪”的网站。

此时的马云，结束了在北京的抑郁踌躇。但他回到杭州办的阿里巴巴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时，2000年，8848的交易量已高达26亿，几乎实现了对中国电子商务的垄断。但后来，8848分崩离析，马云真的把万吨巨轮推上了珠穆朗玛。

多少人曾大胆设想，倘若8848成功，今天的阿里又将何去何从？也曾不断追问：为什么8848没成，马云却成了。

但这就是中关村，这就是高科技。

199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冯军，怀揣220块，租下了中关村四海电子市场的半个柜台，然后每天骑着一辆堆满键盘、机箱的三轮车，沿着商铺挨个叫卖。

他提着键盘、机箱走进店铺，对每位老板都面露笑意并重复着同样的话：“我只赚你5块钱。一个月内你卖不出去，我保证退款。你看我每天都来，不会跑掉的。”

从起初直接把他轰出门，到天天被“我只赚你5块钱”洗脑，摊主们在冯军水滴石穿的意志面前败下阵来，键盘、机箱都从他那拿，并送他绰号“冯五块”。

后来，冯军的公司有了个响亮的品牌——爱国者。而他起家的、堪称是鱼龙混杂的电子市场，才是中关村最接地气的活力所在。

由菜市场改建的四海市场，起初是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自动化产品最热销；后来，买配件、攒电脑、装系统的生意最红火，引得市场“倒爷”遍地、人山人海。

中关村电子市场，开始声名鹊起。

90年代，火热的生意把中关村堵得车水马龙。1997年，北京市政府下狠心砍倒大片树木，刚刚拓宽了路面，村里就开出科苑、中海、硅谷、海龙、太平洋等一批电子商厦。Pentium处理器+Windows操作系统成了电脑标配，电子市场也进入了奔腾年代。

进城农民、下岗职工、贫困大学生、落魄技术员……人们涌进中关村，把破落的小柜台变成崛起的英雄地，梦想着成为“冯五块”。

当年周鸿祎谈恋爱，就曾拉着胡欢在电子市场挤来挤去。逛完后，周鸿祎拍胸脯打包票：“咱肯定能挣钱，就是攒机子，我的水平都是最高的。”

那是个炸裂般成长的年代。

1999年5月，中关村的海龙大厦刚开盘，商铺就遭人哄抢，转眼迎来日均三四万的客流。水泄不通的人潮中，任何品牌、任何配件都应有尽有，不论是攒机赚辛苦钱，还是转手倒商铺，月入数万数十万的大有人在。

汹涌的人流、高涨的租金、火爆的市场，为中关村电子市场赢得了“中国硅谷”的盛名，却也渐渐堕落成了骗子大本营。

千元贴膜、万元鼠标、数万元的山寨本……这类坑蒙拐骗的神迹，不断在电子市场上演。

消费者遭遇最多的，则是“换机”套路：你要7000元的A款笔记本？没问题！拿来一开机，就不断蓝屏、重启。技术人员则在一旁“好言相劝”：换B款吧，价钱都一样、性能强得多。用户换来一看，果然更加稳定流畅。殊不知，B款只要5000元即可。

由于坑蒙拐骗太多，网友们自发总结出《中关村防骗手册》。即便如此，真水货、假内存、翻新机防不胜防，“老鸟”都会看走眼，“小白”只会被骗得“满载而归”。

不是没人讨说法，但得先自问有没有叶问“一个打十个”的本事。叫嚣“110我们都认识”的黑导购，算是最客气的；上来敲断鼻梁、群殴砍人的，才是中关村的确有过的暗黑。

据中关村派出所统计：2010年，仅海龙、鼎好、e世界三大卖场的报警纠纷，就高达3527起，抓获黑导购764人次。2011年，官方公布的“北京十大治安乱点”中，中关村赫然上榜。

如此乱象，几乎是给首都抹黑，惹得一位大学生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向北京市领导吐槽：“我想知道，为什么中关村电子卖场骗子那么多、骗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政府不能管管？”

政府当然在管。2009年，海淀区就把工商、税务、公安等31个部门凑起来，组成中关村西区协调管理委员会，工作组入驻卖场、综合整治。但乱象太密太繁，最终管不胜管。

自作孽不可活！2011年，太平洋正式关门，敲响了电子卖场的丧钟！它们的掘墓人，正是从那里走出的刘强东！

1998年，24岁的刘强东来到了中关村，以货真价实赢口碑，靠卖光盘刻录机起的家。2003年非典来袭，他不得已转型线上，创立京东商城，却招招击中了电子卖场的要害：你价格欺诈，我价格透明；你假货横行，我正品保障；你暴打客户，我包退包换……

当年是“南有华强北，北有中关村”。

如今，中关村电子卖场已不复存在。

刘强东最终把京东搬离了中关村，并留下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不是京东革了你们的命，而是你们自己！扪心而问，你们做了多少偷梁换柱勾当？卖了多少水货假货？暴打了多少客户？这是因果报应！”

30多年的喧闹轮回，无非印证了一点：哪怕是卖光盘、赚五块钱，都应恪守最基本的商业正道。

京东狂打电子卖场那些年，顺手把当当、卓越亚马逊等网上书店也揍了个遍。但真正趴下的，却是“北京文化地标”海淀图书城。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总理突然来到这里。他走进咖啡馆，点了杯香草卡布奇诺，在与创业者们的笑谈中，读出了杯子上“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的口号。

这一天，轰动中国的除了“总理同款”咖啡，还有《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以及中关村先行先试的“工商19条”、“食药12条”、“外籍人才新政”等一大波政策利好。

中关村，就此迎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

触发这场变革的要素中，绕不开车库咖啡。

2010年，在一家公司担当投资总监的苏菂发现，在广袤的大北京，看投资项目已然成为一项体力劳动：每天大部分时间在路上，见三四项目算高效。

他脑洞大开地想了想，是不是搞个创业者集中营？

凄风萧瑟中的海淀图书城，就这样落入苏菂法眼。这其中，他特别中意一家面积大、风水差、干啥啥不行的大网吧，把这改造成了车库咖啡。“车库”源于缔造出谷歌、微软、YouTube的美国“车库文化”。苏菂的雄心很大，希望这里能诞生出未来中国最伟大的公司。

要找到车库并不容易。

走进一楼，人们先要在漆黑中穿过一段走廊；再上二楼，才见豁然开朗，隐喻着创业的晦暗曲折。因为偏僻，所以便宜；但苏菂更深的想法是，希望过滤掉情侣、散客，专注为创业者服务。

万事俱备后，万事开头难。800平的地方空空如也，苏菂甚至抓了个熟人团队来暖场。这支创业团队穷得底朝天，借着开业酬宾，连喝15天免费柠檬水，一杯咖啡都没点。

眼见着车库咖啡和创业团队都要黄，苏菂却请动了新浪前CEO、DCM联合创始人林欣禾来掌眼。在苏菂的引荐下，这支PPT都没有的创业团队，拿下林欣禾200万融资。

消息像一枚核弹，引爆了创投圈。车库咖啡人气陡升，创业者蜂拥而至。

没资金、没背景的创业者，很快发现了车库咖啡的妙处。点杯20元咖啡，就能享受一天的办公环境和1G极速网络；再交30元，还能在沙发上过夜。一支5人团队驻扎在此，办公“月租”只要3000块，在寸土寸金的中关村，这就是白菜价。

人越来越多，让中关村管委会和大企业也积极响应。通过车库，创业团队注册公司能走绿色通道；另外，微软给3年正版，阿里给免费云存储，农行有综合金融服务……一连串“福利”算下来，车库能提供300多项创业综合服务。

但这些都不是车库咖啡最致命的吸引力。

扎堆的创业团队，成功吸引了200多家风投机构。雷军、徐小平（真格基金）、王京（险峰华兴）、刘一昂（清科创投）等大佬，曾在此定期出没，戏称“坐台”。而滴滴、ofo、大姨吗、魔漫相机等知名企业，也是在车库咖啡孵化成长，使其暴得大名。

2013年3月，这条200米的步行道，正式变身为中关村创业大街。

于是乎，3W咖啡、Binggo咖啡、36氪等30多家孵化机构疯狂入驻；形形色色的创业者游走于此，混圈子、见名人、谈项目、做路演，个个梦想变身独角兽、颠覆BAT，也造就了这里特有的“21岁创业现象”。

中关村的创业前辈们更生猛。

不论是勤恳创富的，还是敲钟套现的，大都在游艇香槟的快意人生中感觉不兴奋、不刺激。于是冲进咖啡馆、化身投资人，哭着喊着投入了新经济大潮。他们的个人冒险、知识阅历、精神魅力，和磅礴的资本一道，注入了创新企业的精魂里。

前些年，O2O、P2P、大数据、移动互联网还是风口；转眼间，VR、AI、区块链、无人驾驶又成了热门。资本寒冬来了又去、创业咖啡热了又凉，这条大街的深度，已远远超越了200米的表象，不仅成了中国创业创新的风向标与温度计，更将中关村的创业精神延展到了全世界。

40年，弹指一挥间。

今天，从北京地铁4号线“中关村站”出来，步行至创业大街，你便能仰望一部中关村的变迁史。

海淀大街路口，矗立着中关村第一代企业的标杆四通大厦；往北途经海龙大厦、鼎好商城，电子卖场已是人潮散尽；向西的创新大厦、理想国际大厦里，爱奇艺、新浪等互联网英豪风采依然；拐进昊海楼、走进创业大街，车库咖啡里涌动着中关村的无限未来。

不远处的知春路，更是中国互联网的时代缩影。新浪、卓越、美团、今日头条，皆出于此；雷军入金山、投凡客、创小米，辉煌沉浮数十年，都没离开这块巴掌大的地方。

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已经超越地理范畴，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最大品牌。

如今，“一区十六园”的中关村，汇聚了1万天使投资、2万创新企业、3万海归人才，贡献出北京四分之一的GDP，企业总收入突破5万亿；其中，坐拥321家上市公司、70只“独角兽”，占据中国“独角兽”企业的半壁江山。2017年，中关村的专利申请量7.4万件、授权量4.3万件，被美国《福布斯》誉为媲美硅谷的“全球最大科技中心”。

而作为创新风向标的“中关村指数”则显示，中关村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已然超越硅谷。

大批新兴科技企业群星闪耀：寒武纪、华捷艾米的AI、AR芯片，商汤、旷视、地平线的智能识别，百度、驭势科技的自动驾驶，百济神州的抗癌新药，中航激光的大型钛合金3D打印，京东方的柔性显示……正日新月异地改变中国科技产业的面貌。

陈春先或许意想不到，当年他燃起的创业星火，如今早已冲天燎原。

历经改革开放40年，有人无限感慨地表示：农村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科技领域则是中关村首当其冲。这座科技之城，必将成为永久的风口之地。

李克强总理对中关村的评价更加振聋发聩：“中关村充满朝气与活力，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展示着我们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无限创造力。”

而亲历中关村40年、曾与陈春先共创“服务部”的纪世瀛则表示：“中关村的历史，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人。”

参考文献：

《当代北京中关村史话》，柯小卫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中关村笔记》，宁肯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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